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蒋汪合流 重掌中枢
1月13日，蒋介石由溪口老家赴杭州。当天，即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特委会组织大纲之际，蒋在杭州公开声称：“愿以在野之身，尽个人之责。” [115] 明白表示他的“隐居”生活终于结束。同时，为了避免复出政坛后粤方的指责和牵制，他进一步表示：
中言辞职乃促成团结，使粤同志可出任艰巨，由此经过可知非本人不负责，乃不容本人负责。自问数年一切设施，均秉党义国法，不敢稍越常轨，被责为独裁，自恨诚信未浮，故愿引一切罪恶，于新政府成立后山居谢客不问政事。而粤迄今尚时有防止独裁言论，既不能见谅，遑何可再以此身问政，然一方又责不负责，进退实两难，故只得以国民地位，尽我对党之衷心而已。外间有促三领袖合作语，本人在党为后进，绝不能当领袖之称。余常言仍愿听先进领导，绝无成见，只须诸先进顾全先后言行，不以中正为不可教，则汪、胡诸同志如推诚入京，余虽在诟谇中，无不乐从其后，尽国民天职。 [116]
张继到上海后立即遵从蒋介石之意公开发表谈话，指陈党内不能团结，责在粤方，以此为蒋氏复出大造舆论：
目前欲解决外交、财政之难关，只有维护统一之一途。统一政府为徇粤方同志之意而组织，其人选大半由粤地来，则无论如何粤方同志应首先表示拥护，始见求统一之真诚……循此以进，统一方名符其实，财政、外交始有办法。届时汪、蒋入京当无问题。余信目前症结不在汪、蒋，而在广东，深盼广东同志，翻然改图，维护统一。尤愿展堂负党国重望，以真诚感动两粤同志……政府亦应负全责，解决广东半独立之状态。 [117]
1月15日，蒋介石电召陈铭枢赴杭了解情况后，亲笔致函汪精卫，令返京的陈铭枢经沪时转交汪。 [118] 随陈一同赴沪的张群衔蒋命同上海金融界会商，政府财政恐慌立解。陈铭枢见蒋汪合作即成，也不敢妄自出长财政部。特委会还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便已形同虚设。简又文对此时陈铭枢的作用和影响曾评论道：
当是时，陈铭枢忽然软化了，冷冷的轻轻的声言：“究竟有兵力较多较强的，讲话较有力些。”陈铭枢的军队是新政府的“擎天一柱”……是则大厦之支，全靠一木。如今即此一木已经动摇了，大厦不倾，其可得耶？当时，孙院长与其他一二人骤闻陈之声言，无异釜底抽薪，自行拆台，如冷水浇背，无能为力。新政府随即解体。 [119]
1月16日晨，陈铭枢至沪，将蒋介石信函交顾孟馀转汪精卫。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同蒋晤面。行前汪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 [120] 此时，蒋汪合作的时机完全成熟。
汪精卫此刻的心态，在一封他事后致其部属，解释为何由“反蒋”到“合作”的信中真实、清晰地流露出来。该函藏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现全文抄录如下：
顷覆一电，想已达览。兹申如左，请晤诸同志时，恺切言之：
我们自九一八以后，与九一八以前态度似乎矛盾，实则一贯。九一八以前，我们抱有一定之政策，并握有一种之力量。我们自信，我们的政策如果实施，至少在内政方面解决农民问题，使共匪无所借口；在外交方面可期得到与国，不致孤立。所以用我们的力量，以期实行我们的政策。力量虽然屡次不幸而失败，但仍不绝的酝酿，及不绝的创造，并不因此灰心。九一八以后，便不同了。当前的问题只是救亡，政策之得失异同，相形之下渺乎其小。而救亡必须力量，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的力量，只要他能作救亡之用，便与之合作，为之助力（助力不是奴隶），而且其他小节概不与较，此为数年以来我们所取之态度，与九一八前看似矛盾实则一贯。
此种态度至于今日仍须一贯，因此我们要有几点注意的所在：
（一）我们将来不出三途（甲）合作，这或者有人说道我们不够股东资格，因为我们没有本钱。（乙）帮忙，最悲观的可以解作助虐（有人如此说），至于奴隶则决乎不是（看了上文便可明白）。（丙）友谊，既无股东资格又不愿做帮忙，那就只有如此。
（二）无论老史、老莫、老希，他们皆不是凭借武力以做成独裁的。例如老希，他的局面自然有一小部分是勉强，但大部分是（1）战后国民全体之悲愤情绪（2）是看破了英法之异趣，乘此破绽，努力猛进，七千万人难道都是傻子要服从一个人，何况这七千万人是何等自负的国民呢。这一点不可忽视，但我国目前正缺乏之一点。
（三）我对于一种人最不满意，就是自己在南京一切皆好，自己不在，一切皆坏。我希望我的同志不要如此。
（四）国内对抗之形势实际似无大害，但对于救亡不可不合作，否则为借刀杀人之计，怂恿别人去做阿比斯尼亚，别人牺牲了，国也随之牺牲。这是何等之罪恶。自然中国到非做阿比斯尼亚不可的时候，只得去做，但要合作，不能叫人单独牺牲。
（五）我的服务有益于国呢抑无益呢？我以为有益。因为我冷静的检察，我一生对国家没有大过，因为我是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数十年如一日的。
季
五，十三 [121]
该信无收件人，信末署名“季”，即汪精卫（汪兆铭，字季新），他在信中向部属解释道，此次入南京，尽管没有实力做“股东”，但也绝不是去做“奴隶”。由此可见，在他心中深知此次蒋汪合作，实际只是“帮忙”而已。但他为重返政坛，即使当不了“股东”，也绝不愿为了“友谊”置身事外。
汪精卫信中提到的“老史”“老莫”“老希”，分别是指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意大利法西斯党领袖墨索里尼和德国纳粹党领袖希特勒。直到此刻，汪仍把自己视为国民党领袖，这实际上也是他最大的政治本钱。因此，他在信中提到的苏、德、意三国执政党领袖，“皆不是凭借武力以做成独裁的”。特别是“老希”的成功例子。而此时的中国，也正面临着战后德国同样的问题（日本的压迫和国民的悲愤情绪），他提醒部属：“这一点不可忽视，但我国目前正缺乏之一点。”汪精卫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获得“老希”式的成功。同时，他也批评胡汉民和粤方领袖在外交上主张对日绝交等激进政策“为借刀杀人之计，怂恿别人去做阿比斯尼亚，别人牺牲了，国也随之牺牲。这是何等之罪恶”。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下，汪精卫为恢复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再次选择了同蒋介石合作。考察汪精卫的这一转变过程，不难发现真正影响国民党各派系的主要矛盾，并非仅是党内领袖间不同的政治态度，更多地还是表现为借“党统”之名，争“党权”之实。一旦蒋汪合作条件成熟，汪就义无反顾地投入蒋方阵营。
1月17日，蒋介石接到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三人联名急电，称：
昨特会仍坚持对日绝交、停付本息两案。今日再开会，预料即开政会，贯彻其大破坏主张。除集合此间同志谋应付外，乞与汪先生会衔以常委名义急电中政会或哲生，称两公不久可到，在未到以前暂缓开会，以挽危局。 [122]
就在这天上午，蒋介石同到访的汪精卫会商成功，达成共识，双方决定“维持南京局面事，并有另行改组之说”。 [123] 于是，蒋可以从容复电叶楚伧等人告以“汪季新已来杭晤面，与弟同电胡、孙。请孙即来杭协商，并愿入京共支危局也。希以此意转益（朱培德）、敬（何应钦）二兄，催哲生速来，与季新见面为要”。 [124] 蒋、汪在致孙科电中还表示他们将候胡汉民来杭，即联袂入京，并要孙再电胡促驾；同时又电胡汉民，请“一同入京，协助哲生及诸同志”。 [125] 蒋在当天日记中慨叹道：
昨夜与今日形势甚急，胡派与冯、李等急欲通过绝交案，以为撒烂污下台之地。各友心急连电呼救，余急电请孙来杭，勿使开会通过也。 [126]
此时，蒋介石已经不需要再对孙科客气了。1月18日，他派毛邦初亲自驾驶蒋氏自备飞机到京，直接到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机赴杭。 [127] 当日上午，蒋、汪又继续会商大局，蒋对汪言：“以孙科之愚，吾辈为总理计，必力为援手于陷阱之中，而置衽席之上。至对于国家大局，吾辈已负诸肩上，尤当高瞻远瞩，深虑熟图。” [128] 从蒋的口气中不难读出其此刻的心态：“国家大局”非负诸其身不可。
下午1时孙科等人抵杭后，即赴烟霞洞会谈。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烟霞洞会议”。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静江、何应钦、张继、孔祥熙、邵元冲等人。 [129] 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向孙科询问会谈结果，孙只是回答：“圆满，圆满。”记者又问：“何时回京？”孙答：“就去。” [130] 邵元冲在当天日记中对会谈内容写道：“介石力推精卫主持大计，众亦多赞同，又对外交问题等均有所商榷。” [131]
同日，胡汉民复电汪精卫，除继续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仍幻想汪能支持孙科内阁，企图阻止蒋汪合流，胡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而吾辈以在野之身，竭诚为政府之助，则对内对外自能发展，开一新局势。” [132]
汪精卫得胡汉民复电后，一度“心中犹豫变计不行”，蒋介石对此深表不满，自叹曰：“展堂不止自不来京，而且欲阻吾人入京，其处心积虑，必欲使国亡民困，不恤总理，且陷哲生。鬼计阴谋，昭然若揭。吾人不可为彼所惑，又何可与之同流而合污哉。”为此，当蒋见汪复胡电有“拟不入京”之语时，立即改为“立候北来”， [133] 并再与汪联名致电胡汉民，电文如下：
巧电敬悉，所示各同志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责任内阁之职权，贯彻其政策，而我人以在野之身竭诚赞助，极佩伟论。弟等此次邀同我兄入京，即为欲达到此目的。盖即使我三人此时不敢与人遥承政治会议常务委员之责，而既备员中央，则对于政治会议不能不参加，以表竭诚赞助之意，此为一般同志所责望于吾三人者。昨日哲生兄由京抵杭，借悉哲生兄亦已电恳吾兄即日北来，值此国难严重时期，吾辈三人与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时商榷，诚不如同聚首都，随时献替，较于党国有裨。谨再电奉请吾兄克期北来，共赴国难也。 [134]
当晚，蒋介石临睡前再次叹曰：“哲生庸暗，季新狡猾，当此危局，余苟不力为支持，天下事尚可问乎？” [135]
此时一贯反蒋的冯玉祥，面对外辱也深感国民党内部需要统一，同时自身处境相当尴尬，“冯系将领不敢再隶渠下，冯无出路颇窘”。 [136] 而蒋介石更是通过黄郛加紧拉拢。
冯玉祥同黄郛的关系相当密切，早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突然阵前倒戈，回师北京，驱末代皇帝溥仪出宫后，即请黄郛出任摄政内阁总理。1927年宁汉对峙时，冯玉祥于徐州会议后公开支持蒋介石。冯氏要求武汉方面“清党”的通电稿，就是出自黄郛之笔。 [137]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闭幕后，冯玉祥到上海活动，寻找出路。据黄郛日记载，冯到上海后自1月1日至5日，冯、黄二人几乎天天宴谈。3日、5日两天，冯还借黄的寓所会见宾客。其间，黄郛更主动同“刘定五、杨畅卿商谈蒋冯间结合办法”。 [138] 面对蒋介石的拉拢，冯玉祥暂时放弃了自己多年来坚持的反蒋主张，并向黄郛表示：
蒋与汪合作，我即与蒋合作，如不要汪，只是拉我，我不去也。我们应当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救亡是不分彼此、不分党派的。谁不团结，谁不抗日，谁即没有救亡的资格。 [139]
胡汉民对汪精卫在政治上的反复无常，深恶痛绝，只是此次被蒋介石扣押，为了反蒋而不得不联汪。然而汪精卫又一次自食其言，令胡汉民十分愤慨。可是，他此时除了能发表一些斥责蒋、汪的言论外，已无能为力了。气愤之余，胡汉民于19日同中山大学学生请愿团谈话，公开宣布拒绝同蒋、汪合作。他表示：
汉民自十七年入京，计留京三年又二月，未出都门一步。晨夕孜孜，未箭稍苟逸，不特志不伸，言不听，且遭人嫉忌，必至幽囚而后已。今蒋、汪两先生之主张如此，是凿枘不相容，已可概见，故病不能行，固为事实，而主张之不同，尤为明显之事实也。 [140]
1月20日，孙科、汪精卫等人一同乘火车赴京。途经上海时孙科针对胡汉民的言论，发表谈话：
此次承蒋、汪邀本人到杭晤谈……力劝蒋、汪先行入京，已得蒋、汪慨允。汪今晚由沪去，蒋明晨飞京。中枢充实，困难之时局可望日有转机。至胡复汪、蒋电中谓在野赞助语，本人以为在广义言，现政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一中全会所产生，非一二人所成立，则整个国民党可谓在朝，中委尤无在野之可言；自狭义言之，蒋、汪、胡均是中委，固可以中委资格参与政事，更不能分别在朝在野。余深信三先生来京，共同负责，只有指导政府决定大计，使政府当局有所秉承，乃能负责做去。三先生身为常委，负党国重望，若相率不前，致陷中枢空虚，使内政外交迁延不决，则政府同人虽欲负责而无从，其为害者大。余经以此意电胡，以胡先生之明远，想必为然。 [141]
1月21日，蒋介石由杭直接飞到南京。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般观察，孙科显然未能主持全局，大势所趋，汪、蒋必分负党政重责。冯亦将于此时与蒋、汪合作，搜集旧部，逐渐回复政治地位。” [142] 特别是蒋介石“在杭州东南日报发表之谈话要点，对孙氏了无好评。弦外之音，益使孙氏感觉无从乞取助力”。孙科知道自己的戏快唱完了，遂“有引退之意”。 [143]
1月22日，蒋介石、汪精卫入京后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先由何应钦报告前方“剿赤”军事问题，次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人暴乱情形，再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近况。报告毕，与会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介石起立发言：“关于对日问题，无论战与和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 [144] 蒋在谈话中还指责粤方胡汉民破坏统一，并称：“外交问题，全在国内自强，故非先统一国内不可。如广东能切实归附中央，则对内对外，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否则以广东人而亡国民党，以国民党而亡中国。亡国之罪应由广东人负之。” [145]
1月24日，特务委员会议开会讨论国难问题。蒋介石和汪精卫二人发言最多。由于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会议否决了外交部长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陈友仁当即提出辞呈，离京赴沪。孙科借口追陈友仁回任，随之赴沪。据《事略稿本》记载，当天下午蒋介石“访孙科不遇。公曰：‘哲生昏暗，易被人利用，其或将不辞而行乎？’到励志社与汪兆铭相见，汪谓：‘哲生往沪邀陈友仁回任。’公曰：‘此其借口之辞耳。愚哉！哲生是非不明，人鬼不辨，孤负余援手之心矣。’”当晚，蒋介石临睡前思孙科事，再次叹曰：“哲生岂其终不可救药乎？追念总理，心何能安。” [146]
果不出蒋氏所料，1月25日孙科即随陈友仁在沪同时发表辞职电。下午中常会开会讨论孙科辞职案时，仍决议：“去电孙科同志取消辞意，即日回京，并推张人杰、张继、居正三同志前往催促。在未回京以前，由陈铭枢同志代行行政院长职务。” [147] 随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赴沪挽留，但“孙辞意坚决，拒绝见客”。 [148] 此时谁都清楚，双方的行为不过都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罢了。据蒋作宾观察，“汪实有意取得政权，孙窥其意，故愤而辞职”。蒋并评论道：“国难当头，各怀异志，前途至可悲也。” [149] 蒋作宾之言并非无根据的猜测。当蒋、汪入京之初，蒋介石曾主张“以政治由哲生主之，党务由季新主之，三人共负其责，观汪之意尚不足也”。 [150]
1月26日，蒋介石告汪精卫：“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 [151] 次日，蒋又致电宋子文：“财政无人主持，请兄即夜入京相商。” [152]
1月27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汪精卫主席，通过重要决议案两项：
（一）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指定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馀、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幹为常务委员。 [153]
1月28日下午，蒋、汪再次会商外交方针，“确定二点：一积极抵抗，一预备交涉。”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汪精卫终于表示愿就行政院长之意。当晚9时开临时政治会议，蒋介石主席，决议：
（一）行政院院长孙科同志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铭同志为行政院院长；（二）立法院院长张继同志辞职 [154] 照准，选任孙科同志为立法院院长，在立法院长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长覃振同志代理。
会议结束前，叶楚伧表示：“兄弟有个声请，照规例讲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应由中央常会来选任。至各部部长则由政治会议来决定。所以现在应同时开一次中央常务会议，来做个决议，以示规例。” [155] 于是，当夜10时，再开中常会，仍由蒋介石主席，表决通过了以上决议案。 [156]
就在当夜会议进行期间，日本侵略者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又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武装进攻。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奋起抵抗。
1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做出重要决议三项：
一、政府迁都洛阳；二、在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陈绍宽、陈铭枢、唐生智等11人为委员；三、选任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罗文幹为外交部部长，批准黄汉樑、陈友仁辞职。 [157]
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护送新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政府首脑渡长江到浦口，乘火车转赴战时首都洛阳。当晚蒋宿浦口，在日记中他记下了自己这一天的忧愤心情：
今日上午会敬之、益之、墨三，再会党务干部后，即请林、汪二先生过江。林则延缓以为多事，汪夫人亦有难色。余无职责而不能不为负责之事。观此内情，心地之苦，无以复加。然为国为党，又不能不忍痛茹苦以行也……既无职权，又恐其怀疑。又恐各方对其失礼。此时余诚忍耐之时，受屈之时乎？林、汪专车八时开行，余留宿浦口候消息，恐余等离京后，外交与社会军心不安也。 [158]
1月31日，蒋在日记中再次记下了今后的行动准则：“既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应该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而统一。只有礼让他人得名，而余退下为其部属，助其成名也。” [159]
此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一些非黄埔系的地方实力派军事将领，纷纷致电蒋介石表示拥戴，请蒋恢复军权。其中最为恳切的就是正在上海率领十九路军抵抗日军侵略的蒋光鼐、蔡廷锴。2月1日，宋子文电蒋报告：“兹晤蒋光鼐总指挥，据云目下时局紧急，军事提挈不可领袖无人。现拟由十九路军蒋总指挥、蔡军长、戴司令等联名通电，敦请钧座出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以便统率全国军人，一致对外。” [160] 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也电蒋表示：“军事应有中心，请督率袍泽，早济时艰。” [161]
蒋介石既已决定“不能由余之名义统一，则应设法使实际上由余之行动而统一”，故在时机尚未成熟、党内反对势力仍炽之时，唯有暂时忍耐。因此，他复电宋子文转告蒋、蔡：“此时无设总司令之必要，否则对内对外或生不利影响，亦未可知。如果事实上有必要之时，则为公为私，皆所不辞。” [162] 同样，对宋哲元的来电批复道：“出处事小，军国事大。不能不慎重出之。” [163]
随着战事的发展，蒋介石重掌军权的愿望很快实现。3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选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根据《军事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直隶国民政府，为全国军事最高机构；军令事项，由委员长负责执行。 [164] 14日，朱培德辞去参谋总长的职务，并力荐蒋介石兼任该职。朱氏还在中政会上表示：“查此国家存亡之际，负参谋部之重任者必其人之精神可以贯彻全国军队，必其人之声望为全国军队所信仰，始克胜任愉快而不致偾事。蒋中正同志为全国军队所信仰，蒋同志之卓绝伟大的精神，已贯彻于全国军队。”中政会决议通过此案。 [165] 至此，蒋介石再次重掌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遭“非常会议”逼迫下野之耻。
至此，还有一段插曲值得记下。孙科因不满蒋汪合作而被逼下台，适逢“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孙科于是召集在沪的中央委员，拟组织“临时政府”，同蒋汪政权抗衡。据黄郛2月1日日记载：
至静江宅会议……各报告奔走经过，最后庸之报告与哲生谈判经过。知昨晚孙宅之发起中央委员会议，本拟在沪组织临时政府，并诋迁洛办公谓仓皇出奔，又诋卅一日电中发表之十九人完全为蒋汪两派中人等等不堪入耳之言。国难至此犹作是言！后经明谊、铁城、庸之解说后，孙始允不组织政府，改为“中央委员驻沪办事处”，取消卅一日电内之所谓“中央委员会、国民政府联合办事处”。已推定常务委员七人，孙科为主席，下有薛子良、孔庸之、程颂云等诸人常委，下设五委员会，曰军事、外交、财政、民众运动、宣传。每委员会各设正副主任，下置委员若干名。 [166]
由于孔祥熙等人的调停，孙科最终放弃了公开组织反抗国民党中央的新机构。2月中旬，“中央委员会驻沪办事处”致电国民党中常会报告其组织及人事安排，并表示“以后当随时电陈关于沪事重要决议”。其具体人事安排如下：
（一）推孙科等七委员为常务委员；（二）陈铭枢、程潜为军委会正副主任，蒋光鼐等为委员；（三）陈友仁、吴铁城为外交委员会正副主任；（四）孔祥熙、杜镛为财委会正副主任；（五）刘芦隐、李材为宣委会正副主任；（六）马超俊、何世桢为民运会正副主任；（七）叶恭绰、刘维炽为交通委员会正副主任；（八）甘乃光、陈剑如为秘书室正副主任。 [167]
“中央委员驻沪办事处”至淞沪停战协议签订后，即告结束。 [168] 此一国难声中之插曲，亦可算是孙科等人在这次反蒋运动中的最后一次反抗与挣扎。
国难当头，国民党内各政治派系都不得不相互妥协。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再次形成以蒋介石为主导、各派联合统治的局面。
[1]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日，第817页。
[2]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日，第397页。
[3] 蒋作宾在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闻阿科新政府因分赃问题屡起斗争，环顾四围空气亦知不妙，欲结蒋以固位，无如不满之风声已播，恐难达弥月之期矣。”（《蒋作宾日记》，第397页）另据《事略稿本》1932年1月2日记载，蒋介石得贺耀祖电谓：“新政府元旦就职时，府委仅方振武、薛笃弼、刘守中、经亨颐、孔祥熙五人，院长仅孙科、于右任二人，副院长仅陈铭枢、覃振二人。余均不到，且迟至三小时后始行礼。全场惰气充满，大不景气。”
[4]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35页。
[5] 蒋介石日记，1931年12月1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458页。
[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0月1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122页。
[7] 《蒋中正电宋子文军费应如期发放切勿拖延》（1931年12月16日），《筹笔》第62册，“蒋档”：04-0542。
[8] 《宋子文签发支付命令》，《申报》1931年12月24日，第4版。
[9] 《宋子文辞呈昨送达行政院》，《申报》1931年12月22日，第7版。
[10] 《各部长纷辞职》，《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2年1月1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11] 简又文：《冯玉祥传》，第350—351页。
[12] 《蒋介石复宋子文电》（1931年12月31日），《事略稿本》第12册，第522页。
[1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1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14] 《胡汉民致孙科电》，《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第70页。
[15] 《天津有日特讯》（1931年12月2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779。
[16] 《廿年十二月卅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22.49-6。
[17] 《廿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联席会议讨论事项（广州）》，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22.49-6。
[18] 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143页。
[19]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9日，第820页。
[20] 《孙科等致邓泽如萧佛成电》，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22.48-1。
[2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7日）、《第四届中央常会速记录（第1-15次）》，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此时地位相对超然的陈铭枢则对广州三机构问题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态度，他在当天中常会讨论时说道：“本席也赞成由常务委员另外定一个条例，提下次讨论。现在本席对于常务委员将要另外定案之前，先来供［贡］献一点意见。本席以为此问题不可以根本推翻，要维持国家法律精神之下，求事实变通为原则。至于执行部问题，本席以为以中央委员所在地设一临时机关来负最高指导的责任，未始不可。这并不是说有了临时机关，就把党的权力分散。还是由中央指定其权限，只准其在权限内担任指导的工作。至关于政务委员会问题，本席以为可以根据北平政务委员会设立先例，在广州也可以设立广州政务委员会，但不可以称为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免他人的误解。至关于军事分会问题，本席以为中央既没有军事总会，不能设军事分会。但可依照北平绥靖署之例，在广州设广州绥靖署，以广州军事长官为绥靖署主任。”
[22] 《天津佳日特讯》（1932年1月9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047；《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23] 《汪孙阻粤多设机关》，《民国日报》1932年1月9日，第1张第2版。
[24] 《广州陈济棠致南京孙科虞电》（1932年1月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1/0251。
[25] 《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5页。
[26]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93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6日，第1张第3版。
[27] 《广州之三机关》，《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28] 《陈铭枢电促胡汪蒋》，《中央日报》1932年1月7日，第1张第4版。
[29] 《孙科致蒋介石冬亥电》（1932年1月2日），《事略稿本》第13册，台北：“国史馆”，2004，第9—10页。
[30] 《孙院长招待新闻界》，《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第1张第4版。
[31] 《纪念周两报告》，《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32] 《陈铭枢回忆录》，第87页。
[33] 《事略稿本》第13册，第10页。
[34] 《天津灰日特讯》（1932年1月10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049。
[35] 《蒋介石致陈果夫电》（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20页。
[36] 《蒋中正电宋子文缓来奉我方当设法促成各方攻粤》（1932年1月9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9。
[37] 《南京刘峙致南昌朱绍良有电》（1931年12月25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2043。
[38] 《蒋介石致张治中电》《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2年1月9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23页。
[39] 《汪精卫盼蒋胡入京》，《中央日报》1932年1月6日，第1张第3版。
[40]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2日，第821页。
[41]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0日，第559页。
[42] 《天津佳日特讯》（1932年1月9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048。
[43] 《孙科迎汪于右任迎胡》，《大公报》1932年1月10日，第1张第3版。
[44] 《孙电胡汉民》，《申报》1932年1月11日，第9版。
[45] 《孙科重要谈话》，《申报》1932年1月10日，第13版。
[46]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0日，第820页。
[47] 《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48] 《申报》1932年1月12日，第9版。
[49] 《上海会谈情形》，《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50]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3日，第561页。
[51] 《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39、53页。
[52] 《陈铭枢回忆录》，第89页。
[53]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32年1月15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42页。
[54] 《公债风潮记》，《大公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55] 《蒋中正电刘峙无出山理由念旧部属饥寒中央如无法给养在中央税收借支》（1932年1月15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616。
[56] 《孙科返京前谈话》，《申报》1932年1月13日，第9版；《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页。
[57]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58] Chang Chin-sen，The Third Force in China （New York：Bookm an Associates，1952），p.101.
[59] 简又文：《宦海飘流二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7期，1973年7月，第92页。
[60]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3页。
[61] 黄汉樑：《节约与改革》，《民众论坛报》第1卷，1932年1月9日，转引自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12.
[62]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9页。
[63] 《蔡廷锴回忆录》，第272页。
[64]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168页。
[65]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8页。
[66] 《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67] 《国闻周报》第9卷第4期，1932年1月18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7页。
[68] 《黄汉樑上国民政府呈》，《申报》1932年1月14日，第13版。
[69] 《陈铭枢回忆录》，第90—91页。
[70] 上述两段引文均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3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14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6。
[71] 《停付息金议已打销》，《大公报》1932年1月17日，第1张第3版。
[72] 《陈铭枢回忆录》，第91页。
[73]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4日，第561页。
[74] 《陈铭枢长财说作罢望银界推人》，《大公报》1932年1月16日，第1张第3版。
[75] 《公债风潮有转圜》《银界允协助办法尚未定》，《大公报》1932年1月16、17日，第1张第3版。
[76]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3日。
[77] 《张群谈话》，《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第2张第3版。
[78] 《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9页。
[79] 《公债市况渐趋活跃》，《民国日报》1932年1月20日，第2张第3版。
[80] Howard L.Boorman，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3（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p.164.
[81] 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p.119.
[82] Ch’ien Tuan-sheng，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1912-1949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p.97.
[83] 《困勉记》卷21，“蒋档”。
[84]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8日；另见《困勉记》卷21，“蒋档”。
[85] 沈云龙、张朋园、刘凤翰：《刘航琛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45、192页。
[86] 《何成濬等发起九省联防会议》，《申报》1932年1月1日，第2张第12版。
[87]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32年1月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19页。
[88] 《政局虽未定九省联防是谣传》《刘峙亦电辟九省联防之谣》，《大公报》1932年1月5、7日，第1张第3版。
[89] 《太原孙司令楚昌密真电》（1932年1月1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510。
[90] 《汉口邱甲致重庆刘湘真电》（1932年1月11日）、《重庆刘湘致汉口何成濬真二电》（1932年1月11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2111、2112。
[91] 《上海煜如日密马四电》（1931年12月21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60。
[92] 《天津解慎安四密篠电》（1931年12月1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61。
[93] 《上海煜如芷青功密篠电》（1931年12月17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26—0630。
[94] 《南京王树翰致北平张学良养丑电》（1931年12月2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915。
[95] 《北平华觉明致汉口何成濬宥电》（1931年12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2045。
[96] 《上海芷青天密祃电》（1931年12月22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699—0704。
[97] 《上海煜如芷青天密勘电》（1931年12月28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738。
[98] 《南京马福祥致许昌马鸿逵虞电》（1932年1月7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1/0150。
[99] 《广州潘宜之先生二密铣电》（1932年1月1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517。
[100]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8日，第21—22页。
[101] 《蒋中正电宋子文旨在巩固张学良地位请其勿辞》（1932年1月8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7。
[102] 《蒋中正电周骏彦旧历年关近金融风潮必剧款项需三日内办妥》（1932年1月8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598。
[103] 《太原孙司令楚昌密真电》（1932年1月11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510。
[104] 《何应钦呈蒋公一月青电》（1932年1月9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5] 《蒋公致何应钦并转朱培德陈果夫一月灰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6] 《孔祥熙呈蒋公一月蒸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7] 《何应钦呈蒋公一月蒸电》（1932年1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08]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0日，第24页。
[109]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0日。
[110] 《高秘书长凌百呈蒋公一月真电》（1932年1月11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1] 《陈立夫呈蒋公一月真电》（1932年1月11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12]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2日。
[113] 《省克记》卷5，1932年1月12日；另见《困勉记》卷21，多记一句：“又曰：敬之实太不争气，可叹！”均见“蒋档”。
[114] 《蒋中正电张群到杭始知孙科返南京决行积极政策表明无不赞助》（1932年1月13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609。
[115]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4页。
[116] 《蒋中正之重要表示》，《中央日报》1932年1月15日，第1张第3版。
[117] 《张继谈盼粤方取消特种组织》，《中央日报》1932年1月15日，第1张第3版。
[118] 《陈铭枢回忆录》，第95页。
[119] 简又文：《冯玉祥传》，第351页。
[120] 《汪精卫昨赴杭晤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7日，第2张第3版。
[121] 汪精卫：《九一八前后态度之说明》（1932年5月13日），党史馆藏，钢笔原件：240/79。
[122] 《叶秘书长楚伧呈蒋公一月筱电》（1932年1月17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23]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17日，第401页。
[124] 《蒋介石致叶楚伧等电》（1932年1月17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52页。
[125] 《致孙哲生电》《致胡展堂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126]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17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3册，第53页。
[127] 《孙何飞杭烟霞洞商谈大政》，《大公报》1932年1月19日，第1张第3版。
[128]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8日，第54页。
[129]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第822页。
[130] 《孙科飞杭敦促汪蒋》，《民国日报》1932年1月19日，第1张第3版。
[131] 《邵元冲日记》，1932年1月18日，第822页。
[132] 《胡复汪铣电》，《民国日报》1932年1月18日，第1张第3版。
[133]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9日，第56页。
[134] 《汪兆铭蒋中正致胡汉民皓电》（1932年1月19日），《事略稿本》第13册，第56—58页；《国闻周报》第9卷第5期，1932年1月25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页。
[135]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19日，第59页。
[136] 《南京张慕先致长沙何键寒午电》（1932年1月14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1/0296。
[137] 《亦云回忆》，第283页。
[138] 《黄郛日记》第8册，1932年1月1—5日；第9册，1932年1月24日。
[139] 《冯玉祥日记》第3册，1932年1月18日，第563页。
[140] 《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第644—645页。
[141] 《孙科过沪发表谈话》，《大公报》1932年1月21日，第1张第3版。
[142] 《天津养日特讯》（1932年1月22日），《各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60/1953。
[143]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63页。
[144] 《汪蒋到京后昨午开谈话会》，《中央日报》1932年1月23日，第1张第4版。
[145]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2日，第66页；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65页，该书仅摘录了此段文字的前两句，而无最后一句。
[146]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4日，第72页。
[14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5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
[148] 《中常会慰留孙科》，《中央日报》1932年1月27日，第1张第3版。
[149] 《蒋作宾日记》，1932年1月26日，第403—404页。
[150]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23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3册，第69页。
[151] 《事略稿本》第13册，1932年1月26日，第80—81页。
[152] 《蒋中正电宋子文财政无人主持请即入京相商》（1932年1月27日），《筹笔》第63册，“蒋档”：04-0627。
[153]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1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7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54] 四届一中全会选举张继为立法院长，张始终未就职，“主因以展堂去职，不愿为参加和议，而幸得立法院长也”。见《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无出版时间，第17—18页。
[15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5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8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56]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8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
[157] 《中央日报》1932年1月30、31日，第1张第4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26次临时会议速记录》（1932年1月29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58]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30日；另见《困勉记》卷21，“蒋档”。
[159] 蒋介石日记，1932年1月31日；另见《省克记》卷5，“蒋档”。
[16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2年2月1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1032549。
[161] 《宋总指挥哲元呈蒋公三月蒸电》（1932年3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62] 《蒋介石复宋子文电》（1932年2月2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1032548。
[163] 《“宋总指挥哲元呈蒋公三月蒸电”批复》（1932年3月10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164] 《中央党务月刊》第42—44期合刊，1932年3月，第14页。
[165] 该日会议并决定：“本日各种决议案均不发表。”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303次会议速记录》（1932年3月14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00.1/127。
[166] 《黄郛日记》第9册，1932年2月1日；沈云龙编著《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下册亦摘录黄氏日记数语，见该书第476页。
[167] 《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速记录》（1932年2月18日），党史馆藏，毛笔原件：4.3/1。杜镛，即杜月笙。他同孙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此次反蒋过程中杜的态度还是一个谜。孙科最初所以能从上海秘密出走广州，参加“非常会议”，就是因为得到杜氏的暗中帮助。（见《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2页）有美国学者指出：孙科内阁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孙科没有得到上海青帮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支持来压制银行界……杜和张仍然忠于蒋介石，并且煽动反对孙科”。（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 ，p.119）这一论点缺乏有力证据，仅是表面现象。
[168] 邓公玄：《浮沤掠影》，台北：邓张近溅印，1979，第125—127页，转引自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