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粤方内部的矛盾与分化
广州的四全大会开得相当热闹。由于内部意见不一，派系争斗激烈，一度休会、复会，最终彻底分裂，导致大会又分别在广州、上海两地举行。
粤方内部的分裂，其实早在合作之初即现端倪。虽说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但除此之外，各自的政治立场迥异。5月25日唐绍仪领衔要求蒋介石下野通电发出后，吴稚晖在南京答记者提问时，就将通电列名的22人讽刺为6派：
一是超然派，就是唐绍仪、王宠惠、林森、李烈钧四位先生……以为要替胡先生说话，被人征求列名，或许漫应其请，或是被砌的。
二是古、陈的国民党右派，又分两个性质，甲是邓泽如、萧佛成、陈耀垣、邓青阳四位先生。邓、萧二位先生坚持反共，爱好中国，听了一面之词，先入之言，或因打抱不平，容许列名；乙是古应芬、陈济棠、陈策、马超俊、李文范、刘纪文、林云陔七位先生，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但除古、陈外，止是亲者无失其亲，不能不裹入罢了。
三是西山派，就是孙科、许崇智、邹鲁三位先生。许、邹跑进了扩大会议，本与孙先生异趣，孙先生是一触就跳的。有人（如陈友仁之类）知道不将他牵入，各派将贴不拢来，所以就把他也据上炉火了。好在他是谁也愿意他太太平平，决无灾难的，至于许、邹，是正想出出寡气，不必我说咯。
四是桂系，就是李宗仁先生，李先生本是古、陈的死对头，大约古、陈听了西山派的怂恿，要改组派加入，那就与改组派成为新相知的桂系不能不连带加入。
五是改组派，便是汪兆铭、唐生智两位先生，只是他们的时来运来，替他们失败于北平后，来吐口恶气。但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故目前汪先生要避免冲突，此在小心谨慎，力抑其徒党，是十分辛苦的，但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
六是国民第三党。便是第一美男子的陈友仁先生，他与谭平山、邓演达结合为一党，恐毕竟对于第三国际负有使命，他是乘机拨动的要素，只番涂了保护色回国，就想造机会的，现在是来得正好。 [12]
从吴稚晖的分析中，不难看到粤方内部自始就存在着难以消释的矛盾，特别是汪、孙两派同古、陈间的矛盾。古、陈“是发难的中心人物”，为了救胡，扩大反蒋声势，不得不联汪，但联合又是有条件的。他们只希望汪一人参加，而拒绝改组派的其他重要干部加入反蒋阵营。甚至连胡汉民也秘密指示古应芬：“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汪精卫对此曾无奈地向陈公博表示：“广州是欢迎我，而不欢迎你和孟馀的。他们有一个口号是‘去皮存骨’，意思是只请我去，对于我的朋友一概挡驾。” [13] 但为了重返政治舞台，汪精卫只好将其重要干部留在香港，只身一人前往广州。
孙科此次反蒋，得到了粤方元老派的支持。“发难之始，古、邓集议，拟拥护孙科为盟主，此为邓数年来所抱之主张。缘邓尝谓今日社会宗法观念未除，在派系分歧之局面以下，应以此法为最妥当。” [14] 孙到广州后，也深感身价倍增，并试图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军队中。为此，“孙科力主扩大海、空军编制，亲孙科的原任南京航空署署长张惠长已经回到广州，还带领了一批广东飞行员回来，结果便把原来隶属于陈济棠的海、空军抽出来分别成立直属国府的海军及空军两个总司令部。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陈策、空军司令张惠长都是孙科的嫡系。由于海、空军脱出陆军而自立门户，卒引起陈济棠和孙派之间不断的尖锐斗争”。 [15]
孙派骨干、“非常会议”机关刊《中央导报》主编王昆仑曾在该报发表了《招我们流亡的弟兄》一文，从文中不难读出：孙科“如今在这亡父蒙难过的观音山的高楼上”，自责“没有担负起第一战线的领导之责”，并呼唤“流亡的弟兄们，归来吧！” [16] 此文颇有为孙科公开招兵买马之嫌，也引起陈济棠对太子派的不满，企图撤销王昆仑等人的职务，分别给资出洋读书。后因怕孙科发脾气，加以广州的元老邓泽如反对，此事才作罢。 [17]
尽管各派系间矛盾纷纷，但表面文章还是要做的。6月22日，“非常会议”为团结起见，特制定如下誓词：
余誓以至诚，恪遵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在最短期间肃清共匪，推倒独裁，依建国大纲所定程序，以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余等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决不凭借武力以毁国法，乱党纪。同心同德，有始有终！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总理之灵，实式凭之！此誓。 [18]
6月25日，已加入粤方的汪精卫为了显示对“非常会议”的忠诚和反蒋的决心，公开致函改组派，宣示取消派别组织：“兆铭之愚，以为自此以后，从前一切系统派别之观念，须完全打破……诸同志即使不肯听从兆铭之劝告，然决不能不遵依中央六月二十二日所颁之誓言。自今以后，如仍有派别之组织，即以违背党纪，在所必罚。” [19]
但粤方内部各派系间的纠纷，始终未断。即便是被吴稚晖归为一派的广州市长林云陔，对陈济棠干涉市政也颇多不满。粤国府成立后，决定改组广东省政府，任命林云陔为省政府主席。林即公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省府职权须得相当行使；二是广州市长、省府秘书长由林任命，不得更换；三是将来省主席因环境关系易人，仍由林复任广州市长。 [20] 此外，许崇智等西山会议派同汪精卫之间也是水火不容。汪精卫曾抱怨道：“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汝为当众向我无理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 [21] 而许崇智不单同汪精卫不合，同陈济棠也是矛盾重重，一气之下首先出走香港。孙科无奈只好恳请马超俊前往挽留。 [22] 粤方内部闹得是乌烟瘴气，难怪北方媒体《国闻周报》曾评论道：
近日在粤人物每次集会常主不算旧账之说，其可以用为解释旧账者，则引用惟恐不尽，而尤以汪之“反共有先后，讨×（蒋）有迟速”二语最为扼要。同时每次各要人演词中，对于对方人物更颇有清算旧账，惟恐不详尽之概［慨］，尤以孙科征引最博。 [23]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在大败之余参加这次反蒋运动，原本希望借此自保，重新求得恢复和发展实力的机会。白崇禧在广西一直把注意力集中于编练民团，扩充武装。李宗仁常驻广州，联络陈济棠，则是为了求得对桂系的发展稍有支援，但得到的仅仅是“每月向财政部领取军费三十万元”。 [24] 李宗仁为此常常感到仰面求人的苦恼，满腹牢骚地自称只是一个“联络参谋”。这样自然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因而对两广合作的态度越来越趋于消极。粤方内部的矛盾不但各派心知肚明，即使是局外人也看得很清楚。当时就有媒体对两广各派的政治立场评论道：
吾人苟欲分析粤中之人物，则决非左派、右派、西山派等名词所能适用。如许崇智、孙科、邹鲁等同为西山会议分子，而许、孙之态度消极、积极迥异，邹海滨氏每亦表示以汪之主张为主张，无宁为另成一扩会之系统……桂军虽以李宗仁为首领，仍由白崇禧当家……以前湘军寄居篱下者，有唐生明、颜仁厚、李泽民数部。李、白借口紧缩政策，削其兵柄，颜解战他去，李则调充广州政府之参军，无权无勇，独唐氏以乃兄生智之关系，仍留第八军副军长名义。桂军现改编为第七、八、十五三军，廖磊、李品仙、黄旭初分任军长。李、廖皆为唐生智宿将，自表面观之唐桂冶为一炉，似甚融洽，而实际不然。盖二人皆隶桂籍，廖为白之总指挥部参谋长，李为李宗仁总参谋长，早已摇身一变为桂系之桢干矣……张发奎之第四军，实质仅为三千人，湘、粤籍各居其半，不为李、白所喜。陈济棠对之亦难忘早怨，形势最为孤立……张屡向汪精卫言，半生戎马，结果所斯，愿解甲归田。汪则百端慰解，勖以努力与容忍。 [25]
蒋介石对粤方内幕是看得很清楚的。尽管他分化陈济棠手下将领频频失利，但很快将视线移到汪精卫身上，充分利用粤方内部矛盾分化对手。当然，蒋介石对汪精卫并不信任，但从囚胡事件引发的宁粤对峙，也令他吸取了一点教训：不能小看国民党内的各种潜在力量，特别是在“以党治国”的旗号下，汪精卫仍有着不小的利用价值。因为，此时在大多数国民党人心目中，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党统”象征比蒋介石强。蒋不得不从汪、胡两人中再次选择一个合作对象。
由于胡的个性是不肯轻易妥协，而汪则相对容易拉拢。特别是汪的地位已非广州（在蒋之上）和武汉（同蒋分庭抗礼）时期，实力和处境根本无法同蒋相比，合作只能是在蒋的主导下给蒋增加一些应付各方的筹码，并不是平等的合作。因此，蒋介石暗中派宋子文同汪精卫联络，表示：“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骨带皮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煽动性很大。顾孟馀就曾说过：“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 [26]
从汪精卫个人处境来讲，本来他已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宁粤对峙给了他绝处逢生的机遇。他原本已是两手空空，实力全无，非与胡联手无以再起。但粤方对他处处设防，因此唯有借宁粤和谈之机，才有可能重返权力中心。尽管汪精卫也曾宣誓“决不存私见，不立派别”，但正如吴稚晖所言：“他们一闯进去，必有喧宾夺主之可能”，“狐狸尾巴终是要拖出来的”。 [27] 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汪精卫暗中命令各地改组派支部，“选举”代表二百多人到广州去参加会议。据改组派天津代表武和轩回忆：
就在这年夏天，广州非常会议……准备要开四全大会。在天津的改组派的人们忙于制造出席代表，反正广州的先生们不了解北方各省市情况；同时非常会议在北方没有一点基础，也乐得多些人给他们捧场。长江以北各省市，尤其是华北、西北、东北等处就由我们来分配。举一个例，为了给黄少谷一名代表，以黄代表青海的敏珠尔哈图克图，就可概知其余。凡是能扯上关系的就来个代表。在“九一八”前后，由天津租界制造出来的代表有百多人，先后到了广州。 [28]
南京的改组派代表，根本“没有经过什么选举，只是乘机自称代表，到广州去想找新的出路”，甚至连改组派南京支部的负责人都不知道。 [29] 负责上海地区出席广州四全大会代表选举的范予遂曾回忆说：
非常会议并没有直属地方组织，怎么进行地方选举呢？……上海市的选举，我是参加了的，可以作一介绍，以见一般。非常会议先派张知本为上海执行部负责人，办理所属江苏、浙江及上海市的代表选举事宜。上海市派了张企留、余鹏、范予遂等专门负责办理上海市的选举，张、余二人代表广东派，范予遂代表改组派。先要办理选举名册登记，谁登记的人多，谁就多选出一个或几个代表。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多少“选民”，为了争夺代表就得造假“选民”名册。但这样做并不能解决问题。以此，由范予遂建议先协商好代表分配名额（数目已不记得，改组派少占一人），再协商好各造“选民”二百名，然后各自填写好二百张选票投在票箱里，再开箱计票，宣布当选代表姓名。这就是“非常会议”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上海选举的实际情形。 [30]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双方被迫议和。古应芬、陈济棠眼看救胡目的已达到，因此对和谈态度颇为冷淡。而蒋、胡关系破裂后，汪精卫感到有望重新建立蒋汪合作的局面，对议和最为积极。蒋介石更是主动拉拢，指示宋子文、朱培德密电汪精卫，称：“介兄与弟等愿与我兄合作，纯出至诚。”“兄能早日命驾，尤为介兄与弟等所昕夕盼祷者也。” [31]
9月底，宁粤双方代表在香港谈判前，陈铭枢通过改组派刘叔模和自己的亲信许锡清与汪精卫暗中联络。据刘叔模回忆：“真如准备于正式和谈之外，同汪精卫单独谈话，由我在接车时通知汪精卫，要他晚上到半岛酒店三楼另外开一个房间里见面，两方代表都是住在二楼的。”汪精卫则是投桃报李，“趁机要我转达陈真如，说他在正式会谈中的说话，只能说大家要他说的话，不完全是他的本意，请陈不要误会。”广州和谈后，汪又派顾孟馀随同陈铭枢一同前往上海先做接洽。其他的人都搭乘另外的船随后去上海。只陈真如、顾孟馀和我三个人特意搭一只荷兰船，为的是荷兰船走得慢，从香港到上海需三天到四天，时间较多，便于在船上谈话。 [32] 陈铭枢摸准汪精卫的态度后，立即密电蒋介石报告：“无论展堂同志肯到沪与否，汪同志亦愿来沪，虽至决裂亦所不惜。昭私衷亦甚愿和，惟亦为此秘情势所制”。 [33]
此时，孙科的态度也开始倾向于汪。孙的亲信傅秉常对此分析道：“九一八事变自为促成南京、广州合作之重大原因，另一基本原因乃众人对陈伯南早已厌弃。乃借‘九一八’后，举国‘共赴国难’之名义得以下台。哲生对陈伯南亦极不满。” [34]
于是，“非常会议”派孙、汪等六代表赴沪和谈。古应芬、陈济棠摆出一副送客出门的姿态，汪精卫也流露出离开广州不再回来的神气。 [35] 陈铭枢事后回忆说：“我在此行感到突出的印象是：汪对和谈最感兴趣，古应芬、陈济棠最冷淡，孙科和桂系是中间偏向汪之主张；而非常会议领衔的唐绍仪，仅备一格，不起任何作用。和谈有初步进展，汪卖气力最大。” [36]
上海和谈前，针对粤方要求发表蒋介石下野通电一事，蒋氏曾提前密电汪精卫，请求暂缓，并称“汪先生老成谋国，谅能容纳”。 [37] 随后，汪同蒋的代表陈铭枢秘密协商，并派顾孟馀随陈先行返京，向蒋“面陈一切”。陈返京前相当愉快地电告蒋介石：“刻再与汪会谈，更极完满。” [38] 蒋、汪在和谈前已达成一定的默契。
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颇令蒋介石难堪。10月16日，北平《世界日报》首先将“蒋氏下野”和“粤府取消”二则通电公布，随后华北各报纷纷转载，均对外宣称是“系南京公布，而上下衔均从略”。因《世界日报》同张学良、李石曾关系密切，“当时大家均以该报系蒋的机关报，不甚信也”。“独《大公报》谓系过去之事，因蒋方误会是提出的条件，而粤方则云系进蒋程序。因此暂缓一步发云云。”于是，各界均知“《大公报》所言当系事实”。 [39] 为此，蒋急电张学良指示：“此间与粤方相约通电下野事，中央并未承认，其电稿拟来，亦未置复。闻平津各报已登其稿，请即查究，并代声明此电不确也。” [40] 此前，尽管蒋介石曾答应粤方代表朝至沪，下野通电夕即发，但此后蒋又借口和谈“若未有实行之准备，而姑为一种表示，今日已非其时，且为党为国，均有莫大弊害”为由，于31日亲笔致函蔡元培等，指示：
（一）通电发出之日，应即为个人辞职交代之时；
（二）必须先推定继任之人，接受职责；
（三）中发电辞职时，粤府亦同时取消。必须此三者确定，而后通电发出。 [41]
此时，身为粤方代表的汪精卫则积极助蒋达成此愿。汪氏多次发表谈话，公开为蒋辩解，称蒋“不是马上”，而是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下野，因为“一切问题必须筹策万全”。汪的用心显然是要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尽快实现与蒋之间的妥协。 [42] 11月6日，汪精卫在接见全国学生会代表时曾表示：
兄弟是革命党人，老早忘了生命的存在，但是也许今天说了激烈的话，明天又到南京去了，或者还会和蒋介石先生共同作事，但是我是只求民主化的政府实现。 [43]
对于重返南京，胡汉民最无指望，因此反蒋情绪最高，甚至不惜再次决裂。他生怕汪同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能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和谈期间，胡曾致电广东明确表明：“无论如何，弟与汪绝不入京”，“迫某（蒋）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 [44] 而汪精卫此前已同蒋介石达成一定的妥协，自然不愿全力支持胡汉民。尽管汪氏对外宣称一切唯胡氏马首是瞻，但为了表示同蒋氏合作的诚意，公开致函上海《民报》，要求删改自己多年来的反蒋言论：“和议现已开始进行，所有从前带有攻击语气之文句，不宜登载，以妨碍进行，拟恳贵报将攻击文句删去。” [45] 一次，汪精卫在寓所召集汪派高级干部会议，张发奎发言时力主粤方内部应当团结反蒋，引起汪氏的不满，当即痛斥张发奎道：“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乱说。”这是汪精卫明确对自己部下表示不再和胡汉民合作的开始。 [46] 此后，“张发奎、唐孟潇等谈话非常缓和”。 [47]
粤方的另一要角孙科，此时对宁粤合作态度也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蒋下野，而汪、胡又“绝不入京”，四全大会后，宁粤合开一中全会，自然以他地位最尊，最有希望入主南京。因此在和谈期间对南京的要求，“精卫、哲生皆甚尽力斡旋”。 [48] 而宁方为了进一步分化粤方，也极力拉拢汪、孙。蔡元培等人曾于11月6日有一密电致蒋介石，表示：
……决议设立财政委员会案。此案先由子文、公权两兄与元培、铁城等协商，又由公权商诸精卫，然后共同提出，意在请精卫等加入该会，以谋第一步之合作也。再，本日铁城晤哲生，劝其勿回粤。哲生谓彼可勿去，惟欲广东四全大会确亟合作办法，精卫非去不可。哲生又表示粤全违背议定之合作办法，彼决脱离粤方。精卫告公权其本人决不去，但展堂日内回粤必拉哲生回去。 [49]
另据孔祥熙于和谈最后一日（11月7日）向蒋密报：
连日汪、孙表示尚好，展堂本拟昨晚赴粤，欲拉精卫等同行。汪以两会分开非其意，不愿回粤。胡遂临时中止。但汪、孙二人终须有一往粤。孙谓大会代表多为汪系，故主汪去。而汪则主张孙去亦可。 [50]
此时的汪精卫早已同蒋暗中联络成功，当然不会再赴广州为胡捧场。汪甚至私下向陈铭枢表示，粤方各人强邀他回粤，他则“头可断，不可回”。虽然“汪派之代表当然加入粤方，但其重要分子仍坚不欲赴粤”。 [51] 最后，粤方无奈地决定派孙科、陈友仁、李文范三人返粤汇报，并主持召开粤方四全大会。
和谈结束后，汪精卫就留在上海，静观时局的演变，随时准备重返南京中央与蒋再度合作。何应钦于和谈最后一日密电蒋介石，愉快地报告：“今日续议，已得圆满结果。关于此次合作之通电系精卫自拟，措词对中央极尊重。” [52]
而最不可思议的是胡汉民也留在上海，没有同孙科等人一同返粤。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谈期间，胡派重要骨干古应芬在10月28日因拔牙中毒而亡。古应芬之死对胡汉民的影响巨大。“此次粤中之分裂，湘芹实居发路指示之责。” [53] 陈济棠是依靠古的提拔而居高位的，他对古言听计从。古在世时，胡的所有主张，都是通过古来影响陈。古去世后，胡、陈之间就失去了一座桥梁。因此胡不肯贸然返粤，而决定在沪遥控。
汪精卫、胡汉民留沪不归，一度引起粤方各派势力的担忧。张惠长、陈策等人联名致函胡汉民表示：“粤中同志深望我公早日偕同汪公旋粤领导一切，俾党国大计得有遵循。” [54] 《中央导报》也多次呼吁汪、胡返粤，并显露出对汪、胡此举的不满：
无论从任何方面观察，汪、胡两先生之须返粤，会同此间诸领袖共同主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可以说已是全党同志的公意……如果他们确确实实有此刻留在上海之不得已的理由，那又是另一问题；但我们觉得在目前权衡轻重，胡、汪两先生暂时离开一下上海，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除此而外，我们实在想不出其他理由。 [55]
国民党元老覃振更是致电汪精卫苦苦哀求：“代会开会在即，一切问题均待兄解决，否则纠纷愈滋，党的基全崩溃矣。”他甚至表示：“弟在此扶病从事，痛苦实深，如兄不来，请即电示，以便择地休养，不再问事。” [56]
广州四全大会开幕前，“非常会议”特派覃振、马超俊赴沪迎接，但汪、胡二人都不为所动，更加速了粤方各派势力的分化。而出席会议的晋、绥代表到粤后，则遵照阎锡山的旨意加紧“与其他省份代表联络”。至于开会，除“投票外，其他无庸进行”。 [57] 马超俊为此感慨道：“各方代表云集，而拥兵擅权之武装同志，恃势专横，挟持代表，议论庞杂，莫衷一是。” [58]
这一切都预示着汪胡合作反蒋局面的破裂，也为此后的蒋汪合作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