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戈尔巴乔夫时期外交对苏联演变的影响
一 社会主义信念和基本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冲击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以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几十年来虽互有攻守，坚持各自的统治性意识形态却从来没有改变过，即使是在美苏结盟的反法西斯战线中。进入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转而将苏联的对外战略和策略建立在统一世界的同一性之上，即放弃意识形态的斗争来谋求缓和，这就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各种渠道对苏联进行政治思想渗透提供了便利。他们鼓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通过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宣传西方的思想体系以及在这种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同时，还通过文化交流、学术讨论、贸易往来和外交关系等各个领域的接触，加强资产阶级的思想渗透和政治影响。
正是在西方价值观念冲击下，在共产党的宣传阵地出现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马列主义受到了亵渎，资本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思想自由泛滥，苏联人民多年来的社会主义信仰动摇了。苏联国内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和思想的“西方价值观念化”，为苏联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 为西方“和平演变”苏联的战略创造了条件
苏联经济从1988年起每况愈下，到1990年出现了和平时期的第一次负增长。据苏联国家统计局发表的数字，与1989年相比，1990年苏联国民收入下降4%，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劳动生产率下降3%，对外贸易额下降6.9%，外贸逆差由20亿卢布增加到100亿卢布。财政赤字连年上升，1980年仅为200亿卢布，到1990年已达到1400亿卢布。内债由1989年的4000亿增加到1990年的5500亿卢布（几乎相等于全年的国民收入），外债由1989年的550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700亿美元。消费品严重匮乏，市场供应全面短缺。据苏联统计，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都实行凭票供应商品的制度。1990年底，苏联的经济状况已达到非常险恶的境地。
苏联迫切需要西方的技术和信贷，但西方在对苏援助上，贴的不是经济价格的标签，而是政治价格的标签。布什宣称，如果苏联“采取有利于改善关系和世界和平的具体步骤……美国不会对苏联采取吝啬态度”。 [272] 其“具体步骤”包括，在苏联国内问题上，要求苏联“发展市场经济”，“开放移民”，“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和尊重人权”；在裁军问题上，要求苏联把华约的军事力量裁减到威胁性较小的水平；在东欧问题上，要求苏联同意东欧国家实现自决；在地区冲突问题上，要求苏联“同西方合作，采取一切可行的，而不仅仅是口头的步骤解决地区争端”。美国趁势把美苏关系的发展调整到了美国需要的温度和速度上来，同时把美苏缓和的主动权夺回到了自己手中。
对苏联的经济援助，美国始终是口惠而实不至，从不轻易松口和解囊。在贷款问题上，直到1990年苏联才得到了美国提供的10亿美元贷款，远远没有达到其希望的数额。对于苏联最盼望得到的最惠国待遇，美国虽然表示给予考虑，但迟迟不予批准。美国还不顾苏联的要求，继续坚持“巴统规定”，对苏联实行高技术产品禁运，特别是对苏联出口关键性技术始终防范甚严。此外，美国一直不正式宣布解除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对其采取的“经济制裁”。当然，美国也不是一点“好处”都不给。如与苏联签订经贸协定，扩大经贸往来；贷款额虽然小，但也不时地给一点；许诺在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中给苏联以适当的位置；动员西方国家对苏联解囊相助；频频举行首脑会晤，就双方关系和国际间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如此等等。但美国每给一点“好处”都是有条件的，都要戈尔巴乔夫在内政和外交上付出代价。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克时说：“苏联正向新的发展阶段过渡，国家现在所经历的这一时刻是极其重要的……应对此负有责任的不仅是苏联，还有它的伙伴，其中包括美国。” [273]
三 对西方单方面让步导致苏联国际地位的衰落
戈尔巴乔夫外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苏联国际地位的衰落。正如俄罗斯总统委员会成员米格拉尼扬后来所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对苏联老一套对外政策的修改，就其宣布的目标而言，无疑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变成了单方面让步，结果使苏联仓皇逃离对苏联极其重要而且苏联在其中有很大影响的世界各地区，同时又没有得到西方相应的补偿。” [274]
苏联不仅在苏美中导谈判中主动把中导同战略武器和太空武器脱钩，而且在欧洲常规裁军中放弃了过去一直坚持的“对等”和“均衡”的裁军原则，甚至在1988年底发表了单方面裁军50万人的声明。从兵员实力和军事部署上看，苏联由进攻态势转为防御态势。苏军的结构、武器装备也在发生由进攻性向防御性过渡的重大变化。撤销了20世纪80年代初为执行速决突击任务而建立的两个新型陆军军，推行由2000—4000人组成的简编师；减少空降突击部队和舟桥部队，削减摩步师和坦克师的坦克编制数量，增加防御性的反坦克、防空兵器。
但与此同时，美国却始终坚持略占优势的原则，从不在限制核武器和裁减军备谈判中主动作出让步，美国一再强调：“我们不应该忘记苏联已经获得了令人畏惧的军事能力……在我们谋求和平时，也必须保持强大。” [275] 为此，布什政府继续推行战略核力量现代化计划；太空战略防御计划；集中力量研制新型高技术武器；重点加强特种作战部队、海军陆战队和战略机动部队的建设；制定一旦美苏爆发战争时能打赢苏联的计划等等。
苏联大规模裁军与美国增强军事实力的努力，使得美国、日本和西欧诸国都宣称，苏联已不再对它们构成直接的现实威胁了。苏联与西方谈判的筹码变轻了，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超级大国地位开始一步步下降。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报告中曾无可奈何地哀叹：“我知道，对外政策和我本人都受到指责，而在最近，直率地说是受到了咒骂，这无非是由于在安全领域内作出了让步。”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在通讯与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全球一体化日益加深的今天，这句话更有其深刻的内涵和意义。戈尔巴乔夫发动了苏联的改革，这也决定了他的外交在本质上是这场改革的组成部分，由改革而发，又服务于改革。在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戈尔巴乔夫的外交力图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和霸权形象，曾经一度为苏联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但是，由于几十年的发展积淀下来的尘垢，积重难返，苏联的改革无论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都面临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戈尔巴乔夫在这点上严重失算。苏联解体这一幕悲剧的发生，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都有惨重的教训。在外交方面，戈尔巴乔夫的失误的教训也同样是十分沉重的。
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的思想基础，是淡化在国际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淡化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分歧。 [276] 他的出发点是，由于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世界形成了整体性和相互依赖性，似乎已在取代东西方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和对抗性。
这不仅表现出政治上的幼稚，更在于思想方法的错误。尽管当代世界人类面临许多需要共同协作来解决的问题，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出于不同利益，在处理国际问题上认识常常是不一致的，以为国与国之间“只有合作没有对立”不啻是一种幻想，关键还在于解决分歧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种族歧视的因素，存在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和掠夺。同时不能否认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阶级集团差异的存在对处理国际关系的影响。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制、封锁、分化、瓦解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国际关系中因不同利益、不同阶级的存在而产生的差异是矛盾的普遍性。“新思维”的错误是混淆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强调“特殊性”否认“普遍性”，强调合作，否认事实上仍存在的不同利益集团和阶级集团之间的对立，麻痹了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当今国际关系实际，极大影响了苏联日后全盘倒向西方的外交政策的形成。今天俄罗斯学者在总结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时，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原以为会从西方得到大的援助，实际上西方只是借援助的名义最终达到其多年梦寐以求的削弱苏联的目的。 [277]
一个国家的统治性意识形态，或者称为价值体系，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的重要纽带之一，因而是国家利益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意识形态的斗争始终是外交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一个关键性失误就在于他几乎完全忽视和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警惕和斗争。“新思维”的基点建筑在认为现今国际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认为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即全球化问题的存在使世界变成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谓“世界整体论”）；阶级利益和阶级对抗已然让位于阶级合作；国家关系中存在“非意识形态化”发展的趋势等等。甚至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本性也开始发生变化。其代表性的观点正如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奥温尼科夫所阐述的：“新思维”要求认清几个确凿的事实，第一，“西方统治集团有可能增强对人类命运的责任心”，即资产阶级国家在一些情况下能够“超出狭隘阶级利益”，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这就是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第二，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已经可以不通过战争形式，而通过和平方式；第三，资产阶级国家有可能对军工企业加以限制，存在“资本主义放弃军事对峙的可能性”； [278] 第四，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主要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可能继续演变。“到20世纪快要终结的时候，帝国主义发展成世界文明掘墓人的可能性被克制了。” [279]
随着时代的变化、国际格局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的策略和手法会有不同形式的变化。从对人类居住环境和安全的考虑，应当充分利用这些哪怕是些微的变化以争取持久的和平。但同时应对帝国主义掠夺的本性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警惕性。而“新思维”为人们描绘的一幅美好的没有战争、没有阶级对抗的世界大同景象、戈尔巴乔夫曾经憧憬的“军备竞赛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正受到削弱”和在“曾经是冷战和武装对峙最激烈的欧洲开始了实际裁军进程”的画面， [280] 可惜“到20世纪快要终结的时候”，伊拉克、科索沃的隆隆炮声轰碎了这幅画卷。“北约”的“新战略”概念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的本质。然而当初苏联在新思维指导思想下制定的外交政策，却迫不及待地拱手向帝国主义交出了武装。
戈尔巴乔夫出于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无原则地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作出太多让步。就美苏裁军谈判而言，苏联在过去的谈判中总是通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来寻求与对手达成若干对等的裁军协议。但戈尔巴乔夫在裁军谈判上一改往日风格，其突出特点表现为“单方面”和“不对等”。“单方面”是戈尔巴乔夫往往在东西方即将举行谈判之际，抢先宣布自己的裁军方案，并在对方没有采取对应步骤的情况下单方面地落实自己的裁军计划。在美苏签订《中导条约》后，苏联为了借此势头扩大“成果”，又不失时机地接连提出和单方面落实了一系列裁军方案，这些方案大致是在两种背景下提出和落实的：一是根据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单方面率先裁军；二是所提出的双边裁军建议遭到对手回绝后，苏联仍按原方案进行的单方面裁军。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单方面裁军50万人，即属前者；而在美国多次拒绝苏联所提出的要求裁减双方海军力量的情况下，苏联外交部依旧于1989年12月19日发表了苏联单方面削减海军力量的声明，则属后者。“不对等”是指苏联裁减的数额远高于美国。《中导条约》就是不对等方式的首次正式运用。《中导条约》规定：苏联需销毁的导弹和核弹头的数量分别为1752枚和2572枚，美国要销毁的导弹仅为859枚和相同数目的核弹头，苏联要比美国多削减104%的导弹和199.4%的核弹头。 [281] 这样不对等地削减核武器在两国的核军备控制协定中是没有先例的。它不仅对美苏间第一个实质性核裁军协议的达成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以后的裁军进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0年1月31日，美苏签署的关于双方从中欧大批撤军的协议是这种不对等裁军原则的再度运用。在这项谈判中，戈尔巴乔夫终于放弃了一直坚持的双方在这一地区各保留22.5万人的建议，接受了布什提出的各自保留19.5万人的数额，美国此外还可以在中欧以外地区——英国、意大利、土耳其、希腊等国至少比苏军多保留3万名驻军。戈尔巴乔夫从虚弱的谈判地位出发，一再实行单方面、不对等裁军的结果，固然达成了一些协议，但同时也使美苏的均势不复存在，最终使它丧失了大国地位。这一切还进一步影响到了苏联共产党的解散、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苏维埃联盟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