一 内外交困的孙科内阁
四届一中全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为中政会常委，又同为中常会常委、国府委员，形式上表现了他们的“合作”，但由于蒋赴奉化，汪称病上海，胡滞留香港，三人之间神既分离，貌又不合，以致号称“合作政府”的孙科内阁，实际上毫无合作可言。
1932年元旦，刚刚改组的国民政府举行就职典礼，却是一派凄凉景象，“到者寥寥，本定九时行礼，乃迟至十二时半始得举行”。对此，新任国府委员邵元冲感慨道：“朝仪不整，式微之兆见矣。” [1] 蒋作宾也慨叹：“政府新而气象不新”， [2] 并断言新政府“恐难达弥月之期矣”。 [3]
孙科政府虽组成，蒋、汪、胡三人依然天各一方，并且互相牵制。孙科是靠支持胡反蒋，而得以出掌行政院的。但“胡展堂汤山被扣释出未久，积忿未泄，正欲抓住陈济棠以反蒋，胡亦无意于哲生之南京政府。汪胡既难合，蒋汪又均不支持哲生。此时仅陈铭枢愿以十九路军驻防京沪，作哲生之后盾，力挽哲生出面组阁。故哲生赴南京之际，形势极为不佳。” [4] 尽管蒋介石宣布下野，但对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依然牢牢在握，处于绝对支配地位。蒋对孙科此次协助胡汉民逼自己下野而获掌行政院，自然深感不满，耿耿于怀，曾在日记中写道：
哲生不肖，总理之一生为其所卖，彼到结果不惟卖党而且卖国，余为总理情义计，良心上实不敢主张哲生当政，乃爱之也。 [5]
蒋介石抱着这种心态，当然谈不上真心同孙科合作。此前，蒋在同宋子文、熊式辉一次谈话时曾表示：“此后如果如愿下野，则决以在野之身，力护继此政府，以求国基之巩固，一反汪、胡等之恶习，以倡导守法之美风。” [6] 但蒋的行动却完全违背上述诺言，处处给孙科设置障碍，逼其自行倒台。
政府机构的运作，必须有财政的支持。蒋介石辞职的第二天即电财政部长宋子文：“闻中旬军费尚未照发，甚为恐慌。无论如何本月份应如期发款维持，勿延。” [7] 得蒋电报后，宋子文即于辞职前将所欠各军军费及各机关政费一律签发支付命令，指令国库如数照付，总额约2000万元。 [8] 12月21日，宋子文向行政院递送辞呈，称：“对财政部事务，声明维持至22日止，请政府另简贤能继任；22日后为职务终了之期，即卸除一切责任。” [9]
同时，在蒋、宋的暗中支持下，“财政全体简任人员十七人，二十三日提总辞职，全体科长二十余人亦总辞职，二十四日各署长已不到署办公，并未因事务官之故依然工作。张寿镛亦辞财次，铁道部长连声海则请长假。此外次要人员，莫不纷纷辞职，不等有人接替即不到部办公，实开‘革命政府’中未有之先例”。 [10] 此举致使孙科接手后的新政府国库空无一文，办事无人，财政完全陷于瘫痪。
宋子文辞职后，孙科本意由孔祥熙出任财长。孔氏原本也有此意，但他静观事态后，深知如无蒋氏的支持是很难有所作为的。据此时已“随孙办事”的简又文回忆：
孔祥熙初欲任财长，事前由其夫人致英文函与孙科表示，即蒙答应。但就职之日清晨，孔夫人又来英文专函，声言孔不干。此余在孙公馆所亲见者。孙氏急切难以物色适当人选，乃临时以铁道部次长黄汉樑署理。黄辞，自知不胜任，甚至痛哭陈辞。迨迫于无奈勉强就职。后只筹得少数现金，杯水车薪，不能维持下去。 [11]
孙科内阁原本任命亲蒋的朱家骅为教育部长，朱立即通过宋子文电询蒋介石“可就职否”。蒋复电曰：“对骝先兄就职否，弟无成见。但以后教育，中央如无方针与实力为后援，则徒供牺牲，殊为可惜耳。” [12] 得到蒋的答复，朱家骅深知如果没有蒋的支持，休想在教育部长的位置上有所作为。第二天，朱家骅即向政治会议提出辞呈，建议蒋梦麟为教育部长。 [13]
而原本与孙科同一战壕的胡汉民，对孙科政权也并非全力支持，只是一味鼓励孙继续反蒋，借此削弱蒋的力量。胡曾密电孙表示：
不问蒋即出与否，一切政策如抗日主张，分兵剿共，成立执行部、政委会等案尽先提出，倘见阻挠，即总辞职。此政治家态度应耳。 [14]
胡汉民此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两广继续保持一个半独立的反蒋局面，对于新政府“并不希望其具以前政府权力，而希望政分会式之政委会早日成立，庶就统一之形式下，各就其范围内自行治理”。 [15] 为达此目的，就在四届一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即决议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 [16] 12月30日，更决议：此后“三机关每月应支经费均由财政部于西南各省海关税项新增部分拨支……嗣后关税新增部分由两广海关税务司核收解交西南政务委员会”。 [17]
胡汉民此举，对新成立的孙科政权根本不是支持，“纵非变相独立，亦即形同割据”。 [18] 宁方邵元冲亦曾对粤方此举评论道：“此皆足以致哲生之死命者。” [19] 这自然引起孙科的强烈不满，立即“十万火急”致电广州，表示万万不可：
查上海和会决议案，原定所有双方四全大会议决案，均提交一中全会处理。一中全会于第二次会议决议改将此项议决案移交四届常会办理。上述三案尤关系重大，自应由四届常会决定颁布条例，始能有所依据，进行组织，方合手续。今由粤方中央、国府联席会议决议，遂行设立，事实上已违反和会及一中全会迭次决议。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一。
一中全会开幕后，双方中央党部即行停止职权，此为党章规定，宁方已是如此。粤方何能独异。今于隔世两日，有此重大决议，不免予人以破坏党章口实，此期期为不可者二。
关税统一征解，中外具瞻，苟非政府对峙，何可割裂。今统一政府甫告成立，而粤方遂有截留关税之举，设使别方借口尤效，岂非立陷中央于僵局。此期期以为不可者三。
上海舆论自接到粤方上项消息，咸为哗然，视为粤方破坏统一，实行割据。国人指责，众口同声，弟等代表粤方情尤难受。特电条陈，务请暂缓发表实行，以图补救，千万千万。 [20]
1932年1月7日，南京中常会讨论邓泽如、萧佛成等人提交的粤方三机构组织条例时，孙科愤怒地表示：“广州执行部、政务委员会、军事分会等应该由常会来讨论其组织，才能着手进行。而广州这一回开联席会，把这三种组织条例同时公布了。此种手续简直是破坏中央决议。”孙科并对广州截收粤海关新增收入的行为表示愤慨，称“此种办法是破坏统一的，中央决不能接受”。最后会议决定“由常务委员详商办法另行提案”，而否决了粤方提出的三机构组织条例。 [21]
汪精卫此时正加紧同蒋介石联络合作，同样不愿粤方另组与南京相抗衡的西南三机构，特派曾仲鸣赴粤，“请济棠取消西南新设三机关”。 [22] 孙科、汪精卫还致电萧佛成、邓泽如，指责“粤设三机关，无异对于统一政府不信任，倘各省效尤，全国又成分割局面”。但萧坚持称：“三机关为适应环境而设，不因汪、孙反对而中止。” [23]
有趣的是，最初在粤四全大会上提议设立三机关的主要是胡派元老，并得到桂系支持，而实力派陈济棠等并未列名。在陈氏看来，有党、政两机关在他控制的省府之上，可以代他抗衡南京中央，还可以接受，但他并不愿再有一个军分会来分他的军权。为此，陈济棠特意致电孙科，解释误会。言外之意，军分会是否设立可商量，不过新增关税他是看中的，还望孙科能多多关照。陈电称：
当时决议原系所有条例等等，须俟中央核定然后发表，所拟人员亦系暂派负责，并非正式任命。乃有一二同志竟将该决议在报纸发表，以致传闻异词。现在军分会尚未设立，执行部及政务会条例经呈中央，如兄及在京同志认为有未当时，可提会修改。至于海关新税，虽有代收之决议，现尚未实行，请兄为粤、为大局妥筹办法，得以向各老先生解释及稍慰粤人之望。 [24]
1月16日，萧佛成、林翼中、陈融、张惠长等粤方骨干赴港同胡汉民“密议三机关问题”，“商定结果，胡决不北上，西南自保政策不变更”。 [25] 然而支持孙科的粤方海、空军将领，在孙的授意下，第二天由张惠长领衔通电全国，表示今后空军将领“誓不参加任何内战，再不为任何个人之工具”。同时海、空军方面还声称：“海、空军权应归中央，听命中央改组两总部”，以示不愿接受西南军事分会控制。 [26]
1月19日，陈济棠、萧佛成等人通电全国，称“军事分会，因中央未设军委会，故遵中央意旨，暂不成立”，但仍坚持遵照四全大会决议案，设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日，陈济棠、白崇禧等人在广州宴请南下的于右任，“力言竭诚拥护新政府”，并表示以上两机关“纯处监督地位，无割据意”。 [27] 至此，粤方拟议组织同南京相抗衡的军事机关——军事分会，在孙科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胎死腹中。
孙科上台后，既求不得蒋介石的合作，又寻不到胡汉民的支持，“政府虽告成立，而我重要领袖犹天各一方，未能荟萃，致使党政最高指导机关，提挈失其重心。” [28] 孙科深感新政权难有作为，在参与逼蒋下野不久，便不得不恳请蒋氏返京主持大政。孙科上台后的第二天（1月2日），即电蒋请求“莅京坐镇”：
新政府虽已产生，以先生及展堂、季新（汪兆铭）两兄均不来京，党国失却重心，弟等何克负荷，不幸而颠踬。弟个人焦头烂额固不足惜，其如国事不易收拾。何以先生平昔爱国、爱党，逾于恒人，想不忍袖手而坐视也。务恳莅京坐镇，则中枢有主，人心自安。 [29]
1月5日，孙科向新闻界谈时局近状时，再次无可奈何地表示：国府组织法修改后，中央最高决定机关在中政会，凡对内对外施政方针，必经讨论决定，政府方能施行。但中政会“负最高指导责任”的三常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均不在京，行政院更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为此，他向新闻界呼吁：扩大舆论宣传，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 [30]
新任国府主席林森在1月初的国府纪念周中更以国民党党歌中的歌词“一心一德，贯彻始终”为题，发表演讲，呼吁党内团结。他说道：
此党歌系昔日总理所定黄埔军校校训，其中以末了此二语为最有力，黄埔生得此教训，故能努力奋斗，成功北伐，统一全国，武装同志深受其感化。今我人体认此八字之意，则专心一致，即是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常言曰：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各位对党国专心一致，继续不断的努力，终能达到最后之胜利与目的。此二语意义深远，今日故特提出，俾各能体认其伟大。 [31]
同时，林森还致电胡汉民，恳请其继续支持孙科，电云：
哲生为总理单传之子，素为公所爱护者，今既然不避艰险，肯牺牲一切，公而忘私，我辈深嘉其志，尤表同情，似不忍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以援助。 [32]
以“焦头烂额”来形容当时孙科的处境，可谓恰如其分；但“袖手旁观，任其焦头烂额，而不加援助”，又正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借此迫使孙科碰够钉子后知难而退，便于蒋东山再起。他在接到孙科1月2日的“劝驾”电报后自记道：“哲生昨任艰巨之才，吾早已一再忠告之矣。彼乃自知不明，易被人惑，恐今日尚未能澈底觉悟也。吾复何能为力哉。” [33]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南京新政权，完全持一种应付的态度。在蒋的授意下，“蒋方人物对时局均持冷静态度，除赴浙者外，在京各委均缄默”。 [34] 当蒋接到陈果夫“我方留京同志开会多不出席，侄等去留应请指示”的电报后，即复电陈“请在京忍耐从事”； [35] 又电宋子文，告以“此时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为惟一工作，对哲生亦不应严拒而联络之”。 [36] 蒋的亲信刘峙亦致电朱绍良，提醒后者：“此时我辈似宜以介公之心为心，暂时缄默，以观大局之推移。” [37] 但是，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特别是有关黄埔军校的人事安排，蒋则毫不迟疑，积极部署。1月9日，当蒋得知张治中拟借口养病准备离京时，则急电张告以“切不可离去军校，当在京养疴”，并同时电何应钦告以“军校如改校长，请速委任文白。勿延”。 [38]
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三人仍无一人入京。尽管汪精卫表示：“病愈入京，对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义不容辞。惟常委有三人，故必须蒋、胡入京，始能成立。本人极盼蒋、胡即日入京。” [39] 其实汪只是借口生病，等待着和蒋一同复出。为此，汪特派唐生智亲赴溪口向蒋表白：“如介石不入京，则精卫亦不入京。” [40] 难怪冯玉祥要讽刺汪精卫此时患的是“政治病”。 [41]
1月8日，在京中央委员开谈话会，“除讨论外交外，对内政佥谓长江军人之态度，非蒋来难驾驭；粤桂之设执行部，非胡来难打销；下层党员之意志，非汪来亦无从齐一。讨论结果，再促三人速来主持”。 [42] 被逼到绝境的孙科在会上沉痛表示：“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人力阻其行，称孙负行政院长重任不能离京。孙说：“短时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众人仍多方劝阻。当晚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樑乘车赴沪。居正得知后，立即赶往车站。此时火车已经开动，居正即命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仍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达到真正团结目的。” [43]
孙到沪后，致电胡汉民，苦诉“入京两旬，以中枢空虚，秉承无自，外交、内政诸大计，均无从进行”，恳请胡“即日来京”。 [44] 并公开发表谈话称：
中枢空虚，为今日国事最大之险象……余观此险象，不能不为党为国再向三先生作一最诚恳请求，苟犹不获允许，则余已智尽能竭，惟有辞职，以免长此迁延时日，贻误党国。 [45]
1月10日，孙科准备同吴铁城赴宁波求见蒋介石，而溪口方面“得吴铁城电，知哲生拟来甬邀介石返京，共支危局，介复电以已入山辞之”。 [46] 孙科被迫中止此行，第二天改派张继、何应钦赴溪口求见蒋，“据云劝蒋出山无结果”。而此时“粤方举动，意气用事，较前更甚，胡意志坚强，决不入京”。 [47]
1月11日，留守南京的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国府纪念周演讲中，无奈地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大家看孙院长谈话，就可明白政府内容环境与责任。孙先生说得很对，实在归结是要求领袖团结。没有领袖的领导，我们很空、很散，没有力量撑此危局。” [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