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与沿海开放战略：空间经济学的视角
就我的阅读范围而言，关于深圳特区和整个中国经济特区战略的研究文献里，绝大多数的研究只是集中在深圳特区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面(40)，或者对深圳特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结构的一般分析。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比较研究的文献出现，这些文献把中国的深圳特区与其他国家的出口加工区或者自由贸易区等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当然，早期对深圳特区进行批评的文章也多半是一般的描述分析和规范分析，少有建立在严谨的理论框架和统计计量分析之上的研究成果问世。
我想，从理论上说，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往往是深圳特区（或是全部的经济特区）的存在是否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存在“扩散”的正面效应。这样的问题在理论上类似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是否对本土的企业产生技术存在扩散效应一样。经济学家对后一个问题，也就是技术扩散问题给予了比较多的经验研究，尽管在结论上还不是那么确定。但就早期而言，经济学家对前一个问题的研究却是不足的。这些年来，随着经济地理学的复兴和经济学家对空间变量在经济解释中的意义有了更多的认识，以区域经济和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经济变化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个时候，创设特区和推进沿海发展战略的政策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正面效应，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回答。
要更好地理解并且研究一个特定区位上的经济活动对当地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部性”，而且我们需要把区位和地理的因素考虑进“外部性”的生成问题中去。在经济地理学的文献里，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在城市经济学的范畴内被提出来并被这样加以表述的：以技术或者知识在企业间的扩散为话题，我们需要弄明白的动态扩散机制是，一个特定地区的企业主要是从自己所在的产业内学到东西，还是主要从产业外的企业学到东西？
经济学家的定义是这样的：如果企业主要是从自己的产业内学到东西，那么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或者技术的采纳过程就会明显得益于“集聚”效应。这是一种属地化的外部效应。一旦存在这样的效应，企业当然就趋向于集中在某个特定的地区或者城市。这个现象也就是我们习惯上说的“扎堆”。
而如果某个特定地方的企业主要是从自己所在的产业外的企业学到东西，并且面临着竞争性的环境，那么经济学家就认为该地存在所谓“城市化”的外部效应。在这种外部效应下，技术和知识的扩散需要一个产业多样化的学习环境。
1992年，包括格莱泽（Glaeser）和施莱弗（Shleifer）在内的四位经济学家联名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目很短的论文——“城市的成长”(41)。对于空间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的复兴而言，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随后，在1995年，同样的杂志上发表了亨德森（Henderson）等另外几位经济学家合作的论文“城市的工业发展”(42)。我之所以说这些重要的经验研究文献复兴了城市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是因为关于外部经济和空间经济学的早期思想可以追溯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加拿大籍的简·雅各布斯（J.Jacobs）1969年出版的《城市经济》（Economy of Cities）中。
得益于过去十多年一些经济学家在空间、地理和城市经济学上的前沿工作与贡献，这些年来，使用空间地理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技术研究中国区域经济整分模式与产业组织结构的文献也开始不断涌现了。我在这里需要重点提及的是我于几年前读到的塞西尔·巴蒂斯（Cécile Batisse）写的一篇论文“动态外部性与地方的经济增长：对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分析”(43)。这篇论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特区试验计划和沿海开放战略是怎么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
塞西尔·巴蒂斯的文章实际上先后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工业行业在中国各省的区域化状况是怎么演变的。也就是说，什么行业变得更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省份），而什么行业在地理上的分布变得更加分散了。如果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度量上的方法把这个问题量化，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自然是，这些工业行业的地理分布（集中或者分散）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很明显，巴蒂斯套用了格莱泽等人在1992年使用的方法，把“城市—产业”的组合数据变成了“省份—产业”的组合数据。然后对中国30个工业行业在每个省份（用p表示，p=1，…，29）的所谓地方化（或者专业化）的程度进行了测度。给定一个产业（用s表示，s=1，…，30），她用工业增加值（VA）测度了衡量专业化程度的所谓“Isard指数”，其定义是：
这里的n表示整个经济的总体。一看就知道，Isard指数度量了某个省份在一个给定的产业上相对于其他省份的“分量”，这个分量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某个产业在某地区的地方化或者专业化的程度。作者发现，的确，以这个指数来度量，能源（石油、天然气等）产业主要集中在中国北部和东北省份，而大多数接近消费者市场导向的制造业则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作者把每个省的专业化指数进行加总之后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明显出现了区域化和地区专业化的趋势。
有了这个指标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当一个省份在某些产业上形成了比较集中和专业化的结构之后，它对当地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前面提到，在经济学文献中，对于什么样的产业空间更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的传播与消化，经济学家是有不同的理论解释和经验支持的。一个理论认为，产业朝某区域的集聚和较高的区域专业化的程度有助于技术的扩散和消化，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而另一个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产业越分散，越异质化和多样化，越有利于技术和知识的扩散与学习，从而越促进产业的成长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产业空间分布的演变模式（1988—1994），巴蒂斯对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说做了一个实证上的检验。她设定的回归方程是：
图4-2 中国的产业区域化趋势（1988-1994）
资料来源：Cécile Batisse，“Dynamic Externalities and Local Growth：A Panel Data Analysis Applied to Chinese Provinces”，China Economic Review，2002，Vol.13，No.2—3：231—251.
lnGs,p=βln（Ks,p）+χln（Ss,p）+δln（Ts,p）+ln（divs,p）+γ（Xp）+αs+us,p
被解释变量lnGs,p是一个产业在一个省份的增加值率，反映产业和地方经济的成长速度。在解释变量中，作者考虑了人均资本存量ln（Ks,p）和反映地区与产业特征的变量。在反映地区的特征变量里，作者把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作为“虚拟变量”，为的是检验这些特区和开放城市所代表的地理因素是否对地方的产业成长和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除此之外，作者重点考虑了各省份在1984年的产业专业化指数ln（Ss,p）、竞争指数ln（Ts,p）以及产业多样化指数ln（divs,p）。
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了产业专业化指数。此外，巴蒂斯还计算了竞争指数ln（Ts,p）以及产业多样化指数ln（divs,p）。一个省份在某个行业内的竞争指数，是以该行业在这个省份的企业数量与行业的工业增加值的比率除以这个比率的全国值来衡量的：
而行业的多样化指数是用正规化的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的倒数来衡量的：
准备好了中国29个省30个行业在1988—1994年的这些数据，作者用固定效应的面板技术回归了上面的方程。回归的结果发现：第一，1984年的产业专业化水平对后续的产业增长有不利的影响。换句话说，产业在一个区域早期越集中，之后越不利于产业的增长。第二，1984年的产业竞争指数对后续的产业增长却有积极的影响。这意味着，给定一个产业的组织结构，一个地区的中小企业越多，这个地方的动态效率越高。第三，产业的多样化指数对后续的增长也有正面的影响。这也就是说，企业在一个产业多样化的环境里更有利于其成长。产业的分散化和多样化在一个地区要比产业的集聚更有利于增长。第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而且非常显著。这说明，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成长速度比其他地区更快。
因为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格外显著，作者进一步把数据按照地理的区位分成了两个组，再分别进行回归，一个组包含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另一个组包含所有其余的省份。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检验产业的多样化更有利于产业增长的这个结论是否过分受到了地理位置的显著影响所致，或者说，是否因为某些地理上的因素导致某些产业对多样化指数、竞争指数或者专业化指数这些变量更敏感。回归结果的确发现，那些分布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产业似乎与内地的产业不同，前者明显受到产业间的外部性的正面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内地却不明显。这意味着分布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企业对动态外部性比内地企业更敏感。(44)
总的来说，如果我们把该研究的所有四个结果综合起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实际上帮助揭示了一个关于企业之间的动态外部性和技术在空间上扩散的机制。由于执行了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让中国的这些沿海地区更好更快地接受了外商直接投资，而且接近国际出口市场，发挥了比较优势，并通过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迅速向内地及行业扩散技术和管理知识，整体加快了产业的成长进程。
另外，除了动态外部性和产业成长中的技术扩散效应之外，其实经济特区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在经济特区进行的体制改革和试验不断地被全国其他地区仿效，这也是一种知识的溢出效应。而且随着经济特区的经验不断被推广，模仿新体制的过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新体制的这种动态外部性最终也就消除了不同体制和不同地区之间的“租金”差距，避免了早期我们看到的跨地区的“寻租”活动。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青年经济学者徐现祥和陈小飞写就的文章中把这个过程称为特区的“试验—推广—趋同模式”，其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实现各地区经济绩效的趋同。(45)这里我很愿意使用他们给出的一张图。在图4-3的左半图中，作者展示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在1980—2004年间的标准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准差明显呈现下降趋势。这意味着，特区的经济增长绩效在逐渐与全国的水平靠拢。在图4-3的右半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深圳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的增长速度，二者的差距高达50个百分点左右。而到了1996年，这个差距已经下降到7个百分点。从那个时候至今，虽然深圳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二者之间的差距趋于平稳，基本上稳定在7个百分点左右的水平。
图4-3 经济特区与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同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深圳统计年鉴》（2006）、《珠海统计年鉴》（2006）、《汕头统计年鉴》（2006）和《厦门统计年鉴》（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