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被冻结了

进入2004年，小镇的开发可以说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来看地的多，真正谈成的却很少，原因在于国家实行了越来越严格的土地控制政策，对许多商用土地开发停止审批。这样，开发商就是看中了某块土地，并且与区、镇政府谈好价格，甚至于签了合同，下了定金，也可能都是白搭，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办到相关的土地开发手续。这样，不要说小镇，就是被划入“两区五园”的镇级开发区洲头村，除了已经开工的省人防训练基地和以后终于得以启动的春日集团办学项目，其他诸如各类房地产、休闲和旅游等项目，都一律被搁置在那里，所谓的开发，大多也就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与此相关，那些本来想借租地进行圈地的商家们也因为吃不透国家土地政策的变化而左顾右盼，踌躇不前，不敢真的来村里租地。结果，慢慢地，镇、村干部也发现，这小镇的开发与振兴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你就是想把土地租给人家，让别人来占便宜，也未必会有客商真的敢来。

一次，我正在洲头四组人防训练基地的工地上做调查，就遇上了一拨来看地的客商，据说还是省××厅的，但是我注意到，此时就坐在工地看守房内打牌的汪达海书记却再也懒得去应付了。他说去了也没有什么用，来看地的人多得很，签了约的也有好几家公司，要想办到手续却是难上加难。可来人又好像很有些背景，不去应付一下也不好说，结果，在旁人的一再催促下，汪书记才极不情愿地从牌桌旁起身。

来人说想在这里买1000亩土地，至少也要700亩，准备为厅里的职工买地建房，同时，也准备搞一些房地产开发。他们问汪书记沿湖周边的地带是否还有未与人谈定的土地，汪回答说：“有倒是有，问题是你们能够办得下来手续吗？”来人又要求汪书记带他们到湖边看看，汪说：“看了也没有用，现在这里属于园区，已纳入市里的规划，你们最好先到市规划局去看规划图，先了解清楚哪些土地是什么用途，可否搞房地产，否则，看了也是白搭。”来人又问这里的地价如何，汪仍然回答说：“地价你们也不要跟我们谈，要到区里找土地局。区里有规定，村、镇两级没有资格谈判地价。”来人又请汪书记指一条打通关节的路子，汪强调：“从下往上办不可能，只有从上往下办才可能有希望。”来人又问找谁才管用，汪说：“找别的人也不顶用，在区里就只有找一把手，我这个老百姓也听他的，他说动我就动，不敢不动，他说不动，我说动也是白说。市里也一样，你们不是××厅的吗？让你们厅长找我们书记不就行了？”

就这样，因为汪书记根本就没有谈话的兴致，见面很快就结束了。送走客商之后，汪书记又回到麻将桌边，“他们根本就办不下来手续，谈了也是白谈”。他很快便又沉浸在麻将牌之中，将刚才看地的事情置诸脑后。这种场合汪书记这一年来经历得太多，也早已由最初的兴奋与期盼转入了如今的麻木与冷漠。他知道，由于国家现在执行严控土地的政策，园区的开发实际上已经陷入停顿，要像潭湖对岸的君山和龙岛那样获得开发的机遇，恐怕得等到下一轮开发高潮的到来，洲头显然已经搭不上现在这班车了。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机遇，撞上就发了，错过就只有等下一次，而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汪书记有些无可奈何，他不知道自己这个书记还能不能当到那一天。

与汪书记的失落不同，年轻的村主任安靖对于开发的停滞却有着另外一番想法。就在那天的午饭之前，我和他在基地看守房的门外有过一番对话。安靖告诉我：“从内心来讲，我倒并不急于在这个时候卖土地，因为现在小镇的地价还没有起来，有的农户被征的地有20多亩，才得了9万多块钱的补偿，还不到10万，20多亩啊！太低了。9万多块钱能干什么？建了房就不能谋职业，有吃的就没有玩的，根本不能解决农民的谋生问题。所以，我倒真是希望国家能再严控几年，等到君山、龙岛那边的地都用光了，只能向这边扩张的时候，地价就起来了，到那个时候，洲头岛就是一块肥肉，谁都想来割。”

“这大约得要几年吧？”我说。

“是的，国家的政策就是这样，发展得过快过热时，就要收缩一下，控制一下，等下一个周期到来了，又要放。结果，谁的机遇好就撞上了，撞不上的就只有自认运气不好。这一轮我们是等不着了，看下一次吧。”看来，给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号脉并不只是一些经济学家的专属权，像安靖这样的村干部似乎也有自己的特殊体会，而且还颇有几分见地。

“汪书记也这么想吗？”

“他的想法肯定不同。他都50出头了，当然不愿意等，再等上几年还在不在这个位置上就不好说了，他当然希望在他任上的时候能够迎来开发的高潮，能在自己当书记的时候干成几件大事。他已经盼了好多年了。”

我十分理解安靖的立场，并且同意他对汪书记心态的分析。其实，他之所以不急于开发，除了地价太低的因素，还与他自己的年龄和位置有关。安靖年轻，才30多一点儿，在村班子中算是最年轻的，他又是大专毕业，小镇村干部中有他这样学历的人几乎没有，他现在已经是村里的第二把手，只要与镇领导和汪书记处好关系，按正常情况，这个书记早晚也就是他的，所以，他等得起。也许，到那个时候开发，他还更能够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可汪书记就不同了，汪已经干了多年的书记，如今50出头，在强调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的大背景下，说不清楚还能干多少年。多年来，汪为洲头村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开发也一直是他的主要关注所在，他当然就更希望能够在自己的任上迎来开发的高潮，亲眼看到自己的努力能够结为收获的果实，否则，一旦下台，就像前任书记，虽然说早已经不愁吃穿，村里还会给予一定的照顾，却再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说话管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了。俗话说“有权就有威，在位能做事”，所以，无论是出于一种精神和事业上的寄托，还是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他都希望这个地能够在自己的手上卖出去，开发能够在自己的手里搞起来。但是，如今这件事情好像也已经由不得他个人做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不是由区里的领导说了算，大的经济环境和政策限制了洲头村的发展空间，只要这一点不变，洲头的开发也就不可能有大的突破。所以，汪书记难免有些沮丧，这缺乏热情的背后，实则也是出于对大局无法把握的一种无奈。（参见附录1：219）

看来，洲头村和小镇的开发真的得等待下一次机会，而我是不能亲眼一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