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巨型城市的人口：东京道路

特大城市的人口会一直增长下去吗？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既会，也不会”。不妨来看看东京的情况——这是我给上海找的参照城市。把东京当做上海的参照，有三个原因：

第一，东亚国家有一个普遍的特点是人地关系比较紧张。

第二，东亚国家有比较相近的文化。文化对一个国家的人口分布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当这个国家的经济进入后工业化的时候，服务业的比重提高以后，人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就会强烈地影响他对于服务业的需求。比如说你是喜欢坐在家里看DVD，还是喜欢进入电影院看电影，或者你是不是喜欢和朋友聚在一起吃饭，这些偏好决定了生活中人和人交往的需求。人们越是偏好于宅在家里，那么人口集聚相对就会少一些。相反，越是喜欢经常跟别人聚一聚，喜欢跟大家有一个碰面交流的机会，那么集聚效应就越明显。

同样道理，越重视教育的文化也会产生更大的集聚效应。教育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产业，它需要人和人在一起，因为教育本身是有规模经济的。而且教育产业和文化产业都需要人和人之间的互动来传播信息和知识，越重视教育，大城市和人口密度就越重要。

第三，如果你相信中国未来会成为全球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那么中国一定会产生一个世界级的城市和都市圈，实际上，长三角都市圈已经是世界级的了。如果要为这个世界级的城市和都市圈在亚洲找一个参照系，那么必然是同样已经成为世界级城市和都市圈的东京。

如果大家接受这个参照系的话，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东京都的人口增长轨迹，图6—6是我们能够找到历史数据的时期中东京都的人口增长轨迹。在图中你会看到在1945—1965年期间是东京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这一段时期也伴随着“二战”以后整个日本经济包括东京在国际地位上的崛起。在这个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时候，东京都的人口每年平均增长接近37万。可能会有人认为这段高增长时期有其特殊性，我们在看东京都的人口增长速度时要把时间作调整。于是，我们把考察期延后到1975年，把这段人口增长速度相对来说已经放慢的时期给包括进来，这样，战后30年期间，东京都人口增长仍然每年达到27万。为了尽量不要高估东京都的人口增长速度，我把时间再往前挪，大家会注意到，在“二战”时期，即1940—1945年的时候，东京都人口锐减，这跟战争有关系。“二战”中由于遭受美国的轰炸，东京都人口急剧下降。战后这一阶段的人口高增长有一部分是恢复性的。我把历史的起点拉到1920年，计算1920—1975年整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结果是，在这55年期间，东京都的人口增长仍然每年达到14.5万，接近15万。我必须要强调东京都的面积只有上海的1/3。这意味着上海的人口假如以东京都当年的速度增长的话，就会达到45万人/年，你恐怕不能说这个人口增长速度太快了。现在有不少人仅仅通过简单地计算上海每年人口增长了多少就认定人口数量在“爆炸”，要知道，人口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它反映的是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上海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不断补充青年人口所必需的。当前，上海的就业人口中有超过一半是非上海本地户籍人口，如果不是这些外来人口的贡献，上海的经济和养老保障体系早就崩溃了。

图6-6　东京都的快速人口增长（1920—2011）

请读者注意，1990年代中期，东京都人口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下降了，这与东京都的首都功能分散计划有关系。但是日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当日本政府用行政力量来做人口疏散的时候，一方面影响到了东京作为一个首位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随之整个日本的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首都功能分散计划的几年时间也是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比较慢的时期，这说明，用行政力量来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影响的不仅是城市，也会波及整个国家。这段历史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

回到“大城市人口增长是否无极限”这个问题上来。你看东京都的人口，目前仍然在缓慢增长，而且这是在整个日本人口有所下降的前提下。全球所有国际大都市的人口都无一例外地在增长，在这个意义上，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无极限的。但是，要注意到，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的人口增长有相当多来自国际移民，而相比之下，日本是一个国际移民管制较强的国家，东京都的人口增长更多是国内移民驱动的。虽然东京都的人口仍然在缓慢增长，但自从达到1200万之后，东京都的人口增长就非常缓慢，在这个意义上，东京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稳定的状态，人口增长又可以说是有极限的。

今天在中国非常流行的一个说法是西方国家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逆城市化现象有很多种理解，其中有一种理解是人们在搬离市中心。近年来，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也有所下降。特别是随着旧区改造，原来很多高密度的社区被改造了。历史上上海曾经有过每平方公里达到10万人口的社区，最近若干年来，经过旧城的改造，这些社区的人口已经大幅度下降。我要告诉读者，不要以为北京和上海出现搬离市中心的趋势是长久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希望改善住房，通过住得远些，从而可以住得大一点儿，这是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的。但在东京，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人们重新搬回中心城区的趋势。

西方国家曾经出现的人口搬离城市中心的“逆城市化”现象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仍然拿东京作为例子。东京有一个现象：许多人白天在东京都上班，晚上则离开东京都，住在东京都周边的地方，所以东京会出现白天和夜间人口的差别。图6—7显示了东京都的夜间人口占白天人口的比重，可以看到，1965—1995年的30年时间里面，该比重越来越低，几乎是直线下降，但是从1995年以来这个比重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回升。

图6-7　东京都夜间人口占比

美国也出现了重新搬回大城市中心的迹象。2012年6月28日的《华尔街日报》报道称，2010年7月——2011年7月间，在面积排前51位的美国都市区中，有27个都市区的中心城区人口增长超过了郊区，其反映出的是城市中心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人们重回市中心的趋势。形成对照的是，在2000—2010年间，只有5个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区超过了郊区的增长；而自1920年代以来的每一个10年中，城市的郊区人口增长都曾经比中心城区更快。

人口搬离市中心的时期是国际油价比较便宜的时期——假如你住在远郊，开车两个小时上下班也无所谓。与此同时，当以知识、信息、技术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还没有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对于居住在市中心去享受人和人交流便捷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烈。美国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出现了黑人群体的聚居，相对来说，收入较低，犯罪率较高，这也导致大量白人群体曾经纷纷搬离中心城区。

但是时移世易，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以知识、信息、技术作为自己工作的投入品，越来越需要住在市中心，接近空气里弥漫着的知识、信息和技术。在美国，城市中心区生活质量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改善：一方面，城市的犯罪率有大幅度的下降，安全性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市中心原先的一些分散而封闭的商业正在被博物馆和棒球场这样的文体设施所取代。而工厂的搬迁又使得城市的中心摆脱了重污染，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城市环境的改善是能够与城市扩张同步实现的。随着收入的提高，人的消费结构也发生明显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地消费那些需要面对面的服务，比如听音乐会和看体育比赛。于是，人们宁愿承受市中心比较高的房价，住得也比较狭小。实际上，中心城区的高房价就是人们为工作和生活便利性支付的成本。收入提高之后，时间成本也在上升，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过那种“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班路上”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