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改革的回声
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国内外的经济学家都对中国在80年代以来的改革策略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一个关于转型经济学的领域迅速成长。属于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研究和总结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式的。1991—1994年间，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上海连续举办的经济学学术会议成为日后在中国流行多年的“过渡经济学”（economics of transition）的起点和基础。在经济学家总结的中国经济改革策略的经验当中，“增量改革”（incremental reforms）和“试验改革”（experimental reforms）成为最没有异议的两个新概念。其中，“试验改革”所描绘的不仅是一种在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上遵循的所谓“错了再试”的经验主义的方式，而且其显然也刻画出了80年代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两项带有某些“自发试验”性质的经验事实：绝大多数中国农村地区的“包产到户”以及在广东、福建和沿海一带通商口岸的开放。
回想起来，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是4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们改变了中国经济及其体制。我做出这样的评价并不是脱口而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其实，道理是很容易想明白的，不需要我们在这里展开更多的讨论。简单地说，1979年之后，中国的农村家庭普遍放弃生产队和人民公社这样的集体耕作制度，转向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包产到户”），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温饱问题，释放出了几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和中国经济在部门结构上的变迁；而最早在广东、福建，后来在沿海一带开放通商口岸更是打开了中国封闭经济的缺口，它像阀门被打开一样，迅速地释放了中国经济被长期压抑的“比较优势”，有力地将中国带入了全球化的轨道。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事情多多少少又都部分地带有“自发试验”的性质。即使有政府被动的默许和无奈的选择在里面，但“包产到户”肯定不是由政府设计和推广出来的制度试验，而是农户自发的选择。深圳特区的出现，看上去是我们设计好的一个试验，其实它并不完全是偶然事件，其中也有很多自发而必然的成分，它被与宝安县禁而不止的偷渡逃港事情联系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次重要的事件背后掩埋的“火种”比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差不多要早上20年。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周其仁教授于2008年1月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有一段内容，就提到了这两次事件发生的早期线索。
他提到，1959—1961年间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逼出了波及全国多个省区的包产到户。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周其仁演讲的现场记录稿中，周其仁说到，事实上，在1961年前后，全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比如说河南，但当时不叫包产到户，叫借地，就是农民向人民公社借土地来种，所谓借地自救；安徽大概40%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当时也不叫包产到户，叫救命田，把地划给农民自己种，以度过困难时期。(3)
周其仁提到的第二次事件是发生在1962年的广东省宝安县（现为深圳市辖区）的偷渡逃港事件。他说，由于各种传言和国内的经济困难，就在宝安这个地方，曾积集了10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这些人来自全国12个省区、广东62个市县。当时约6万人偷渡出境，其中大部分被港英当局遣返回来。在这样偷渡猖獗的背景下，没有办法，当地确实被逼出要利用香港发展边境贸易来建设宝安和开放市场的政策。用周其仁的话说：“回头看，这个事件埋下了未来开放的契机。”(4)
很多人在今天说，深圳过去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其实，它显然并不宁静。周其仁提到的宝安县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偷渡事件，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关于宝安这一段并不宁静的日子，我还找到了苏东斌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中记载的资料。(5)资料显示，1898年6月9日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在割让了属于新安县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后，又与英国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新安县的新界也以99年的租期借给了英国。深圳河对岸的香港在20世纪50—70年代一举成为新兴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区，而河这岸的宝安县（新安县在1913年改名为宝安县）却因为它的“边防”地位而被封闭起来，经济和社会长期都没有什么变化发展。其实，在1951年宝安封锁边界之后，偷渡就开始产生并不断蔓延。根据黄也平主编的《中国大决策纪实：1978—1998》一书提供的数据，宝安县的偷渡高潮分别发生在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8—1979年，行动外逃总计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6)1979年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张勋甫上任的头一个月就发生了3054人次的老百姓逃港事件，逃出1855人。(7)
陈宏在《1979—2000深圳重大决策和事件民间观察》一书中提到，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七万群众，像数十条凶猛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这场惊天骤变是被一则谣言引爆的，谣言说，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纪念日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三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8)
最有意思的是，董滨和高小林合著的《突破——中国特区启示录》以及苏东斌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特区史略》中都特别提到，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在1977年11月11日视察广州的时候，作为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广东省委向邓小平汇报了深圳这个不足三万人的小镇出现的恶性逃港热潮。而邓小平听后却沉默了很久之后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他还说：“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这话在当时着实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难以理解其中的含义。(9)而等到1979年5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视察深圳时，才终于破了题。针对逃港事件，谷副总理说了句算是鼓舞人心的话：“现在往那边跑的多，将来一定是往我们这边来的多。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吧。”(10)不知道香港人今天从罗湖桥上走往深圳时，是否知道40年前谷副总理的这句话。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次持续的偷渡事件对中国改革领导人选择深圳建设特区的决策的确有着深刻影响。尤其是，它是中国政府接受设立深圳特区的最初建议的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深圳特区的设立完全是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那就错了。
另一个纯粹的看法，也是在我翻阅的大多数中英文研究文献里的基本观点，即深圳特区的设立在战略上应该理解为中国政府实现开放并与世界经济逐步一体化的一座“桥梁”和一个“窗口”。不过，对于这个纯粹经济理性的逻辑解释很早就有人提出过挑战。比如，在《亚洲公共行政学》杂志（The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于1985年底出版的一期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的特刊上，龚启圣（James Kung）博士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特区的起源与表现”的研究文章。他在文章中这样说：“假如经济原则是适用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问，类似的政策为什么不在主要的工业城市，如广州、上海和天津采用，那里现有的工业基础和熟练劳动力的环境更适合于外商投资。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些城市采用当前的‘增长极’（growth pole）战略的话，单位投资的边际成本会更低。”(11)
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当时在中国改革领导人的头脑里存在着寻找一个体制试验场和改革突破口的想法。关于这一点，下面行将记述的深圳特区从酝酿到批准的整个过程会给予证明。中国改革领导人明白，突然开放像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仅社会风险和代价极高，而且在那个时候，外资是否对中国政府的全面开放政策拥有足够的信心与安全感，仍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深圳作为试验场，利用其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通过新体制试验和吸引港澳资本的落户政策，最终向西方投资者证明，中国的开放政策和推进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讲，选择深圳作为特区试验场其实是一个典型的经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