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以推行“集约化方针”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 集约化方针的提出和基本措施
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推行的另一项重大经济政策则是国民经济集约化。早在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讲话中就已指出：“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改变方针，将重点转向用集约化的方法管理经济，从而保证大大提高经济效果。” [231] 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明确规定：“集约化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路线。” [232]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报告中强调说：“为了顺利地解决我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经济任务和社会任务，除了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外，别无他途。强调效率——关于这一点要反复地说——是我国整个经济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233]
集约化方针的中心思想是加速科技发展，在提高国民经济科技水平和改进生产组织管理的基础上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即以内涵性增长取代外延性增长，以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来弥补各种粗放性投入要素数量上的不足，以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从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化，从数量型“赶超”战略向质量和效益型“赶超”战略转化，是苏联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一个发展。
为了贯彻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苏联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令人注目和相当有力的措施：
首先，大大增加了科技投入，把发展科技视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如前所述，科技进步是苏联这一时期提出的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的核心，经济发展的效率、质量和速度均需由科技进步加以保障。因此，增加科技投资则成了推行集约化方针的起点和基础。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尽管苏联国民经济投资越来越紧张，但科研经费不断大幅度增加。1960年，苏联的科研投资只为39亿卢布，到1981年已增加到了226亿卢布，20余年内增长了4.79倍，年均增长率近9%，比国民收入同期年均增长率高半倍多。
表11—7 苏联科研费用的增长 （亿卢布）
资料来源：[苏]В．拉夫罗夫主编：《苏联国家预算》，俄文1982年版，第283页。
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科研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其上任前的2.5%左右提高到了近5%。无论是投资的增长速度还是其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均占世界第一位。在此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该项投资增长也较快，但平均不到5%，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只为2%左右。恰恰是在这一时期苏联彻底抛弃了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奉行的科技投入的所谓“剩余原则”，确立了“优先原则”，这乃是苏联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变化的突出表现。
在这一时期，苏联对于与科技进步直接相关的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虽然不如科研经费增长速度那么高，但也保持在与国民收入增长率大体相同的水平上，而且教育经费额远高于科研经费，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高达7%以上。
表11—8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科研、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
资料来源：根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俄文1977年版，第403、561页和1985年第411、561页资料整理计算。
其次，调整投资结构，改革生产组织管理，促使企业提高科技水平。
在这方面，这一时期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企业基建投资重点从新建向改造现有企业转移。1960年用于现有企业改造的投资只占基建投资的55%，1970年已提高到了58%，1980年进一步提高到了近70%； [234] 提高工业企业的折旧率，工业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折旧期从1963年的25.6年缩短到1975年的21.3年； [235] 为了加强企业内部的科技开发实力，设立各种形式的科研基金，如掌握新技术基金、部门科技发展统一基金、发明创造奖励基金、生产发展基金等；为了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实行了新产品价格加成和陈旧产品价格折扣制度以及产品质量鉴定和产品出厂质量鉴定制度等；改革科研体制，采取了科研单位经济核算制度、科技发明生产利用利润分成制度、工资和奖金与科研成果利用效果直接挂钩制度，成立科研—生产联合公司等；大力培养科技人才，建立和完善从中等到高等、从正规学校到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的科技培训网等等。在这一时期，苏联为加速科技进步采取了几十种技术组织措施，作出了几十项专门决议。
最后，加大集约化方针的宣传力度，把科技进步作为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中心环节。
在这一时期，苏联广播、电视、各种出版物，都把集约化作为宣传工作的中心。有关科技进步和集约化的出版物之多达到了世界纪录，各级党政组织举办了各式各样的讲座、学习班来宣传、讲解集约化方针，20世纪70—80年代，苏联从城市到农村，大街小巷，充满了集约化、科技进步的宣传牌，宣传力度、广度和声势都达到了空前水平。连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也打破了沿用多年的指标体系和目录安排，专设了诸如《国民经济物质技术基础及其改造》、《社会生产的集约化》、《科学与技术进步》之类的篇章，作为所有其他指标的核心和基础。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苏联党和政府在经济方面所采取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国民经济集约化三大举措中，集约化处于核心地位，作出的努力也最大。如果说斯大林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工业化，赫鲁晓夫经济政策的得意之笔是垦荒和发展农业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经济政策的核心则是集约化。
二 集约化方针的基本成果和问题
集约化的主要成果 在这一时期，苏联在推行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大大提高了苏联的科技实力，正是在这一时期，苏联成为世界上科技特别是军事科技超级大国之一，从而为苏联成为世界上军事超级大国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首先，这一时期苏联的科技力量赶上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1960—1985年，苏联的科研工作者人数从35.42万增加到了149.13万，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量都超过了美国，居世界之首。苏联的科学家、工程师、医生约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从1965—1985年，苏联高等学校从756所增加到894所，在校生从386.1万增加到514.7万，每万人中有大学生185人，仅次于美国，远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 [236]
其次，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科技实力和科技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70年在国家登记注册的重大发明为93项，1980年增加到240项，1985年进一步增加到313项，原子电站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重相应地由0.5%提高到了10.8%，数控程序机床产量由1600台提高到了17800台，工业机器人在1970年还不能制造，1985年已生产13200台，同期电子计算机增长了17倍，综合机械化和自动化企业由1971年的4984个增加到1985年的7198个，铁路运输基本上实现了电力和内燃机化等等。 [237]
再次，在一些重要的科学领域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据估计，在诸如数学、核物理、光学等基础研究方面，苏联的科学水平已接近甚至超过了美国，居世界领先水平。
最后，在军事科研特别是核武器、航天技术方面，苏联的科技水平已经赶上并超过了美国。这乃是苏联在这一时期科技发展的最突出成果，恰恰因此苏联才成了世界上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超级大国。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苏联与美国的争霸态势才由前一时期的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除了国民经济科技水平明显提高这一基本成果之外，在这一时期，苏联在推行集约化方针方面采取的如下措施及其相应成果也颇值得注意。
第一，随着集约化方针的贯彻，苏联大大加速了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的高科技生产和新兴工业部门。这包括自动化仪表、电子工业、新材料工业等。这些部门的生产增长速度比整个工业高3—10倍。当然，这些新兴工业部门仍是苏联工业最薄弱的环节，但它们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
第二，随着集约化方针的贯彻，苏联调整了企业技术改造与新建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大幅度提高了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的投入。过去苏联基建投资的70%以上用于新建，企业技术改造的投资不到投资总额的30%，随着集约化方针的贯彻，这种比例关系倒过来了。这对于提高投资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据计算，用于改建企业的单位投资所获利比新建企业多两倍，其投资回收期快一倍左右；为了形成同样的生产能力，改建比新建节约投资50%左右。
第三，由于企业科技和装备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缓解了工业中心的劳动力紧张问题。这突出地表现为，在集约化过程中，工业增长额中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的比重有所提高。例如，在1961—1965年间，该比重为62%，1976—1980年提高到了75%，1981—1985年间又进一步提高到了86%。 [238]
集约化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苏联这一时期的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虽然取得了上述种种成果，但遗憾的是，集约化方针的主要或基本目标——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和质量、以效率和质量的提高来弥补粗放性投入要素之不足，从而保障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这一目标基本上未能实现。这突出地表现为，社会生产的各种效率和效益指标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首先，投资效益呈下降趋势。在1961—1965年间，每卢布的生产性投资的国民收入增长额为31戈比，而到1976—1979年则下降为20戈比，同期每卢布工业投资的工业品增长额相应从1.04卢布下降为0.81卢布。 [239] 其次，基金产值率不断下降。1960年每卢布固定资产生产1.75卢布产值，到1965年下降为1.17卢布，1970年又下降为1.07卢布，到1985年已下降到了0.68卢布，比1965年下降了近一半。再次，社会生产的物质消耗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例如到70年代末，苏联生产每一单位的国民收入消耗的电力比美国多20%，用钢量多90%，石油用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生产每单位农业产值的化肥用量比美国多40%，拖拉机用量多160%，所需投资多400%。 [240] 最后，苏联经济增长中集约型因素的比重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这乃是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失败的最重要标志。
表11—9 苏联国民经济集约型增长因素占增长率的比重 （%）
资料来源：[苏]《经济科学》1981年第10期。
由表11—9可见，在1961—1965年期间，社会总产值增长中集约性增长因素尚占三分之一左右，而到1976—1980年期间，这一比值已下降为五分之一左右。这说明，苏联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以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来取代各种粗放性投入要素（固定资本、原材料、劳动力等）的目标并未实现，国民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要靠追加粗放性生产要素来实现，也就是国民经济更加粗放了。
那么苏联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为什么不见成效呢？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这里只指出一点，那就是苏联传统经济体制与国民经济集约化方针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了，而苏联经济体制的改革则长期停滞不前，不见成效。
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很多弊端，但最突出的表现是：它鼓励企业追求数量，忽视效益和质量，不利于科技进步和创新。在这种体制下，产值是计划指标体系的核心。企业只要完成了产值指标，按上级规定的数量、品种、规格向国家提供产品，就不愁没有奖金，更不愁发不出工资。至于这种产品是否符合科技进步的要求，是否满足了用户的需求，那是上级主管部门的事，与企业本身的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相反，如果企业主动革新，开发新产品，不仅会承担风险，即使取得成功，年度内多获得一些奖金，下年上级就会拔高计划任务，使企业处于更加紧张的状态。正因如此，如果不是上级命令革新，并提供优厚的革新资金，企业一般都不会主动革新。这种状况，苏联领导人十分清楚。为扭转这种局面，苏联领导人也曾想出许多办法，如把年度指标改为五年不变的相对固定的定额性指标，给企业增加诸如新产品比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定额、一级产品的比重之类的所谓科技进步指标，但效果不大。这突出地表现为，科技投入与其经济效果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如前所述，在20世纪60—80年代，苏联的科研经费增长率比国民收入的增长率高近一倍。这一方面说明，苏联为发展科技的确不怕花血本，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科研投入的粗放性和低效益。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一个重要原因是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例如，苏联科技发明创造在生产中获得利用的比重不断下降：在60年代集约化方针提出之前，为50%左右，70年代下降为30%左右，到了80年代初已下降为25%左右。这本身就反映了经济体制与科技进步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