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害了中国
依赖烧钱的经济复苏不可持续
当前刺激经济的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
目前来看,宏观经济各项指标都显示出较快的回暖,2010年第一季度的GDP上升了11.9%,4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也维持在50%以上,已经连续14个月在50%以上。我在很多场合讲过,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数字好转,当然要先假设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回暖的主要原因是去年超量的信贷供应,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我把它叫做“烧钱效应”。这个“烧钱效应”能不能持续下去,取决于政府能不能继续烧钱。你烧钱、印钞票当然会起到刺激作用,就像一个病人一样,给他输血、输氧,他的精神头肯定会上来,但是他的病好了吗?没有!中国经济的病是什么?是结构性的病,投资过多,消费过少,单纯依赖投资和外部需求驱动经济的增长,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能持续的。我们最近看到总书记的几次讲话,一再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我们烧钱的结果,非但没有改变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反而使传统增长方式引起的结构失衡问题更加严重。
你喝了毒药,口渴的感觉能够暂时消失,后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
应该怎样判断通胀
我认为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都应该看。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格林斯潘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就开始关注资产价格,但还是在2001到2004年间执行了过于松宽的货币政策,造成次按资产泡沫。但是我们知道,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都用货币政策来调节的话,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政策只能管一个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在理论界没有一致的看法,我倾向于采用弗里德曼的“固定规则”,就是货币供应和GDP增长大致保持一致,票子发多了,超过实体经济的需要,不是CPI通胀,就是资产价格通胀。
宏观调控没有科学依据
我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宏观经济学是伪科学”,之所以说它是伪科学,主要是因为它没有诊断就乱开药方。经济发生波动,政府去调控,减少波动,使经济运行更加平稳,这是人们想要实现的理想目标,但这样的做法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宏观经济的波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该不应该调控。第二个问题是政府能不能调控好。如果不知道周期波动是怎么产生的,高了就打压,低了就刺激、提拉,那就是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病因还没诊断清楚,药方就开出来了。
凯恩斯主义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宏观经济学,所以说它是伪科学。他不问病人到底为什么病了,为什么发烧,为什么发冷,只是物理疗法。烧了,让你洗冷水澡;凉了,就让你蒸桑拿,不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宏观经济学要想成为科学,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经济周期的波动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能看清楚政府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如果经济周期波动是新技术引起的,比如说互联网,或者铁路,铁路在一百年前是一项重大的技术创新,把运输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那时候大家全都上铁路投资,投资驱动下,经济增长速度上来了。政府一看,说经济过热,要紧缩调控,有道理吗?毫无道理!不仅没有道理,而且会阻碍铁路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会阻碍生产力的提高。碰到这样的经济增长高峰时,政府应该做什么?什么都不应该做!乐见其成。当铁路的建设基本完成以后,投资下降,经济跟着就下去了。政府一看说经济下滑,赶快刺激需求,财政增加开支,央行大发钞票。这政策有道理吗?铁路铺完了,全国性的铁路网已经建完了,你刺激什么呢?没有新的投资机会,钱往哪儿用啊?
第二,就算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府能不能消除头疼?答案是消除不了。政府的政策在很多场合下非但没有使经济平稳发展,反而加大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原因是政府不能准确预测未来经济的趋势。
政府想把震荡波的波峰削掉,想把波谷填平,前提是要对波动有很准确的预测,在准确预测的基础上,能够在正确的时点上使用正确的力度,推出正确的政策。如果时间、力度选择不对,工具选择不对,宏观调控有可能放大而不是减少波动。比如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长11.9%,我怀疑是12%以上。一看到“.9”这样的数字,就像想起到商店里面买东西,9.99元,就是不上10元。12%的增长就是去年的货币发行过度,造成了在全球萧条期间中国经济的过热,所以它才把数字拉下来,“11.9”让大家觉得还没上“12”。
去年烧钱太猛了,结果经济大起,大起后面跟着的就是大落。说宏观经济是伪科学,就在于政府能不能精确地、有预见性地操作宏观政策,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
稳定汇率和抑制通胀只能二选一
央行现在有很多政策目标,既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又要控制通胀,这根本不可能。我个人赞同防通胀是第一目标,也是我们《人民银行法》里规定的,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一石二鸟的事在经济学中是没有的,既要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的事不存在。你想一个政策工具管多个目标,最后的结果是哪个目标也管不住。那么在多个目标当中,你进行选择的话,我会选择通货膨胀,别的目标只能放弃。
人民币汇率稳定和抑制通货膨胀是冲突的,熊掌和鱼是不可兼得的。我赞同人民币汇率升值,从经济学的原理上来讲是没有疑问的,学界也取得了共识。
紧缩银根才能挤泡沫
解铃还需系铃人
现在国务院和央行都在着手挤泡沫了。我们先要问一下,泡沫是从哪儿来的?挤泡沫的时候大家都说“政府做得不错”,我们有没有想到,泡沫就是政府自己制造的?消防队灭火成了英雄,我们想没想到,纵火者就是正在灭火的政府自己。第二,它能不能灭火?这就取决于灭火的方法。灭火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想一想当初火是怎么放的,大火起于货币供应失控!如果现在想灭火,就得坚决紧缩银根,把过去倒出去的汽油都收回来,否则的话,火会继续燃烧。如果只是在火上拿一床湿被子盖一盖,而没有把过去放的汽油都抽回来,火还会烧的,最后把你这床被子也烧掉。
资产泡沫的产生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我在我的文章里也讲过:第一货币供应过度,通胀预期起来了,老百姓感到自己的储蓄在贬值,为了防止储蓄损失价值,他们要把钱从银行拿出来,购买实物资产。现在国内能买的实物资产除了房子就是黄金,没有别的,所以房价、金价哗哗地往上涨。第二个因素是房屋供应严重不足,这个是和土地政策连在一起的,而土地供应又被地方政府牢牢地控制着,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靠土地吃饭。供给和需求的最基本的因素没变,只是采用行政手段打压楼市,你想想能打下去吗?打不下去!真正解决资产泡沫的问题,要把去年多放的货币抽回去,加息、提高准备金率,不管用什么样的措施,把过去放的汽油抽回去。第二,增加土地供应。土地供应不增加,房屋供应不增加,房价怎么可能下去啊?价格是供给和需求的反映,仅仅靠行政手段打压,越打越坏事。
你想一想,在政府打压的情况下,地产商怎么办?它减少开发量,推迟开发,推迟买地,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提高了,等等看再说吧。开发商都是这个心态,未来房屋的供给更少,房价一旦涨起来,将比过去涨得还凶。现在需求也被打下去了,购房者也觉得不确定性太高,房价说不定会降,如果看到房价没降,这些被压制的需求一下子爆发出来,那是不得了的事。所以你不改变根本的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仅靠行政手段,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央行的紧缩力度远远不够
今年以来,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央票回收了6040亿元,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冻结了资金9000亿元。这个力度不够大?去年发了10万亿元贷款呢,现在抽回去了多少啊?还有,动了那么多政策手段,为什么不动利率?现在的实际利率是负的,就按政府的数据算,CPI是2.8%,存款利率是多少?最高一点几吧?
换句话说,老百姓现在银行存的钱,每天都在亏。老百姓很理性,如果存钱每天都在亏,当然要拿出来购买实物资产了。如果你不把利率抬上去,不把真实利率变成正的,老百姓对于实物资产的需求会继续非常旺盛,打也打不下去。
保“8”毫无意义
有人担心,打压楼市、加息会降低中国经济增速,造成失业,这个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为什么就非要保“8”呢?广东人喜欢“8”,因为觉得吉利,政策制定者喜欢“8”,道理在什么地方?依据在哪里?如果中国只有“8%”才能保证充分就业,那其他的国家早就发生社会动乱了。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中国这么快?他们是怎么解决就业问题的?解决充分就业的关键不在保8、保9,保多少。保证充分就业的关键,实际上总书记最近讲过了,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政府靠“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拉内需,投资那么多,创造了多少就业?你拿出数据来。我们重型机械制造业,钢铁、水泥、汽车,解决了多少就业?全都是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过程高度自动化,不能有效地创造就业。要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一定是要转型。转型到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中国经济不需要“8%”,也许“5%”就能够实现充分就业。“8%”是对一个旧的框架、一个旧的增长模式讲的,如果用发展的眼光、改革的眼光、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眼光来看,这“8%”是没有道理的,不用那么高的GDP增长,完全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改革阻力来自政府
2009年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需要邓小平,不需要凯恩斯”,意思是中国还需要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光靠政府烧钱解决不了问题。但进一步改革很难,阻力来自政府,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改革要触动利益,政府又是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很难推动。
例如土地供应,刚才我们讲了,为了降低房价,必须增加房地产的供应量,增加房地产的供应,必须增加土地供应,而要想增加土地供应,必须把土地从地方政府手里解放出来,让土地进入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楼价高、地价高的时候,土地自动进入市场,土地供应增加了,地价、楼价也就下来了。现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政府紧紧地攥住土地。土地都在政府手里,它不希望低地价,而想抬高地价,高地价意味着很高的卖地收入。因此,中国的房价连着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又涉及地方政府的利益,你不解决它的财政收入问题,土地制度改革无法推进,房价、房屋供应的问题解决受到牵制。
要打破这个僵局,就需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让土地财政成为常态,不能让地方融资平台成为常态。
地方政府可能步希腊债务危机后尘
现在一个是土地财政,另外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拼命借钱,根据政府自己的统计,有8000多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8000多个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成为“迪拜”。
地方政府债务状况严重,甚至有可能步希腊债务危机的后尘。从整个国家来讲,中国成为希腊的可能性目前来说不是太大,但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最终就是希腊。很有可能在这里、在那里出现各式各样的“迪拜”,地方政府破产。现在要不是这么捂着、盖着的话,估计有不少地方政府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因此中央现在很着急,要清理,但是清理又涉及利益,哪有那么容易?这都是去年我们执行凯恩斯主义留下来的后果,凯恩斯主义说,为了刺激经济,政府借点债没关系。但政府一借就上瘾,像抽大烟一样,抽着舒服啊,不像改革那么痛苦。凯恩斯主义害人不浅,把希腊害了,又来害我们。
对中国经济学界很失望
市场优于政府
我对市场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地方:一个是社会伦理,另外一个是效率。从伦理的角度讲,一个社会必须具有对正义、对善的共同认识,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就会散掉。在现代社会,能够为所有社会成员认同的伦理标准是什么?社会正义是什么?我认为只能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而要想保证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
在个人的自由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人交易的自由,这不是我说的,是亚当·斯密讲的。在法律的框架下,个人利用所有能够得到的手段谋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任何对于他谋求自己经济利益的限制都是非正义的,都是不道德的。为了保证交易自由,一定要搞市场经济,不能搞计划经济,政府不能干预经济,除非全体国民允许它这样做。任何对于经济的干预都是对个人交易自由的限制。
比如房地产,凭什么政府规定70%以上的房屋都是90平方米以下的?政府这样规定了,就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你要知道,住多大的房子,这是消费者的权利,你不能侵犯他们的权利。你做出这样的规定,也侵犯了房地产开发商的自主经营权。在现代社会中,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企业的经营自由,都是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任何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都会侵犯个体的权利、侵犯个体的自由。所以,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来讲,一定要搞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保证人们的交易自由。
第二个考虑是效率,从理论和实践上我们都可以证明,市场的效率远远高于政府。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退回去,让政府越来越多地干预、甚至主导经济,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主导,只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不要问姓资姓社,只要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好处,咱们就干,就可以试,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社会正义与效率,这两点是我坚信市场经济的原因。
经济学界让人失望
经济学界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上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时候,经济学界的反应也令人失望。那次大萧条之后,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凯恩斯主义从学术的角度来讲,存在着很多致命的漏洞,到今天凯恩斯主义者也没有给出很好的回答。二战之后,凯恩斯主义流行了一二十年,大家看到不行,凯恩斯主义推行不下去了,于是才有西方、东方的改革。
在20世纪70、80年代,一个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兴起,美国有里根推行的改革,英国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前苏联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国有邓小平的改革。当然,在西方是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反省,否定凯恩斯主义,重新回到市场的轨道上来。在东方是对计划经济的否定,彻底抛弃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这一次危机之后,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到现在学术界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如何防止危机再次爆发?也就是亡羊补牢的措施,经济学界也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所以我本人对学界是极为失望的。
上世纪大萧条之后,起码有思想家出来反省、讨论、争论。一方以凯恩斯为代表,主张政府干预;另一方以哈耶克为代表,坚定地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市场是完美的,市场不完美,市场有很多缺陷,但是有缺陷的市场和有缺陷的政府比起来,我们宁可选择市场。凯恩斯主义的问题正出在这里,他在看到市场缺陷的同时,假设了一个无缺陷的政府,这是凯恩斯主义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最大的问题。
市场是不完美的,没有人说过市场是完美的,从亚当·斯密开始,从来就没有人说市场是完美的。我们能做的是不断地进行制度上的改革、制度上的调整、制度上的创新,来弥补市场的不完美,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而凯恩斯主义者因为市场的不完美,否定市场,再假想一个完美的政府来代替市场,这是凯恩斯主义最大的问题。其实凯恩斯本人没这么说,也没有建议用政府替代市场,但是在世界各国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中,由于政客们自身利益的需要,就尽可能地扩充政府,形成了用政府替代市场的倾向,这是非常糟糕的,我们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等看到代价的那一天,我们会想起来,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经济学家对市场效率的论证、对市场公平性的论证,会看到他们的先见之明。
国内的知识分子不独立
国内的经济学界,最大的问题在我看来,是不研究问题,既不深入研究现实问题,也不思考理论问题。一些学者热衷于进宫召对,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金榜题名,然后蒙皇上赏识,进宫献策。现代社会要求的知识分子和古代的最高理想有很大的出入,现代社会要求知识分子是独立的,他要以发现真理、宣传真理为职责,跟利益集团没关系,跟政府没关系,跟民众也没关系,既不媚上,也不媚下。我们现在是有些人媚上,有些人媚下,他不独立。不独立怎么能做研究呢?不独立怎么能揭示真理呢?如果哥白尼跟着教会走,就不会有“日心说”。当然,知识分子不独立,原因不全在他们,我们也没有一个允许知识分子独立的环境。
经济学家要忠于自己的良心
我比较欣赏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之后是哈耶克,比哈耶克稍晚一点的经济学家,国内知道的并不多,是熊彼特,他们两位之后是弗里德曼。而国内的经济学家则乏善可陈。
经济学家怕的就是“一把剪子,一把票子”,凡是跟着剪子、跟着票子走的我都反感。在我看来,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忠于自己的良心,最恶劣的品质当然就是违背自己的良心啰。
(2010年6月1日载于《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