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友三率先反叛
广东国府在对宁方口诛笔伐的同时，不断四出活动，联络各派反蒋势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扩大反蒋同盟，“非常会议”发表的《致全国各党部各同志书》，称目前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军事上应与北方各省“亟谋合作”，以竟成功，“务使党务之发展与军事之发展同时并行”，“以期收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之效”。 [1] 为此，“两广军政同志，均主张武力解决”，于是共推邹鲁“北上和阎、冯及北方诸部联络”。
中原大战结束后，尽管阎锡山、冯玉祥被迫宣告下野，脱离了自己的部队，但细细看来，两人的处境却有很大不同。首先，阎锡山有着一块精心经营近二十年的根据地：晋、绥两省；而冯玉祥在他曾控制的陕、甘、豫等省却没有很深的根基，无法赖以生存。其次，晋军在中原大战中一直注重保存实力，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大多较完整地撤回山西；而冯玉祥部在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激烈战斗中，受到很大损伤。三是阎锡山在晋军中仍拥有较高的威望和凝聚力，各将领间尚能保持大体团结，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阎投蒋行动；而西北军内部却早已出现离心离德的倾向，战败后更是四处逃散，七零八落。
此时，蒋介石对阎、冯两部的态度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晋系，除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通缉阎锡山，使其脱离部队外，对整个晋系军队，则命张学良完整地予以整编。而对冯玉祥部，则用的是一个“拆”字。大战刚刚结束之时，蒋即命令何应钦：“对西北军，如其各个来接洽者，请切实进行收容。若整个来接洽者，拒绝之。” [2]
1931年初，蒋介石在考虑战后全局布置时，在日记中写道：
广西之桂军，江西之共匪，山西之叛部，山东之冯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处置妥备，不使生变，牵一发而全身动，可不慎欤？冯部之孙仿鲁（孙连仲）军能遵命开往江西，则共匪与冯部可以妥贴。对桂军，只要其解散张发奎所部，李、白迅即离桂，则可安置矣。山西急于四川，亦应速办也。 [3]
此后，蒋即照此意图重整北方势力。除在战前即降蒋反冯立有战功的韩复榘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独立拥有一省地盘外，其余西北军均被拆得四分五裂。石友三尽管在大战期间降蒋，也仅得到河南北部顺德府一地。其他如宋哲元部奉命暂驻晋南绛县，吉鸿昌部驻豫南信阳，孙殿英部驻山西东部晋城。蒋介石随后又将暂驻山东的孙连仲部调往江西“剿共”。从此，作为一个完整军事系统的西北军，基本上成为一个历史名词。3月13日，当蒋介石确认孙连仲部已开到江西后，欣慰地表示：“孙连仲既到江西，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今当着手调哲元部入湘与催黄绍竑入桂，从事于山西与广西问题矣。” [4]
此时，最不满现状的就是石友三。石是吉林人，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所统率的军队训练严格，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石友三又是个野心勃勃、反复无常的军人。1929年5月冯玉祥第一次举兵反蒋时，他和韩复榘、马鸿逵突然率部叛冯投蒋，导致西北军几乎全面崩溃。战后，蒋介石委任他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府主席。同年12月，蒋介石调石部南下，石友三担心蒋对他下手，在途经浦口时炮轰南京，并同唐生智联手反蒋，以后退到豫北新乡一带。1930年春，中原大战爆发后，石友三再次依附冯玉祥，被委任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南渡黄河，参加作战。蒋介石一度险象环生。同年9月，张学良发出拥蒋通电，率东北军入关，阎、冯失败。而石友三则利用东北籍的关系，投靠张学良，再次背叛冯玉祥。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责成张学良处理华北军事善后，所有阎、冯旧部均归张节制整编。1931年初，张学良派员到石友三驻地顺德（邢台）点检部队。石部共编为“甲种师二师、乙种师四师、骑兵一旅及特务团、炮兵团、工兵团、铁甲车大队，共约六万余人”， [5] 仍安置在河北顺德府。
此时王树常做河北省主席，刘峙做河南省主席，韩复榘做山东省主席，商震做山西省主席，李培基做绥远省主席，石友三认为他一无所得，十分不满。且石部“饷项月需六十余万，实际因中央及东北财政困难，每月只能筹给维持费二三十万”。对此，张学良“主张与其多兵受饿，不如实行缩编，石则以部下均系多年共患难之袍泽急切不便裁减”。 [6] 为此，他向张学良要求获得一省地盘，河南、绥远均可。当时张学良患病住院，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处理副司令北平行营事务。据戢翼翘回忆：
这使我很难解决，河南是刘峙的，怎么肯让，李培基是老国民党，也不能让，何况傅作义部驻绥远，也不会让他去。这时中央派张群到北平来和我商量，我说：“有一个办法，在黄河以北划彰德（安阳）、卫辉（汲县）、怀庆（沁阳）三府做他的防区。”张群说：“刘峙怎么肯答应！”此案搁浅。提到绥远，我说：“李培基、傅作义二人都不会答应的，而且绥远在我后面，我也不肯。”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而此时石已准备发动叛变。
石友三想张汉卿得病，指挥无人，而且他和孙殿英、韩复榘、宋哲元等有联系，这些人敷衍他、骗他，让他去碰碰东北军，胜败对他们都无不利。而中央方面怕他往河南打，还给他一些钱，要他往北打。 [7]
当时社会上还有谣传说张学良欲将石友三部调往黑龙江垦殖，《大公报》记者为此事采访张学良，张称：“此中有误会，石部原系六师，缩编后为三师。日前编余徒手兵若干，调往黑省补充……实非全部移防。” [8] 张学良的回答虽非调石部“全部移防”，但要把石裁撤一半，把编余的三个师人员远调黑龙江补充东北军，已是明白无误的事实。这自然引起石友三更大的不满和猜疑。从戢翼翘的话中也不难看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都对石友三缺乏信任。“中央希望石往北边来，我们希望石往南边去。”双方均想借对方之手处理掉这块难缠的石头。
石友三看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不能不另做打算。恰在此时，宁粤对峙发生，国民党内再次分裂。粤方积极联络北方原有的反蒋势力，希望借此扩大反蒋同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石友三看到了机会。他想借蒋介石全力对付粤方、无力北顾之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如果没有宁粤对峙这个新出现的局势，他即便心存疑虑和不满，也不敢拿自己有限的实力同蒋硬拼，否则他就不会在中原大战后期为了保存实力而再一次降蒋。
此后，石友三四处活动，联络原西北军同僚和晋军准备倒张。最先响应石友三的是孙殿英。5月17日，孙即电石明确表示：“兄与弟生死与共，弟胜即是兄胜，兄败即是弟败。荣辱所关全赖我弟擘画。” [9] 就在此后10天，广州“非常会议”宣告成立。
广东开府后积极酝酿北方反蒋，立即赢得阎锡山、冯玉祥的回应。二人纷纷召集旧部布置。阎锡山首先通过贾景德转告孙殿英：“对方如攻汉章（石友三），晋军应以重兵援助，否则大家应推韩向方（韩复榘）为领袖，则北方方能大成。” [10] 此后，双方往来不断。“阎派续鹤亭到石友三处，石派何民魂同续某来并（太原），向各将领接洽。” [11] 据阎的亲信徐永昌回忆：“在此一段时间内，阎先生与各将领的信，都是教帮石友三驱逐张汉卿，各将领亦均同意。” [12] 阎锡山还密“派卢丰年回晋，携有给五台将领之款项及密令”。 [13] 晋方将领得阎指示后即派代表孙楚“正式与宋（哲元）、庞（炳勋）接洽，商议大体计划，并派代表赴济晤韩，表示推戴。向方与石均极努力”。 [14]
此时，冯玉祥也主动致电孙科，对其“仗义粤中，誓除独夫，调和各方意见，建设革命政府”深表钦佩，并向孙表示：“派唐悦良同志代表赴粤，报告一切”，“关于全军应商各事，亦希又文同志能就近随时襄助办理”。 [15] “又文”即简又文，时任冯玉祥驻广州代表。唐悦良抵广州后于6月25日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谓此来系代表冯玉祥与粤方协议讨蒋军事，现西北已准备妥当，只待政府下令，即可开始军事行动”。 [16] 简又文在其所著《冯玉祥传》一书谈及此事时，说法有所不同，他写道：
回溯民国二十年夏，国民党一部分执监委员，因胡汉民在南京被软禁于汤山事，提出抗议，与中央分流，召集党代表于广州开“非常会议”另组织“国民政府”……冯氏远居北方，未加入是役。（他们有意要我代表他并列冯名，以壮声势，但我为着个人道德人格之完整，受着良心理性之驱策，坚辞说：“我前蒙中央派去当‘政治工作委员’，任务早已完成，与冯氏政治关系久已绝缘，此时未奉冯将军明文，那敢‘冒充，他的代表以自贻伊戚呢？”乃作罢论。）后来，冯氏派唐悦良来粤，只是观察接洽，仍未代表其正式加入此运动。 [17]
从冯玉祥给孙科的电文看，简又文确曾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参与了广州“非常会议”。唐悦良到广东后，曾有一电致冯玉祥，称：“查简又文同志与本军关系甚密，将来我方如派遣代表时，可否派简出席。” [18] 另据孙殿英派往广州的代表周沅称：“冯之代表先为黄中汉，后为唐悦良，阎之代表为傅汝霖。” [19] 可见简又文的上段记述，或因政治关系而言不由衷。
北方政局不稳，一度令蒋介石十分紧张。5月15日“晨未明”，蒋就起床考虑“南北战局，甚为踌躇”：
以我如取守势观变沈机，则主动不能操自我也。以敌方计划必得我军进攻广东时，则北方乃乘机敢动。而我甚欲先解决石、孙杂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广东也。然此时犹不便对石、孙取攻势，以诱起其他部队之误会。故粤如不设伪府，则取放任态度，以得北局之开展，对粤使粤桂内讧，对北使石、孙速变。而一面剿匪，一面准备以待时机之成熟也。 [20]
为此，蒋介石趁张学良赴京出席国民会议之机，极力拉拢，希望利用东北军的力量安定北方。张学良返平前，蒋一次性馈赠现金300万元，并亲自到机场送别。 [21] 张学良一回到北平即借口东北军换防，于6月中旬起由关外调入大批军队。 [22] 同时，蒋还密电张群：“据确报：阎有手令，且委徐次辰（徐永昌）代总司令。晋将领须待次辰回晋，方能决定态度，请设法制止之。” [23] 并指示王树翰：“最好留次辰在平，暂勿返并。” [24]
东北军突然于此时调大军入关，立即引起阎、冯旧部的紧张。孙殿英向石友三分析道：“东北军进关原因，欲解决石、孙两部，并委于学忠为前敌总指挥，即日率第一军出发平汉路。望弟严加戒备勿惧为要。” [25] 于是，石友三加紧联络部署。27日，孙驻石部代表金一山密电孙表示：
张钫派员来邢，据称河南各部队已联络妥协，决趁老蒋攻赣之际，实行解决刘（峙）、顾（祝同），肃清河南，并恳石公同时收拾豫北。又鲁韩（复榘）来电恳诚表示实力援助，决以有力部队驱逐津南各部。此间所得消息，张（学良）已在杨柳青、静海一带屯驻重兵，并有于必要先弃北平之计划云。石公以机会已到，时不可失，决于最短期内率师北上，惟仍拟与我部先行会取豫北，以实行联络，借资团结。此间南取新乡，命我部出击怀庆，准备妥协，同时发动。 [26]
孙殿英立即复电石友三，谓：“兄一生好作险事，主义拿定，毫无顾忌。弟如将讨贼通电发出，兄即率部出动，绝不能负心、负友，稍涉迟延。” [27] 24日，已脱离西北军的马鸿逵向蒋密报：“一，于学忠部已集保定，对石取包围势；二，石电韩请示办法，韩去电嘱坚固拒守，能支持两月即有办法；三，如东北决消灭石部，韩即率三路援石，令职部开济；四，晋军助石抄东北归路……职意韩向来谈话不一致，拟请电副座对石暂取监视。” [28] 为防止韩复榘助石，蒋急电驻韩部代表蒋伯诚转告韩：“中可保证东北绝无攻击汉章之理，请向方兄属其安心。” [29] 同时急电在北平的李石曾征询其意见：“如韩果为石后盾，确可虑。应如何安置与防范，请与维宙（王树翰）兄等详商示复。” [30] 为确保通讯安全，蒋还指示东北军参谋长戢翼翘：“以后与副司令通要电，由水路转，不经济南发妥。” [31]
而此时韩复榘的态度的确令人捉摸不定。他同石友三有着很深的历史关系。中原大战后，韩复榘的实力不但没有受损，反而因助蒋有功而获委山东省政府主席，他是阎、冯两部众将领中唯一独占一省地盘的封疆大吏。但此时的韩复榘只是口头上敷衍石友三，并不想改变现状。6月20日，韩电石道：“时局不靖，各方情形极为复杂。吾辈必须力持极稳重镇静之态度，方可应付环境。以兄所知，北方局势并无若何变更……吾辈在相当时期，惟有顺应潮流，对于各方多说好话，委曲求全，不可举止不定，致贻后悔也。” [32] 韩的电报实际上是明确表示不愿出兵助石。蒋介石对这段时间韩复榘的表现也是捉摸不透，曾在日记中写道：“接韩向方各电，安危无从捉摸。” [33]
对韩复榘此举，石友三深感不满，回电表示：
弟在外廿余年，认为痛痒相关、相爱过于手足者，仅兄一人而已。凡吾兄有言，弟必奉行惟谨。但以现在环境困难，而兄我二人大有不同，虽无天堂地狱之甚，确有云泥之别。兄处蒋、张之间，蒋信张托，可谓进退自如，擒纵随意；而弟之动辄得咎，又适得其反，其困苦艰难较甘棠东进（指1929年韩、石叛冯）时我兄之苦况，有过之无不及也。此时弟但有一线希望，决不如此作，事实止之逼迫至于如此也。 [34]
7月1日，“非常会议”为团结北方各派反蒋力量，“而收一致之效”，决议：“设立中央执监委员天津执行部，代表中央，指导一切。”“嗣后所有北方党政军各种进行方案，本执行部当负责办理。”并任命冯玉祥、阎锡山、柏文蔚、王法勤、谢持为天津执行部常务委员。 [35]
此时，北方各派势力中以韩复榘最强，天津的《国闻周报》就曾评论道：“现时握华北治安枢纽者，厥为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 [36] 因此阎、冯二人均想以韩为反蒋主力。据程伟儒7月4日电韩报告：“今日接得天津密电谓阎、冯二公均以现下局面无吾兄领导北方将领共同的干，不能解决，已密令驻晋各军一致拥护我兄。徐（永昌）、杨（爱源）均极同意。阎并电粤政府请给兄一较当名义。广东复电拟任兄为北方各省联军总司令，致电汉章征询吾兄同意。”而石友三已知道韩此时并不准备公开反蒋，故建议：“以兄现下立场恐不便予揭开，请兄暗中帮助汉章，干的有眉目，再请兄来就职。” [37] 但石友三对韩复榘并不死心，仍授意原西北军同僚电劝韩一致行动，该电称：
兄所主张干的时期有四点：一，蒋与共党接触后；二，鲁豫督办发表后；三，小张已死或病危时；四，或奉方先来攻击，兄即将预定之通电发出，并出全力帮助汉章。弟已源源本本向汉章说明。现下奉方扣车，并派骑兵来扰乱，奉方态度已明白，而其余三点均已实现。请兄照前言办理。如果环境有碍，亦必须暗中帮助，从中和泥，方可对得起老友。况汉章弟有损失，就是兄的损失。 [38]
冯玉祥获知韩复榘的态度后，却夸大事实致电粤方汪精卫、孙科称：“拟将敝部暂分为三个集团军暨两个独立部队。以宋哲元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至孙连仲、吉鸿昌拟俟发动时，任为独立部队司令官。”冯还向粤方表示：其一、“惟各部官兵困苦异常，倘发动后，对于给养一层，尚有多少顾虑”；其二、“至于北方党政事务，仍请诸先生筹商进行”。 [39]
为了打消冯玉祥等人的顾虑，粤方立即“派李汉魂为代表来顺德对石友三进行联络，许以国府委员和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随后又汇来款五十万元”。 [40] 得到粤方的明确支持后，冯即踌躇满志地电告广州：“此间各将领经数度磋商，已趋一致，晋方亦表示同情。石（友三）若发动，晋军决取一致行动。（孙）殿英部现正准备出发。” [41]
7月18日，石友三正式就任广州国民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截断北平、郑州间的电报电话线，扣留列车，阻断南北交通。20日石在顺德誓师，公开发表讨蒋通电，指责蒋介石、张学良“先用军阀手段，瓜分冀豫察各省地盘，对于冀晋各军完全视为征服之残部，压迫挑拨，饥寒困顿，必欲其自溃而后快”；并表示：“友三等以身许国，宁敢后人，为整师旅，同申讨伐，沉舟破釜，义无反顾，成败利钝，在所不计。” [42] 随后，石友三部“开始沿平汉路北进，第一作战目标是占领石家庄，第二作战目标是占领保定，然后进军平津”。 [43]
石友三此时之所以敢单独发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东北军将领于学忠有倒奉之意，并暗中同石接洽。于学忠原为吴佩孚的部下，吴失败后，于率部投奉张，并得到张学良的重用。此时张因病住院，有不治之说。 [44] 而避居四川的吴佩孚久静思动，曾密电石友三拟“集川中将领，宇内袍泽，组织救国同盟军，讨伐蒋逆”。 [45] 因“佩孚通电入陕，与学忠有结合”，故“奉将领会议，意见不睦”，结果“发生奉军干部不信任于氏之传说”。 [46] 于学忠也“因张病危，态度突变”，而张作相、荣臻等东北将领商讨后有“调于军赴后方，并监视其行动”的计划。 [47]
于是，石友三极力拉拢于学忠一同反蒋。7月19日，石得情报称：“一，汉卿虽未死，其病转成肠结核，恐不治；二，奉军虚张声势，外强中干，其各部均有恐慌之色；三，此间对于孝侯（于学忠）仍继续接洽。本日北平有代表来，颇有希望。” [48] 当天于学忠代表同石接洽后表示：“其意俟战一二次，奉方不利始表示真意。但伊未表示前，必以全力对之，方免受累也。” [49] 有了于学忠的保证，石友三信心大增，第二天即公开通电反蒋。
7月21日，石部占领石家庄，继续向北推进至保定以南地区，28日同东北军发生激战。广州国府得知石友三反蒋的消息后异常兴奋，汪精卫通过天津执行部转电石友三，封官许愿，为其鼓气：
一，我兄已就第五集团总司令职，所部将士应如何分别任命，敬祈详示，以便提议国府；
二，此间同人拟推我兄为国府委员；
三，殿英兄被任为第六方面军总指挥，请我兄就近与殿英兄商量，如编在第五集团军内固佳，独立亦可。惟为军事动作统一起见，以归我兄指挥为宜；
四，国府日前已汇交我兄卅万元，日内拟再汇卅万以济急需。 [50]
冯玉祥更是积极联络旧部，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响应，支援石友三。冯致电宋哲元，称：“方今蒋逆已陷于四面楚歌，无暇北顾，而张逆则有心腹之患，无力难（南）犯，此诚讨蒋以来未有之机会。”他竭力鼓动宋哲元等“即日全体联名通电响应友三”，“促其讨张倒蒋之大联合”。 [51] 宋哲元的部属刘汝明也急电宋，请其尽快响应，“当机立断，誓师讨逆”。 [52] 冯还致电韩复榘，要求其“即日发动，协助汉章”，“万不可稍有观望，致陷汉章于不利，而吾弟亦有孤势之危”。为了打消韩复榘等人的顾虑，冯还向韩表示：“晋境各军，皆已准备响应汉章。” [53]
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他们预期的那样。地方实力派口头表示是回事，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中原大战失败后，冯、阎旧部不再像以往那样听从他们的指挥。各将领为保存实力，各存异志。他们大都只是为了顾及冯、阎面子而口头表示赞同，并不愿付诸实际行动。尽管冯玉祥多次密电与石友三有过节的庞炳勋，苦口婆心地劝道：“吾弟于此时应不顾一切，出师应援，非曰助石，实乃讨张；非仅对张，实乃讨张而倒蒋也。尤望吾弟进而号召于大众曰，为讨蒋计，一切之害不能避，一切之利不能趋，只知讨蒋不顾其余。”“石部既已首动，讨贼各军势应一致，存亡所系，大义攸关，弟必不以彼之往事介介也。”冯甚至还恳求宋哲元转商庞炳勋，表示：“如更陈（庞炳勋）弟不欲联名通电，即单独通电，亦未始不可，惟不宜再缓耳。” [54] 其实冯氏自己对石友三也缺乏信心，他在日记中写道：“石之为人，众人皆知。如不为大众，只为自己，必吃大亏。”此时，西北军各部的心态，正如冯氏在日记中所发的牢骚：“接来电，知×将动，亦知×的情形，全为利害而已，果有真理哉？” [55]
此时众人的首要目的就是保存实力，大都采取观望态度：如果石友三有成功的希望，到时再抓住机会跟随在后也不迟；如果石友三没有把握，则尽可敷衍了事；如果石友三出师不利，可以立刻改变态度，甚至落井下石。而石友三却完全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自以为蒋介石受粤方打压，无力他顾，而张学良又将一病不起，此刻自己登高一呼，北方将领必定会蜂起响应。下面一组西北军将领之间的往来电报，颇能反映出当时众人的心态。
吉鸿昌在南京的代表王慈博密电告吉：“表面上鲁韩似与石不无携手之嫌，然实际上韩亦有送石于破败，而收其势力之谋。不过石设占胜利，于韩亦无害也。晋宋现取观望，出首者为石与高桂滋、孙殿英三人。” [56]
宋哲元的总参议萧仙阁则建议宋道：“此次汉章所联各方多怀二志，如发动将必败。吾军必须沉静观变，不可表示。晋方代表在京云宋如与石同举动，必乘此消灭吾军等语。无论如何不出山西为主义，以便将来有所作为。” [57]
据孙殿英的代表向他报告，庞炳勋的态度是：如果“北方大家都干，并有把握，他就干。若少数人干，他决不干”。 [58]
孙连仲得到的情报则是：“阎确有命令怂恿晋将领，伊等不以为然，因中央月给百万，纵得平津，亦为石所有，于晋无利也。冯公亦欲活动，宋、庞为吃饭问题，亦不以为然。” [59]
7月23日，蒋介石、张学良分别通电讨伐石友三。同日，华北各军将领由张作相领衔通电响应，商震、徐永昌等76人响应。同时，南京国府任命张学良为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王树常为第一、二军团总指挥，刘峙为南路集团军总司令，并调中央军顾祝同部“率第一、二、三师部队，经由平汉路北上进击石部，与张学良指挥的部队，形成南北两路钳形的攻势”。 [60] 蒋还密电刘峙：“我军以速灭石部为利，且速进一步则多得一步之益……一俟顺德占领后，主力再向前推进，可不失夹击之机……晋军如无整个计划必不敢侧击我军也。” [61]
此时，稳住晋系、鲁韩，不与石同反，对蒋来讲至关重要。除了武力威慑外，蒋介石更不忘使用他最擅长的银弹攻势，且手笔远远大于他的对手广东政府。7月20日，蒋连发两封“万急”电致宋子文：一电“速筹交岳军（张群）兄洋卅万元，先汇商震为开拔之用”。 [62] 二电“请筹备五十万元汇山西调兵之用，务请从速”。 [63] 22日，又电宋“请另准备五十万元为山东之用，并望速筹，约三日内用”。 [64] 24日，再电宋：“杨爱源廿万元请速交庸兄（孔祥熙，字庸之）即汇。” [65] 同日还电告李石曾：“次辰兄如需用款，请转询电告，以便汇上。” [66] 随后，蒋致电山西将领表示：“晋军饷准自六月起由京月助二十万。” [67]
而最令人诧异的则是韩复榘的表现。在石友三发动前一周，韩曾密电报告蒋介石，“称石部时机急迫，有箭在弦上之势”。蒋为此急电张学良、刘峙：“请从速准备，勿误。” [68] 当然，韩的举动自然会有回报。19日，蒋指示王树翰：“下令免石职时，兼叙该部准归韩指挥，以安韩心，而坚其志也。” [69] 20日石友三通电后，蒋电邵力子转告韩：“石既通电叛变，政府不能不明令讨伐。请向兄即照前电从速进行，将石改编。石部以及其番号归向兄全权办理可也。” [70] 24日，蒋再电韩表示：“对于石部之收编解决，较节制指挥为妥……至应如何改编，则由向兄决定。” [71] 蒋的用意是彻底取消石部番号，既可预防石之再起，也可限制韩部过于庞大。
晋系将领中商震因非属阎锡山五台派嫡系，不为阎所信任，故于中原大战投蒋后，对蒋颇表衷心，而受任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当石友三发难之前两周，已有人知商启予（商震）与中央密洽，要带军队离晋助张。” [72] 为此，晋系将领多对商震投蒋表示不满。傅作义甚至在一次晋军会议中要求徐永昌将商震扣押。至此，商震萌生彻底脱离晋系的念头。7月16日，商将此意密电蒋介石，并报告晋方内情曰：“晋军将领受阎秘密指使，日夜密议响应石部办法，惟内部复杂，迄无一致结果。最近期内当不至有何举动。震受钧座知遇，只有竭智尽力，消弭伊等反动计划。如实不可能，即率领职指挥之军队，至相当地点。敬候驱策。” [73]
蒋自然是喜出望外，立即复电示商震：“请兄统率所部……出石家庄，侧击石逆侧背……款已设法筹措勿念。如能同时对晋将领声明，省主席先派员代理，以安晋军之心情更好。” [74] 此前，蒋得情报显示：“次辰对主座固甚感激，但彼绝不背阎，将来万一有变，徐是否终能留平，尚存疑问。然徐果能不返并，晋军似无人堪以领率者。” [75] 此时，蒋既令“商启予率其所部出晋讨逆，且辞省主席”，不得不利用徐永昌在晋系中的威望安定晋方，以免其内部疑惧，故蒋电王树翰令徐代理晋主席， [76] 并电告李石曾：“如其本人不愿承乞，则请其推人自代。” [77]
蒋介石不仅依靠自己手中丰厚的财力来收买反对派，还利用其控制的中央政权封官许愿，以便进一步分化瓦解各派。
经过蒋介石这样一番软硬兼施的公开和暗地活动，石友三、阎、冯、广州“非常会议”所期望的北方反蒋势力大联合，完全化为泡影，石友三的反蒋举兵成了势孤力单的独角戏，他的前途命运可想而知。
整个局势于是急转直下。从28日起，东北军主力同石友三在保定一带激战三日。商震率部“从山西沿正太线，经娘子关出井陉到石家庄，自其左翼侧击”；中央军“刘峙、顾祝同自河南沿平汉线，经郑州过黄河北来，击其后路”。 [78] 于学忠部不但没有响应，而且成为东北军讨伐石友三的主力。这一变化大出石友三的意料，同样也令冯玉祥颇为难堪。29日，冯特电广州向汪精卫等人解释：“晋境各军，早经一致，嗣因有人从中挑拨，以故稍有出入。然讨蒋之决心，则始终无二也。” [79] 当天冯氏还致电南京新任命的晋省主席徐永昌，希望徐能再次投入反蒋阵营。电称：
讨蒋各军，皆以此间为重心，而视此间之态度为转移也。反之，若待石部不敌东北，则此已成之倒蒋局面，将从此冰消瓦解，北方大局，更不堪问矣……务请我弟排除目前之困难，决定即时发动。我弟众望所归，同人咸服，纵意见各有稍异，立场各有不同，经我弟之排难解纷，剖析利害，各同志定可捐除己见，勉为其难，而趋于一致也。 [80]
但大局已定，冯玉祥的努力不可能取得任何效果。31日，石友三部在三面围攻中被迫撤向山东，依附韩复榘。石率残部逃到山东时仅剩四千多人。张学良命令韩复榘收容后改编为四个团。冯玉祥对韩的前后言行则深表不满，他在日记中写道：
韩之说话实不明白，其意在石动后，宋、晋等即刻应之。而过八、九日后又以平等之言责说双方。论事系韩所发起，论交情石、韩又曾共患难，今竟如此滑头，诚非人心大变之时所不能有也。 [81]
但冯玉祥对韩复榘仍抱有一些幻想，希望韩收容石友三残部后，扩大力量再行举事。8月初，他收到情报显示“石军已到鲁德州、武城二万以上，归韩收容。韩声明石之基本队伍愿收容”。“韩在德州成立收容所，石部手枪队、骑兵，业运来军装五六千套、面六千包，指定高唐为扎地。收容所为韩、石两部人员合组。入鲁境奉军不再追击。” [82] 冯玉祥即将这些不可靠的情报转报粤方。因此，李宗仁在广州宣称：“虽然蒋中正命令各军任何部不能收容石部，可是韩复榘已极力保护，使石部到德州整顿……东北方面也不敢扰入山东一步，恐防韩可借口出兵，而再形成一个反蒋新局面。” [83] 但据蒋方的情报显示：“我军俘获石部确数在三万五千人以上，其孙、米二师主干、所有枪炮完全缴获。据蒋伯诚本（9）日电告，石残部到鲁者实不足万人。” [84]
曾经拥兵6万、横行一时的石友三部从此土崩瓦解。
在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中，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从石友三1931年反蒋到失败这一个案中，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地方实力派在同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权周旋中，最看重的是如何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他们口头上常常表示效忠中央，实际上各有怀抱，对蒋介石的统治也并非忠心不二。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微妙变化，或蒋介石对他们的生存构成威胁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势力就会冒险一搏，以求获取更大的实力或生存空间。由此也可以看出，蒋的南京政权始终没有建立起牢不可破的权威，地方实力派的反蒋活动从没有停止过。
在地方实力派同中央政权之间的互动中，尽管对蒋介石的统治有着各自不同的不满或不服，但在一波又一波最初看起来声势浩大的反蒋抗争中又不能团结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相互猜疑，甚至口是心非。他们之间有时相互拆台，未必都是出于主观上助蒋，而是希望利用蒋所处的被动地位，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以此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些弱点，自然便于为蒋提供机会分化收买，各个击破，并最终瓦解反蒋派的挑战。
蒋介石掌握着中央政府，又为他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反抗提供了一些别人无法获得的优势：一是拥有中央名义，师出有名。这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传统习惯下，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可以通过交换部分权力，以封官许愿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央资源，以此分化对方；三是掌握着无人能够比拟的中央财政，利用银弹，为收买中间派提供经济上的有力保障。蒋介石在打击石友三的反叛中，将以上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
尽管如此，处在半封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蒋介石虽然控制了中国最为富庶的江浙地区，财力最为雄厚，但也始终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散的各地实力派的全部势力。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实力派的关系问题也就始终或隐或显、或起或伏地存在于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