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再动员：确保高分过关
傍晚，我返回政府，终于在大院里碰到了从村里返镇的干部，我连忙上前道辛苦。干部们见到我，开始大倒苦水，说美其名曰减负，可检查本身就在增负，说镇里已经为迎检花掉了好几万，一个乡镇几万，一个省又是多少？真的要检查，自己下去看不行吗？干部们开始说起古代那些微服私访的皇帝和官员。
干部的情绪具有传染性，工作越忙，上面对工作的形式性要求越高，乡镇干部的情绪往往越大。中午在食堂吃饭，与招商引资办公室的汤主任同坐一桌，他就对基层工作的难度大发了一通牢骚：“现在的舆论往往丑化乡镇干部，认为是我们把事情搞坏了，其实，哪一样事情不是上面叫搞的？农业结构调整，推广这样，号召那样，乡镇顶得住吗？结果搞成了却没有市场，农民把产品抬到政府来示威，骂我们瞎指挥，上面则说我们指导不力，我们有什么办法？只能听着，总不能说是你叫搞的吧？”“再说乡镇干部吃喝吧，这也是报纸和电视经常反映的问题。其实，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乡镇。领导来检查，你能让他空着肚子回去？来了不招待，不喝酒，又害怕领导心里有想法，认为你不尊重他，喝少了，还担心他认为你不热情。”“中午喝了酒，下午红着脸工作，农民见了，心里不骂你是一群吃喝官才怪。”“酒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并不想喝，但不喝还没有办法，工作不好开展。村干部也难，没听别人是怎么说的吗？‘挣一点儿钱——输了；吃一点儿油水——吐了；家里的田——荒了。’”“迎接检查的花里胡哨我们愿意搞？但不搞就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就要挨批评，受通报，领导就提不上去，结果只有比着搞，不讲代价地搞。这一搞，减负也就变成了增负，增加了政府的负担。”（附录1：9）[8]
然而，抱怨归抱怨，牢骚归牢骚，随着考核评估日期的临近，政府大院的气氛仍旧是越来越凝重。下午，大会议室召开了全镇涉农站所全体人员会议，专门布置清退涉农超标收费的任务，要求不留死角，谁出问题谁负责任。晚上，全体政府干部及涉农站所负责人又纷纷从村里赶回来，参加迎检前的最后一次战前动员大会。
以下是我对这次动员大会所做笔记的摘录：
晚7点，大会开始，林书记简短而直奔主题地宣布：
“目前，检查在即，有必要对相关工作做再梳理，再动员，工作上再加大力度，现在，请姚书记宣读市农税改2003年8号文。”
分管农业的镇党委副书记姚学明便全文宣读一份紧急通知，通知进一步申明检查的严肃性，再次强调对影响检查的各级干部将予以处罚的规定。
财政所王主任发言，再一次强调迎检的程序和材料，再一次提醒与会者注意迎检材料的齐备，并强调：“目前我们在清退中存在着的问题，一个是减灾，一个是清退，一定要有农户签字，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假的。教育附加问题，请干部们给村里讲，该收的要收起来，如果没有收起来，把有关票据留在村里，农户手中不能有除两税之外的任何其他票据。各种报表今天晚上必须要搞到位，再不能拖了。”
大江区驻小镇工作组组长阮主任讲话，他主要是给干部们打气和提要求。
“同志们都很辛苦，这些天，政府里看不见干部了，说明大家很认真，都扎到村里去了。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是伊拉克战争，我们区最大的事情是迎检，我们现在的工作就相当于马上就要打到巴格达，决战就在眼前！
“这次检查实行四个一票否决，只要有其中一项没有达到要求，就要被否决，如果是这样，小镇的工作就没有入围，那么，同志们的工作再辛苦也白搞了。这次检查，市里连发了几个紧急通知，说明任务的严重性，大家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我们倒不是怕掉帽子，身为干部，就是要为人民做一点儿事情。为了工作的规范，镇里做了许多表格，都发下去了，大家一定不要以为烦琐，就各自搞一套，一定要按照规定去做，出了问题，要负责任的。
“入围以后，要力争少扣分，多得分，市里对我们大江区的要求是要得优秀，85分以上！因此，工作要细了再细，反复检查，资料装袋之后，一定要复查，以免装漏装错，而且，数字要有人专门负责填写，要清楚、工整，不能涂改……”
武仁杰镇长讲话：“这是检查前的最后一次机会，今天不说，就没有机会了，说了不做，也没有机会了。”武镇长强调了五点：
“1．拼尽最后一口气，一定要确保高分过关，千万不能在最后关头出问题，姚书记读的通知就是军令状，如果全区得优秀，我们镇的分低了，也是撤职。目前是关键时刻，这一口气憋也就憋过去了，过去了大家皆大欢喜。
“2．重申两条政令：一是禁止争论，无条件执行。特别是涉及清退、减负，没有任何特殊情况可讲，全省一个‘大纲’，一张‘卷子’，只能这样做。因此，各位干部要牢记，镇里怎么说就怎么做，一定不能另搞一套。二是禁止松劲儿。大家很辛苦，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要坚持再坚持，今天晚上会议结束以后，全体挂村干部要马上下到村里再复查，再督促，不能拖到明天。
“3．突出三个重点，任务完成的村要‘三查’，查资料是否装齐，查资料的内容是否准确，查四条硬杠子是否符合，其中关键是计税面积和清退。
“4．攻克四个薄弱环节：（1）做群众工作的薄弱环节，一定要把工作做平。（2）档案袋的规范，要防错（算错）、防误（写误）、防缺（内容缺项或不全），这都是丢分的位置，千万要仔细……
“5．坚持五条标准：（1）执行硬杠杠，不错一户。这是百分之百的要求。（2）面积不错一亩。不要让农户在计税面积上有争议，承包面积与计税面积要相符，不能计税面积大于承包面积。（3）不能有一户错漏。（4）资料不能少一份。（5）清退不能少一分。”
会议最后，林书记再次讲话，他说：“要讲的是一个重复昨天的故事，明知重复还不能不再重复，明知刚刚才讲过又不能不再讲，不讲不放心，讲了不落实也等于没有讲，总的要求是增强忧患意识，继续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严格政策，严阵以待，力争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检查。
“1．工作要细，先入门后敬神。2．政策要严。这次政府花血本，拿出30多万，教育部门拿出30多万，共60多万元，换以前的平衡，换今后的平安。其他的涉农收费也不要心存侥幸，差几多钱退几多钱，卡外收费，农民有反映，就要清退。退钱时务必把单子收回来，不能有单子散落在农民手中。3．氛围要浓。如横幅、标语要准备好，我们打电话，要你们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候拉，我们还要搞一台宣传车，放音乐、播通知，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全镇都在搞税改。此外，民风要好，检查人员来之前，对村里打牌的、搓麻将的，都要疏散，不要让领导感到我们这里的民风懒散。4．工作要扎实。要下到农户家里，不要搞办公室数字，要把群众不理解的地方宣传到位，把矛盾化解到位。5．迎检要稳。在战术上一定要重视，一个内容一个内容地清，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在战略上要藐视，要相信我们已经做了的工作，遇到问题，临危不惧。组织上要严密，待人要热情，举止要得体。今晚下去后，凡是农户档案袋分好的，要复查，明天早上8点发到农户手里。接区里通知，市委书记明天有可能下来暗访，因此，明天的固定标牌今晚上全部刷写，挂到位，红纸写的先不贴，等候通知，每个村两条横幅，干部们今晚就带下去，一接到通知就挂出来。”（附录1：10）[9]
晚上9点半，会议结束，政府大院外随即响起一阵阵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挂村干部按照要求，又都下到了村里，而大院内仍旧是灯火通明，人声嘈杂。据说，有一个数字出了问题，全部的材料都必须连夜返工，这不，财政所的人员已经在政府大会议室内挑灯夜战了。
这天晚上，我翻来覆去，老半天没有睡着，复又起床写下了如下这段日记。
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运作方式的关系有感：
会议结束了，但会议所要刻意传递的那种让人们都紧张和行动起来的临战气氛却弥漫于每一个与会者，甚至包括我这个观察者的心中。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摸黑租车下村去了，我却在想，镇里年复一年的中心工作难道都是依靠这种反复的动员来完成的吗？如果是，它又能给人以什么样的启示？尤其是在荣敬本等学者提出县乡体制已经从传统集中的动员型体制向分权的压力型体制转变这样一种颇具解释力的理论之后。（荣敬本等，1998）[10]
压力型体制对于从总体上理解当下地方和基层政权的行政特征无疑是比较准确的，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推动这一体制的基本动力，除了学者们所分析过的具有政治承包特色的目标与责任管理的考核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要素？动员型体制消失之后，是不是传统的政治动员型治理与管理方式也都一定会随之而消失？显然，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我们知道，无论是动员型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与行政运作方式，都是权力集中化的一种表现，革命战争时期如此，后革命的政治运动时期也是如此，正因为有了权力的集中（它在当代中国政治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党的一元化领导），才可能通过上级的文件下达及下级的宣传动员与贯彻落实这样一种序列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目标。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权力总揽一切的全能主义政治逐渐消失，[11]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处理政治领域之外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性事务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是，就政治与行政权力配置领域之内的情况看，权力集中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当政权体系在面临诸种突发性事件及其他突击性的重大事件，以至于依靠科层化体系的惯常运作不能迅速地达到目标时，传统集权方式下所惯常的动员型政治运动方式（或曰运动化治理）其实是很容易重新浮出水面的。于是，我突然感受到，只要权力集中的现象不完全改变，运动型政治其实也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小镇此次的税改迎检就再突出不过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当县乡政权面临上级所下达的时间紧、压力大、任务重的突击性任务时，县乡政权重拾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武器其实是十分方便并且得心应手的，在这种时候，压力型体制便与动员型政治自然地结合起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集权型管理模式的一个变种，压力型体制与动员型政治仍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或者说前者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仍然必须依靠后者来运转，以确保中心任务和目标的实现。此时，通过高度的动员而非惯常的体制运行，或者说在惯常的体制中加入高强度政治动员的因素，将自然成为县乡领导行为的首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得以理解不计成本和不惜代价的行政理性，因为事情已经不仅是政府任务那么简单，它涉及超越于具体行政需要的宏观政治和自身的利益考虑。
那么，在村庄社会重新成为“一盘散沙”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期望这种动员能够传递至村庄一级？此时的村庄毕竟已经不再是这种无论是经压力还是经科层化方式而结构起来的行政体系的一个环节。这个时候，我在来小镇之后反复思考过的是否有效的政府干部挂村制度的作用就凸显出来。可以说，正是得益于这一制度，再加上村庄党支部书记由乡镇党委任命，村主任换届选举在许多情况下受政府影响等因素，确保了自上而下的压力与动员的传递。此时的挂村干部显然已经不是在挂村，而是在领导村，尽管这种领导与科层化体系中的领导有着很大的不同，需要通过商议、说服、礼送人情与面子等方式去实现。记得一次向招商办公室的老洪请教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挂村干部制度是否还有作用时，他就说在现有行政和管理体制下仍然有用，换一种管理体制就无用，[12]现在我总算是明白了他的意思。可以说，如果没有挂村干部，当然还包括没有政府对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的强有力影响，无论是压力型的行政体制还是动员型的政治运作方式，都不可能确保压力和动员能够有效地从县、乡传递至村庄。而这些制度和运作方式的继续存在与有效也在一个方面向我们表明，当下的乡村政治与行政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超越历史。一定程度上，历史仍然在现实之中流动。
当然，在市场经济的状态下，即使是政治工作和政治动员，也已经有了新的特征，这种特征无论是从政府干部平日里注意与村干部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还是从今天大会结束时林书记宣布要给每个干部补助300元钱，给村庄一定的经济奖励的承诺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毕竟历史又在向前发展。政治动员已经与经济利益的刺激相结合。（附录1：12）
(1) 在小镇，干部们将每个星期一上午全体干部参加的例会戏称为“早朝”，因为在这样的大会上，镇主要领导要向全体干部传达各种会议和文件的精神，并布置近期的工作。
(2) 在小镇，对于干部，人们一律以姓氏加上职务相称，如×书记、×镇长，对于党委委员，则简称为×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