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调整对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便对原有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及人事作了重大调整。1985年7月2日，素有苏联老资格外交家之称的安德烈·葛罗米柯“晋升”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从而结束了他长达28年之久的外长生涯；前格鲁吉亚党委第一书记——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接任苏联外交部长。
戈尔巴乔夫架空葛罗米柯之后，随即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外交班子调整：不少外交界的元老，如担任外贸部长长达29年的帕托利切夫、担任党中央国际部长达30年的波诺马廖夫，以及担任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和国际宣传部长均达17年的鲁萨科夫和扎米亚京纷纷被解职，或被调离外交第一线。1986年5月初，苏联外交部内部又进行了人事大调动，葛罗米柯的几位得力干将全部被调走。至此，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外交班子已寿终正寝。戈尔巴乔夫通过外交班子的调整向全世界宣布：苏联的外交“新思维”将真正付之行动。
戈尔巴乔夫执政六年，就其外交政策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程度不同，可将其外交实践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口号下，外交政策尚取得一定成就；第二阶段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外交阵地节节败退。
一 第一阶段（1985年3月至1989年12月）
戈尔巴乔夫面对苏联内政外交上的困境，开始实施战略转变，拓展全方位外交，努力争取缓和，腾出手来振兴经济，以增强国力，二战以后形成的世界政治格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1．苏美关系从对抗到对话
苏美对抗并互为主要对手，是战后苏美关系的主要特征。40多年中，苏美双方在局部问题上曾进行过某些让步和妥协，双方关系也出现过缓和。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使两国军备竞赛和地区冲突一直不断。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从新思维确定的“缓和”方针出发，苏联把对美关系始终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把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放在从属于苏美关系的地位。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就恢复了中断六年的苏美最高级接触，两国外长会晤也极其频繁，其他级别的磋商就更为经常化。在此期间，苏美两国首脑共举行了四次会晤，虽然双方互为攻守，彼此讨价还价，但其对话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且为以后的裁军谈判奠定了基础。
1985年11月21日，戈尔巴乔夫同里根在日内瓦初次会晤，主要议程是武器控制问题、地区性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
1986年10月11—12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工作性会晤”，这是苏美两国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谈。这次会晤使两国在削减战略武器和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达成意向性协议，双方再次确认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原则。但是在太空武器和停止核试验等问题上仍没有进展。雷克雅未克会晤使苏美两国在削减战略武器上又前进了一步。里根说会晤“在解决大部分分歧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戈尔巴乔夫认为“这是一次有希望的会晤”。
1987年12月7—10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苏美两国首脑举行第三次会晤。8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签署了《苏美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条约规定两国消除部署在欧洲的1000多枚中程和中短程导弹。
1988年5月29日至6月2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苏联，并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国际关系、两国双边关系、地区性冲突、裁减军备、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禁止化学武器、人权问题等多方面问题；签署了有关军备控制、双边关系等九个协定；互换了苏美中导条约批准书，使该条约正式生效。但是，拟议中的削减50%战略武器条约却未能签署。
2．调整苏联军事战略
（1）在战略理论上，改变进攻性，强调防御性。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强调战略防御是军事行动的基本类型，不再突出战略进攻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苏联军事学说具有单一的防御性质。”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著书论述道：“苏联的军事主张认为防御是军事行动的主要形式。”苏军总参谋长阿赫梅罗耶夫在《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我们的军事学说要求不允许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要求武装力量以从侵略开始采取对应的防御行动为目标。”在苏联的军事学说中如此直截了当地提出防御原则尚属首次，并且这一指导思想在苏军的训练演习活动中已有所体现。
（2）在军备问题上，改变追求高水平均势的主张，提出“合理足够”的原则。
1986年2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理论概念——“充足的防御”，即“合理充足论”。 [227] 这是一种具有防御性质的战略理论，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指出：“苏联的军事理论——目的是明确的：为了防御。” [228] 它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反击外来入侵，只需保持“合理足够”的装备。所谓“合理足够”，即“武装力量的组成和武装力量所装备的武器的数量与质量，应当与军事威胁的程度严格地保持一致”，由国家的可靠防御和安全保障所需要的现实来决定，“苏联不要求更大的安全，也不会同意较小水平上的安全”。 [229] “合理足够论”试图在美苏之间达到军事上的低水平的均衡，降低苏美间的军备水平，一方面裁减双方现有的军事力量，一方面阻止或减缓两国正在进行的新的一轮军备竞赛。
（3）在裁军问题上，采取灵活、现实态度，从重点准备和争取打赢核战争转向重点防止核战争和进行核威胁。
苏共把防止战争和反击侵略作为军事学说的两大任务提出来。与此同时，苏共发表了大量的反对核战争的言论，强调核战争的毁灭性，否定打核战争的可能性，反对“第一次打击”的概念。在实践中，苏联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裁军建议，并主动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如将中导同太空武器“脱钩”，在同意西方关于“双零点方案”（double—zero option） [230] 主张的基础上，提出“全球双零点方案”（global double—zero assumption） [231] ；并且在核查问题上的立场也作了大幅度调整，一反过去遮遮掩掩的态度，不再反对美国提出的现场核查等建议。最为显著的是美苏签署了销毁中导和中短导的《中导条约》，第一次削减而不是限制双方的核武库，对以后的裁军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
（4）在军事部署上实行收缩战略，从国外撤回部分军队。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首次提出将分阶段地从阿富汗撤军；1988年4月14日，历时六年、几经波折的巴阿间接会谈终于达成协议，由巴基斯坦、阿富汗喀布尔政权和苏美两个保证国签订了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根据该协议，苏联从1989年2月起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历时九个月，到1989年2月15日，终于如期完成了撤军日程，打了八年多的苏军侵阿战争至此宣告结束。这是继《中导条约》之后，美苏关系和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又一重要进展。
1989年2月27日，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宣布了从东欧撤军的具体安排和时间表。苏联在东欧驻军是二战时苏军在东欧战场作战的直接结果，其后由于冷战和建立华约的需要而使之合法化和长期化了。除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苏军在1958年6月应罗马尼亚的要求撤出）、保加利亚（1968年侵捷事件中暂住两个师）没有苏联驻军以外，其他东欧四国（即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驻有苏军。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统计，驻扎在东欧四国的苏军数量高达31个师，总人数达56.5万人。其中驻民主德国最多，达20个师，波兰2个师，匈牙利4个师，捷克斯洛伐克5个师。从1990年2月起，苏联分别与四国签订了撤军协议。1991年6月协议规定：1991年6月30日以前撤走驻匈牙利苏军的全部，7月1日以前撤出全部驻捷苏军，年底撤走驻波兰苏军的20%，1994年8月31日以前撤走全部驻民主德国的苏军。
苏联在亚洲也削减了20万兵力，包括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及远东地区的驻军，其中驻蒙苏军将撤走75%。同时，苏联改变了支持越南侵犯柬埔寨的态度。1989年新年伊始，苏联外交部就解决柬埔寨问题发表声明：“两国商定在达成政治解决的条件下，越南志愿人员在1989年9月之前全部撤出柬埔寨。苏联欢迎并完全支持这一新的重要行动。苏联认为这一行动顺应了政治解决地区冲突这一当今世界的主要趋势。”在中美洲，苏联表示决不采取激进的做法，减少了对尼加拉瓜等国的“无偿援助”，竭力避免酿成新的热点。在南部非洲，也减少了对安哥拉的军援，敦促古巴军队尽快撤出。
对于地区武装冲突，苏联也尽量避免军事介入，给自己增添新的麻烦。极力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加以解决，更加强调联合国发挥调解作用；与此同时，苏联还减少了在各大洋的海军舰队巡航次数。
以上种种迹象都证明了苏联对外扩张战略的改变，但是，苏联并未放松常规大战的准备。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苏联十分重视核威胁条件下的高技术、高强度的新型常规战争。因而，苏联极为重视发展高精度的常规武器，同时仍在积极研制和部署新一代的战略核武器。苏军领导人宣称，苏联应当拥有给予侵略者以毁灭性回击的能力。苏联采取措施裁减部分部队员额和武器装备，并不是要降低军队的战斗力，而是要在减少数量的同时提高质量。其目标是把原先过于庞大的进攻性军事力量改变成一支能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部队。
3．调整与西欧各国的关系
苏联的对欧政策是以戈尔巴乔夫的“欧洲大厦”论为指导思想的。“欧洲大厦”论是戈尔巴乔夫1987年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在捷苏友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式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提倡两种制度的国家合作，从而给苏联的国内改革争取适宜的国际环境，甚至希望苏联的改革能够得到西方的理解、支持和帮助。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西德时，将建造一座“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大厦”写进了两国的联合声明。
1985年10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法国，这是他担任苏共总书记以来第一次在西方“亮相”，至此拉开了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序幕”。
1986年，瑞典首相卡尔松、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法国总统密特朗、联邦德国外长根舍等先后访问苏联。1987年，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总理希拉克、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等主要西欧国家领导人的来访，与此同时，苏联也频繁派代表团出访西欧。
1988年6月间欧共体和经互会终于突破了三十多年来相互隔绝的局面，建立了外交关系，8月欧共体与苏联也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欧一些国家在对外经贸关系上开始出现向苏联东欧地区“进军”的热潮。
近五年间，苏联和西欧的关系迅速发展：
——打破了苏联长期以来在国际上的孤立境地，西欧各国对苏开展经贸合作的积极性不断高涨。苏联与欧共体的关系有了大踏步进展，双方在核安全、运输和科技等十几个领域签署了全面合作的综合协议。
——由于苏联接二连三地提出欧洲和平建议，并且不断地以大幅度让步和单方面行动作为姿态，苏联与西欧国家军事对抗水平已显著降低。西欧国家在重新估量了苏联军事威胁的可能性之后，确认苏方侵略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少，因而对苏方的各种裁军建议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响应，逐步放松和加快了与苏方在军事领域的接触与合作。
4．改善和发展同亚太地区的关系
戈尔巴乔夫强调，苏联是亚洲国家，要积极参与亚太事务活动。他宣称苏联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并提出裁军建议，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他认为，苏联应该争取参加亚太经济合作，大力开发远东；应该极力促成亚太地区建立以苏、美、日、中、印为中心的多边合作机制。戈尔巴乔夫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普遍改善了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其中尤以苏中关系正常化为世界所瞩目。
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苏中关系破裂。80年代初，苏联为了摆脱外交困境，开始表示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中国方面提出，苏联应当清除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即苏联应当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解除对中国安全造成的威胁。勃列日涅夫借口“不应有前提条件”，不愿消除“三大障碍”，一度举行的苏中副外长级谈判也告中断。苏中关系仍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
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后，在改善苏中关系方面开始采取实质性措施。他调整了苏联中央外事领导机构，起用了对中国较为友好的人负责对华工作，以便打开对华关系的僵局。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苏联的远东政策发表重要讲话，其中主要内容是关于苏中关系问题。戈尔巴乔夫终于接受“按主航道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的原则，为打破20年的边界谈判僵局、重开中苏边界谈判和全面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条件。
随后，苏联开始着手消除“三大障碍”。在从蒙古撤军问题上，1987年7月，苏联从蒙古撤走了一个整建制摩托化步兵师和一部分独立部队；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大发言中宣布，两年内从蒙古撤出75%的驻军。在阿富汗问题上，1986年12月苏联主动撤出六个团的兵力；1988年4月14日又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协议》上签字，并于1989年2月15日全部撤出了驻阿苏军。在柬埔寨问题上，苏联一改以往认为柬埔寨问题是第三国问题，与其无关，不愿讨论的论调，开始积极寻求政治解决，并表示愿意从政治上、经济上对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施加影响；越南最终宣布1989年9月底全部撤出其侵柬部队。至此，苏中关系正常化的障碍得以消除，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道路铺平了。
1989年5月15—18日，戈尔巴乔夫应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邀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5月18日，中苏两国就这次首脑会晤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标志着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
在苏共二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曾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列宁主义性质”，并保证遵循“国际主义义务，沿着十月革命开创和铺成的道路前进”， [232] 所以在这一阶段苏共外交政策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较为和平、宽松的环境。但随着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公开性”运动的深入开展，新思维否定国际领域存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顶礼膜拜的种种弊端日益发展，几乎把外交领域取得的一点成就丧失殆尽。
二 第二阶段（1989年12月至1991年12月）
1．“全欧共同大厦”化为泡影
“全欧共同大厦”的构筑是以抹杀意识形态的差别为前提的。戈尔巴乔夫过于理想化地认为，既然核战争没有胜利者，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再以敌人的面目出现，便已经成了朋友。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苏联开始遵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必须由对抗走向合作的原则，对东欧实行不干涉政策，全心全意营造“欧洲大厦”，坚决不再输出“革命”。到1988年6月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彻底地放弃了意识形态斗争的价值观念。
但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却无时无刻不在谋划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最早要追溯到1947年5月。那一年，美国政府成立了以凯南为首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在制定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时，凯南提出，在军事遏制的同时，还应当用和平的方法促进某种趋势，“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1953年1月，杜勒斯就任美国国务卿，他对和平演变战略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勒斯明确提出了和平演变的六项政策， [233] 并得到了西方政界人士的响应。1960年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后，使和平演变战略更加完善。1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了“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的第10号研究报告，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两个基本手段，一是“摧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二是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报告还将东欧确定为和平演变的突破口，希望“通过东欧来影响苏联内部的演变”。卡特和里根政府时期，和平演变战略中又加入了“人权外交”的成分。卡特总统曾直截了当地说过，促进人权将直接影响美苏关系。他上台后，就很快展开了对苏联的“人权攻势”。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和平演变”的观点是一致的。布什政府抛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新战略——既能从苏联手中夺回外交主动权，又能团结北约盟国和保住自己在西方中的领导地位，弥补西方阵营的“裂缝”——“超越遏制”战略。
1989年5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演讲时，第一次提出了“超越遏制（beyond containment）”战略。布什在讲话中宣称：“美国没有理由放弃长期奉行的‘遏制’战略，更不必修改称霸全球的战略目标，而应在继续推行‘遏制’战略的基础上再‘超越一步’，展开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心战，千方百计促使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使之发生‘体制性变化’，逐步纳入西方轨道。”“美国现在的目标要比简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意义大得多——我们寻求使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 [234]
随后，美国同其西方盟国达成了战略共识。该战略有明确的长远战略目标和中近期战略目标。长远战略目标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整个欧洲将成为“一座开放的、完善的和自由的新欧洲”； [235] 与此相联系，中近期目标是“拆除铁幕”，推倒“雅尔塔体系”，使东欧各国在“和平演变”中倒向西方，孤立苏联。概言之，就是使欧洲恢复到二战以前的状况。英国《独立报》援引布什的话说，就是恢复1944年失去的欧洲，即一个由“共同的价值准则而不是由地理位置的接近”所再次联合起来的欧洲。 [236] “超越遏制”战略的推出和实施，标志着战后以来美国对苏关系在战略上以军事遏制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的结束和在战略上以促使对手发生“和平演变”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的开始。
苏联所倡导的“全欧共同大厦”是不可能建筑在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地基上的，但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仍然希望通过对“超越遏制”战略的容忍和克制来继续营建“欧洲大厦”。在美国和西方加紧了意识形态攻坚战的同时，戈尔巴乔夫却在努力淡化意识形态，不断敦促东欧国家加快改革步伐。对实行“民主改革”和“向西方开放”的国家给以支持和赞许，而对改革和开放不力或者持反对态度的国家则进行谴责，致使“超越遏制”战略畅行东欧大地，最终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政治大地震”。随着东欧“禁猎区”的放开，苏联的影响力开始不断减弱，外交也逐渐由主动转为被动。
2．从“坚决反对德国统一”到“无条件让步”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新思维，承认社会主义世界和国际共运的“多样性”，受到民主德国的热烈欢迎。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一大报告中说，每个党应“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自己的政策，根据本国和国际条件创造性地寻找解决自己具体任务的办法”。他同时表示支持苏联的裁军建议，赞成东西方发展关系，并希望访问联邦德国，发展两国关系。1987年9月，民主德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波恩，昂纳克会见了联邦德国总理科尔。
但是，对苏联在国内推行的改革，民主德国却有保留。经济上，20世纪8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增长率在苏东国家中居首位；政治上，由于联邦德国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统一的目标，民主德国领导人担心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会打破国内的稳定。民主德国中央书记赫尔曼认为：“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高效的国家，在全世界很受尊重。”所以，民主德国对苏联的改革采取观望和抵制的态度。
戈尔巴乔夫说，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而昂纳克则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一大的报告中说，“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转得很好，“事实证明，这种经济是有效的、有活力的和灵活的”。以民主德国的观点，戈尔巴乔夫建议的改革只适用于苏联；但戈尔巴乔夫则认为，这种改革适用于更广的范围。他说：“社会主义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改革的时期。” [237]
随着与联邦德国往来的深入，再加上波兰、匈牙利剧变的影响，尤其是1989年5月，匈牙利拆除了同奥地利的边界防线之后，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开始经匈牙利、奥地利逃往联邦德国。9月，民主德国政局急剧变化，国内群众示威接连不断，并且成立了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对派组织和反对党。1989年10月，在民主德国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应邀来民主德国参加40周年国庆活动，并与其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昂纳克希望戈尔巴乔夫的访问能够有助于稳定局势，但结果却是加剧了政治形势的动荡。戈尔巴乔夫大谈“政治新思维”，宣传苏联的“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并且警告民主德国领导人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暗示民主德国的领导人，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改革，否则将是“危险”的。戈尔巴乔夫与昂纳克会谈时，向昂纳克施加压力，他说，“迟到者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西方评论说，戈尔巴乔夫给昂纳克带来了“死亡之吻”。对统一社会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态度等于给动乱中的民主德国火上浇油，使民主德国群众的情绪更加激动，而在西德、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的反对党则步步进逼，昂纳克的党和政府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在内外各种压力下，德国统一社会党采取了一系列让步措施：频繁更换党政最高领导人，承认反对派并与之对话，修改宪法，放弃党的领导，更名“民主社会主义党”，宣布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全面开放两德边界，拆除柏林墙等。1990年3月举行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民社党败北，沦为在野党。
在开始阶段，戈尔巴乔夫虽然一再敦促民主德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但并不希望两德实现统一。在1989年12月的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时，戈尔巴乔夫向布什表示，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的变革是历史本身的进程，谁也不能阻挡，苏联保证不干涉东欧内政。但就“德国统一”问题，苏联的立场是欢迎两德更紧密的经济、文化交往，但必须承认两个德国存在的现实，保持现有的边界。12月5日，谢瓦尔德纳泽同来访的联邦德国外长根舍会谈时强调，在当前条件下建立所谓两个德国的联邦制“只能加剧混乱”。同一天，戈尔巴乔夫在接见根舍时又重申，民主德国是苏联“可靠的盟国和欧洲和平的重要保障”，他表示反对“人为地强行实现德国统一”。12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基辅同法国总统密特朗会谈时再一次强调，“需要尊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现实”。
然而，1990年初，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来了个急转弯。1月30日他对来访的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说，德国统一问题并非出乎预料，德国统一是毫无疑问的。这就为德国统一开了绿灯。莫德罗回国仅两天，就提出了民主德国的德国统一方案。就在方案提出的第二天，谢瓦尔德纳泽宣称莫德罗提出的统一构想是“从现实出发的”，苏联赞同其中的许多方面。戈尔巴乔夫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2月10日在莫斯科的单独会谈中以最明确的语言表示赞同德国统一。他指出：“现在在苏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对下述问题不存在分歧，即必须由德国人自己解决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由他们选择以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在什么样的期限、以何种速度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实现这种统一。” [238] 2月13日，谢瓦尔德纳泽在渥太华召开的华约和北约国家外长会议上，接受了事先由美国草拟的德国统一的“2＋4”方案。至此，苏联正式声明了赞同德国统一的立场。13日，科尔在波恩举行记者招待会，对戈尔巴乔夫打开走向德国统一的道路表示感谢。
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突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国内困境。戈尔巴乔夫越来越需要西方的支持与援助。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以经济援助为诱饵，敦促苏联继续推动东欧局势的发展，两德要求统一正是东欧政治形势进一步变化的结果。因此，苏联同意两德统一是顺应西方的一种表示。
但苏联赞成德国统一是有条件的。它强调统一后的德国应该成为既不是华约成员国又不是北约成员国的中立国，它应在全欧范围内实现统一，同时战后边界不能改变。当时的戈尔巴乔夫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即统一后的德国不是北约成员国，这就使北约失去了基石，从而有助于实现他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大厦”的欧洲战略。此后，戈尔巴乔夫一再重申，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是不能接受的。直到1990年6月，在柏林召开第二次“2＋4”外长会议时，谢瓦尔德纳泽还提出，德国统一后的五年内，德国应同时属于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联盟。
然而，时隔不到一个月，1990年7月14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对苏联的两天工作访问中，在德国统一的外部条件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双方达成了八项协议，其中包括：统一后的德国立即取得完全的、不受限制的主权；可以自主地决定，它将属于哪个联盟。科尔在这点上还补充说，统一的德国将成为北约成员国。证明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放弃了最后保留的意见。
苏联态度发生如此重大转变，甚至连西方也感到吃惊。究其原因是：
首先，西方态度基本一致，对苏联形成压力。1989年底，德国统一问题提上日程之后，美、英、法三国和联邦德国经过多次磋商，在统一的外部条件问题上迅速取得一致，得寸进尺，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必须留在北约之中，在“2＋4”会谈中也寸步不让。民主德国的立场在3月大选后也发生了变化，德梅齐埃政府修改了原政府的立场，在联盟归属问题上站到西方一边。这样，苏联面临的是一对五的形势，外交上已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根据新思维的出发点，苏联不愿面临得罪西方的局面。
其次，寄希望于联邦德国及欧共体经济援助。1990年的苏联，急需西方的经济援助；而联邦德国为了最终按照自己的意图实现德国统一，主张援助苏联。从1990年6月以来，德国向苏联提供了大量援助。其中包括对50亿马克银行贷款的担保，答应为苏联在民主德国地区驻军及1994年前从那里撤军提供120亿马克援助及为期五年的30亿马克的无息贷款。 [239] 面对7月1日两德货币联盟的生效以及已成定局的两德统一形势，苏联认为与其在联盟归属问题上给未来的苏德关系投上阴影，莫如当“德国统一的助产士”对苏联更有利。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不仅能得到德国的经济援助，而且也借此打开了欧共体的大门。
到1990年7月苏联和联邦德国首脑会晤止，德国统一道路上的外部障碍已全部清除，苏联放弃了其阻挠两德统一的全部立场。1990年10月3日，两德实现统一，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接管，在欧洲存在了41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地图上消失了。
两德统一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选择，何况苏联对此事本来就不应当干预。但我们从两德统一的过程看到，在新思维指导下的苏联外交是如何一步步屈从西方、向西方让步的。
3．从“华约组织的解散”到“提出建立新型关系”
当年华约组织的建立是为了对抗西方国家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约的缔结，一方面有助于防止和抵制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卷入，使苏联在这些国家长期驻军合法化。虽然《华沙条约》规定缔约国要恪守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苏联却利用它的盟主地位，全面控制华约成员国，对那些敢于离经叛道者不惜兵戎相见。1956年苏军出兵匈牙利，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例证。
戈尔巴乔夫为了缓和与西方的关系主动“建议解散军事集团，或者至少先解散两个联盟的军事组织”。 [240] 1988年3月底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举行的华约缔约国外长会议《联合公报》中，戈尔巴乔夫又提出了其建立虚幻的“全欧大厦”建议，认为“建立和平与合作的不可分割的欧洲以及在其中建立起睦邻和信任气氛的‘全欧大厦’将符合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作为第一步，首先主张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组织。 [241]
1989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华沙条约组织首脑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华沙条约组织应该从“军事政治组织转变为政治军事组织”。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说，北约和华约的关系应该“转入非对抗轨道”，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建设性对话”。 [242] 但是，东欧剧变以后，两个军事集团的对峙性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基辛格所说，“北约和华约现在已不再是对抗的组织了，虽然它们曾经是这样”。 [243] 大部分华约成员国开始在政治上向西方靠拢。尽管他们都表示暂时留在华约，但是都提出改变华约以前的性质，东欧民众也普遍认为东西欧对峙局面已不复存在，苏联驻军已无意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纷纷要求苏联尽早撤回驻军。苏联同意在1991年7月1日以前撤走全部驻捷苏军，驻匈苏军根据撤军协定将于1991年6月30日撤完，苏联从所有东欧国家撤军已是大势所趋。不仅如此，华约作为一个政治性组织，也已经不能保留其昔日的整体结构，东欧成员国开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再与苏联保持一致立场。比如在3月17日的华约外长会议上，波兰与捷克就与苏联关于德国“中立化”的立场公开相左，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北约是最为现实的，只有北约的政治和军事结构才控制得住统一的德国。进入1991年，匈、捷、波三国更是频频接触，酝酿缔结三国条约，声称将在没有其他华约成员国参加的情况下制定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政策，明显地公开表示要尽快脱离华约。
东欧剧变下的华沙条约组织已完全不再是当年的华约，而只剩下一个“空壳”了。北约因此失去了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实力的华约与之相抗衡，西方舆论也曾一度有过北约是否也会随着华约的解体而解体的议论。但很快西方达成了一致谅解，认为即使华约解散了，北约也还要继续存在下去，它还是维系欧美关系的联盟结构，并成为试图控制欧洲局势的政治性组织。既然北约已不再作为华约的对立物而存在，而且华沙缔约国也已没有保留同盟的愿望，于是苏联决定放弃初衷，单方面提出建议，解散华约。1991年2月25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了华约各国外长和国防部长级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和斯洛伐克七国在会上签署了协议，规定1991年3月31日正式解散华约的联合武装部队和指挥机构，停止在联盟范围内签署的军事协议的效力。华沙条约组织在成立36周年还差一个半月之际，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华约的解散，北约的继续存在，及华约成员国此后大部分倒向北约，再次证明了戈尔巴乔夫“全欧大厦”梦想的破灭。
4．对美国的全面妥协
在第一阶段苏美关系的特点是从对抗走向对话、紧张走向缓和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两国首脑会晤的主要议题是限制军备和裁减核武器，双方互为攻守，寓竞争于对话之中，难分高下和胜负。
随着戈尔巴乔夫的节节退让，美国改变对苏战略，推出“超越遏制”新政策，苏美关系中美国开始逐渐掌握主动权。1989年东欧局势的变化使美国喜出望外，对在新形势下举行的马耳他首脑会晤，美国舆论界极力渲染，“苏联目前处境被动，美国的战略目标应该帮助戈尔巴乔夫继续做那些与己有利并符合西方利益的事情”，而“马耳他会晤正是起步的地方”。 [244] 美国国务卿贝克明确宣布马耳他会晤的首要议题就是东欧形势，而美国向苏联提出的要价是相当高的。美国毫不掩饰地声称，东欧的持续变化和改革是这一地区长期稳定的惟一途径；并且明显地警告苏联不要强行干预和阻止东欧的持续改革，否则这一地区就会出现危险的形势。由此可见，美国是要在马耳他会晤中利用东欧的政治形势变化来进一步捆住苏联手脚，希望这一“和平式的变化”继续朝着西方设想的方向发展，美国把这次会晤看成是“历史性的机会”。
马耳他会晤后，1990年5月31日至6月4日，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同布什总统举行会谈。华盛顿首脑会晤与半年前的马耳他会晤相比有明显的特点，随着欧洲政局的剧烈变化，欧洲问题在国际局势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给美苏关系增加了复杂性。欧洲和德国问题是这次首脑会晤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争执的焦点。美国开始实行“挂钩”政策，布什未能说服戈尔巴乔夫改变其在德国统一后联盟归属问题上的立场，但同时苏联也未能获得急切希望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军队占领科威特引起海湾危机。9月9日，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会晤，主题就是海湾危机问题。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伊拉克的侵略行径是不能容忍的”，伊拉克军队应“无条件撤出科威特”，美苏将确保对伊拉克实行“制裁”。11月9日，两国首脑再次在巴黎举行会晤，讨论在解决海湾危机中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双方都认为，不能排除对伊拉克使用武力。苏联对海湾危机的反应同以往相比大相径庭。若是五年前，莫斯科可能会严正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苏联中东政策的变化，一方面是外交“新思维”向西方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表明了苏联国力衰落，内部困难重重，已无力和美国直接碰撞，虽然苏联并不赞成美国动用武力的企图。
1990年12月后美国开始对苏联加压。1990年6月在华盛顿首脑会晤时签署的两国贸易协议和11月在巴黎签署的欧洲常规裁军条约迟迟未交美国国会批准；苏联要求美国提供15亿美元的农业信贷以购买美国小麦，美国对此也反应冷淡。不仅如此，美国还进一步加深了对苏联内政的干涉。美国开始采取“不仅与苏联中央政府打交道，而且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打交道”的双轨方针，一方面重申美国仍将苏联现领导作为“伙伴”，并希望戈尔巴乔夫不要背离自己的目标和不为旧势力束缚；另一方面开始公开扩大与苏联反对派势力的接触。美国国务卿贝克于1991年3月访问莫斯科期间，专门会见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驻莫斯科的代表，并向戈尔巴乔夫表示美国与他国反对派交往是美国的传统，并宣称美国只承认苏联1930年的边界，这无异于宣布美国承认波罗的海三国享有独立的权利。布什本人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一再要求苏联在波罗的海问题上发出一个积极的信号，给波罗的海三国提供自决的机会。他还会见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表示支持他们的自决权。
1991年7月底8月初，拖延已久的最后一次苏美首脑会晤终于在莫斯科举行了。此时，苏联国内局势已十分严峻，布什苏联之行的重点已不再像以往那样讨论世界上的“热点”问题，而是讨论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西方国家“帮助”苏联等问题。甚至苏联舆论界对此也认为，“不论我们怎样用互利合作的说法来自我安慰，我们不得不扮演乞讨者的角色”。 [245] 因为在此次会晤中，布什向苏联提出了发展苏美关系的三大条件：把北方四岛还给日本；让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停止对古巴的军事援助。
“8·19”事件之后，美国的反应是迅速而强硬的。8月20日，布什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叶利钦关于“恢复合法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并恢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职务”的要求，“谴责违反宪法的诉诸武力的做法”，美国将“尽可能地避免采取任何给予这次政变合法借口和支持的行动”。复出后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去了大量的权力基础，他感恩于美国的坚定立场，同时也迫切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他的支持。但苏联自身的艰难处境，使得戈尔巴乔夫只能对美国的意图惟命是从了。布什十分高兴地说：苏联现在看来“正朝着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民主、自由、自决方向前进”。 [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