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讨要者”成为“被讨要者”
收钱无疑是乡村行政中的第一号难事，这种难不仅表现在农业税费的征收中，也表现在政府的其他行政事业收费方面，而且，这个难也并不只是农民对政府的为难，而往往是更为普遍的各种类型的被征收者对征收者的为难。当一个场合下的征收者在另一个场合下碰巧成为被征收者的时候，他也可能成为同样的为难者。一方面，辛劳无果的村干部会因为农业税征收的受挫而大骂那些有钱不缴的农户是“刁民”；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对着前来向自己收取各种管理经营费用的公务人员时，他们却也有可能迅速“变脸”，像那些被他们骂为“刁民”的人一样，与收费者玩起种种催收与拖欠的游戏，以尽可能少缴甚至逃避规费。正是因为有机会观察这种“变脸”行为，我才得以对乡村社会中多层面的“讨要”与“反讨要”关系建立起一种更为立体与复合的理解，并在同样作为“被讨要者”而存在的普通农户和村干部身上，发现农民社会在应对国家治权时可能表现出来的某种趋于一致的行为特点。
12月18日上午，本欲去镇司法所收集有关开发中的土地纠纷资料，但因为那里临时有事，未能如愿。临时之间我不好做其他安排，遂给多日不见的秦家畈村老罗打电话，说要到他那里去“混混点”。
上了老罗家的二楼，发现屋内坐着很多人，除了老罗两口子，罗的三弟，还有两男一女三位陌生人。这三人中，两位男的一位40多岁，另一位30出头，女的较年轻，看上去不到30，他们均身着工商制服，神情严肃地端坐在那里。屋内的气氛似乎有几分凝重，我忙问他们是否正在开会，老罗说不是，才起身为我做介绍。原来，三位陌生人分别是工商所的吴所长、贺副所长和办事员小兰。此时，他们正在与老罗商量他新开张的小镇酒家明年的工商管理费缴纳数额。
“不碍事，这不也是你的调查范围吗？”吴所长大概听说过我，他向我敞开了观察的大门。
屋内重又肃穆下来，只听见吴所长对老罗说：“我们昨天来查了账单，仅仅中午的营业额就有1000多块，如果按营业额2.4％的规定缴纳管理费，每天就该收24块。”
“那一年不就要收9000多？”老罗对这个数字有些吃惊。
“当然也不是那个意思，也要考虑你的实际情况，所以才过来与你商量，看看你是个么想法。”贺副所长回答得很谨慎，像是在谈论收钱，却又不完全像。
吴所长说：“我们这是第一次打交道，也不是说一定要按规矩收，你是领导，我们也想听你说个数字。现在的数字都是要进微机的，要联网，你得让我们也好有个交代。”
又一个收钱的场域！我明白过来了。只不过，这一次作为村干部的老罗已经由惯常的“讨要者”变为“被讨要者”，而“讨要者”是工商所，老罗此时的身份则由村干部变为与征收中的农民无异的百姓。这真是“天赐良机”，让我得以现场去体会一个“讨要者”在变为“被讨要者”之后可能发生的行为与心理变化。
“过去定的1500块，还是你们单方面定的，我也没有答应过。”老罗接话了，他知道今天工商所两位领导上他家的意思，但他并不打算依着他们来。
“1500块是太低了，要按营业额算远不是这个数。我们当然也不是说以前的领导做得不对，但恐怕多少还是有些问题。”吴所长不愿意去直接评论他的前任，但是，刚由区局调来小镇的他显然决心为提高工商所的收费数额而努力。
“以前生光（前任所长）一直都很关照我们，吴所长你才来，可能对我老罗还不了解，我这个人一贯配合工作，大家也都很给我面子。”
“这我已经听说了，你是我来了以后接触的第二个村领导，第一个是小岳村的李书记。我知道你这个人为人不错，所以今天特地上门找你商量。”吴所长是第一次与老罗打交道，他向老罗派送起了高帽子。
双方没有直接谈论该收多少钱，但谈判的架势拉开了。老罗在亮自己的筹码——自己是村干部，而且是镇街村的主职干部，你总得给个面子，以前的领导也都是很给面子的。而吴所长对这一点当然也很清楚，就是不清楚，以他的年龄和工作经历，他也多少知道应该怎么做才符合地方的“惯例”。这不，作为一所之长的他今天不是亲自带着副所长和办事员上门“讨教”了吗？
“要说按规定，哪里都没有按规定，我们每年还缴了那么多，说穿了，做生意就是为了赚几个钱。当然，钱多了也没有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个道理我懂，但是我现在没有么生意量。你看到的时候好，更好的时候甚至每天还有两三千的，但不好的时候一天都没有一桌。我还想把这个店盘出去嘞，每年只收15000块钱租金，比如转包给钱跃进，但他还不干，嫌价钱高了，因为乡镇的生意不好做，只有这么大个量，还有许多账根本就收不回来。”老罗开始向吴所长诉苦了。这是一种策略，他要争取吴所长的同情，毕竟人家是代表政府职能部门来履行正式的征收职责，主动权在别人手里，自己不愿意多缴钱，就只有哭穷了。
“生光他们还有千把块钱的账落在这里，钱不多，但像这种情况的还不少。”老罗的夫人也搭上了话，并且在暗示工商所的人吃了饭没有结账。
吴所长有些被动：“这都好说，他带人来吃了，也是工商所的人来，叫他来签个字，都好办。”谁叫你又收钱，又要吃人家的？
“我们也是来和你商量，按政策，我们下个通知，你执行要执行，不执行也要执行，但我们没有那样办，工作是靠大家相互支持的。”贺副所长赶紧补台。
“在小镇，你的生意不亚于镇贤酒楼。论设施，你刚开张，还是一流的。他们一年定的是5000，你们就是少一些，也不能少过4000吧？”吴所长搬出镇贤酒楼来压老罗，“在整个小镇，就你们两家比着，总要有个大致平衡吧，不然，让我们如何去做他们的工作？”
“那谈都不谈。”老罗不能接受4000块钱的开价，回绝得很干脆，那情形仿佛不像是在央求工商所的人借个人情，倒像是生意场子上的相互叫价。
老罗的夫人不动声色地走了出去，莫非是要去落实一下吴所长讲话的虚实？
老罗仍然有些愤愤：“我建议你们把镇上搞熟食品生意的都召集起来开个会，大家自评、互评一下，看看应该缴多少？”
“这个缴费是有规定的，如何能够凭自己说呢？”一直没有说话的办事员小兰插了一句。
老罗没有回话，他显得有些被动。
不过，老罗不是那种只知道行蛮斗硬的人，他知道如何变被动为主动。稍事停顿之后，他又诉起苦来：“国家的政策也是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我们还处在发展期，不要看房子修得这么大，其实都是借钱搞的，是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个人现金就借了20多万，还有7万多是用材料兑的，遇到关系特别好的，我就说没有差账，怕别人接济我。不信？有好几个人都说要给我钱，我都没有答应，绕定远就凑了4000块钱，他说‘是个心意，我也只有这个本事了’。你说，他一个拿工资吃饭的，我还能要他的？就是借也要找老板呀！”老罗有些动情，“我现在是负债经营，你们还是要扶持我一下，要放水养鱼，等我把生意做大了，钱还不好说？”
“还没扶持？前5年收得那么低。”小兰再次插话，显然，她在小镇待了多年，对镇上的情况十分了解。
“这我心里有数，也很感谢，但要增加也要逐渐来嘛，比如一年多个一两百块也好说。但现在可好，一下子翻了倍，还要带个拐弯，这生意不好做呀！”老罗硬撑着不让步。
此时，吴所长一行虽然是代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履行职责，但他们知道，眼前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工商户，他在镇上有背景，关系众多，今天你找他收钱，明天保不准你就得求他帮忙办事，所以，吴所长就是明明知道眼前这个人跟征收中不愿缴钱的农民一样在死守自己的钱袋子，也不好发作，更不好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嘴脸，此时的吴所长只能顺着罗的话，以罗所讲的道理去反制于他。
“我也做过餐饮生意，在区司法局开过餐馆。”
“那你也应该知道生意不好做呀！”
“是不好做，但只要有三张桌子就能赚钱，就是一天一两桌也要赚。”
“下面的情况可没有那么好。生意不好做，开销也大，水电都是按营业标准收费，但为了图个气氛，晚上就是没有客人，店里所有的灯也都得打开，没得么钱赚呀。”老罗明白吴所长是在诱导他，他自己就经常对农户这样干，所以，他不会轻易上钩。
吴所长也同样不会轻易地为老罗的叫苦所动，因为这同样也关系到他们自身的利益。
“那这样呢，镇贤他们缴5000，你比他们差一些，缴4000么样呢？你也为我们想想，不要把难给我们为。”吴所长也像收税的乡村干部对待不缴钱的农民那样，以“弱者”的身份来将老罗的军了，只不过，征收中乡村干部的“弱”更多地是一种刻意制造出来的场景气氛，（参见孙立平、郭于华，2000）而此时的他们面对着老罗的固守还真有些力不从心。
老罗不领这个“情”：“那这样呢，以前是1500，从明年开始增加到2000，你们也不要再讲了，行不？”
“那不行，这个数字交不了差，整个区里都没有这么低的，别人一个小摊儿就是几百块，你总要讲个透明度，让我们好为人呢。”老吴自始至终都没有讲应该按制度规定办事，而是要老罗给他一个面子，让自己好为人。
双方的话讲到这里，该说的说了，不该说的也不好再往下说，总之是一方不让步，另一方又不好逼。眼瞅着这样耗下去不是个办法，老罗的弟弟便给他在区工商局一位当副局长的战友打起了电话，说是想见他，要他中午过来吃饭。在中国人的关系秩序里，一起服过役的战友就跟同学一样，是特别值得珍视的谊缘关系，就算现在双方的地位有差别，但都在一个地方，老战友喊明了要你来吃饭，这个面子还是得给的。所以，电话那头，那位副局长很爽快地答应一下班就赶来，而这边老罗也乘机说：“这个事情就不要老是扯了，你们说的数字我肯定接受不了。”这话怎么听都怎么像是老罗在向对方要钱。
吴、贺等人眼瞅着老罗的弟弟要将他们的上司搬来，知道今天这件事情再“究”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便起身告辞，说是时间不早了，意思都讲清楚了，你们也考虑一下，下次再来听想法。
老罗知道电话起了作用，便“转守为攻”，发起了人情攻势：“走么事？一会儿志刚要过来，就在这里吃饭。”
“还早，还早，还有两个多小时。”
“两个小时还不快？说说话就过去了。”
“吃饭的机会还没有？说不定哪天我还要请你老罗吃饭呢。”
“这就见外了，以前我们没有接触，今天算是第一次，如果今天这饭吃了，大家交个朋友，以后我也不把难给你们为，不吃这顿饭，还真不知要给你们找多少麻烦呢。”
“…………”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又明知局里的领导要来，吴所长不好再推辞，只好说那等会儿再来。
老罗起身相送，却不忘适时地补上一句：“2000块么样？你们也再考虑一下，缴多缴少还不是凭你们一句话？等会儿吃饭时就不再谈了，蛮丑。”
吴、贺等人没有回答便下了楼。
老罗的夫人又回到楼上，她告诉老罗，已经问过镇贤酒楼的老板，哪里定了什么5000，谈都还没跟他们谈，也只是见了个面，只答应缴个千把两千的。原来，她刚才果然是下楼落实镇贤酒楼缴费的事情去了。
吴、贺等人的暂时离场却诱使我的思绪“出场”，让我有一个短暂的机会对刚才的观察做一个理论化的回溯。工商所所长和副所长亲自出面与作为小镇酒家餐馆老板的老罗就明年缴纳工商管理费数额一事协商，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们对于乡镇社会人脉关系复杂性的重视，尤其是老罗作为秦家畈村主任这一特殊身份，使他们不能不更加注意这一点。虽然日后对工商所更多的访谈表明，对于乡镇小商小贩生意量的准确评估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因此管理方大都会与工商户就费用缴纳数额进行协商。但正是因为老罗一身二任的特殊身份，使这场协商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会单纯在生意的层面展开，工商所领导要考虑的也绝非仅仅是一个生意量的问题，他们还得考虑这种协商可能会扯带出的生意、政治和乡镇关系网络中多个场域的交叉关联因素。因此，工商所与小镇酒家老板的协商就不是单纯的工商行政管理和执法的过程，毋宁说它更多地是工商部门与乡镇政治精英之间充分调动各种网络资源以维护各自利益的一场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工商所从一开始就不太可能（甚至也根本就没有打算）要按照既定的制度规则办事，而是“礼让三先”，要老罗先就管理费的数额报一个数字，大家再做商议。可以说，正是基于对乡镇基层政治权力—文化网络的遵从，工商所从一开始就放弃了依法行政的想法，改而依照权力—文化网络中熟人关系的潜规则来与老罗打交道，尽管这样做也可能同时暗含着某种“以守为攻”的策略考虑。
然而，老罗却借力发力，顺势让这种“以守为攻”服从于他的“以攻为守”。他成功地，甚至是有些“过分”地反复调用他所能够调用的地方关系资源，把这场工商所本已放弃了行政原则的商谈变为一场更为典型的商业化谈判——一场工商所究竟能给小镇酒家让出多大政策性优惠的讨价还价。老罗甚至回绝了工商所“主动”伸过来的“橄榄枝”，他要尽可能“得寸进尺”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就像一个有意拖欠和拒缴税费的农民不愿意向乡村缴纳自己的每一分钱一样。
双方的行为都充分遵从了基层官场的理性，老罗的特殊身份则使他在这场博弈中更居优势地位。之所以如此，除了钱在他手里，他不给，另一方总不能硬抢这一当下流行的“要钱是孙子，欠钱是大爷”的行为心态之外，还与老罗对于自己所能调动的关系资源的自信和他对乡村“半熟人”社会内部政治游戏规则的谙熟有关。[1]老罗一开始就向吴、贺等人暗示他一贯配合工作，而历任工商所的领导，乃至乡镇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的领导也从来都很给自己面子，从而使吴、贺等人不能不面对并考虑对这一既存“惯习”（habitus）(1)的遵从，尽管他们从心里对前任领导的某些做法可能并不认同，并想加以改变。而当吴、贺等人软中带硬，“以守为攻”时，老罗则调动了他所能调动的官场资源，搬出作为区工商局领导的他弟弟的战友出面斡旋，从而将吴、贺等人置于一种虽然不想买账，却又不得不买账的以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威为后盾的人情压力的境遇之中，并最终放弃自己的想法，改而按照老罗的意愿去解决问题。
老罗对于乡镇熟人关系网络中行政潜规则的熟悉，更是帮助他强化自己以攻为守的心态与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当吴所长以费用缴纳要讲透明度、你不能让我们不好交代为由，回绝了老罗提出的2000元的数字时，老罗则以自己的经验，适时点出缴多缴少还不是你们一句话这一“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因人而异的另一个潜规则，使工商所方面几乎无言以对。的确，在涉及收钱这一乡镇行政的第一号难事时，对于特别难缠的对象，以“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式做出私下的增减，往往是比一把尺子执法更为普遍有效的方法。老罗熟悉这一点，并且也深知这一潜规则在乡镇场域中的普遍适用性，作为一个已经习惯于与“大社员”打交道的村干部，对于像“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老实人吃亏”这样一些从长期的“征收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本人就体会甚深。所以，随着角色的转换，出于最大化地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此时，习惯于向“大社员”让步的他也自然会以同样的“大社员”逻辑去迫使工商所向自己让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倒不是某种人格的变幻莫测，而只是一个社会人在因应不同制度角色时的适应性表达——即使是眼前的这些工商行政人员在面对角色的转换时也难保不会有类似的反应。只不过，与那些只能软磨硬扛的“大社员”相比，像老罗这样的地方精英自有因其角色的复合而累积出来的多重社会资源来应对类似的际遇，而不至于非要把事情弄到如“丛林战争”那般赤裸和没有回旋余地，这便是地方精英和“大社员”在逃避征收时各自面临的不同境遇。
这不，老罗弟弟的战友此时已经走上了二楼。
来者是一位中年男子，大家都称他张局长，老罗的弟弟则称他为志刚。坐定之后，老罗的弟弟向志刚介绍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并要他设法关照，张局长显然已经习惯了类似的说情，况且战友之情也非同一般。他一边听一边点头，说，看等会儿怎么搞。
吴、贺等三人也来了，这一次倒是老罗先问吴所长考虑得怎么样了。吴说：“这样，少400块，3600块怎么样？”显然，这是吴所长所考虑的应该给张局长的面子。
“那就没得么意思了，我还不如就缴4000，还谈这么半天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话，2000，大家都不要再争了。”老罗说这话的口气，倒像是在一场与他无关的纠纷中做最后的裁决。
尽管有上司在场，吴所长毕竟是公务所系，加之又涉及本所的利益，也并不准备就这么让步，他倒要看看张局长如何来解这个局。
弄明白事情症结的张局长开腔了：“你们要我过来，我也不知道有么事情，现在明白了。我说老罗，吴所长他们也并没有跟你较真儿，真要是按规定，那你也搞不起，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张的话没有明显向着哪一边，但至少说明他并不想对吴所长指手画脚，毕竟那并不属于他的职权范围。
吴与罗又争了起来，谁也不愿意在这个场合向对方让步，而老罗的心里却又指望着张局长能够帮他解这个围。
想了半天，张局长又发言了：“你们都不要争了，我看，就缴3000，老罗只缴2000，剩下这1000我来想办法。”
吴所长闻言，不好再说话。
“那话还是要说明，这缴费通知上还是要写明3000。”贺副所长想要把话说死，如果到时候张局长不想办法，让他们又去找谁？
“就这样写了再说吧。”张局长板上钉钉，他没有说明怎么个想办法。显然，张为自己留有余地，可就是这样，就足以制止当事双方再争执下去。
“那罗主任，您呀还是要在通知上签个字。”小兰没有忘掉要把手续办完。
老罗也没有再说话，他知道事情也只能这么模糊化，于是，他接过缴费通知单，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看了看通知，那上面写的是每月缴300。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大家开始点菜，下楼吃饭。
席间，整个气氛为之一变，彼此都不再提上午的事情，而是相互攀扯关系。吴所长说，他以前也是从小镇出去的，而贺副所长也说他的老家在小镇。就这么大一个大江区，总可以找出彼此的若干关联，于是，越扯大家发现彼此的距离越近，刚才的公私之争好像根本就未曾发生过，取而代之的是酒桌上杯觥交错中所显示出来的亲热与随意。（附录1：140）
两天以后，我主动去找吴所长，请他就小镇酒家收费一事发表一下看法。离开了饭桌的吴所长显然又恢复了正常的职业理性，他对我说：“乡下的情况比区里复杂，一是工商户少，收费少；二是圈子小，说情的人多。对此，我们也都有思想准备。像前天那种情况，一般我们会先打个招呼，再发通知，实在不行，再看下一步怎么办。老罗那里，按理就要照政策执行，但是你也看到了，很难，没有想到他把局里的一位领导也搬来了。其实，我的资格比张局长还老，但不好意思不给他面子，也就只能这样了，就看他怎么解决吧。”
吴所长虽然迁就了老罗的要求，内心里却不平衡：“我本来并不想放弃，一放弃，其他工商户的工作都不好做。我和贺所长都是从区局机关下来的，还是想坚持原则的，但乡镇上的各种人情关系太复杂，躲都躲不开。你也看到了，他家的餐馆生意相当好，我们做过调查，平均一天不下1000元的营业额，如果按2.4％的规定收，一个月的工商管理费起码在700元，其实还不止这个数，也有的顾客把的是现钱，这些都还没有统计在内。
“关键他是村主任，镇街又在村子的范围之内，这些人比一般的乡镇干部能耐还大，他们与镇里历届领导的关系都好，各方面的关系也多，政府办事都得靠他们，我们在这里工作也得依靠他们的支持。”
“那么，是不是一般的工商户要强一些呢？”我问道。
“也都不好管。地方就那么大，生意做得大一些的也都与政府有来往，时间一久，还能不根深叶茂？就是不直接与政府有关系，也难保一些生意人没有黑道上的联系。餐馆、歌厅都是闲杂人聚集之地，也是主要的娱乐场所，这些老板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有，我们一个拿工资的，虽然说在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但真要是出个什么事情，也没有人能帮得了你。这些，也都决定了下面的工作比上面更复杂。很多规定都没有办法到位，都是互相磨合，甚至反复磨出来的。这不，等会儿我们就要去镇贤酒楼，也是谈管理费，你要是有兴趣，也可以跟着去看看。”
“太好了，只是不用介绍我是干什么的。”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又遇到了一个观察的机会。
大约上午10点，我随贺副所长和小兰一起去镇贤酒楼。刚到时，只有男主人在家，寒暄之后，男主人向我们每人送上一包香烟，这也是乡里的规矩，以示对客人的尊重。贺问餐馆由谁当家，男人说是他老婆，自己另外有鱼塘要管。于是，我们便坐等。约莫10点半过，女老板回来了，约莫40出头，我因常随干部们出入这里，她觉得有些面熟，却又不明底细，以为是镇上新来的干部，所以，大家相互点了一下头，算是认识。
一听说要增加明年的管理费，女老板本能的反应是叫苦，她很能说，让贺所长几乎插不上话。
“去年的生意是可以，每天都在2000块钱以上，但去年底老罗的新餐馆开张以后，就抢走了不少生意，这些天我们清淡多了。但生意减了，开销没有减，我雇了9个人，厨房里5个，服务员4个，每天光工资开销都要几百块。生意不行了，我还是开了会，要求大家坚守。我还年轻，起码还可以做10年，我的心也不大，也不想发蛮大的财，多少有赚的也就行了。”
“每天的生意量总在1000块以上吧？”
“平均起来是差不多，但开销大啊！仅仅厨师一个月就是1000多。原来的厨师一个月900，后来他不干了，觉得小镇不方便，每天来回跑，光车费一个月下来就要好几十块，我们提出给他加工资，他也不干了。”
女老板为了证明生意不行了，又说最近一两个星期甚至都没有去市场买菜，只是靠固定的关系户送：“老罗的新餐馆开张，抢走我不少生意，但我们也不怨，总在一个镇上做事，就这么几家，就当是相互支持吧。”
贺所长由着她说，等她叫够了苦，才不经意地又点了一句：“再怎么不景气，每天的营业额总在1000块以上吧？若按2.4％的规定，一天24块，一个月该多少，一年又该多少？”
“哎哟，规定是规定，执行归执行，在区里，像我这样大的中型餐馆，十几张桌子，生意比我好得多，所有该缴的费用加起来，一年也在1万以下，就更不要说我们这个穷地方了，总不能那么收的。”
“那你说该么样收呢？”贺所长笑问，到现在为止，他还是由着那个女人说，没有提出工商所的意见，他知道这一场缠磨是免不了的。
“照我说呀，以前是1800，去年我主动提出涨到2100，今年你们才来，再高一些也没有关系，但高矮也要有个度的。”
“这样吧，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一年就按5000收吧。”
女人一听，马上苦笑着回应：“那样是没办法接受的，现在的税费年年涨，总还是要给我们留几个吧？不然又何必做生意呢？
“小镇这地方只是个过路的桥，很少有外人停留。当官的，你们也知道，中午在食堂里混混，晚上都回区上去了。镇上本来就有几家餐馆，现在又多出一个什么山庄，位置虽然偏一些，但人家条件不错，吃完饭后还可以包一间房打牌，搞一条龙服务，你在里面干什么别人也不知道。现在的人也不光讲究个吃，他还要讲究休闲，山庄又僻静，所以，前些日子武镇长来吃饭，还跟我说不好老到这里来，‘别人把门一推，又在这里’。车停在外面，别人也知道你在里面，影响也不好，不像在山庄，人家也不知道……”
“好了，不要扯这么多了，不管怎么样，这一年5000块钱还是打了折的吧？”
“那是，那是，”女老板不敢不承认这一点，因为餐馆每天的生意量有多大旁人也都是看得见的，“但总不能真这么收吧？真这样执行，镇上就没有几家有生意做了，国家的规定是对的，但乡下还得按乡下的情况来。”
“莫不是还要专门下一个文件，规定乡下该少收一些？”贺所长笑了。
女老板自己也笑了，不过她仍然不愿意让步：“帮帮忙，就按营业额的1％算，每月不能超过300。”
“可老罗的餐馆都缴的是300。”贺所长此时才拿出老罗来压女老板。
“真的？我不信，会有这样的事？”女老板显然没有想到这一点。
“票都开了，不信你到所里来查。”
“那说明他的生意量猛增了，没想到他会那么大方。”
“还大方呀？磨了整整一个上午。”
女老板还是有些将信将疑，可难道还好真的去查？她知道老罗是秦家畈的村主任，与自己相比，别人再怎么着也要给他更多的面子，可老罗一退，她这里就有些坚守不住了。
看女人不说话了，贺所长这个时候开始出招：“我前次来找你，你说要我们先把‘小镇酒家’搞定了再说，说我们离他那里近，一抬脚的工夫。现在他那里定了每月300，你可是说过不落在他后面的，现在总该决定了吧？”
女人一时语塞，刚才的那股推挡劲儿完全没有了，只是说：“涨得太多了，不好接受啊。”
“那几年你生意好的时候，我们几乎没有收，你怎么没说不好接受呢？”一直没有说话的小兰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反诘。
“那是，那是，怎么能不记得你们的好处呢？但也不能涨这么快呀？”
“我看这样吧，一个月按350块钱收，一年收11个月，但通知书上还是要按一年来写。”贺所长看看女老板已经软了下来，知道是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
女老板不好再说什么，她知道她总该比老罗缴得多，这除了老罗的面子更大之外，自己的生意也的确比小镇酒家更好。
“没有想到，老罗还这么好说话。”女人以这样一句话来表示她对贺所长决断的默认。
“签字吧。”小兰拿出通知单递给女老板，女老板看了又看，最后只得极不情愿地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们这样涨法，我们可接受不起啊。”签完字的女老板重又露出了笑容。一方面，她知道老罗都签了，自己终究抗不过去；另一方面，她也似乎仍然有高兴的理由，因为这仍然比按实际营业额来收少了不少钱。
“吃了饭走吧。”女老板又恢复了生意人的殷勤本色。
“不必了，还有下一家呢。”贺所长一边说，一边退出了镇贤酒楼。
“这可是一场真正的战斗啊！”走出镇贤酒楼之后，我不由得对着贺所长一阵感叹。
“是啊，上一次来，她拿老罗来挡我们，她知道老罗不好说话，你看，这一次不是又磨了一个多小时？”
“做生意的哪一个又是‘苕’？”我说。
大家笑了起来。（参见附录1：141）
这一次的观察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我上一次在小镇酒家观察的感受。无疑，与上一次相同的一点是，即使工商所面对的不是一个有着特殊政治身份背景的村干部，他们也并没有以正式的制度规则去要求对方，而仅仅是借助于正式的制度性力量去逼迫对方让利，因为他们很清楚，国家规定在乡下是很难认真执行的。分手之时，贺所长就提到，在区里虽然要正规一些，但在政策允许的范围之内，实际上也还是有让步的。正是由于当事双方都已经充分地认知，并且承认这一现实。所以，正式的制度规定之于工商所，就只是行政的依托而非行政的依据，而作为工商户的女老板也才会公开地声称不能按政策执行，而丝毫不会觉得这种声明有何不妥。可见，制度是行政背景而不是行政依据，行政结果是执行者与行政对象谈判互动的结果，是乡域管理之不同于乡镇之上的其他更为科层化的管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不过，与在小镇酒家的博弈相比，这一次工商所的干部少费了许多口舌，并且在实际上也居于真正的强势。他们也同样给了女老板面子，但那是他们所愿意和主动给予的，不像在老罗那里，有一种不能不给、不得不让步的感觉，尤其是老罗把张局长搬出来之后，他们甚至有一种兵临城下、强势反被弱势所迫的感觉。虽然张局长的最终裁决相当模糊，甚至可能只是在一种特定情景之下被迫做出的临时敷衍，当不得真，但是对他们而言，却是一种真正的让步。而在镇贤酒楼，虽然贺所长最终也没有能让女老板认缴5000块钱的管理费，但其实那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想要逼她去认缴的数额。5000元与其说是他们所要得到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他们压镇贤酒楼提高工商管理费缴纳数额的开价。所以，自始至终，工商所其实都占据着谈判的主动权，并且在稳居这一主动地位的前提下主动地让制度规定去适应地方情景。
不过，若从国家行政管治和经济汲取能力的方面来衡量，我们却又会发现，透过小镇酒家和镇贤酒楼的这两场官商角力，一个可以被归纳出来的结论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过程之于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力度还远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成功；至少，当不具有持久延续能力的泛政治化强控制被常态化世俗生活的复苏所消解之后，乡镇社会又重新呈现出国家正规性的管治化努力与民间社会逃逸管治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反复博弈。这种博弈我们已经在乡村干部缺失强力支撑的收税场景中看见过，现在又在工商所与个体工商户的互动之中再次看到。尤其有意思的是，当村干部由国家基层政权的腿脚变为独立应对政府的个体利益主体，制度性角色发生彻底转换时，其行为所遵循的就仍然是农民社会中“大社员”所一再施行的尽量设法逃逸汲取的逻辑。此时，在这种场合，视他们的行为与“大社员”如出一辙并不为过，因为他们不仅具有同样坚定的逃逸决心，同时还拥有比一般“大社员”更加丰富的逃逸资源与逃逸手段。由此，我们便得以看到，民间社会对于国家的汲取其实是具有某种天然的逃逸心态的，只要存在着可以逃逸的空间，这种现象就必然发生。可以说，这既是人在摆脱了社会制度规制时的一种自然选择，同时也是作为整体的“民间社会”（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在对待国家时的一种天然倾向。（甘阳，1998）由此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在评价官民的利益冲突时，并非仅仅通过对国家征收本身的价值评价即可定论，更为根本的还在于应该意识到，官民的博弈其实是作为个体的理性人与作为整体社会表征的国家在任何状况下都必然会存在的现象。所以，问题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国家既能较好地实现对社会的汲取而又同时能够免于后者对其行为的合法性挑战这一双向需求之间的平衡。而无论来自收税场景的“抗争”还是村干部在作为个体工商户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国家征收的“变脸”，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带有共性特征的启示，那就是这种挑战其实或多或少还是存在的，这就是说，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决策贯彻及制度化努力在中国基层乡村其实还远不能说已经非常到位，乡镇基层政权及其职能部门作为基层国家的“权力集装器”（power containers），（参见安东尼·吉登斯，1998）其权力效能或者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所说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2)仍然在不同的场域受到各种地方习性和利益的主动与被动的逃逸性“抗衡”。这种逃逸性“抗衡”可以说是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弱贯彻能力相伴生的现象，虽然总体说来它并不具有对国家权力的颠覆性，却具有某种对国家能力的消解性，它在实际上仍然消解着官僚化国家的种种现代制度性建构的努力，或者致使这种努力最终形变为对乡村地方各种非国家利益的让步与妥协。写到这里，我突然之间感觉到自近代以来官民之间的种种纠纷和冲突，从这个角度，而非从某种习以为常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角度，似乎能够得到更加有说服力的解释。[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