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推行“新经济体制”为核心的经济改革
一 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措施
勃列日涅夫上任后，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否定、批判了赫鲁晓夫推行的“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等改革措施，但却继承了赫鲁晓夫倡导的以“利别尔曼建议”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试验。
1965年9月27—29日，在勃列日涅夫主持下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工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在会上，柯西金作了题为《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主题报告，全会通过了与报告名称相同的决议，决定推行新经济体制。
上述报告和决议指出，改革的主要原因是：
——“工业中现行的管理组织机构、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方法已不适合现代条件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在领导工业中行政方法盛行而排挤了经济方法，这是领导工业方面的严重缺点，企业中的经济核算在很多方面徒具形式，企业在经营活动方面的权力受到限制”；
——“给企业工作规定大量指标的做法，限制了企业职工的自主性和主动性，降低了对改善生产组织的责任感，工业工作者的物质鼓励制度，使他们对改善企业工作的总成果、提高生产赢利率和改善工业产品质量兴趣不大”；
——“按地区原则管理工业使得在经济范围内工业生产的部门间的专业化和协作的可能性有所拉大，但同时却妨碍了部门性专业化和各经济区之间的合理的生产联系和发展，使科学远离生产，导致对工业各部门的领导的分散和层次复杂，使工作失去灵活性”。
报告和决议确定的改革的基本原则是：“集中的计划领导同企业和全体职工的经营主动性相结合、同加强发展生产的经济杠杆和物质刺激相结合”；“把统一的国家计划与企业的全面经济核算结合起来”；“把一长制原则与提高生产集体的作用结合起来”；“把中央的部门性管理与广泛的共和国和地方经营主动性结合起来”。在阐述这种“结合”的同时，上述报告和决议还特别强调：改革“是从集中计划领导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出发的”，“背离这一原则必定会丧失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党和苏联政府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性的同时，在计划发展生产、技术进步、投资、价格、工资和财政的主要方向上今后仍将奉行统一的政策”。
上述报告和决议可以说是对苏联前一时期围绕利别尔曼建议展开的经济大讨论中各种意见的综合和折中。如果说在阐述改革的必要性和原因时，偏重于揭示苏联传统经济体制的矛盾，更多地吸收了利别尔曼及其支持者的意见的话，那么在阐述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时，则强调了坚持国家集中计划管理的必要性，更多地吸收了利别尔曼建议反对者的意见。总体说来，坚持国家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和框架，改进和完善具体的管理方法，是勃列日涅夫等人制定和推行的新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总之，坚持原则，改进方法，是勃列日涅夫等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上述改革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柯西金在报告中提出了如下改革方向：
“第一，拟采取一系列提高国家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的措施”；
“第二，建议实行一系列措施来扩大企业和联合公司的经营独立性和主动性，提高企业作为我国经济的基本经营单位的作用。为此必须取消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多余规定，拨给企业发展生产的必要基金，为企业扩大权力确立法律保障”；
“第三，建议加强和发展经济核算，用价格、利润、奖金、贷款这些手段来加强对生产的经济刺激。必须提高企业对发展生产、增加收益、最好地利用巨大财富——固定给企业的生产基金——的关心，从而为扩大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使他们更多地参加生产管理奠定基础”。 [214]
改革的基本举措概括起来不外是两个方面：一是以缩减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数量为中心扩大企业权力；二是以利润提成为中心加强对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刺激。其他措施基本上是从这两个方面的要求派生的。总之，坚持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改进计划管理的方法，加强对企业的物质刺激，在不损害国家对企业的集中计划领导和管理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弥补集中计划体制的不足，是所谓新体制的基本精神和内涵。
二 新经济体制的成果和矛盾
如何评价勃列日涅夫等人推行的新经济体制，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新体制的推行既取得过颇为明显的经济效果，也暴露出许多深刻的矛盾，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新体制推行初期的经济效果 首先应该指出，上述新体制在试验和推广的初期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上述改革措施大多是针对传统体制的弊端而提出的，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缓解了传统体制的弊端和矛盾，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例如：通过扩大企业权力和加强对企业的经济刺激，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贯彻物质利益原则，加强利润指标的作用，促进了企业经济核算，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弊端；通过计划方法的不断改进，使苏联的计划管理更加精细、科学等等。
从实践来看，在从1965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由于新体制的推行，工业生产和劳动生产率都有了较快的增长，基本上扭转了以前那种不断下降的趋向（见表11—1）。
表11—1 新经济体制推行前后工业增长率对比 （%）
资料来源：《苏联1973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版，第56页。
如果把改行新体制的企业与未改行新体制的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加以对比，就能更加明显地看到改革的效果（见表11—2、11—3）。
表11—2 实行与未实行新体制企业经营效果的对比 （增长率%）
资料来源：《苏联经济改革》，《真理报》出版社1969年版，其中整个工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指标按《苏联1972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资料校正。
表11—3 改行新体制的企业改革前后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率对比 （%）
资料来源：《苏联经济改革》，《真理报》出版社1969年版。
从以上两表可见，改革的企业与未改革的企业相比，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大多高得多。当然，最初转行新体制的企业多半是条件较好的企业，因而它们的高增长不能完全归功于改革，但改革的成效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从改行新体制的企业本身改革前后各项指标的变化看得更为清楚。
改革过程中的新矛盾 应该指出，苏联的新体制的上述成效只是在试验和推行的初期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到20世纪70年代整个国民经济转入新体制之后，其效果就不像初期那么明显了，生产增长率又重新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见表11—4）。
表11—4 60年代以来苏联工业生产增长率的变化 （%）
资料来源：《苏联1985年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版，第38页。
当然，工业生产增长率的下滑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能只归咎于经济体制，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但经济体制的改革未能阻止和扭转这种下降的趋向也反映了改革效果的下降。
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等人推行的新经济体制不仅未能完全消除传统体制业已存在的深刻弊端，而且在其推行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这种立足于方法完善和经济刺激的新体制，不仅未能把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反而使二者的矛盾更加突出了。这主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是利用所获得的新权力、新自由改进经营管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作为与上级和国家计划作斗争的手段。例如：企业为了多得奖金，竭力隐瞒生产能力，以压低国家的计划指标；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谎报成本以抬高产品价格，破坏合同纪律，以次顶好；为了逃避风险，回避革新，甘愿利用老设备生产老产品等等。所有这些新问题说明，新体制还只是改革的开端，还远未完善，还需深入探索发展和深化改革的新途径。
三 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与改革方针的变化
对于新体制推行过程中出现的上述种种新矛盾、新问题，当时苏联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评价。一些比较激进的改革派人士认为，这种矛盾是新体制局限性的表现，是只改进管理方法而不触动旧体制基本框架和原则的必然结果，其克服的途径不应是收缩改革，而是发展和加速改革，进一步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扩大企业权力，让企业追求利润，破坏了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和计划管理的严肃性、完整性，其解决办法是进一步加强计划纪律，完善计划管理的方法。据此，苏联国家计委和物价委员会等职能管理部门的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强调坚持和加强计划原则、物资计划调拨和计划定价原则的重要性，说这些都是计划经济“不可动摇”的基础。这些议论对苏联党政领导人形成了一种不小的压力。
在国际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也开始进行改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出兵平息捷克斯洛伐克“叛逆”的同时，在国内经济改革方针上也采取了转折性措施，开展了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改革歪风的批判。在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支持下，苏联党政部门的一些领导人和理论界一些权威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揭露和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社会主义实质”。在苏共领导人看来，改革只能是对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作某些方法性的完善，集中计划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不能动摇；企业的权力和主动性可以适当提高，但要以不损害国家对企业控制为前提。
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大批判，对苏联经济改革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大批判的压力下，前一时期积极主张改革的人士或被调离工作，或作自我批评，以致利别尔曼也不得不为当年的建议“不适当地夸大了利润的作用”而著文作自我批评。在对市场社会主义大批判的冲击下，苏联经济改革出现了明显的收缩趋向。
勃列日涅夫等人之所以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并对改革采取了收缩的方针，除了理论、认识上的保守之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正值苏美争霸和军备竞赛的高潮。从国内来看，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集中突出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企业这一战略性任务而设计的，削弱或破坏这种体制，将使苏联庞大的军工综合体处于困难境地。事实上，苏联的军工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强烈的反对者和抵制者，是改革长期推不动的最重要阻力。而随着与美国争霸和军备竞赛，苏联军工集团规模则日趋庞大，其地位和影响也日益增强。从国际来看，苏联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影响和控制东欧国家的重要手段。东欧国家的改革已经出现了抛弃这种模式的迹象。这不仅会影响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创造者的形象和地位，而且会对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能力造成冲击。总之，苏联70年代以来改革方针的转变，是苏联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结果，其中苏联与美国争霸居突出重要地位。
四 1979年的新决议与新体制内涵的演化
1979年7月12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经济机制及党和国家机关的任务”的决议，同年7月29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又通过了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作用”的决议。这些决议在计划方法、经济刺激等方面规定了一系列新的调整措施，按苏联报刊当时的说法，苏联的新体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苏联官方文件的提法，新决议的宗旨是：“进一步完善对经济的计划领导，发展生产管理的民主原则和提高劳动集体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 [215] 改革的基本目标和要求是：“使全部管理和计划工作服务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取得最高的国民经济成果。重要的是保证合理地利用国民经济所拥有的一切潜力，主要是依靠增长的集约化因素。” [216]
从上述官方文件来看，1979年的新决议与1965年的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重点都是完善计划管理的方法，也即对旧体制的矛盾和弊端进行方法性修补。但新决议更有针对性，各种措施都是针对工业、建筑业发展中暴露出的具体问题而制定的，因而更琐碎、更具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点。此外，新决议更加关注科技进步和生产的集约化，因而更具技术性特点。
这次决议的内容很庞杂，如果把它的内容与1965年决议的内容加以对照，我们便会更加清楚地看到，1979年的新决议不仅各种计划管理和经济刺激的方法更精细了，更“完善”了，而且在改革的思路上也出现了某些变化。1965年通过的新体制，是在利别尔曼建议以及在依此建议进行的经济实验基础上制定的，它虽然抛弃了利别尔曼建议的一些被认为过于“激进”的内容，强调了坚持集中计划原则的必要性，但在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提高企业的经营自主性、主动性方面还是给予了相当多的注意，对旧体制确实作出了某些修正和补充，虽然新体制的制定者小心地维持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原则和框架，所谓“新体制”确有某些创新之处。而1979年的新决议，除了计划管理和经济刺激方法的精细化之外，在经济体制上、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上，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更谈不上什么新突破。如果说1965年的新体制还是着眼于如何把企业“放开、放活”的话，那么1979年的决议则主要着眼于国家和上级如何把企业“管住、管好”。总之，计划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完善代替了管理体制的创新和市场机制的建设，这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改革主导思想演化的一个重要趋向。的确，在70年代以来，苏联的计划管理方法不断完善，并且在利用了数理经济模型到电子计算机等一系列现代化技术手段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但经济体制的弊端和矛盾非但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突出，国家的经济形势非但没有好转，而且日趋恶化。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苏联在经济改革方面的一个突出的教训。
五 联合公司的发展与改革重心的转移
随着对所谓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苏联经济改革的重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各种变化之外，发展联合公司居突出的地位。它表明，苏联经济改革的着眼点已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转移到了调整国家管理企业的组织结构和企业的组织体系，它同样也属于完善国家管理企业方法的范畴。
联合公司这一生产组织和管理形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苏联已经出现，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受到苏联领导人的重视，发展缓慢。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全苏只有500多个联合公司。勃列日涅夫等人上台后，由于忙于推行新体制，对发展联合公司也未给予更多的注意。
1970年8月，苏联在列宁格勒召开了“研究生产集中经验的全苏讨论会”，总结了前一阶段联合公司发展的经验，提出要在全苏进一步加速发展这种生产组织形式。1973年3月3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说：“加强生产的集中是必要的，积累的经验表明，只有大的联合公司，才能集中足够数量的熟练专家，才能保证技术迅速进步和更好、更充分地利用全部资源。建立联合公司和联合企业的方针必须更坚决地加以贯彻，将来它们应该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核算单位。” [217] 1973年3月，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管理的若干措施”的决议，决定进一步改组工业管理的组织体系，全国工业实行以联合公司为基础的二—三级管理制。接着苏联部长会议先后颁布了《全苏和共和国联合公司条例》、《生产联合公司（联合企业）条例》，并指示各部和主管部门要在六个月内拟出建立联合公司、实行二—三级管理制的总方案。自此之后，联合公司在全国发展起来。到1982年生产联合公司和科研—生产联合公司的数量已由1970年的608家增加到4206家，其占产品销售额的比重相应地由6.7%上升到49.5%，其占工业生产人员的比重相应地由6.2%上升到51%。 [218] 这就是说，全国半数左右的工业企业已改组为联合公司。
20世纪70年代苏联大力发展联合公司，主要是由两种因素促成的。一是与管理体制的变革相联系的；二是与生产建设方针或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相联系的。从理论上说，联合公司适合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开展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有利于合理分工，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缩减管理环节、精简管理人员，使管理接近生产，一些办得好的联合公司确也取得了良好效果。但苏联绝大多数联合公司是由上级按行政命令拼凑起来的，许多是“拉郎配”。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组建联合公司的运动，着眼点主要还是如何便于国家和上级对企业的控制和监督，而不是克服经济管理体制中的矛盾和弊端。它虽然考虑到了科技进步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一些企业的科研和技术创新能力，但由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生产集中，进一步加强了某些大企业、大公司的垄断地位，妨碍市场竞争，阻碍了技术进步。因此，除了少数试点之外，大多数联合公司的效果不佳。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的联合公司运动基本停止。
综上所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是十分复杂、曲折的。一方面，恰恰是在这一时期，苏联率先推行了新体制，开始了颇为全面的经济改革过程，并曾取得过一些效果；另一方面，当改革遇到新问题，亟待深化发展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等人又求稳怕乱，裹足不前，甚至后退，严重贻误了改革时机，使旧体制的矛盾越积越深，成为经济形势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总之，这一时期苏联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均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