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害了中国
依赖烧钱的经济复苏不可持续
当前刺激经济的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
目前来看，宏观经济各项指标都显示出较快的回暖，2010年第一季度的GDP上升了11.9％，4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维持在50％以上，已经连续14个月在50％以上。我在很多场合讲过，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字好转，当然要先假设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回暖的主要原因是去年超量的信贷供应，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我把它叫做“烧钱效应”。这个“烧钱效应”能不能持续下去，取决于政府能不能继续烧钱。你烧钱、印钞票当然会起到刺激作用，就像一个病人一样，给他输血、输氧，他的精神头肯定会上来，但是他的病好了吗？没有！中国经济的病是什么？是结构性的病，投资过多，消费过少，单纯依赖投资和外部需求驱动经济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能持续的。我们最近看到总书记的几次讲话，一再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我们烧钱的结果，非但没有改变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反而使传统增长方式引起的结构失衡问题更加严重。
你喝了毒药，口渴的感觉能够暂时消失，后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应该怎样判断通胀
我认为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都应该看。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就开始关注资产价格，但还是在2001到2004年间执行了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造成次按资产泡沫。但是我们知道，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都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政策只能管一个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在理论界没有一致的看法，我倾向于采用弗里德曼的“固定规则”，就是货币供应和GDP增长大致保持一致，票子发多了，超过实体经济的需要，不是CPI通胀，就是资产价格通胀。
宏观调控没有科学依据
我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之所以说它是伪科学，主要是因为它没有诊断就乱开药方。经济发生波动，政府去调控，减少波动，使经济运行更加平稳，这是人们想要实现的理想目标，但这样的做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宏观经济的波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该不应该调控。第二个问题是政府能不能调控好。如果不知道周期波动是怎么产生的，高了就打压，低了就刺激、提拉，那就是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病因还没诊断清楚，药方就开出来了。
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宏观经济学，所以说它是伪科学。他不问病人到底为什么病了，为什么发烧，为什么发冷，只是物理疗法。烧了，让你洗冷水澡；凉了，就让你蒸桑拿，不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宏观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经济周期的波动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看清楚政府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如果经济周期波动是新技术引起的，比如说互联网，或者铁路，铁路在一百年前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把运输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那时候大家全都上铁路投资，投资驱动下，经济增长速度上来了。政府一看，说经济过热，要紧缩调控，有道理吗？毫无道理！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会阻碍铁路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会阻碍生产力的提高。碰到这样的经济增长高峰时，政府应该做什么？什么都不应该做！乐见其成。当铁路的建设基本完成以后，投资下降，经济跟着就下去了。政府一看说经济下滑，赶快刺激需求，财政增加开支，央行大发钞票。这政策有道理吗？铁路铺完了，全国性的铁路网已经建完了，你刺激什么呢？没有新的投资机会，钱往哪儿用啊？
第二，就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府能不能消除头疼？答案是消除不了。政府的政策在很多场合下非但没有使经济平稳发展，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原因是政府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经济的趋势。
政府想把震荡波的波峰削掉，想把波谷填平，前提是要对波动有很准确的预测，在准确预测的基础上，能够在正确的时点上使用正确的力度，推出正确的政策。如果时间、力度选择不对，工具选择不对，宏观调控有可能放大而不是减少波动。比如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长11.9％，我怀疑是12％以上。一看到“.9”这样的数字，就像想起到商店里面买东西，9.99元，就是不上10元。12％的增长就是去年的货币发行过度，造成了在全球萧条期间中国经济的过热，所以它才把数字拉下来，“11.9”让大家觉得还没上“12”。
去年烧钱太猛了，结果经济大起，大起后面跟着的就是大落。说宏观经济是伪科学，就在于政府能不能精确地、有预见性地操作宏观政策，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稳定汇率和抑制通胀只能二选一
央行现在有很多政策目标，既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又要控制通胀，这根本不可能。我个人赞同防通胀是第一目标，也是我们《人民银行法》里规定的，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一石二鸟的事在经济学中是没有的，既要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的事不存在。你想一个政策工具管多个目标，最后的结果是哪个目标也管不住。那么在多个目标当中，你进行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通货膨胀，别的目标只能放弃。
人民币汇率稳定和抑制通货膨胀是冲突的，熊掌和鱼是不可兼得的。我赞同人民币汇率升值，从经济学的原理上来讲是没有疑问的，学界也取得了共识。
紧缩银根才能挤泡沫
解铃还需系铃人
现在国务院和央行都在着手挤泡沫了。我们先要问一下，泡沫是从哪儿来的？挤泡沫的时候大家都说“政府做得不错”，我们有没有想到，泡沫就是政府自己制造的？消防队灭火成了英雄，我们想没想到，纵火者就是正在灭火的政府自己。第二，它能不能灭火？这就取决于灭火的方法。灭火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想一想当初火是怎么放的，大火起于货币供应失控！如果现在想灭火，就得坚决紧缩银根，把过去倒出去的汽油都收回来，否则的话，火会继续燃烧。如果只是在火上拿一床湿被子盖一盖，而没有把过去放的汽油都抽回来，火还会烧的，最后把你这床被子也烧掉。
资产泡沫的产生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我在我的文章里也讲过：第一货币供应过度，通胀预期起来了，老百姓感到自己的储蓄在贬值，为了防止储蓄损失价值，他们要把钱从银行拿出来，购买实物资产。现在国内能买的实物资产除了房子就是黄金，没有别的，所以房价、金价哗哗地往上涨。第二个因素是房屋供应严重不足，这个是和土地政策连在一起的，而土地供应又被地方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靠土地吃饭。供给和需求的最基本的因素没变，只是采用行政手段打压楼市，你想想能打下去吗？打不下去！真正解决资产泡沫的问题，要把去年多放的货币抽回去，加息、提高准备金率，不管用什么样的措施，把过去放的汽油抽回去。第二，增加土地供应。土地供应不增加，房屋供应不增加，房价怎么可能下去啊？价格是供给和需求的反映，仅仅靠行政手段打压，越打越坏事。
你想一想，在政府打压的情况下，地产商怎么办？它减少开发量，推迟开发，推迟买地，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提高了，等等看再说吧。开发商都是这个心态，未来房屋的供给更少，房价一旦涨起来，将比过去涨得还凶。现在需求也被打下去了，购房者也觉得不确定性太高，房价说不定会降，如果看到房价没降，这些被压制的需求一下子爆发出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所以你不改变根本的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仅靠行政手段，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央行的紧缩力度远远不够
今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央票回收了6040亿元，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冻结了资金9000亿元。这个力度不够大？去年发了10万亿元贷款呢，现在抽回去了多少啊？还有，动了那么多政策手段，为什么不动利率？现在的实际利率是负的，就按政府的数据算，CPI是2.8％，存款利率是多少？最高一点几吧？
换句话说，老百姓现在银行存的钱，每天都在亏。老百姓很理性，如果存钱每天都在亏，当然要拿出来购买实物资产了。如果你不把利率抬上去，不把真实利率变成正的，老百姓对于实物资产的需求会继续非常旺盛，打也打不下去。
保“8”毫无意义
有人担心，打压楼市、加息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速，造成失业，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为什么就非要保“8”呢？广东人喜欢“8”，因为觉得吉利，政策制定者喜欢“8”，道理在什么地方？依据在哪里？如果中国只有“8％”才能保证充分就业，那其他的国家早就发生社会动乱了。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中国这么快？他们是怎么解决就业问题的？解决充分就业的关键不在保8、保9，保多少。保证充分就业的关键，实际上总书记最近讲过了，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政府靠“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拉内需，投资那么多，创造了多少就业？你拿出数据来。我们重型机械制造业，钢铁、水泥、汽车，解决了多少就业？全都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不能有效地创造就业。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一定是要转型。转型到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中国经济不需要“8％”，也许“5％”就能够实现充分就业。“8％”是对一个旧的框架、一个旧的增长模式讲的，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改革的眼光、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眼光来看，这“8％”是没有道理的，不用那么高的GDP增长，完全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改革阻力来自政府
2009年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需要邓小平，不需要凯恩斯”，意思是中国还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光靠政府烧钱解决不了问题。但进一步改革很难，阻力来自政府，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改革要触动利益，政府又是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很难推动。
例如土地供应，刚才我们讲了，为了降低房价，必须增加房地产的供应量，增加房地产的供应，必须增加土地供应，而要想增加土地供应，必须把土地从地方政府手里解放出来，让土地进入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楼价高、地价高的时候，土地自动进入市场，土地供应增加了，地价、楼价也就下来了。现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政府紧紧地攥住土地。土地都在政府手里，它不希望低地价，而想抬高地价，高地价意味着很高的卖地收入。因此，中国的房价连着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又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你不解决它的财政收入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无法推进，房价、房屋供应的问题解决受到牵制。
要打破这个僵局，就需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让土地财政成为常态，不能让地方融资平台成为常态。
地方政府可能步希腊债务危机后尘
现在一个是土地财政，另外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拼命借钱，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有8000多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8000多个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迪拜”。
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严重，甚至有可能步希腊债务危机的后尘。从整个国家来讲，中国成为希腊的可能性目前来说不是太大，但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就是希腊。很有可能在这里、在那里出现各式各样的“迪拜”，地方政府破产。现在要不是这么捂着、盖着的话，估计有不少地方政府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因此中央现在很着急，要清理，但是清理又涉及利益，哪有那么容易？这都是去年我们执行凯恩斯主义留下来的后果，凯恩斯主义说，为了刺激经济，政府借点债没关系。但政府一借就上瘾，像抽大烟一样，抽着舒服啊，不像改革那么痛苦。凯恩斯主义害人不浅，把希腊害了，又来害我们。
对中国经济学界很失望
市场优于政府
我对市场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地方：一个是社会伦理，另外一个是效率。从伦理的角度讲，一个社会必须具有对正义、对善的共同认识，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就会散掉。在现代社会，能够为所有社会成员认同的伦理标准是什么？社会正义是什么？我认为只能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而要想保证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
在个人的自由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人交易的自由，这不是我说的，是亚当·斯密讲的。在法律的框架下，个人利用所有能够得到的手段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任何对于他谋求自己经济利益的限制都是非正义的，都是不道德的。为了保证交易自由，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不能搞计划经济，政府不能干预经济，除非全体国民允许它这样做。任何对于经济的干预都是对个人交易自由的限制。
比如房地产，凭什么政府规定70％以上的房屋都是90平方米以下的？政府这样规定了，就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你要知道，住多大的房子，这是消费者的权利，你不能侵犯他们的权利。你做出这样的规定，也侵犯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自主经营权。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企业的经营自由，都是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都会侵犯个体的权利、侵犯个体的自由。所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讲，一定要搞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保证人们的交易自由。
第二个考虑是效率，从理论和实践上我们都可以证明，市场的效率远远高于政府。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退回去，让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甚至主导经济，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主导，只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咱们就干，就可以试，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社会正义与效率，这两点是我坚信市场经济的原因。
经济学界让人失望
经济学界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上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时候，经济学界的反应也令人失望。那次大萧条之后，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凯恩斯主义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存在着很多致命的漏洞，到今天凯恩斯主义者也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流行了一二十年，大家看到不行，凯恩斯主义推行不下去了，于是才有西方、东方的改革。
在20世纪70、80年代，一个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兴起，美国有里根推行的改革，英国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前苏联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国有邓小平的改革。当然，在西方是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反省，否定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到市场的轨道上来。在东方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彻底抛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这一次危机之后，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到现在学术界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何防止危机再次爆发？也就是亡羊补牢的措施，经济学界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本人对学界是极为失望的。
上世纪大萧条之后，起码有思想家出来反省、讨论、争论。一方以凯恩斯为代表，主张政府干预；另一方以哈耶克为代表，坚定地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市场是完美的，市场不完美，市场有很多缺陷，但是有缺陷的市场和有缺陷的政府比起来，我们宁可选择市场。凯恩斯主义的问题正出在这里，他在看到市场缺陷的同时，假设了一个无缺陷的政府，这是凯恩斯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最大的问题。
市场是不完美的，没有人说过市场是完美的，从亚当·斯密开始，从来就没有人说市场是完美的。我们能做的是不断地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制度上的调整、制度上的创新，来弥补市场的不完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而凯恩斯主义者因为市场的不完美，否定市场，再假想一个完美的政府来代替市场，这是凯恩斯主义最大的问题。其实凯恩斯本人没这么说，也没有建议用政府替代市场，但是在世界各国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中，由于政客们自身利益的需要，就尽可能地扩充政府，形成了用政府替代市场的倾向，这是非常糟糕的，我们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等看到代价的那一天，我们会想起来，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对市场效率的论证、对市场公平性的论证，会看到他们的先见之明。
国内的知识分子不独立
国内的经济学界，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不研究问题，既不深入研究现实问题，也不思考理论问题。一些学者热衷于进宫召对，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金榜题名，然后蒙皇上赏识，进宫献策。现代社会要求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的最高理想有很大的出入，现代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是独立的，他要以发现真理、宣传真理为职责，跟利益集团没关系，跟政府没关系，跟民众也没关系，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我们现在是有些人媚上，有些人媚下，他不独立。不独立怎么能做研究呢？不独立怎么能揭示真理呢？如果哥白尼跟着教会走，就不会有“日心说”。当然，知识分子不独立，原因不全在他们，我们也没有一个允许知识分子独立的环境。
经济学家要忠于自己的良心
我比较欣赏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之后是哈耶克，比哈耶克稍晚一点的经济学家，国内知道的并不多，是熊彼特，他们两位之后是弗里德曼。而国内的经济学家则乏善可陈。
经济学家怕的就是“一把剪子，一把票子”，凡是跟着剪子、跟着票子走的我都反感。在我看来，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忠于自己的良心，最恶劣的品质当然就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啰。
（2010年6月1日载于《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