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特委会的成立与金融风潮
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天各一方，合而不作，导致中政会不能开会。国难日急，而一切大政方针无法确定。1月11日晚，走投无路的孙科在上海约集陈铭枢、邹鲁、李文范、陈友仁、马超俊、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吴铁城等人会商国事，决定破釜沉舟，在蒋、汪、胡不能入京时，设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负中央一切政治上责任，以适应国难及迅速处理各项政务。 [49]
1月13日，在沪各中委联袂入京，并邀在京中委同赴孙科寓所举行特别会议。冯玉祥对此次会议结果，极表赞赏，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八时，参加特别会议，直讨论到夜两点始散会。于右任先生最初发言，引起了全会讨论的情绪，愈讨论情绪愈高，大家都很热烈的恳切发言，纵谈时局之紧张及民族之危机，要把救亡工作放在第一步。我极佩服。此次会议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决不像过去那样聚餐式的“清谈馆”，毫无一点革命的意义。像这样的虚心研究，热烈讨论，国难问题之核心自不难被揭穿而暴露出来。我很盼望这次特别会的作风能长久的保持下去。 [50]
1月14日，南京中常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议：
（一）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
（二）推于右任、张人杰、张继、居正、孙科、陈铭枢、叶楚伧、朱培德、何应钦、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陈友仁、顾孟馀十四委员为中央政治会议特务委员会委员。
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一条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未实行负责以前，为应付国难，迅速处理紧急政务起见，于中央政治会议设特务委员会，专负其责。但关于重要方针，仍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之。” [51] 其中的“但书”内容是出自于右任、张静江等人的意见。 [52] 至此，孙科政府虽然在法理上拥有自由处理政务的权力，其实对“重要方针”依然无权处理。而当蒋介石得知此事后，立即致电朱培德表示强烈不满，并指示：“特别委员会应积极设法打消，请转在京诸同志，此等破坏政府编制举动，大不利于中外之观听也。” [53]
孙科上台时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财政和外交问题，特别是财政入不敷出，成为孙科内阁的致命伤。自统一政府成立后，两广扣留的旧税不但未还，新税仍继续扣留；东三省沦陷后东北军经费完全取之于华北，且每月不敷甚巨；湖北何成濬截用江汉关税；山东韩复榘挪用国税；福建当局擅扣统税；其他各省也相继效法。而中央政府每月税收仅得上海关税和统税700万元。 [54] 甚至连蒋介石也暗示部属可以截留国税。当蒋获知刘峙所部给养困难时，就致电刘峙表示：“如中央无法发给，给养只可在中央税收借支，以免冻饥，但不可蒙截留之名也。” [55] 当时的财政窘况正如孙科所说：
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穷，中央收入，每年本有四、五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一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既已净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债，于事何补。最近政府每月财政实收不过六百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经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仍需千八百万。政费教费，尚须四百万，不敷数月达千六百万。财政达到如此极度之困难，即维持国家组织最少限度之必需经费，亦势不能支持。外交、军事种种问题，即有良好办法，亦形格势禁，不能决定。 [56]
这是蒋介石、宋子文下台前有意布下的一粒棋子。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樑派员接收国库时，不仅“未得分文现金，而宋且拖欠银界千万元。财部旧人员，自有统系，凡薪给在五百元以上者，早已奉命一律辞职”。 [57] 不仅如此，宋子文辞职时将财政部的文书档案全部搬走，有意给新政府造成困难。 [58] 宋还公开预言孙科政权维持不了三个月，借以损坏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信任。 [59]
黄汉樑本是金融界的后进，资望甚浅。黄氏尽管曾任和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经理，但因其是福建人，不算江浙集团的头面人物，“与东南金融界人士素乏联系”。 [60] 加之宁粤对峙期间，广东方面曾经严厉攻击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这就更加深了上海银行界对新政府的不信任感。
为了加强上海金融界对新政府的信任，黄汉樑任命江浙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林康侯为财政部次长。黄氏上任后第一次赴上海筹款时曾向金融界保证：“竭尽一切努力来严格支持赔偿基金，以便政府能履行偿还债券的责任。” [61] 但黄的努力成效有限，他原本计划先筹1000万元，经多方奔走，只得300万元。照中央军费核减后每月1800万元计算，仅够5天开销。而当时各军代表40多人，齐集军政部索发欠饷。 [62] “但军政部的军需在一月前已宣告破产”，何应钦曾对亲自上门索饷的京沪卫戍部队蔡廷锴表示“伙食问题尚无确实办法”，只是口头答应倘“军需稍有着落，即先给你部”。 [63] 董显光在其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亦曾描述了他自己的亲身感受：
无经验的政客旋即表现窘迫之状，他们已渐认识事实，知道他们与军人之间并无保障；军人所畏惧者只是蒋总统，而不是继任其职位之人。一时谣言颇盛，谓各省军人正企图新组织的政权。 [64]
种种情势，逼迫着孙科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当1月11日晚孙科等人在上海讨论设立特务委员会时，孙科和新任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为应付财政困扰，曾提议暂时停止支付内债本息，挪用内债基金以应政府开支，以6个月为期。当时政府每月用来偿还内债本息额高达3400万元。 [65] 但这种极端措施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此提议尚未正式通过，第二天上海银行界代表就向孙科质询。“孙默然不加否认，大有回京后，即提出中政会通过实行之意。” [66]
此举引起国内金融界大哗。1月13日，上海、北平、天津等市银行公会纷纷发表通电反对。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证券商人联合提出维持内债信用的三项办法：“一、由持券人自行接收债券抵押各税之税收机关；二、对于现在经收税收之中央银行及保管内债基金之负责人员，责成其负责保守政府从前法令；三、对于破坏公债信用及截留税收之政府官员，社会上应严重反抗之。” [67] 这是上海金融界对政府提出的最后通牒，也是给孙科内阁的致命一击。此举也彻底堵绝了黄汉樑的筹款之路。黄慑于上海商人的恫吓，当日被迫提出辞职。 [68] 孙科也跟着不辞而别，跑到上海。力主停付公债本息的陈铭枢闻讯后，立即飞往上海劝孙回京主持。据陈回忆：
见面后，我问：“你怎么又走了呢？”他说：“上海银行界不支持，财政无办法，黄汉樑又辞职了，没有人肯来当财政部长，我没有办法。”我说：“笑话！政权在我们手里，操刀必割，你还怕商人不就范吗？”他又说：“谁来当财政部长呢？”我说：“我早同你说过，我既被拉入了政府，你纵有任何苦难，我都愿意替你承当！财政部长没人当，就让我来好了。” [69]
陈铭枢的慷慨陈词，暂时稳住了孙科。1月14日，孙科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临时中政会，讨论外交、财政方针。陈铭枢再次激昂地表示：
财政的前途既是荆棘满地，政府也该用非常的手段，来打开这非常的局面。所以我个人主张，在今日状况之下，要渡过这样严重的难关，只有停付公债本息的一途了。所以我说，今日谁去长财政，谁便是个刽子手了。
中政会在讨论财长人选时，大家多推三阻四，陈铭枢最后表示：
兄弟对财长一职并不是怕牺牲而绝对不肯担任，只是希望政府无论谁来长财政，总要先确定一个方针来……只要政府定下方针，我便抱定牺牲的决心，依照先哲所谓“与其无人格而生，不若死灭之为荣”的名言，不避艰难，负责做去。
但孙科还是不敢当场拍板，会议决定外交、财政两问题交由15日特委会最后决定。 [70] 尽管第二天特委会议决停付公债本息，但“未经中政会议定，尚不生效力”。 [71] 而陈铭枢将出长财政部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当时在香港做寓公已久的梁士诒（北洋交通系领袖）得知后，立即致电陈铭枢，称：“陈将军，你是军人，千万不要在中国财政界开这一恶例。”这封电报半是忠告，半是恫吓，实际是暗示陈：军人不可做财政部长。 [72] 同时，在政府内部陈铭枢虽然得到冯玉祥等人的支持，冯甚至在日记中写道：“陈真如先生对于财政的办法，真有斩钉截铁之决心，为了国家，不辞任劳任怨，实可钦佩！” [73] 但陈的行动遭到亲蒋、亲汪两派的张静江、顾孟馀等人的坚决反对，吴铁城、陈公博也不顾特委会决议，积极同上海金融界联络纾解办法。至此，陈铭枢因众人反对也不敢再坚持出掌财政部。 [74]
1月15日，吴铁城代表政府同银行界协商救济财政。“吴表示政府决减政费，月定二百万，军费月一千六百万，除沪税可提用之七百万外，余一千一百万须金融界设法，每月帮忙。”当晚，上海银行界会商办法。他们也深知，如同政府彻底决裂，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自身的经济利益也难保证。最后决定：“坚持须政府声明不动债金；借款不能如数担任，仅可募筹半数。” [75]
特委会议决停付的内债，大都是蒋介石当政时所借的款项，他当然不愿看到上海金融界同政府彻底决裂，并对孙科的举措极为愤慨，甚至认为是受胡汉民的影响。他在日记中写道：
哲生在沪决定已另设特种委员会，决定对日绝交与停付公债本息，其计划以胡恐哲生与余相晤，故为哲生谋此倒行逆施之策。仍本其借外侮之名，先扫除其所谓蒋派势力。北方则由冯主持以倒张，南方则由粤、桂出兵两湖以除蒋。而对于国家之存亡，民众之生死，则不顾最低限度，必欲捣毁长江财政，破坏全国外交，使余不能继起收拾也。呜呼！胡逆之计，是诚丧心病狂！孙辈不察，愿为民族万世之罪人，非将总理之历史根本推翻而不止。胡逆之肉，其足食乎？ [76]
为了阻止孙科的行动，蒋介石特命张群赴沪协助吴铁城同金融界会商。1月16日，张到沪后即向记者转达了蒋氏的旨意，称：
蒋认为内债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国金融震动……然政府财政陷于绝地，不图挽救亦非共赴国难之道。政府与银钱业团体，应本互助合作之精神，在万分困难之中，于可能范围之内，尽力援助政府。 [77]
是日，张静江、张继力劝孙科“打消停付息金办法”，吴铁城也自上海致电孙科，称“与银行界谈判极为圆满”。事已至此，孙科只好以行政院名义于第二天致电上海金融界表示：“现政府决定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并无停付本息之事。希即转知各业行会，切勿听信谣言，自相惊扰，是为至要。” [78]
1月20日，停业一周的上海交易所恢复营业，“政府筹款一事，自否认停付债券本息后，人心安定，金融转机，再以蒋、汪即将连袂晋京，中枢渐趋巩固，借款进行顺利。” [79] 对此，美国学者评论道：“孙科的努力之所以没有成功，是由于他没有取得像上海银行家和宋子文这样的重要人物的支持。” [80] 还有学者指出：“和其他因素比起来，由于孙科没有得到上海青帮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支持来压制银行界，所以孙科一上台就遇到了麻烦……杜和张仍然忠于蒋介石，并且煽动反对孙科，银行界也积极配合，使孙科一筹莫展。” [81] 对此，钱端升也有同感，在他看来，孙科“很少有机会去战胜蒋介石军界和金融界支持者的捣乱”。 [82]
公债风潮，前后不到五天，终以孙科内阁认输告终。此事也显示出孙科原本寄予厚望的特委会，离开蒋的支持是毫无作用可言的。财政无力解决，尚需“在野”的蒋介石“援助”；面对国难，孙科内阁急待有明确的外交方针，更是需要蒋的“支持”。此时的孙科内阁已实可谓山穷水尽，摇摇欲坠，而蒋介石复出的时机也大致成熟。本来就不甘下野的蒋介石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也预示着孙科内阁的垮台已经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