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海，汪精卫另起炉灶
此时，汪精卫俨然成为宁粤以外的又一重心，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他的实际力量仍很有限，但足够在宁粤双方待价而沽。自上海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即借口同宁方代表洽谈一中全会事宜而拒绝返粤。而蒋介石更是加紧了联汪制胡的步伐。
据晋系赵丕廉等人的观察：“叔均（指蒋介石）现用策略：一，联汪制胡，已派多人向子异（指汪精卫）运用，但子异必不肯受。有人谓子异现在是赴宁不敢，回粤不愿，进退失据，主张不定。二，密派杨永泰赉多金运动伯南部下。近来粤代表始知，梯云谓系蒋方的人借此报账不要紧，但有人谓伯南之军长李扬敬已为所动。” [86] 其实早在宁粤对峙之初，蒋即派杨永泰赴港进行分化拉拢工作。在10月18日杨给蒋的一份报告中即显示：杨一次支付的分化“运用费”即高达“四十万”。杨随后表示“弟在港诸事均可结束。” [87] 但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蒋回电指示：“请畅兄可与汪方在港人接洽，暂时留港可也。” [88]
此时，汪精卫深知蒋介石绝不可能轻易放弃权力。而自己手中除了能够控制张发奎一部，缺少强有力的后援。现在投蒋，在新的权力结构中不可能拥有很强的发言权。而地方实力派中除张学良、陈济棠力量最强而又绝不会支持汪外，唯有阎锡山的晋系有可能成为自己的新盟友。为此，汪致电阎锡山征询其对时局的意见。汪电称：
时局前途有两可能：甲，蒋于四届一中提出辞职，惟继任人物须得其同意；乙，蒋提出辞职后仍由四届一中决议复任国府主席，惟行政院长须另任别人，总司令部亦取消，实行和会所定中央政治改革案。甲项如能实现自是较好，乙项公意以为何如并祈赐复。 [89]
阎锡山则复电表示：
两项办法甲项如能实现，诚如兄言自是较好。际此危局，自当以国难为前提，只要外交不感困难，政务无碍运用。免得此两层顾虑，乙项亦可迁就。 [90]
上海和谈时期的汪精卫
粤方四全大会的内讧，却为此时滞留上海的汪精卫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就在汪派代表退出大会当天，宋子文奉蒋介石之命，亲赴上海向汪精卫“报告南京方面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经过情形”。 [91] 虽然双方会谈的具体内容不详，但汪精卫此后的言行，明显表现出不惜与粤方分裂的态度。
汪、宋会谈后，汪精卫立即致电香港退会的汪派代表，假借张发奎欲统率第四军请缨抗战、赴黑龙江救国为名， [92] 提议“退席之诸同志”，“为今之计，唯有加入第四军，分任军事及政治诸工作，齐心并力，以赴国难”。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兆铭不肖，倘能随我数年来共生死之铁军将士，及护党救国诸同志同死疆场，自当含笑九泉。” [93] 其实汪精卫的真实意图，是借粤方内讧之机，电召汪派代表脱离粤方迅速北上，为今后蒋汪合作铺平道路，创造条件。而“张通电援黑”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汪精卫分裂张桂联军的计划败露，为桂系察觉。据杨永泰密报蒋介石：“最近李、白发觉张发奎前月密令所部组小组离桂系，已电汪、张，决撤吴奇伟等。”故张发奎极欲率四军脱离桂系。 [94]
11月25日，在顾孟馀的具体布置下，全部汪派代表160余人由江苏代表王懋功、福建代表曾仲鸣带领，分批乘轮离港赴沪。 [95] 汪派代表离港前还发表《退会代表宣言》，公开指责粤方：
四全大会一部分代表，不顾当前之大难，断然将和会此种决议案根本推翻，使和平统一之一线曙光，归于消灭。代表等自信数年来之努力，始终如一，但对此完全不顾国利民福之妄动，则未敢苟同，是以相率退出大会，再图补救之方。 [96]
11月26日晚，汪精卫在上海同李石曾等人会商时，为响应汪派退会代表的行动，明确向宁方表示：“胡派粤代表大会以极端恶意对蒋、张、宋永开党籍，及查办财政等类，对粤会不可不加以压制，否则其焰益张。”汪还特别强调“必将破坏和局责任加诸胡派粤代表大会”，并表示汪派“退出之代表可举廿四人蹙实中委，履行和议事”。 [97] “联汪制胡”原本就是蒋的既定方针，对此蒋自然是求之不得，立即指示李石曾等人同汪进一步会商，拟“先就已有一、二、三、四届中委召开一中全会。如广州能将廿四中委及时选出固佳，否则如到京中（委）足开合法数，决不能再延。盼汪等先来京，以此促粤觉悟。” [98]
有了蒋的保证后，汪决定采取极端措施。而粤方内部的公开分裂也为汪提供了机会。为了将破坏宁粤合作的帽子带到粤方头上，11月28日，汪精卫特意致电胡汉民、孙科，称：
连日真如诸兄往返商榷，均以为对日问题不容再缓。如战，则全党一致牺牲；如和，全党一致忍辱负重……介石以为从前集权一人之办法，乃为开创时期所不得不然，现在已行不通，必须改变政治方式，始能统治。欲改变政治方式，则彼必须辞职。将来四届一中选任时，彼主张国府主席及行政、立法院长须展、哲两兄与弟担任，介石自愿任监察院长云云。真如兄三日两度往来，以上所言均可负责。弟发巧电时，真如兄亦在座。弟等前有介石辞职，粤方同志即可入京之约。如介石职已辞，弟等须践言。广州四全能挽救否？如能，速即结束；如不能，请两兄偕梯兄即回。 [99]
同时，为了迫使孙科尽快脱离粤方，汪精卫当天还电邀孙科早日离粤来沪。陈铭枢曾将该电转报蒋介石：
汪电哲生大意叙述钧座辞职决心，辞职后过渡办法，及钧座必须汪、孙担任主席及行政院长之意。并云弟意主席应以年高德劭为宜，为全党团结便利计，弟绝不敢担任。惟行政院长，真如只允暂任过渡，弟已代兄答应。一则，介石同志既属望我两人始放心卸责，不宜峻却；二则，真如亦非兄答应，不肯暂任过渡也。至于全党重要人物集中力量共荷艰巨，则介石亦同意此办法，日内实行辞职。则弟等即须践约入京，盼兄届时速来。四全大会能迅速结束最好，否亦听之云。 [100]
此时，汪精卫还希望得到实力派阎锡山的支持，11月29日，再次致电阎锡山征询对时局特别是对外交问题的意见。汪电称：
一，四全会当可补救，和议不致推翻，日内可见分晓；二，某（指蒋）有下野意，正商榷中；三，对日问题弟主张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惟弟等为民主而斗争，决不以外交为利器。如战，则一致牺牲；如和，则一致忍辱负重，决不借刀杀人，亦决不唱高调。 [101]
11月30日，阎锡山复电汪精卫，提出补充意见：
一，广州四全会可补甚慰；二，某下野事弟意当以其诚意为断；对日问题不战不和专倚国联决非善策，尊意极是。弟意主战系国力问题。若战而败，则不止三省不易撤兵，恐日军所到之处皆为其占领地；主和亦难骤言。弟意不宣战，但必使守土者死守勿失，一面迅成立统一政府，再以外交方式谋挽救之策。 [102]
三天后，阎锡山再电汪精卫，谓：“某表示请兄担任主席，弟意救国为要，望勿过事谦退。” [103] 胡汉民、孙科也于11月30日复电汪精卫，认为：“介石如确诚意，则宜即日实行辞职，由宁方褐人替代渠所任各职，然后四届一中全会在京开会。粤方情形，昨电奉告之四款，邓、萧等今晨答复完全接受，并负责向各方代表疏通。如此可望数日内结束。” [104] 第二天，粤方四全大会表示接受胡汉民的调停后，李宗仁、马超俊为此致电汪精卫报告粤方“补救已有办法”，并嘱汪转告汪派代表“即日回粤开会”。 [105]
此时汪派代表早已按计划陆续抵达上海。于是汪精卫借口代表返粤选举已来不及，“决以人数比例，沪粤各自开会选举，沪选中委十人，粤选十四人”。 [106] 汪想抢在粤方选举前，造成既成事实，逼迫粤方接受汪派选举结果。如粤方拒绝合作，汪即可率新选中委加入宁方，合开一中全会，实现蒋汪合作。
汪精卫大体布置妥当后，于12月3日上午9时，召集汪派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又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四全大会。大会公推汪精卫、陈璧君、王法勤、郭春涛、白云梯、赵丕廉、顾孟馀等七人为主席团成员。会议主题只有一项，即选举“汪记”中央委员。首先由汪精卫致开幕词，报告开会宗旨：
现在事实上系各方同志的团结，故有此次会议，在南京、广州分别开会。因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承认方法。现计我们的代表约二百五十人，广州方面的中委名额为二十四人，大概以三分之一的比例，则我们可以选出的定八至十人左右。至于他们如何产生，望大家讨论，但本日即要决定，因为最迟今日须要把名单打电去广州。 [107]
大会一致通过汪氏报告，于是开始选举。推汪精卫为监选员，选举唐生智、张发奎、王懋功等10人为中央委员。下午2时，选举完毕，当即决定致电广州四全大会主席团报告，请予备案，随即宣告散会。上海的四全大会，从开幕到闭幕不过5小时，而到会代表也并非汪精卫所称的250余人，实际仅为162人。 [108] 对此，汪派骨干陈公博事后评论道：“不料我到上海，汪先生已在上海大世界游乐场开了一个选举大会，选出了十名中央委员。据汪先生说，广东的名额，本由他们操纵，所以只有招集退席代表在沪开会，根据代表的名额，产生这十名中委。这个办法，我心内真是不赞成，有经验的汪先生，多顾虑的顾孟馀，居然有这样非常手段，我虽然佩服，但究竟以为不可以为训。” [109]
晋方代表贾景德亦将上海汪派四全大会的情形报告阎锡山，并评论道：“精卫竟作此事，完全系受左右之包围，而精卫声价亦大受损失。” [110]
象征“团结”“统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地分别完成了各自的议事日程，但党内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并没有真正达成“团结”和“统一”。在随后召开的四届一中全全会上，又很快上演了一场新的权力之争。
[1] 《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期案》，《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编印，1931，第12页；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4页。
[2] 《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临时全体会议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号》），1931年11月，第2598页。
[3] 《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86页。
[4] 蒋介石：《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1931年11月12日），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48、153页。
[5] 《省克记》卷4，1931年11月12日，“蒋档”。
[6] 秦孝仪总编纂《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154页。
[7] 《对于蒋中正同志代表主席团提议团结御侮办法之决议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51页。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人数定为160人，在上海和谈时即已明确。孙科还要求维持邓演达、邹鲁要求维持刘震寰的中委资格，因而又牵连到徐谦、杨希闵二人。故宁方要求将邓、刘、徐、杨四人问题交四全大会审查。四全大会最终仍将四人除外。见《蔡元培张人杰张继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虞未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56。
[8] 《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63—2465页。
[9]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0日；另见《困勉记》卷20，“蒋档”。
[10] 《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选举案》，《中央党务月刊》第40期，1931年11月，第2467—2468页。
[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11月14、16日；另见《事略稿本》第12册，第310、324页。
[12] 《吴委员敬恒对粤事之答客词》，《粤变文件汇编》，第20—21页。
[13] 陈公博：《苦笑录》，第265页。
[14] 《粤局侧面观》，《大公报》1931年6月2日，第1张第3版。
[15]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8页。
[16] 王昆仑：《招我们流亡的弟兄》，《中央导报》第4期，1931年7月22日，第47页。
[17]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8页。
[1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宣誓词》，《中央导报》第2期，1931年7月8日，第49页。
[19] 《汪精卫先生复改组同志会筹委会书》，《民友》第2卷第2号，1931年7月6日，第17页。
[20] 《林云陔就粤省主席条件》，《大公报》1931年6月8日，第1张第3版。
[21] 陈公博：《苦笑录》，第256页。
[22]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4页。
[23] 《政治多算旧账》，《国闻周报》第8卷第25期，1931年6月2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5页。
[24] 阚宗骅：《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与新桂系的关系》，《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第4页。
[25] 《粤垣空气沉寂》，《国闻周报》第8卷第27期，1931年7月13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3—4页。
[26]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88页。
[27] 《吴委员敬恒对粤事之答客问》，《粤变文件汇编》，第21页。
[28] 武和轩：《我对改组派的一知半解》，《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第152页。
[29] 何汉文：《改组派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80页。
[30] 范予遂：《我所知道的改组派》，《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第225页。
[31] 《宋子文朱培德关于蒋介石愿与汪精卫合作并希汪早日到沪致黄蘅秋密电》（1931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6页。
[32] 刘叔模：《一九三一年宁粤合作期间我的内幕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31页。
[33] 《陈铭枢为汪精卫决心赴沪并请胡汉民同时到沪会面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2页。
[34] 《傅秉常先生访问记录》，第123页。
[35] 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90页。
[36] 陈铭枢：《“宁粤合作”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59页。
[37] 《朱培德致黄蘅秋转汪精卫密电》（1931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76页。
[38] 《陈铭枢为与汪精卫会谈完满拟赴沪汇报等致蒋介石电》（1931年10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82页。
[39] 《天津贾秘书长致阎锡山作密效四电》（1931年10月19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806—8。
[40] 《蒋中正电张学良中央未承认与粤方相约通电下野请查究平津各报草稿》（1931年10月20日），《筹笔》第61册，“蒋档”：04-0493。
[41] 《蒋介石关于通电下野事致蔡元培等函》（1931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2），第792页。
[42] 蔡德金：《汪精卫评传》，第195页。
[43] 《汪对大学代表答辞》，《申报》1931年11月7日，第4张14版。
[44] 《胡汉民致协之（陈融）电稿》（1931年10月30日），陈红民辑注《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第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9页。
[45] 《汪精卫致民报函》，《时事新报》1931年11月2日，第2张第1版。
[46] 孟曦：《从“非常会议”到“宁粤对峙”》，《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第108页。
[47] 《南京汤执中致开封张钫支电》（1931年11月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80/1713。
[48] 《邵元冲日记》，1931年11月9日，第793页。
[49] 《蔡元培张人杰陈铭枢吴铁城致蒋介石鱼酉电》（1931年11月6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18。
[50] 《孔祥熙致蒋介石阳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96。
[51] 《陈铭枢致蒋介石虞酉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79。
[52] 《何应钦致蒋介石虞戍电》（1931年11月7日），《日寇侵略之部：贰、沈阳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169。宁粤上海和谈通电原文见《国闻周报》之“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4—5页。
[53] 《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29日，第789页。
[54] 《陈策张惠长陈庆云致胡汉民函》（1931年11月15日），《各方与胡汉民函件函电等》，党史馆藏，毛笔原件，“胡”字251；另见《胡汉民与各方往来信件微卷》，“胡”字86。
[55] 一志：《敦促胡汪两先生返粤运动》，《中央导报》第21期，1931年11月18日，第1页。
[56] 《覃振致汪精卫电》（1931年11月9日），《档案与历史》1988年第1期，第52页。
[57] 《阎锡山致上海赵芷青成密青电》（1931年11月9日）、《阎锡山复绥远王军长圃密鱼电》（1931年11月6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08、12/1392。
[58] 《马超俊先生访问记录》，第157页。
[59] 《粤四全会昨开会》，《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0日，第2张第1版。
[60] 孙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央导报》第22期，1931年11月25日，第9页。
[61]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693。
[62] 《海空军将领赴港商合作》，《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7日，第1张第4版。
[63] 《反蒋运动史》（下），第479页；《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第2张第1版。
[64] 《孙等昨已离港赴澳》，《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第2张第1版。
[65]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09。
[66] 罗翼群：《西南反蒋的回忆》，《南天岁月》，第89页；《粤局昨忽见严重》，《时事新报》1931年12月7日，第1张第2版。
[67] 《天津冬日特讯》（1931年12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59。
[68] 《萧邓欲倒行逆施》，《民国日报》1931年11月26日，第2张第1版。
[69] 《天津宥日特讯》（1931年11月2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08。
[70] 《汪精卫致阎锡山国密感电》（1931年11月2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0。
[71] 《陈铭枢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3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766。
[72] 《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73]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7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013。
[74] 《京粤和平益趋乐观》，《时事新报》1931年12月1日，第2张第3版。
[75] 《陈铭枢致蒋介石俭未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40。
[76] 据陈铭枢报告：“胡顷电汪云：我因吊古，即赴省。吊毕，即返港。我拉孙去，孙不肯去。”见《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77] 《胡汉民伍朝枢致四全大会主席团函》（1931年11月29日），党史馆藏，钢笔原件，“胡”字314；《民国日报》曾简单登载该函三条原则，见该报1931年12月2日，第1张第4版。
[78] 《粤纠纷解决》，《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日，第1张第4版。
[79] 《上海赵芷青致阎锡山设密支电》（1931年12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1。
[80] 《上海赵芷青致阎锡山建密支电》（1931年12月4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31—2。
[81] 《天津支日特讯》（1931年12月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70。
[82] 《粤四全选出执监委》，《民国日报》1931年12月5日，第1张第4版。
[83] 《上海煜如芷青现密歌电》（1931年12月5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529。
[84] 《粤会演武剧》，《民国日报》1931年12月4日，第1张第4版。
[85] 《反蒋运动史》（下），第490页。
[86] 《天津转上海明野致阎锡山江二电》（1931年11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925—7。
[87]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88] 《“张市长群转杨永泰呈蒋主席十月巧电”批语》（1931年10月18日），《蒋主席下野与再起》，“蒋档·革命文献”。
[89] 《上海汪精卫致阎锡山现密篠电》（1931年11月17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5—6。
[90] 《阎锡山复上海汪精卫共密皓电》（1931年11月1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15。
[91] 《宋子文到沪访汪》，《申报》1931年11月24日，第13版。
[92] 11月17日，张发奎曾以第四军军长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愿率所部“助马占山共制强敌死命，保我东三省一片干净土”。见《时事新报》1931年11月18日，第1张第2版。
[93] 《汪精卫愿随第四军援黑》，《大公报》1931年11月26日，第1张第3版。
[94] 《陈群转杨永泰致蒋介石密电》（1931年11月21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693。
[95] 《退席代表曾仲鸣等百余人前昨已分批抵沪》，《时事新报》1931年12月3日，第2张第2版。
[96] 《粤四全会退席代表发出通电两通》，《申报》1931年11月28日，第8版。
[97] 《李石曾致蒋介石电》（1931年11月26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883。
[98] 《天津艳日特讯》（1931年11月29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49/0628。
[99] 转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俭申电》（1931年11月28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44。
[100] 《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101] 《上海汪精卫先生努密艳电》（1931年11月29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5—6。
[102]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设密陷电》（1931年11月30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4—5。
[103] 《复上海汪精卫先生现密江电》（1931年12月3日），《宁粤合作案》，“阎档”：12/1427。
[104] 引自《陈铭枢致蒋介石艳午电》（1931年11月29日），《日寇侵略之部：参、淞沪事变（第1卷）》，“蒋档·特交文电”：20013976。
[105] 《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1版。
[106] 《在沪举十人》，《国闻周报》第8卷第48期，1931年12月7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6页。
[107] 《汪氏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1版。
[108] 《电粤报告》，《时事新报》1931年12月4日，第2张第2版。
[109] 陈公博：《苦笑录》，第267页。
[110] 《上海贾秘书长始密江电》（1931年12月3日），《各方民国廿年往来电文原案》，“阎档”：21/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