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甘肃雷马事变
石友三反蒋失败后，冯玉祥自我反思道：“石之事，我看是为自己的事。”同时，他对旧部之间毫不念旧的行为深表不满：“知石部已到定州，各军忘了敌人，而报仇之念大起，同归于尽而已。”但冯玉祥并没有气馁，他在总结经验教训后表示：“朋友们离开我是应当的，是心定的。我是摘了钩的火车头，车是摘了，而车头则行得更速更快，不问如何，我是要往前进的。” [138] 继策动石友三反蒋后，冯玉祥再一次全身投入策动甘肃驻军雷中田部的反蒋行动，并使雷部一度控制了甘肃省政。
雷中田原是冯玉祥旧部吉鸿昌手下的团长，中原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2月，蒋委任雷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驻防兰州。但雷始终同冯玉祥、吉鸿昌等保持密切联系。 [139] 雷中田就职当月，即秘密派员向冯玉祥汇报。 [140] 自石友三反蒋失败后，冯玉祥深感“吾人今后作法”，“应在边远区域，另找根据地，以为将来发展之策源”。 [141] 于是“回到西北去”，重振西北军成了冯玉祥最大的希望。此后，他积极策反雷中田，并电召谙熟甘肃情况的李世军（甘肃人）从日本“即刻”回国，联络当地军队，配合雷中田夺取政权。 [142]
中原大战后，原隶属冯玉祥的西北马家军大都投降蒋介石。此时的马家军大致分为两部，一部为驻防青海的马麟、马步芳；另一部为驻防甘肃的马鸿宾、马鸿逵兄弟。其中甘肃马家军势力最大。为了进一步分化马家军的力量，蒋介石将马鸿逵所部调驻河南，但因一时无法抽调嫡系部队入甘，只好利用当地各种政治力量，以收相互牵制之效。
蒋最初拟委顾祝同为甘肃省主席、马鸿宾为青海省主席。 [143] 后因原南京中央警卫军军长冯轶裴病逝，为防石友三反叛，蒋急调顾祝同接任，而不得不暂时委任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同时，国民政府还任命马文车为驻甘肃视察员，负责协调各方关系。但马文车并未得到蒋的信任，蒋曾电示顾祝同：“甘政仍以马代主席主持，马视察员心竹（文车）不必与闻可也。” [144]
据陈立夫派往甘肃的谍报员报告，当时甘肃各种政治势力主要分为四派：“（一）中央派马文车同志为领袖；（二）何应钦派以谭视察员克敏所勾结之禁烟总办王廷翰为领袖；（三）冯玉祥派民政厅长李朝杰为领袖；（四）骑墙派马鸿宾为领袖。” [145] 马文车虽然贵为中央视察员，但遇事常常受阻，他曾私下向友人发牢骚道：“马代主席系回人，以种族关系激起汉回问题，情形复杂，各同事遇事又推弟首当其冲，应付深感困难，兼以谭视察员克敏系何敬之私人，一切秉承何之意志办理，且受人包围，不顾中央，不顾墨三（顾祝同），因对弟嫉妒，故意多方掣肘。” [146] 而当时驻防甘肃的军事力量则以雷中田为最强，但雷中田同马鸿宾之间又“意见甚深，雷维持地方尚好，马除旧带之部队外，余均不听其指挥”。 [147]
8月7日，南京政府改组甘肃省政，任命马鸿宾为省政府主席，而雷中田未能列名省府委员。马文车原以为可获厅长以上官职，结果仅为没有实权的省府委员。其他省府委员“均系马（鸿宾）派，闻皆系马福祥以金钱运动而得”。 [148] 雷中田事先得知消息后，曾致电吉鸿昌，称：“行政院已通过真除马鸿宾为甘肃主席兼省委，即日呈由国务会议通过发表之说……立赐转电中央力阻发表。” [149] 但雷的努力并未成功。为此，雷与马文车极为不满，秘密联合倒马鸿宾，并积极寻求冯玉祥的支持。
8月中旬，雷中田的密使到山西向冯玉祥报告西北的军政情况，同时带来雷给冯玉祥的“报告及附表、照片等件”。冯玉祥得报后，立即致函雷中田，告之“阎总司令已由大连乘飞机返晋，正在秘密进行倒蒋事宜”，指示雷：“北方各部一俟大规模之联合成熟，即当同时发动。” [150] 同日，冯玉祥还致函新任民政厅长李朝杰，要求其协助雷中田武装倒戈，函称：
现在北方大局，虽石部未能成功，而两广大军业经北进。阎总司令已返并，倒蒋局面不久将可实现。深望同志与雷师长用暴动手段行之。 [151]
此后，雷中田在甘肃积极扩充军队，“收编民团已有数千，各予以游击队名义；纷来请愿收编者尚多”，现有军队“人数约两万，枪万余支，迫击炮百余门”。 [152]
8月25日，雷中田等人在兰州发动军事政变，“将马子寅（马鸿宾）扣押城内，缴械数百支。现由各界公推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代理主席，推职（雷中田）为全省保安总司令，并新编四师，以资扩充甘肃陆军”。雷并请求冯玉祥转告广州国民政府：“汇款接济，以顾军需；西宁马麟、马步芳对我方极表好感，必要时请给以相当名义，将来可资臂助。” [153]
冯玉祥获此消息后，相当兴奋，立即复电雷中田等人、明确要求“甘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并发出通电，明白表示”，并鼓励他们“进行一切事宜，应以革命的办法，当机立断，不可稍有迟疑……不可为谣言所惑”。 [154]
但雷中田等人因青海马麟、马步芳“尚未联络巩固”，特致电冯玉祥表示“此时通电反蒋时机尚早”，“内地反蒋运动成熟后，请钧座通电甘、青、宁，并甘、青、宁实力派，加以名义，必皆翕然景从”。 [155] 与此同时，雷、马二人还分别致电南京中央表示因马鸿宾勾结土匪，他们扣马是不得已而为之。 [156] 冯玉祥无奈，只好接受现实，致函雷中田，称：“如因环境关系，暂时不便向广东政府表示，暂缓亦可。” [157]
雷中田、马文车虽然暂时夺取了甘肃政权，但二人并没有公开宣示反蒋。这同他们的内外处境是有关的。此时甘肃内部“经济万分缺乏”， [158] 外部青海“二马”的态度尚不明朗。为了打破僵局，并进一步获得广东方面的财政支持，二人联名致电冯玉祥转报广州国府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第一步肃清反动部队，统一甘肃；第二步宣布独立，拥护革命政府；第三步会合义师直捣中原。”同时“为适应环境而资联络起见”，他们恳请广东国民政府“任马麟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并代主席、马步芳为青海暂编第一师师长，以免观望”。 [159]
三天后，广州国府第21次国务会议议决：“特任雷中田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驻军总司令……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陆军第五师师长。”粤方并请冯玉祥转告雷、马：“饷械困难，请求接济等情，业经转国府”，“至于省府各人选，仍请即与雷、马两同志征定示知，以便转达国府任命”。冯玉祥对雷、马等人的财政要求，也尽其所能予以援助。为此，马文车复电表示感谢，称“远蒙接济军需，全陇军民靡不感戴”。 [160]
蒋介石获知此事后，深感“甘肃事颇难处置”。 [161] 这其中主要原因是还掺杂着另一股势力——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也想染指甘肃省政。最初，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时，即派人转告马文车：“此事陕方绝未闻知，且主之者系含对陕作用。” [162] 因此，蒋对马文车的举动极为愤慨：“马氏（指马文车）实不知大体，只想作官，见之可恶。” [163] 8月30日，蒋电马文车严重警告道：“速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使职权。”“否则目无法纪，反抗中央，罪不容赦。” [164] 而杨虎城得知甘肃事变后，却想乘蒋力所不及之时控制甘省。9月2日，杨致电于右任表示：
邓宝珊此次省亲来陕，恰值甘变发生。为事择人，可谓适逢其会。伊在西北方面久负物望，且因地方关系与甘肃各军多有渊源。城意拟由中央与宝珊以相当名义，由虎城就近拨给少数军队带往甘肃，负责结束军事，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165]
随后，杨虎城又直接电蒋转达此意。 [166] 而蒋一方面电令甘肃省城公安局长高振邦：“将马文车拿解来京，以肃法纪”； [167] 一方面于9月11日，电杨虎城表示：“冯玉祥电粤伪府请委雷中田、鲁大昌、陈珪章等为军长，是甘事，冯已有逆谋。此时属宝珊兄万勿参与甘事，免入旋涡。先将马文车事有一结束，马鸿宾行施职权后另定办法。” [168] 当天，蒋在日记中记道：“甘肃事恐难一时了结，冯玉祥又勾结雷中田，怂恿叛变；杨虎城亦有推邓宝珊之意，其内情复杂，非由中央派员不能治平也。” [169]
邓宝珊祖籍甘肃，当时住西安，为杨的上宾，中原大战时参与反蒋，是阎、冯第八方面军副司令，同冯玉祥关系密切，这也是蒋否决杨建议的一个重要因素。 [170]
雷中田等人发动事变后，因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加上错综复杂的回汉民族矛盾，始终没有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号。雷等人虽然暗中接受粤方委派的职务，但对外则仍声称受命于南京中央。他欲左右逢源，终因政治目的不明确，使地方势力无所适从，从而导致缺乏号召力。而冯玉祥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元气大伤，此时更是难以为雷、马等人提供足够的军事、财政支持。
此时，蛰居四川已久的吴佩孚，在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支持下，也“声称假道甘、陕，前赴北平”，趁机入甘。 [171] 雷中田等人因得不到粤方的有力支持，“欲利用吴在西北另开辟新局面”。 [172] 当时“甘肃军政界盛传吴将去华北与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由吴担任元帅”。 [173] 雷中田一面致电冯玉祥，谓：“此间对吴迷信过深，故此来各方均表欢迎……如我部即表示反对，恐数日内即生战事，极盼钧座前备两师早日开甘，俾作后援”； [174] 一面致电吴佩孚，表示欢迎其来兰州“调解甘、青、宁三省纠纷”。 [175] 吴佩孚入兰州后，立即反客为主，先下令释放了马鸿宾， [176] 继之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号。
这就更加剧了甘肃政局的混乱。青海马麟为救马鸿宾而出兵甘肃。马鸿宾获释后即投入马麟军中，其弟马鸿逵则多次致电蒋介石请求回师甘肃平叛。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则在南京暗中指使，希图重握甘肃省政，使西北马家军连成一片。这更进一步引起陕西杨虎城的不安，遂电令南京代表胡逸民“对马云亭（马福祥）活动鸿逵赴宁夏事请注意”。 [177] 而四川邓锡侯因同省内其他军阀常年内争，也想借此次事件壮大自己的势力。
蒋介石在反复权衡各派力量后，最终只好利用杨虎城来规复甘肃，以达到不使一方势力独大、各派相互牵制的目的。为此邵力子受蒋之命电询杨虎城：“此时中央无兵可派，因探询兄处能否派一师前往。如兄能亲自一行尤妙。” [178] 10月18日，蒋更直接电令杨虎城：“着即迅令孙师长蔚如率部赴甘。” [179]
这就为杨虎城控制甘肃创造了条件。孙蔚如师入甘后，杨即明确向蒋介石提出条件：
吴子玉（吴佩孚）此次至甘暗中滥发司令、师长等名目。又据探报吴与川军勾结，居心叵测各等情。且雷中田亦擅增师长数人，助长声势。孙师长蔚如此次奉命入甘，若不恳加名义，诚恐阻滞进行，可否赐予甘肃宣抚使名义，俾得奉命西上早奠甘局。 [180]
杨虎城的话虽说得冠冕堂皇，但实际目的是想俟“蔚如宣慰甘肃之命”发表后，“即行续请中央以蔚如为甘主席”。 [181] 同时，杨还指示驻四川代表傅剑目同刘湘商讨共同对抗邓锡侯之策。傅复电冯谓：“本日与甫澄（刘湘）军长晤谈极洽。川省善后现无进行确期，惟彼极愿声援我方对甘及汉南之整理。吴佩孚在川并无实力，一般皆口头附和。我方对甘事尤可放手去作。” [182]
孙蔚如率部入甘后，军事进展极为顺利。为了获得甘省主席一职，杨虎城又亲赴南京同蒋介石“商甘政治问题”。但蒋并不愿看到杨虎城的势力坐大，又不愿西北马家军连成一片，故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对此孙很失望，拟辞去甘肃宣慰使一职。而杨虎城则急电孙蔚如道：“省府我既无十分把握，此名义似仍为目前所需要，嘱转兄打消辞意。”在杨看来，邵力子终究是一文人，邵主甘政后依然要倚靠孙的军队，并提醒孙“此时应防子寅染指甘政”。 [183]
雷中田、马文车的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西北政局经过一番重组之后，又暂时恢复到了一种平衡状态。
其间，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一提，就是国民党对吴佩孚的态度。从国民党的正统观念判断，吴佩孚乃北洋余孽，自应为讨伐对象。1928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吴佩孚因得四川军阀杨森的保护而躲入四川。当吴佩孚初入甘肃天水时，杨虎城曾电蒋介石表示：“据探报吴确有煽动甘方各将领希图反动情势。当此甘乱方殷之际，万一吴再参其中，则边疆多事，恐亦不可收拾。查天水系马廷贤防地。职拟利用马廷贤将吴押解来陕送京，请中央处理。事妥后委马以新编师名义暂酬其功。事关重大，可否之处，祈请示遵。” [184] 但蒋介石只是复电指示：“对吴可严密监视其行动，力促其来中央，不必用扣解形式为宜。” [185]
而当吴佩孚公开反蒋失败后，由高振邦保护，拟随马文车等人逃往宁夏时，马福祥同样电示马鸿宾：“雷既退陇南，宁夏可免纠纷，但如逃宁，必须堵截缴械。马文车、李克明或将逃宁，务须严拿，万勿漏网。致吴此次负国家、负地方，不应如是，惟以私交论，如到宁仍可保护，惟彼不能再事煽惑也。” [186] 可见，国民党中央对吴佩孚等丧失实力的北洋余孽，其个人自由还是相当宽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