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阎锡山返晋风波

对于北方阎锡山、冯玉祥的势力，蒋介石始终是想彻底解决的。中原大战后，阎锡山所部相对完整地撤回晋绥，蒋的策略是先收拾冯玉祥，而暂时逼走阎锡山，使其脱离所部，再将晋系军队交予张学良整编为四个军，分别以阎锡山旧部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为军长，以赵承绶、周玳为骑兵和炮兵司令。 [85] 这样一来，晋系部队又得以成建制地完成整编，合法地回到自己老家驻防。这正是阎锡山日后得以重返政坛的本钱。

战后，蒋介石委任相对亲蒋的晋系将领商震为山西省政府主席。但是阎的旧部对其效衷程度，远高于西北军效衷冯玉祥。因此，蒋对阎的动向始终相当关注。当石友三反叛已露端倪之时，蒋介石就曾明确指示商震：“现时工作，第一防止阎逆变装西返，第二密饬对晋南冯军严加戒备。” [86]

正在这时，阎锡山于8月5日由大连秘密返回山西。

尽管此时阎锡山仍受政府通缉，商震又投蒋离晋，但他此行绝非贸然之举。阎锡山历来精于计算。他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他仍获得晋系将领的支持，即使是新代省府主席徐永昌，对蒋介石“固甚感激，但彼绝不背阎”。 [87] 因此， [88] 阎返晋不会有任何危险。二是阎锡山得到粤方的支持。就在阎氏返晋当天，广州“非常会议”致电阎、冯及所部诸将领，恳请二人继续领导北方反蒋武装：“蒋逆中正横行一时，非倒蒋势力之不足以制之……时机迫切，恳诸同志即起图之。”甚至连同他长期面和心不和的冯玉祥，根据对各方的实力判断后也不得不承认：“事已至此，势非百川先生出而主持，决无其他良法。” [89] 同时，阎锡山的行动还得到日本军人的暗中支持。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侵略者正利用一切可能有用的力量来破坏中国的统一。正是在关东军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罪魁祸首之一的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阎锡山乘日军飞机秘密返回山西。 [90]

阎锡山返晋引起蒋介石、张学良的紧张。为此，阎指示周玳电蒋、张报告：阎“回省原因，确系老太爷于上月廿三、四、五等日连去三电，说有病。当时本拟即时回，因石部正在作战不便，俟退却后始起身”。 [91] 但如何处置此事，蒋、张二人都感异常棘手。据孔祥熙提供的情报显示：“五台系与石（友三）签字，占领平津，晋即出兵。某知友言阎借日款三千万元，广东助四百万，阎贴三百万，意在大局。” [92] 以上情报是否属实尚且不论，但阎的背后又多了一层日本人的关系，这就更令蒋、张不安。

早在石友三叛乱之初，蒋就获知“晋军背后仍受阎主持，闻大连太原间可直接通电，无线电台均设置日人家内”。 [93] 据孔祥熙派往天津的代表丁春膏7月13日报告：

顷晤商震代表李镜容，谓近日谣言甚大，万一石部有变，不仅孙军有虞，即晋军亦必一致行动。春膏诘以背景尚有何人？李答晋军之指使者当然仍是百川。春膏复问外间有言阎氏在连颇受日人逼迫，倘不急进，便不再任保护是否属实？李答亦闻确有是说。 [94]

此时，蒋介石的处境已不同于中原大战胜利之时，他的主要注意力正集中在粤系和“剿共”两方面，对北方，着重对付已被拆散的西北军，而将黄河以北地区作为酬劳交给张学良处置。除对韩复榘无力调动、石友三公开反叛外，蒋介石拟将宋哲元、吉鸿昌南调“剿共”，以减轻来自粤方的压力（孙连仲部已调入江西“剿共”）。阎锡山返晋一下打乱了他的计划。

此刻张学良的日子也不好过，虽然他很想将阎锡山驱逐出境，但仅靠东北军入关部队，尚不足以对付山西。而日本侵华危机日甚，特别是自万宝山事件后，日本军人就一直企图在东北诱发军事行动。“初拟利用张宗昌，而宗昌无力，旋乃以飞机载阎锡山返晋。”“如果东北军与阎、冯军队不免一战，则日本将乘共产党蜂起之际，使列强无容喙之余地。” [95] 石友三公开反蒋后，日人就不断地向阎表示：“石已占保定，河南数部响应，鲁决援石，蒋对湘鄂赣匪亦无办法，平津为之震动，君再不归，恐错过时机。”阎信以为真，于是秘密乘日军飞机返大同，“下机后即以上述三条询赵承绶，谓石已缴械，阎颇不悦”。 [96]

阎锡山返晋后，除已率部离晋的商震外，“山西将领均往谒”。 [97] 阎亲自致电商震表示“请以团体为重”，“望商回并”。 [98] 当得知商不为所动后，原同商震最接近的绥远省主席李培基即在“大同被赵承绶扣留，华北情况殊未可料也”。 [99]

8月9日，蒋介石在研究山西问题时自记道：

山西问题自阎逆回后，应决定办法。一、积极进攻，二、消极不发饷，而第一则须征求汉卿与向方之意再决也。吉（鸿昌）部非解决则北方后顾堪虞也。 [100]

而实际上蒋介石既没有力量对晋“积极进攻”，又不可能“消极不发饷”，那样做无异公开将晋方置于对抗地位。他只能继续采取分化手段，分散阎、冯旧有势力，以防止他们可能的再次联合。为此，蒋致电宋部总参议萧振瀛：“明轩（宋哲元）兄部如愿调离晋南，则可否调来江西填已克复之地区，俾此间得以抽出部队对粤也。” [101] 并电东北军参谋长王树翰：“启予既离晋出征，则省主席应派徐代理，以免其内部疑惧，此事应由汉兄提出为宜。至启予则乘此属其率领所部南来，先入岳州，以便随时策应。请与汉兄切商详复。” [102]

张学良此时则想将宋、商二部调至河北，这样一旦同晋军发生冲突，东北军不至于首当其冲。蒋对张此举甚为不满，曾电张表示：“如宋部仍驻河北，则与晋南无异，不如不调。请速决调赣。” [103] 8月10日，蒋派往北平协调对晋关系的葛敬恩特电蒋报告华北军情，并向蒋建议道：

商震现仅其嫡系步兵四团，当不致为晋人诱归，亦不够剿匪实力，惟其自己不肯南开，而副部（张学良）亦欲利用其恨晋之心理，留之石庄，以对付晋人。次辰代主席已发表，惟尚无表示，大约数日内必有回音。观其就否，即可以判阎此后之态度也。至硬逼阎离晋，此时恐难做到……以职判断阎氏之归，即令纯为作乱而来，以晋军动员慢之故，亦在三星期后。而晋省地形彼既易于防守，我亦易于堵塞。窃以为目下大局，对北应以东北之刀，防晋外窜，以扶经（刘峙）之众镇摄豫、鲁，而在剿赤许可之范围内，尽管抽调精兵约五六师趁粤寇移动，即一举加以痛击，乘胜入广州，取消其伪政府。是时，如北方仍然安靖，则彻底平定桂、粤，如北方事变已起，则留相当之兵力制止桂军，于粤境之各军回师北指，晋、鲁无粤府煽惑资助，或可不动。若妄动，亦不难一鼓荡平也。 [104]

孔祥熙也于是日电蒋报告晋阎与奉张的关系，并提出建议：

阎乘日机返晋，冯有赴五台之说，似与粤方有联络。闻东北老派亦曾有代表在（大）连接洽。渠（阎）之不助石因双方目的俱在平津，利益冲突，故特坐视。现在突然回晋，因晋军内部意志纷纭，非渠回晋无法统一……弟意以为晋军将领拉拢甚为容易，如此次商启予之出兵讨石……晋省现在反商甚剧，弟意立应商之汉卿以徐代商，并将诸将请求随时酌予容纳，必生效力。 [105]

蒋介石此时要想同时与南北两方作战，势难取胜。如何选择，颇令他为难。8月16日，蒋在日记中慨叹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 [106] 在此处境下，稳定北方对蒋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对张学良的意见，他不得不暂时表示尊重。此后，蒋不再提调离宋。19日，蒋在日记中又写道：“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决委商为冀豫晋边区督办，杨爱源为绥晋清乡督办，孙楚为山西清乡司令。” [107]

当时，驻防河南信阳的吉鸿昌部与粤方联络频繁，随时有反叛的可能。如吉部异动，自信阳出鸡公山可直捣武汉，同两广军队夹击两湖，形势相当危急。蒋一度拟“用武力解决吉”，不曾想“事机洩露太早，反生差误”，引起李鸣钟和吉部两师长的怀疑。幸亏何成濬及时电告李鸣钟“绝无此事”，才未导致该部“铤而走险”。 [108] 为此，蒋急于安定北方。8月25日，蒋再次电张学良指示：“北方局势务须求一根本安定办法，勿使其受两广出兵之牵动。除使阎、冯离境出洋外，并将商震、杨爱源、孙楚三人从速委其名义为要。” [109] 蒋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想通过封官许愿，破坏对方内部团结，以达逼走阎、冯的目的。

对于驱走阎、冯一事，张学良的态度是同蒋一致的。张学良为此特电新上任的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谓：“现在国家力求巩固，和平统一，先生（指阎锡山）应即速行放洋考察，以正各方视听。” [110] 蒋也电令葛敬恩亲往山西视察，希望“能窥得其内情”。 [111] 据徐永昌日记载：“今日山西之危运，可谓至极，某某日言阎回后之山西决不可靠。” [112] 而此时“晋将领多主张留阎在晋，徐永昌如不能为之做到，本身即有问题，故徐日来极感痛苦”。 [113] 据孔祥熙驻太原代表蒋守一报告，徐为此“愿将权位给杨星如（杨爱源），伊当从旁协助。至对阎，关系已告一段落，如阎仍有活动野心，伊不能受命，今后只有拥护中央，完成和局云云。惟对阎、赵（戴文）自由问题似仍关念。对商乱调军队，深表不满”。 [114] 徐自己事后也曾回忆说：

八月十六日，中央派葛敬恩航空署长来察看阎回山西后发生些什么情形，因葛与我是陆大同学，关系亦好，他信任我的话，觉得阎先生不会有危害国家的行动，电报蒋先生说阎不走亦可，但因蒋先生曾与张汉卿有约，黄河以北归张主持，故张要阎走，蒋亦不肯留阎。 [115]

葛敬恩自山西返回北平后确实曾向蒋介石建议道：“弟意中央对阎若必逼令出国，倘彼走粤，是反助其势，益增纠纷。不如以新由粤分化者目之，以示宽大，务使有利中央。否则结怨树敌，循环报复，非计之得。” [116] 徐永昌私下也曾致函阎锡山表忠心：“如外方非逼先生走不可……则我直谓先生之归，是我发起，我承认起来。万一无办法时，我与先生同走。” [117]

有趣的是，此时“西北军旧部对冯出洋事坚持，或可成事实。阎出洋自感（27）日张约各将领话后甚沉寂”。张学良、韩复榘“均认阎、冯不去，华北即大受影响。仍催促甚急，即不出国，亦应在国内指定地点居住，不能留晋”。 [118] 尽管晋系将领杨爱源等表示“晋军决不能因阎断送国家”，但仍坚持“阎留晋无甚关系”。除李石曾、葛敬恩认为阎留晋对时局影响不大，徐永昌因张、韩力促阎出洋无法进行，甚消极，而吴铁城、张继为谋华北安定计，也坚持阎非出洋不可。此问题一时出现僵局。 [119]

此刻，蒋正煎熬于“近日以吉部未得解决，粤逆攻湘恐其不能实行，故忧虑倍至”之中。 [120] 无奈的蒋介石被迫对吉部妥协，暂时放弃武装解决的计划。8月28日，蒋下令调吉鸿昌为军事参议院参议，而以李鸣钟接掌吉部。 [121] 此后，蒋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即将出兵湖南的粤方，而一时无法顾及阎锡山。29日，蒋再电张学良、韩复榘讨论处理阎锡山问题时，口气明显软了许多，并全权交与张、韩处理，只是强调：

阎事须有一根本处理办法，务须公私兼顾，而于国家纪纲尤须注意。彼为国家通缉之人，而乃自由回晋安居，则国家与政府体面何存？……请杨（爱源）、徐（永昌）、傅（作义）诸同志在平期间，必求一解决之道。如其能保持国家体面，愿仍出国，则政府亦可与其相当体面，以留余地也。何如请与向方兄等详商。 [122]

9月1日，张学良同晋将领最后商讨的结果是：“第一步由张派大员随徐、杨返晋劝阎、冯早行或来平、津居住；第二步由各将领以电婉劝；第三步则停止给养，所有晋省杂牌军队不予调出。” [123] 就在这一天，两广军队开始进攻湖南。

阎返晋前，山西将领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先是商震脱离晋系时曾“由省行提取现洋数拾万，致社会秩序金融益形惶恐”。 [124] 徐永昌受命代理省主席后，又同杨爱源“暗争甚烈”。 [125] 蒋守一曾将晋系各派间的情况详细向孔祥熙报告道：

谨将晋将领之派别及各人主见分别呈报，仰乞参考：傅宜生、李生达是准奉派，希望主察甚力；荣甲三、李慕颜为中央派，因实力过小，难免被人挤下去。生迭电请助荣部，即此故也。杨星如、王治安、赵印甫、张会诏、周玳为阎之嫡派，惟杨、王二人欲离阎自主，野心不小。其余皆为己做，非为阎也。再余如龙泉、光甫、毅如、云青等皆可西可东，毫无主见。生此来查得孙、王二人于吃紧时急烈主张联石打奉，惟对中央尚无恶感。石逆解决后，中央对晋当有善后计划，否则祸根伏下，早晚准是麻烦。徐返并后，星如平日权衡，完全让渡，心中很不痛快。总之，晋将领完全不能合作。 [126]

所以阎锡山返回山西后，因石友三已失败，而内部意见分歧甚大，“故改变态度，主张晋绥将领暂应团结，不为人分化。以徐主晋政，杨爱源主军，即为团结表现”。 [127] 正如蒋守一的分析，傅作义是“准奉派”，在阎返晋之前，即曾对南京“表示绝对服从，愿率所部讨逆”。 [128] 现在又有张学良撑腰，阎一时拿他无奈。而王靖国、赵承绶则是自己的嫡系，阎不能不有所安慰。绥远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因亲商震被扣后，阎即有“易王靖国或赵承绶”之意。 [129]

此时，粤方也拉阎甚力，“粤伪府派邹鲁来津组北方执行部，胡宗铎代桂，王东臣代汪，邓哲熙代冯，赵丕廉代阎为委员，全权处理”。 [130] 吴铁城甚至向南京报告：“邹鲁在津应允阎代表每月由粤接济军饷百万元。” [131] 还有情报显示：“阎确领粤款二百万，日人允借千万。” [132] 这都令蒋、张甚为紧张。但实际上北方内部并不团结。邹鲁来天津之初，共携款100万元，以40万助冯玉祥，30万元给石友三，20万元付孙殿英，余10万元为平津活动之用。8月中旬，粤府致电天津执行部：“以冯、孙均未助石，令扣款不发”，而“胡、王、邓、赵等因分赃不均，暗潮甚烈”。 [133] 阎返晋后又“欲军政由其一手包办，邹来颇感不快”。 [134] 对此，王懋功曾有一电致汪精卫，对此时北方内部情形分析得颇为精彩：

阎回河边村，山西将领均往谒。判断其可能性有三：甲、联蒋；乙、友蒋；丙、团结内部，乘机观变。然证之徐次辰与李石曾之勾结，马福祥代表近日与阎来往之情形，绝对反蒋恐不可能。韩虽表示希望阎团结内部，彼仍团结华北旧部，结果如何，当视环境决定。现时尚难乐观。

海滨（邹鲁）到后，时以国府全权向外宣传，意欲借国府招牌压倒一切，以彼个人为北方重心，而代先生（指汪精卫）在北方之地位，并欲自任国府驻津主任，于其下设军事、政治分会，作改革华北政局之梦。故执行部同人无论何派，除谢持外，对之均不满。我辈只有抓住执行部与彼对抗，冀使北方政局隐然以先生为主，而本身不与发生冲突，以免使先生为难。老阎自海滨到后态度陡变，大约亦以海滨狂妄自大，惹起彼如此作法，不特惹起北人反感，恐中央威信亦将因此损失无存。

党务在长江、珠江均已失败，北方本有可为，但改组派虽有反对，而因津执行部辖区登记人员已由中央派定，西山派本无下层，故亦不利于登记选举，似有与胡张勾结之嫌，结果在北方恐将失败。如何补救？请速图之。 [135]

通过上电可以看出，反蒋各派首先还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很少有顾全大局者。王懋功虽贵为“非常会议”北方执行部委员，但处处考虑的都是汪派的利益。特别是阎锡山遇事狐疑，从不肯轻易冒险，以损失己方实力。阎返晋后尽管又同四川实力派刘存厚取得联系，准备反蒋，但双方均互相观望，希望彼方先动，而己方坐收渔人之利。阎、刘下面这组电报颇能反映出反蒋派当时各自的心态：

（8月16日，刘电阎）望公取和张图蒋主义，以主力监视张，并以一部牵制杨虎城，以便敝部北展较妥。

（8月18日，阎复电刘）现在蒋方剿共失利，损失甚巨，请即不失时机，迅速北展。此间当遵嘱照办。

（8月29日，刘电阎）吴蓬莱（佩孚）已赴甘纠合川、甘军图杨虎城，百帅（阎锡山）趁此和奉图蒋，迟恐两粤不支，则难为力也。存厚俟得百帅、焕帅（冯玉祥）朝夕之期即行北展，以相响应。

（9月3日，阎复刘电）蒋方剿共失力，两广大军已动员入湘。兄处如能出兵三万，西北唾手可得。此间已准备妥当，静待大军进展出动情形。

（9月7日，天津转刘复阎电）粤桂出动自是良机，但据报该军尚未实进展。刘积之（存厚）部图杨虎城决无犹移，只待阎总座决定协动，届期即当北进。 [136]

阎锡山抱着如此心态，自然难以成事。但南京方面也深知“粤如急速出兵，则阎自不长久沉寂”。 [137] 阎锡山返晋后，引发北方各派势力的躁动，始终是蒋介石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