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经济发展的基本形势及其估价
一 经济发展形势的基本估价
如何评价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的经济形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经济停滞时期”，“国民经济到了危机的边缘”。实际情况如何？让我们将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与前一时期作些概略对比。
表11—10 战后不同时期苏联社会总产值增长速度对比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页；《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1985年版，第42页。
表11—10大体反映了战后以来到勃列日涅夫去世，苏联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势，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人们常说，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苏联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其实，这一过程自战后以来就已开始，而并非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独有现象。
第二，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率下滑的速度和幅度还大于勃列日涅夫时期。例如，1951—1955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比上个五年计划时期减缓了3.4个百分点，1961—1965年比上个五年计划时期减缓了2.6个百分点，而在勃列日涅夫时两个五年计划期相应指标减幅最大的只为2.2个百分点。
第三，在赫鲁晓夫当政的各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直线下降的，而在勃列日涅夫当政后主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6—1970年）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不仅没有下滑，反而由上个五年计划时期的6.5%上升为7.4%，还回升了0.9个百分点。这是苏联历史上经济增长率惟一的一个不是下滑而是上升的五年计划。其原因是，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勃列日涅夫等人为了扭转苏联经济增长率下滑的不良趋向，增加了基本建设投资。在1961—1965年期间，苏联的基建投资年均增长率为6.2%，而1966—1970年间则提高到了7.5%。此外，在1965—1970年间，苏联开始推行的新经济体制和加速农业发展等方面的措施也起了一定作用，特别是新经济体制推行的初期，效果更明显些。再者，在这一时期苏联的主要出口物资——石油国际价格上扬以及军火出口的增加，对国民经济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支撑作用。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率虽然也不断下降，但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仍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仍保持着经济增长速度上的优势（见表11—11）。
表11—11 苏联国民收入增长率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比 （年均%）
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1985年版，第580、581页。
由表11—11可见，即使在由勃列日涅夫主持制定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81—1985），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达3.6%（勃列日涅夫在世的1981—1982年该指标平均增长率为3.3%）仍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笼统地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经济停滞时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再者，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率虽然不断下降，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都有了明显增强。如前所述，恰恰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发展成了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世界工业、科技、军事超级大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明显缩小。例如，根据苏联的统计，在十月革命的1917年，苏俄工业占世界工业的比重仅为3%，到战前的1934年上升到了10%，而到1985年已上升为20%。 [241] 苏联工业产值占美国工业产值的比重，1960年为55%，到1980年已上升为80%，国民收入的相应数据是58%和67%。 [242] 苏联的这些统计数据可能有些水分，但世界上的苏联经济研究者普遍承认，直到70年代中，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是在缩小，而不是在拉大。法国《国际经济学》杂志1993年第54期刊载的一篇文章，按联合国的统计方法对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进行计算，并与美国的相应指标作了对比，有一定参考价值（见表11—12）。
表11—12 苏美国民生产总值对比（10亿美元，按1974/75年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译丛》1994年第1期。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恰恰是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内，特别是其当政的最后几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下降到了3%稍强的低水平，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竞赛中的速度优势不断削弱，乃至即将丧失，给人留下了经济停滞的强烈印象。
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经济兴与衰的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一方面苏联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到达了苏联经济发展的高峰，苏联长期坚持的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的成就达到了顶峰；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滑，由昔日的高速度降为中速乃至低速，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速度优势不断减弱乃至丧失，开始了经济衰退的过程。
二 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苏联经济上述兴与衰的转变过程中，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的政策、举措起了什么作用，占什么地位呢？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因为，这里既有主观上的近期性原因，又有客观上的长期性原因。
从客观方面来说，苏联长期以来形成并坚持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这种战略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恰恰是这种战略和体制功能的变化才是苏联经济兴衰的关键，而苏联领导人的变化和个别时期的个别经济政策得失则相对占次要地位。在这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趋向由来已久，它不仅不是始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也不是始于赫鲁晓夫时期，而是在战前斯大林时期已经形成。例如，在战前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9.2%，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已下降为17.1%，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则进一步下降为13.2%。如果把苏联建国70余年各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工业增长率贯穿起来加以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苏联国民经济最重要的部门——工业的增长率呈现出一种趋向性递减的轨迹（见表11—13）。
表11—13 苏联各五年计划时期工业增长率的变化 （年均%）
*苏联解体，为俄罗斯数据。资料来源：《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1989年版，第33页；《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1990年版，第6页；《独联体成员国统计年鉴》，俄文1993年版，第218页。
由表11—13可见，除了战时和战后恢复时期的十年情况特殊之外，苏联工业增长率呈趋向性递减之势，大体每隔五年下滑1—3个百分点，依照这种趋向，到1990年工业出现负增长是合乎逻辑的。当然，1991年工业生产骤然大幅度下降则是例外，主要是社会动乱、苏联解体，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
那么苏联这种经济增长率递减的趋向与苏联形成并坚持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着什么内在联系呢？
众所周知，抢时间、赶速度，在社会产品的数量上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苏联这种“赶超”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特点。当年斯大林曾说，“速度是工业化的灵魂”。与这种发展战略相适应，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是一种以国家为核心的资源动员体制，是实现这种赶超战略的基本手段。应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战略和体制还是相当有效的。由于苏联天然资源十分丰富，加之国家高度的资源动员能力，苏联自1929年到1975年，长达40余年内保持了工业生产7%以上的高增长率，这是举世无双的。但也应看到，苏联这种战略和体制也有突出的矛盾和弊端，这主要表现为：它过于注重数量和速度，忽略了质量和效益，形成了经济增长的高消耗以及增长速度与资源保障之间的矛盾。问题就在于，苏联资源再丰富，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再强大，也是有限度的。因而，随着资源条件的变化，上述矛盾也就越来越突出，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低速乃至负增长也就是自然的了。
从主观原因上看，总体说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经济发展的成绩比前一时期并不差。这表现为：在这一时期，虽然也未能扭转经济增长率递减的趋势，但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经济发展最为平稳，增长率下滑的速度和幅度不仅比赫鲁晓夫时期小，甚至比斯大林时期还小；而且，就是在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为扭转这种增长率递减趋势作出了相当全面而有针对性的变革，尽管它们并未取得预期的成果。
但也应看到，在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的政策、举措也有突出的问题，这表现为：勃列日涅夫等人在当政的前期虽然采取了上述种种变革措施，但却未能坚持这种变革。大体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勃列日涅夫等人思想上、行动上的惰性日益突出。面对日益暴露和加深的种种经济矛盾以及日益明显的经济增长率下滑趋向，他们非但没有继续努力探索深化变革的途径，反而更加热衷于吹嘘所谓“发达社会主义”的成果，满足于超级大国的地位，竞相歌功颂德，颁发勋章。到了70年代末期，勃列日涅夫已年迈多病，就更无所作为了。
更为严重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与美国的争霸和军备竞赛达到了高峰，这对苏联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
首先，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与美国争霸和军备竞赛是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大阻力。苏联经济改革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许多改革方案之所以难以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军工企业难以承受。而随着与美国争霸和军备竞赛的加剧，军工集团又日益膨胀，其权势和影响日益增强。
其次，日益膨胀的军工综合体也是国民经济日益沉重的负担。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军工企业的产值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占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占庞大的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综合体的二分之一以上。它们占用了大部分科技成果、最先进的设备和工程技术力量。而它们的产品出厂后不仅永远退出了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而且其使用和维护仍继续消费大量国民经济资源。当时，苏联的国民收入大约只为美国的60%左右（按西方学者的计算，1980年只为美国的45%左右），却要维持一个与美国大体相当，甚至比美国还要庞大的军工综合体和军队，国民经济的军事负担估计至少比美国重一倍，这乃是苏联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时期，苏联在与美国争霸和军备竞赛中胜利了，终于发展成为一个令美国生畏的世界军事超级大国，但国民经济也被拖垮了。
三 经济形势恶化的社会后果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时期，苏联的社会经济形势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从人民群众生活状况可以反映出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对稳定的经济形势。总体说来，在这一时期苏联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城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由1965年的96.5卢布提高到1983年的180.5卢布，18年间增加了87%。同期，集体农庄庄员的月平均劳动报酬由51.5卢布增长到141.1卢布，提高了174%。 [243] 与此同时，在这一时期，消费品的价格相对稳定。在1965—1983年间，全国全部消费品价格平均只上涨了7.8%。 [244] 居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由1965年的10平方米增加到1983年的13.7平方米， [245]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城乡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一流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全民性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退休养老制度，缩短了劳动时间，延长了妇女产前、产后的假期，特别是基本上保持着全民就业。
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特别是他当政的后期，苏联社会相对平静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不稳定乃至危机的因素。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民经济已从昔日的高速增长演变为低速增长，损害了苏联经济的形象。
高速度是长期以来苏联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速度已成为苏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经济竞赛的核心。长期以来，苏联人民已经习惯于高速度，而难以接受低速增长的现实。因此，在从1975年到1982年这一期间，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人民群众，对3%稍强的经济增长率普遍感到忧虑，虽然这一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属于正常的乃至较高增长率。
此外，苏联经济增长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靠出口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国际价格上涨维持的，如果只靠企业内部积累，恐怕3%的增长率也难以保障。再者，苏联社会再生产周期的各个环节消费极大。据估计，每年的社会总产值中大约有2%属于没有任何效果的浪费性消耗。这意味着社会总产值若只增长2%，就等于没有任何增长。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苏联上下相当普遍地接受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其后期是经济停滞时期的说法。而对于习惯了高速增长的苏联人民来说，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竞赛中丧失优势，不能不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
第二，人民生活水平由上升到停滞乃至下降，在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党和国家对提高人民生活比过去历届领导人都更加关注，生活水平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但另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潜力已基本枯竭，人民群众的购买力在和平时期第一次出现了下降。这对于已经习惯了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苏联人民来说也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此外，在这一时期苏联在提高居民的衣、食、住、医疗、教育等方面虽然有了很大成绩，明显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在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以及生活现代化方面，则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例如，苏联在80年代初，在诸如彩色电视机、音响、录像机、小汽车等现代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水平方面，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在1980年，苏联每百户拥有小汽车只为11辆，而发达国家则为30—60辆，诸如录像机、音响等现代消费品在西方国家已基本上得到了普及，而苏联只是个别家庭才拥有。这些现代消费品在人民生活中虽然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它们却反映了生活现代化的水平，成了现代化的重点标志。它们的欠缺和落后对于青年人的影响则更大。
再者，在这一时期，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居民的收入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例如，据西德的调查材料，1979年苏联工人的月收入约为美国的31%、西德的25%、法国的29%、英国的40%。 [246] 据一些西方学者的估算，在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3%，苏联城乡居民家庭总收入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比重占30%—35%，而西欧国家只为20%—25%，美国则只为17%—19%。 [247] 当然，苏联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的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上形成的。但在苏联逐渐开放之后，居民特别是青年人看到这种差距之后，不可能不产生消极影响。
过去，在帝国主义包围的艰苦年代，苏联人民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甘心情愿地牺牲了消费。现在，苏联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苏联领导人大力宣传的“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之类口号的影响下，大大刺激了人民群众对于提高生活水平的期望值，而苏联能够满足和实现这种期望的能力和潜力又大大下降了。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后期，实际是实行吃老本和国民收入超分配的政策。为了保证职工工资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不得不断提高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为了维持消费品价格水平，国家预算又不得不增加各种形式的补贴。这种政策不仅进一步增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维持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矛盾，削弱了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的物质生产基础，同时也加强了消费压力。
第三，在这一时期，勃列日涅夫等人虽然相当全面地对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了调整，但又都没有得到坚持，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后期，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的局面。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是苏联传统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矛盾加深、功能衰竭的时期。改革长期推不动、不见成效，不仅丧失了良机，成为经济形势恶化的重要因素，而且使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对改革的前景，对苏联领导人领导改革的能力丧失了信心。
所有上述种种因素，不能不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形象以及苏共的威信产生消极影响。这乃是后来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方针和路线得以产生和推行，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危机形成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传统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功能衰竭，非改不可的地步。改革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改革不是沿着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方向发展并取得成功，就必然会沿着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使社会主义的成果丧失殆尽。由此可见，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领导人在经济战线的最大失误是丧失了改革的良机，为后来的领导人篡改改革的方向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