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京，蒋介石主持下的四全大会

自广州“非常会议”成立后，宁粤双方都原拟在1931年10月10日（国庆日）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 后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被迫推迟。根据上海和谈达成的协议，宁粤决定分别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监委员，然后在南京合开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

南京四全大会召开得比较顺利。

11月9日至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首先召开中执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时间秩序及预备会议日期案》，并先行推定蒋介石、戴季陶、于右任、林森、蔡元培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叶楚伧为大会秘书长。 [2]

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65周年纪念日），南京四全大会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出席代表340余人，于右任致开幕词，并增选戴愧生、潘公展、恩克巴图、黄慕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3] 蒋介石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大会的两大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他同时特别强调：“我们认为团结的实现，当以不惜牺牲一切来促成，但不可违背党章和总理遗教，更不能违反四全大会的公意，否则如果仅仅达到团结目的之一部，而毁损了本党的精神和纪律，则于党于国都无益处。” [4] 蒋氏在致辞中只字不提政府改组和自己下野二事，却在总结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自负地写道：“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 [5]

南京四全大会通过各类决议案共35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提议的《团结御侮办法案》。19日，蒋介石向大会代表报告此案精神，共三点：

（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唯一的使命，就是要研究如何恢复国民对本党的信仰，来获得本党的生机；

（二）对于国家外侮要由本党负起责来，而且由国民政府主席亲自北上去救国；

（三）我自己愿意亲自北上保护国权，来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 [6]

其实蒋介石讲话的真实意图就是：他要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继续统率军队，如此才能“表示本党救国的决心”，“获得本党的生机”。蒋想以此制造借口，拒绝粤方提出修改政府组织法。当日，大会“一致通过蒋中正同志亲自北上，首赴国难”，并决定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名额定为160人，包括原有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除共产党员及邓演达、徐谦、杨希闵、刘震寰外，共112人。余额由宁粤双方各选24人。 [7]

大会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案，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共追认恢复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陈公博、甘乃光、顾孟馀、程潜、黄绍竑、鹿钟麟、宋哲元、赵戴文、柏文蔚、方振武等314人党籍。 [8]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很无奈地叹道：

自以数年奋斗，虽不能自以为党国有功，但可告无罪，不料时至今日，致为党国之罪人，而反以叛逆反动者为中央委员，书生政客之害国误人，千秋万世后，犹无人揭晓其阴险，不禁为古之贤豪与有同感也。 [9]

南京四全大会的最后一项要案，就是选举宁方增补的24名中央委员，包括中央执行委员周佛海、顾祝同等5人，候补执委龙云、钱大钧、朱绍良等13人，中央监察委员张学良、蒋作宾等4人，候补监委方声涛等2人。 [10]

南京四会大会执监委员合影

南京四全大会会场

11月23日，南京四全大会顺利结束。

但此时在蒋介石心中，也充满着无穷的忧虑。11月14日他出席四全大会，并担任主席。会后他感慨道：“于此老衰病中，幼稚病之会议，实令主席为难也。主席以今日为最费心力，体力亦稍觉疲倦矣。”在蒋看来此时能同他“共同牺牲，不顾一切，不辞劳瘁”的“真友”唯戴季陶一人。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