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 >
- 重访边城 - 张爱玲
对现代中文的一点小意见
这 题目看了吓人一跳，需要赶紧声明，“小意见”并不是自谦的“人微言轻”的话，而实在是极细微不足道的，自己也觉得小题大做，因而一直想写都没写。但也不会是鸡毛蒜皮。小鱼刺与细碎的鸡骨头最容易卡喉咙，甚至于可以致命。
有些新俗字，例如“噘着嘴”的“噘”字。原有的“撅”现在只适用于“撅着屁股”，再不然就是用作名词，“一撅”比“一段”较短，如“一撅屎”。除了这两个不雅的例子之外，用作动词还有“撅断了”。此外实在想不起“撅”字还有什么用处。最常用的还是“撅着嘴”。
同样的，“钉眼看”的“钉”字改为“盯”。“么”现在大都写作“嚒”，因为是语助词，所以与“吧”“呢”“吗”“嘛”一样从“口”。原来的“么”限用在“什么”“这么”“那么”上。
分工越分越细，又添了个“煖”字，专用在火炉火炕上，有别于阳光的温“暖”。“暖气开放”是热水汀，总算还没写作“湲气”。将来利用地热取暖，想必应作“取煖”——地热与火山同源。以此类推，“人情的温暖”迟早会成为“人情的温㣪”。
“决不答应”、“决不屈服”现在通用“绝不答应”、“绝不屈服”。这是与日译英文名词“绝对”混淆了，误以为是简称“绝对”为“绝”。“决不”是“决计不”，与“绝对不”意义不同。
“绝妙”“绝色”的“绝”字跟“绝子绝孙”一样，都是指断绝——无后继者，也就是谁都赶不上。“绝无仅有”的“绝”字也作断绝解。“绝无”就是以下没有了，也就是此外没有了——除了“仅有”的这一个。
旧小说里的白话有“断不肯”、“断不会”，但是并没有“绝不肯”、“绝不会”。“断不”也就是“断然不”，与“决不”同是“决计不”，与“绝不”无干。“绝不”来自新名词“绝对不”，而取代了“决不”，“绝”成了“决”的别字。——我自己也不是不写别字，还说人家。《张看》最后一篇末句“虱子”误作“蚤子”，承水晶先生来信指出，非常感谢，等这本书以后如果再版再改正。这篇是多年前的旧稿，收入集子时重看一遍，看到这里也有点疑惑，心里想是不是鼓上蚤时迁。
现在通称额为“前额”，仿佛还有个“后额”，不知道长在哪里。英文“额”字forehead拆字为fore-head（前－头，即头的前部），想必有人误译为“前额”，从此沿用，甚至有作家称胸为“前胸”。
称“自从”为“打从”，也是缠夹，不过与外来的名词无关，而是国语初普及时的错误。北边话称“从”为“打”，“从打”似乎是侉话，限指时间，而语气加重。大概是二〇年代上海的鸳蝴派作家周瘦鹃等这些“吴门才子”与“江都李涵秋”等用白话写作，误“从打”为“打从”。至今有人沿用，是近代白话中一个独特的例子，既不是新名词或文言，也不是任何方言，毫无语文上的根据。
最初提倡白话的时候，第三人称只有一个“他”。创造“她”字该是为了翻译上实际的需要，否则有时候无法译。西方各国“他”“她”二字不同音，无论在对白或叙事中，一听、一望而知是指谁。都译为“他”，会使人如坠五里雾中。此后更进一步，又造了个“妳”字，只有少数人采用，近二十年来才流行。偶有男女大段对白，而不说明是谁说什么，男方口中的“ ”可以藉此认出发言人是谁，联带的上下几次的人都清楚了。不过难得遇到这种场面，而“你”字又常误植为“妳”，更把人闹糊涂了。——“妳”字倒从来不误作“你”。显然排字工人偏爱“妳”字，也许因为这职业为男性垄断，异性相吸。但是女人似乎也喜欢“妳”字，几乎称她“你”就带侮辱性，仿佛她不够女性化。大有不称“妳”就得称“您”之势。
美国新女权运动的一个笑话，是把“且门”（主席）改为“且泊森”，“赛尔斯门”（推销员或店员）改为“赛尔斯泊森”，因为“门”的意义是“男子”，难道女主席女店员就不算？“泊森”是无性别的“人”。——其实“门”的另一义也是“人”，两性都在内。——与“妳”刚巧相反，一个是要把女人包括进去，一个是要把女人分出来——男女有别。中国人之间的女权论者也很活跃，倒没有人反对“妳”字。
最近在美国电视新闻上听见有个女人，姓什么“门”没听清楚——姓什么“门”什么“门”的极普通，因为西方中世纪以来大都以行业为姓氏，例如卡特总统的“卡特”是赶车的，前国务卿鲁斯克的祖先想必是一种饼干师——“鲁斯克”是薄片烤面包制成的饼干，我小时候一生病就吃它，很难下咽。“××门”就是“××人”，如讨海人。也有仿佛是以一件事迹得名，如杜鲁门（忠诚的人）。假定她是姓杜鲁门，她要求登记改姓“杜鲁泊森”。法官认为理由不成立，但是法定任何人都有改名换姓的权利，因此仍予照准。
新女权运动要求一切职业开放，例如酒保，牧师神甫，警政。中西部有个小城市响应妇运，有个少妇竞选警长当选，在强尼卡生的电视夜谈会上出现，雄赳赳气昂昂，穿制服裙，身长六呎开外，体重近三百磅，看不出才二十四岁，有一个三岁的男孩。她叙述有一次酒排打群架，她赶到现场，大家一看都嗤笑，还有人尊声“警长”，跟她耍嘴皮子。被这胖大婆娘一屁股坐在他们身上，坐镇两方斗士，差点都成了死士。但是换了同等身量的男子，凶神铁塔似的，那就不必等交手方知厉害。所以警察限定身长要合格，有人抗议，警方曾经解释过，就是为了尽可能不动武而慑服人。否则“矮脚虎”尽多，大个子也说不定虚有其表，而并不是歧视较矮的人。同样的，女警占极少数也不是歧视女性。用年青貌美的女警巡查歹区，再武艺高强也难免惹出事故来。在女权运动的压力下多录用女警，其实是浪费民众的血汗钱。
新女权运动最切合实际的一项，是“同一职位，同等薪水”的口号。一向男子薪给较高，资方的理由是男人需要养家，职业妇女大都没有家庭负担。
权利义务应当均等，有谋生能力的女人，离婚渐有拿不到赡养费的趋势。男人除了养家，还要服兵役，保家卫国。这倒不成问题，女子正在争取参军。
美国新招收的女兵虽然与男子一同排队操练，是否能上阵打仗，最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二月十三日的一期）邀请两位女将辩论，是陆军空军附属妇女部队的中将少将，都已退休。赞成的理由是现代军队机械化，不全靠体力。除了步兵，各兵种都可以用妇女作战。二次大战中，苏俄就曾经大量用女兵作战，空战也有女飞行员。美国废除征兵制后，亟需扩充兵源，否则达不到“全部志愿军”的目标。
反对的认为女人最大的职责还是做母亲，一般也无法想像作战的恐怖残酷。其实女人吃苦耐劳未必输于男子。唯其因为战争的恐怖残酷常出人意想之外，不分担是不公平的，如果他方面平等。此外举出的理由还有：火线上的高压下，暂时神经失常的士兵可能强奸并肩作战的女兵。现在美国是“神经病夫”国，精神病患奇多，这倒不是过虑。至于女兵做了战俘会遭强暴，更不在话下。
已故名专栏政论家司徒·亚尔索普（Alsop）常担忧美军现在公文浩繁，管文书的太多，战斗士兵太少。真打起仗来，文案毫无用处，是军队的soft underbelly——直译为“柔软的下腹”，指四脚兽的腹部，因为隐蔽，不必像“铜头铁背”一样禁得起打击。今后如果招了许多女兵，都是不作战的，势必更添设文案工作来安插娘子军。“柔软的下腹”更加膨胀，成为自由世界的一个隐忧。
这并不是否定新女权运动。过去的妇女运动似乎还是在中国扎根较深。五〇年间，多数美国少女的理想是早婚多产。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赊账就医，账单都是寄给她们的丈夫，越是高级服饰公司，走红的医生，越是坚持这一点——次一等的大概收得到账就算好的了，不大管这些。六〇年间女子大学的职工开始搞妇运，学校当局也还是极度的新贤妻良母主义。这是当时的风尚，正如现在的女权运动也是一时时尚，而像时装，必须走极端，不免有荒谬可笑的成份，并不影响妇运的主旨。
显然男女有别，生理上心理上，而且正如法国人的一句名言：“有别万岁！（Vive le differénce！）”但是各人资质性情倾向不同，分别也大。“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埋没了多少女人，可以对社会有贡献的。多一分强调性别，就是少一分共同的人性。现在的区别很够了，大可不必再在形式上加以区别，如我国文字独有的“妳”字。
我出全集的时候，只有两本新书自己校了一遍，发现“你”字代改“妳”，都给一一还原，又要求其余的几本都请代改回来。出版后也没看过。夏志清先生有一次信上告诉我还是都是“妳”，我自叹“依然故妳”。
当初为了翻译的需要，造了中性的“它”字，又有人索性多造了个“牠”字。结果还是动物与无机体，抽象事物统称“它”。但是近来“牠”又复活了，又再添了个“祂”。英文称上帝为“他”的时候用大写。常有时候说某人口中的某些名词都是大写的，指一种肃然的，仿佛是天经地义的口吻。大写的“他”字想必也是着重而缓慢，深沉得有回声的牧师腔。中文没有大写，“祂”字倒也用得着，就基督教来说。对于中国神道就不适用，因为没有专一的传统，提起来不是这口吻。关老爷可能是“他老人家”，不是“祂”。“祂”字用途太偏狭，实在多余。
中文没有人地名大写，所以初采用新式标点的时候，人地名左侧加“——”。但是并没普及，随即废除，大概因张国华 李秀贞 苏州 杭州不但多余，有点傻头傻脑。但是在世界日益缩小的现代，遇到生疏的外国人地名，不加标志，就与上下文连在一起，一片模糊。——《元史》之难，如果这不是主因，也至少是原因之一：满纸赤温不花之类的人名，看得人头晕眼花。
报端常见的内罗毕，内华达，已经译得非常技巧，“内”字如同内蒙古，内湖，一望而知是地名。但是不免使人疑惑，是否还有外罗毕，外华达。
如果有人地名符号，不靠“内”字点出是地名，那就可以译为耐罗毕，涅华达，不会害人瞎猜“内”字是意译还是音译了。翻译要贴切而又像中文，使人看得进去，已经够难的，还要给它难上加难——去除这一重障碍又这样轻而易举。
有些通俗刊物为求通俗，翻译的人名一律汉化，都是些林曼丽、柯休，这固然不是个办法，如果照实译为曼丽琳林德西、休柯菲尔德——通常连名姓之间的“·”都没有——有时候又称林德西小姐、柯菲尔德先生，只有使读者头昏脑胀。
地名船名索性用原文，我看了总有一种失败的感觉。但是英文字母夹在方块字中间，十分醒目，不懂外文的读者一定反而欢迎。换了音译的名称，没头没尾夹在上下文里，反正也记不得。格调较高的书刊是不会犯这些毛病的，不过就是灰鼠鼠的不清楚。翻译是世界之窗，我们这玻璃窗很脏。
有时候译船名或较陌生的机关机构名称，用引语号，如“某某儿童保健中心”，老大不妥，因为引语号在此处代表“所谓”，成了敌伪机关。但是没有人地名符号，“ ”成了万应灵丹，至少隔开这名称，眉目清楚。
初有标点时，书名左侧加“ ”，也没有流行，改用“”，与西方同用引语号。这本来合理，不必标新立异多铸一个铅字。但是近年来忽然“标点热”起来，又添了个“、”。古文本来有“、”，每句右侧一连串的“、”与密圈相反，表示贬意，但也兼用作着重点。现在改用作一种逗点。列举各事项或数字，都用“、”代替逗点，年日月之间也加“、”。其实某年某月某日根本不需要逗点。
有一部武侠影片《天涯·明月·刀》，用音译名姓之间的“·”，想是“、”之误。片子卖座好，就又有《千刀·万里·追》等片急起直追，三截片名风起云涌，我担心随时会看见人引“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
“、”至少还有它的功用。比较专门性的论文里列举一长串数字或事项时，用“、”更眉目清楚。我写《色，戒》这题目的时候踌躇了半天：“色”与“戒”不过两件事，不是像开单子一样，“、”用不上。但是在《红楼梦魇》里采用了“、”，此处再用“，”怕引起误解，因为原有的逗点似乎狭义化了。结果只好写《色、戒》，预告又误作《色·戒》，可见现在逗点的混乱。
由于“标点热”，“三四个”“七八个”都写作“三、四个”，“七、八个”。字句间的标点是停顿的标志。我们说“三四个”的时候，“三”“四”之间并不稍一停顿，为什么要加标点？——近代英文往往略去逗点，长句如果照念，势必上气不接下气，那是因为阅读的速度比诵读快得多，脑子里语气的停顿比口语少。
此外还有时候加逗点纯是因为否则语意不清楚，上下文连在一起会引起误解。“三、四个”既不反映口语，又不是为了意义清晰起见。中国人谁都知道“三四个”指“三个或四个”。就连学中文的英美人都不会不懂，英文也是“三四个”“七八个”。
我一向最欣赏中文的所谓“秃头句子”——旧诗里与口语内一样多，译诗者例必代加“我”字。第三人称的one较近原意。——这种轻灵飘逸是中文的一个特色。所以每次看到比谁都啰唆累赘的“三、四个”“七、八个”，我总是像给针扎了一下，但是立即又想着：“唉！多拿一个字的稿费，又有什么不好？”不管看见多少次，永远是这揿钮反应，一刺，接着一声暗叹。
“看看”与“商量商量”也成了“看、看”，“商量、商量”。正如“三四个”是“三或四个”略去“或”字，“看看”是“看一看”略去“一”字，也就是“稍微看一看”，比光是“看”较轻忽随便。“看、看”就比“看”兴奋紧张，以重复来加重语气，几乎应加惊叹号。因此“看、看”的标点不但多余，而且歪曲原意。
这不过是个一般的趋势，许多学者都没采用，但是语文是个活的东西，流行日久，也就成了正确的。新俗字层出不穷，“噘”着嘴，眼睛“盯”着，炉火的温“煖”与日光的温暖又不同，“你”分男女，动物与神各有个别的第三人称；滥用两种新添的逗点，而缺少人地名符号，妨碍翻译。不必要的区别与标点越来越多，必要的没有，是现今中文的一个缺点。
＊初载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国时报·人间》，未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