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城市发展：全球趋势的又一例证

城市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了解了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再来看看中国城市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演变，就会知道，中国城市发展不是特殊的，而只是世界普遍规律的又一个例证。为此，我要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密度与工资”的故事。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也是人口密度越大的城市职工工资水平越高（参见图6—1）。读者可能会说，那当然了，大城市生活成本高，当然需要工资高了。可是，请你反过来想想，如果只是因为生活成本高，而没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企业为什么要付给职工更高的工资呢？企业付高工资的原因一定是员工创造的价值比企业付的工资还要多，否则，企业就不会愿意继续留在工资高的城市。

图6-1　密度与工资

第二个故事是“人往高处走”。在城市里，如果周围人的教育水平提高，那么，我们自己也能够享受到“人力资本外部性”。于是，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这个城市的工资水平就越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大城市更能够留得住大学生。图6—2显示，在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时大学生比重较高的城市，到了2010年，大学生人口比重提高的百分点数也更多。这和美国出现的大学生扎堆式地向大学生比重高的城市集聚的现象如出一辙。大学生集聚的同时，低技能劳动者也到大城市去找服务业的工作，于是，初始年份大学生比例高的大城市也出现了更快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

图6-2　大学生的集聚

第三个故事是“港口与工资”。我在本书的上篇就说过，在全球化的时代，港口非常重要，港口附近的国际贸易运输成本较低，于是企业向港口附近集聚，而集聚又导致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图6—3显示，在中国，到上海、香港或者天津这三大港口的最短距离（横轴）显著地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用工资度量）。在到大港口500公里的范围之内，离港口越远，工资越低，相比于大港口附近，500公里之外的地方工资大约低50%。离大港口500公里以后，工资水平就和到大港口的距离没什么明显的关系了。500公里大概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从上海出发往西走，到达安徽西部，也就是泛长三角的大致范围。

图6-3　到大港口距离与工资

从这三张图和三个故事来说，中国的城市发展并没有成为全球经验的例外。恰恰相反，中国经验再次证明，地理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当然，看到地理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就不重要了，而是说，经济政策要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如果和市场经济的规律来个反向操作，不仅事倍功半，而且可能事与愿违。

如果城市发展有规律可循，那么，就有必要去探求世界其他城市发展的规律。对于中国当下的城市化政策，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需不需要对特大城市的人口采取行政性的控制手段。那么，有没有控制城市人口的理论依据呢？城市人口的数量到底是应该成为一个政府政策调控的目标，还是一个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预测指标呢？

放眼全球，极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城市的人口作为政府政策调控的指标，大部分的国家基本上是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从而使人口成为一个城市未来制定公共政策的预测目标。比如纽约，那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但根据纽约市政府的预测，未来纽约人口还要增加100万。再比如新加坡，新加坡也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方，但是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规划，未来人口可能要从现在的550万增长到700万。也就是说，即便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来讲，它也没有把人口的增长作为一个必须通过政府政策来进行控制的指标。

如果城市人口是个预测指标的话，那么有没有办法预测城市的人口呢？这是有待科学研究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可以预测的话，我们在制定城市公共政策和做城市规划时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遗憾的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总是提前很多年打破政府设定的人口控制目标。出现这样的情况时，人们不去反思若干年前制定的人口目标有什么样的错误，而是武断地认为大城市的承载力已经被突破。对于这样的论断，有必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人口承载力已经被突破，那现在超过承载力的人口是怎么被承载的？

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上海常住人口规模在2020年被规划为1800万左右，而实际上，上海市的常住人口在2014年底已经超过2500万。正是这种滞后于实际人口增长的预测造成了今天上海所面临的公共服务紧张、基础设施短缺的问题，因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往往是按若干年前的预测人口来进行的。但是，很多人却将当前的供求矛盾简单地归因于太多外来人口进入上海。如果这种不科学的认识继续主导政策的制定，依旧不对未来人口规模进行科学预测，不及时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那么未来可能面临的是更加严重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短缺。

既然如此，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决定是否也有规律可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