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外交战略和外交理论的变化
一 80年代中期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理论基础上，开始全面实行“进攻性战略”，以“推进世界革命”。
勃列日涅夫进攻性战略的推行，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苏攻美守”的国际格局。这种局面的取得，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苏联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巨大增长。苏联不仅在战略核武器，而且在常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海军力量方面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这种全面上升的态势彻底摧毁了冷战初期美国所拥有的优势地位，从而逼迫美国不得不在一系列事关大局的问题上与苏联谈判。美苏战略力量的相对均衡，使整个世界格局维持了40多年不战不和的相对稳定局面。
此外，进攻性战略也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援助第三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的一面，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亚非拉人民民族独立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不结盟运动为代表的第三世界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崛起，是战后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三世界为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所进行的斗争，极大地冲击了旧的国际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经济、军事和外交方面加强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除了自己扩展霸权的一面外，也在客观上支持了第三世界的斗争和发展。
但是，进攻性战略的实施对苏联的进一步发展却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已是积重难返。
从外部环境看：苏联陈重兵于欧洲并在世界范围加紧扩张，严重威胁和触犯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利益，导致东西方关系恶化。美国力图联合一切力量，彻底扭转美苏竞争的现有态势，谋求对苏联的全面优势。1983年3月里根政府宣布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就是这种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西方国家日益提高了对苏联的警惕和戒备，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苏联同西方经济关系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此外，美国和西方国家还对苏联实行了战略禁运。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内，美国及其盟国拟定了统一的管制清单条款。1985年大约有2000多种产品与此清单有关。禁运使得苏联不能如愿以偿地得到西方的资金、技术、战略商品和农产品。
苏联的扩张战略，尤其是对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等国赤裸裸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苏联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使其在战略上日益陷于孤立。长期受制于苏联的东欧国家，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出现了愈来愈烈的离心倾向。亚洲多数国家与苏联的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日苏基本上处于对立状态；东南亚国家对苏联心存戒备，敬而远之；处于苏联同亚洲国家关系中核心地位的中苏关系进展迟缓。苏联在第三世界形象日益暗淡。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亚非拉不少国家对苏联奉若神明，追随其后，自命为社会主义国家， [218] 并按苏联模式实现某些国有化措施。结果由于不合国情和未能如愿获得苏联方面原先许诺的实际经济援助，本国的经济发展反而受到影响。加之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派军队干涉阿富汗，插手两伊战争等扩张行动受到全世界的谴责，第三世界对之更是侧目而视。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日益减退，第三世界甚至掀起共同反霸的斗争，全力阻遏苏联的“南下战略”。
苏联直接间接插手的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了苏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背不起又卸不掉的沉重包袱，甚至是填不满的无底洞。勃列日涅夫的黩武作风和扩张主义“使苏联在狼吞虎咽吃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后患上了帝国消化不良的重病”。 [219] 据西方估计，苏联每年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总开支的30%以上。越南使苏联每年支出35亿美元以上，古巴达49亿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共计30亿美元以上，尼加拉瓜为十余亿美元； [220] 在阿富汗，苏联平均每年要花费110亿美元， [221] 但以10万现代化装备的大军竟不能制服装备低劣、未经正规训练的游击队，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已是泥足深陷，无望取胜。
这样的外部环境严重影响其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苏联长期推行全球扩张政策的外交战略要求其经济结构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优先考虑军事工业的发展。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得苏联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军用与民用工业的比例，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长期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中。这种失衡状态，再加上巨大的军事开支，使苏联的经济发展与军事实力呈现出反方向发展的态势。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进一步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逐年下降。20世纪80年代初，进攻性战略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它不仅使苏联在国际社会日益陷于孤立，而且给苏联的社会发展也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接过了这样一份遗产：一个政治经济模式失去光泽的超级大国，一个军事上强大而经济上虚弱停滞的超级大国，一个向全球伸出触角但又力不从心的超级大国。为了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和霸权形象，为了给苏联的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思维”理论，并转变了外交战略。
二 戈尔巴乔夫提出外交“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进攻性战略，是导致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延缓和政治僵化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以军事工业为重点的国民经济机构进行改革。但争霸世界的对外战略却要求这种畸形的国民经济结构必须与之相适应；同时大国争霸世界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导致了国内政治思想气氛的紧张和政治权力的强化，政治气氛长期的沉闷、封闭，使得苏联社会不断孕育着新的危机。因此，和平与缓和的外交环境，是进行国内改革的必要条件。还在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前，1980年7月在庆祝立陶宛建立苏维埃政权40周年的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提出，今后将不惜力量来保持缓和。1981年5月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十八大”上，戈尔巴乔夫表示：保持和发展“缓和”的成就，是苏联始终不渝的方针。1983年5月，他又在加拿大发表讲话，认为缓和政策不是过时的东西，“缓和”这一术语在政治词典中占有牢固的地位，因为未来是缓和的未来。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其力主“缓和”的外交政策导向已颇为世人所关注。这样，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便开始酝酿旨在对苏联对外政策指导思想进行反思的外交“新思维”。
“新思维”的概念是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月15日关于销毁核武器的声明中首次提出的。他说，“新思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哲学”，它“经受了现实主义和理智试金石的考验”，结束了“冷战”，消除了直接军事威胁，使苏联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同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争取禁止核试验国际学术会议代表时再次提出了“新思维”的概念。他说，大家都生活在核宇宙时代，我们或者生存下去，合作和保护土地、海洋、天空和整个环境；或者给文明造成灾难性后果。“必须在国际事务和国与国的事物中努力建立新型关系。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能指挥世界。”所以，“需要有新思维”。
外交新思维的基本目标是：（1）缓和同各国关系，主要是同美国的对抗关系，创造一个对稳定国内政局、摆脱经济危机、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利的国际环境；（2）在利益均衡基础上力求维持大国地位；（3）以经济外交为重心，谋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以便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成为一个超级大国”。 [222]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对“新政治思维”的内容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新思维”一方面指出了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通向安全的惟一道路是政治解决的道路；安全的惟一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军备竞赛本身就是和平的敌人，对话是实现政治解决的基本手段；从而开创了苏联对外战略思想的新时期。
另一方面，“新思维”又提出“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并一步步从“人类利益高于一切”演化为“人权优先于主权”，最终使“新思维”理论在实践中走到了绝境。
“新思维”提出“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223] 这就是把西方价值观中抽象的人权观和道德观引入苏联外交的实践。“新思维”还提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民主化首先要求国际社会无条件地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有权支配自己的资源。” [224] 在此基础上，苏共二十八大形成了“人权优先于主权”的观点：“在这里，依然要求人权优先于任何民族主权和民族自治的利益。这一要求应当载明在联盟和每一个共和国的宪法体制中。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也遵循这一原则，不能偏离寸步。” [225] 其核心是使苏联在处理国际和联盟内共和国关系时，把各国的人权尤其是民族的自决权放在优先的位置上。这是“新思维”理论必然的发展逻辑。
自近代以来，民族自决原则一直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是解决被压迫、被奴役民族的旗帜，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对这个原则的滥用，也是造成世界冲突与动荡的根源之一。在苏联由于内外压力开始走向解体的时刻，苏共二十八大把“绝对承认每个民族人民和个人在自由民主选择基础上的自决权”， [226] 作为党的基本战略，实际上助长了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1990年3月19日，立陶宛苏维埃在独立派掌权的情况下宣布独立，其领导人兰茨贝吉斯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即举起了人权盾牌，宣称苏联人代会有关立陶宛的决定没有法律依据，“立陶宛的人权应由立陶宛共和国的法律来保障”。联盟中央在这样的声明面前立刻陷入了被动。“8·19事件”之后，独立和分裂的浪潮迅速席卷了苏联。各共和国打的都是“人权”和“自决权”的旗号，苏共和联盟在这个浪潮面前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力，这一切几乎与苏共自身的错误理论和政策密不可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强调过理论指导革命，正确的理论可以武装人的头脑，而错误的理论必将使实践走到绝境，“新思维”的负面影响再次论证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