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既可怜又可嫌”
一转眼，农业税征收在步履艰难之中迎来了上下半年交界的当口儿，政府大院内的墙报栏内，出现了一张统计小镇各村上半年农业税征收状况的进度表：
附件7
小镇农业税征收进度表
（附录2：25；参见附录1：91）
将各个村的农业税征收进度以表格的形式予以公布，为的是激发乡村干部的工作责任感和自尊心。表格上各村的完成任务比例一公布，那些位次排在前列的村的干部和挂村干部便如释重负，且颇有几分成就感，而位次靠后的就会产生一种无形压力，虽然说谁都知道征收难，但别人能做到，为何咱们就做不到？这样一比，那些后进村的干部就产生了几分“技不如人”的挫折感。
不过，这种方法的激励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因为谁都知道，这绝大多数完成全年任务30％以上村的比例是怎样得来的。在7月份的一次政府工作例会上，武仁杰镇长道出了问题的严峻性：
“上半年，全镇财政收入进度位列全区第二，29个村上缴财政任务90多万元，绝对数字理想，绝大多数村都完成了上半年应完成全年任务30％的指标，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指标是怎样得来的，那都是乡村干部垫出来的，如果不垫，就差得远，这样下去，对于经济基础差的村总归不是办法。但就是这样，政府也还得垫。上面规定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镇里农业税全年任务是357万元，要超过50％，政府就还得垫80多万元。按任务分解，7月份的安排是10％，所以，还要为难大家继续苦战。目前，西瓜已经上市，大部分农民有收入，所以，镇里的要求是，各个村每天都要收，财政所只要没有其他重要事情，专管员每天都要下村，不然，不要说完成任务，干部们上半年垫出去的都收不回来。”
林靖南书记则进一步强调：“按区里的要求，每个月的财政收入必须以10％的进度向前推进，我们不能低于全区平均水平。为了确保进度，对干部的奖惩措施必须坚定不移，超额完成的奖励，保本的只发工资，未完成任务的，工资就要按一定比例折扣。”（附录1：92）
可见，上半年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可以松一口气，每个月层层递进的任务指标成了压在挂村干部心头的一座山。这不，会议一结束，范维萍就匆匆赶往秦家畈村部，与陈志华书记等人商量落实7月份的征收。
对于没完没了的垫税，陈志华十分恼火：“今年到目前为止，村里已经垫了两三万，这个税改改得村里更难了。”
钱跃进提议，可否带贩子进村，一边收购一边交款，因为早谷已经收上来了。范维萍认为可以试一下，但钱又说，如果双方的价格谈不拢，去了也白搭。于是，大家又都僵在那里。无奈，范委又转过来央求陈志华：“村里是不是想办法再垫一些？”
“我不管钱，你又不是不知道。”陈志华把挑子撂给了老罗。
老罗此时不在村部，他到区里喝酒去了，下午才能回来，这样，范委再急也没有用，只得悻悻地转身出了村部。我跟在后面安慰道：“不要太急，也不是你一个村的问题。”
“话可不是这样说的。”
见范委心情不好，我没有多说。（参见附录1：93）
范委的焦急不是没有道理的，对于挂村干部而言，这里有一个干部之间相互攀比的面子和虚荣心问题。况且，税收已经与干部的收入挂钩，完不成任务还会损害干部的切身利益。乡镇干部的工资不高，工作20年以上者，一年收入也不过一万五六千元。许多乡镇干部还是半边户，妻子在村里务农或者没有工作，完全靠自己的这份收入支撑全家，其经济状况在乡里虽然说不能算穷，但是与区里和市里的同级干部相比，却差了许多。所以，当征收成为乡镇干部的主要工作，甚至是唯一硬性的考评任务时，征收对于广大乡镇干部的压力之大就可想而知了。[1]
税费改革之后，虽然说从体制分工上更进一步明确了征收的主体是财政所，政府干部的职责主要是协税，不能收钱和开票，但是，由于财政征收的考评仍然是县（区）对乡镇考评的重点和核心，镇里也就不得不相应地将这种考评压力转移到各个村以及相关的挂村干部身上。所以，税改之后，乡镇干部在征收中角色的制度性归位，并没在实质上将他们从沉重的征收压力之中解脱出来。如果说有什么改变，从小镇的情况来看，那只是解除了他们行使行政权力（包括以各种“硬武器”行蛮斗狠）的能力，却丝毫没有减轻他们的任务压力，这就是小镇的干部普遍感到税改之后征收更难，并普遍产生一种无力感的根本原因。也正是针对这样一种特殊的困难局面，林靖南在各种会议上经常引用的区委书记谢世德的一句话就格外有嚼头——谢说：“财政工作的好坏既是干部工作责任心的体现，也是工作作风的体现，更是工作艺术的体现。也就是说，在当前这种十分特殊的局面下，财政收入＝干部责任心+工作作风+工作艺术。而谁能在农民不配合的情况下将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破解农业税征收改革中的这道难题，谁就是英雄。”（附录1：94）
小镇的干部当然不是这样的英雄，他们是凡人，他们找不到破解难题的办法，从现实的角度看，也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办法。但他们倒是不缺乏谢书记所说的责任心、工作作风和工作艺术，行政考评、面子和虚荣心，还有乡镇改革背景下裁员分流的压力，都容不得他们没有责任心。而工作作风转换为乡镇的说法就是“擂”，“对上靠吹，对下靠擂”的“擂”，即反复无休止的督促。不过，“擂”绝非不断下命令式的督促，而是反复与无休止的缠磨。在这里，“缠磨”二字本身就体现出“擂”的艺术，即所谓乡镇干部的工作艺术。在缺乏对村干部的有效控制机制与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擂”不体现为包括拉关系、套近乎、说好话、吃饭、喝酒、玩牌、拟亲缘化等在内的各种“软武器”的施展的话，是很难设想它会有什么实际行政效用的。这不，不仅是范维萍，几乎所有的挂村干部这段时间都天天往村里跑，为完成征收任务而向村干部们施展种种“擂”的艺术。
面对着来自镇里的“擂”，各个村的征收机器再一次转动起来。7月23日午后，我随专管员毕华英和秦家畈村妇女主任郭云霞下到秦村三组，再一次体验农业税征收。
我们来到一户姓曹的人家，他家的税费是73元，女主人说没有钱，谷子还未卖。
小毕说：“上个月来你家，你说等过一段时间再来，这次又说没有，你总不是只凭卖谷子为生吧？”
“我们家就是靠卖谷子，这谷子的质量也不好，我们还不吃，都是卖了谷子再买米吃。”
“你几时卖谷子，说个时间，我们好再来。”
“说不准，男人不卖，我又弄不动，不信你试试，你也不一定弄得动，”女人一副你急我不急的样子，“要不，你们把谷子拖走，自己卖了也行，往年不都这样吗？”
郭云霞：“往年行，今年不行。”
“有什么不行？往年不是斗狠吗？”
“好了，不扯这些，说个时间，我们好再来。”
“说不好，几时卖了，几时有钱，一年不卖，一年没有钱。”
这话让郭云霞有些忍不住：“那我们把贩子找上门来收，行不？现在的行情是40元一百斤。”
“这谷子我晒过的，没有42元不卖。”
听郭云霞说要找贩子上门收购，女人好像又不想卖了，(1)但话已出口，不好收回。就这样，郭云霞丢下一句“几时我们把贩子带来”的话，便离开了曹家。
路上，我问小郭，是不是真要找贩子来收，她回答：“户数多还行，一户两户的别人也不愿意出车。我这样讲，是怕她再拖延。”
我们又走进一朱姓人家，主人正躺在床上看电视，小毕说明来意，说他家2.2亩地，有80多块钱的税。那男的说：“我一分钱都不把，我的地早就给××了。”他朝郭云霞说：“你不知道，你爹清楚，问他去。”
郭云霞的爹是三组组长，听那男人这样说，小毕和小郭不好再多说，只得又退了出来。我问是怎么一回事儿，小郭说：“朱家原来种了他亲戚家的地，可能后来又还回去了，但手续上可能没有体现出来。”
整整一个多小时，我们头顶盛夏午后的烈日，穿行在杂乱无章的农舍之间。三组的分布很散，有在村湾的，有在街上的，我们就这样边走边问。天气很热，农户家的门大都敞着，往往是几家人凑到一家，围坐在一起打牌消夏。我问小郭：“这里的农民一般玩多大的牌？一下午输赢多少？”她说：“五厘的，很小，输赢也就是几张钱。”
的确不大。但农民有钱打牌，无钱缴税，这究竟是政府有问题还是农民有问题？连我也犯起了迷糊。
一个半小时以后，从郭云霞家出发的我们又回到了郭家，走进屋来，其他的干部也在打牌，这也是惯常的游戏，午饭后自然要聚在一起玩上几把，过足了瘾才回家。见我们仨回来，他们问我：“么样，有何味道？”我答道：“味道足啊。”于是，大家伙儿呵呵地笑了起来。
还是毕华英最急，她跟钱跃进商量，要他陪自己再到四组去转转。跃进说行，但必须得晚上，住在街上的人白天不一定在家，“晚上收凉快些，我家也有住处，你不用回家”。
小毕一心想着白天晚上连轴转，便连声说好，她与小钱约好，晚上再见。（附录1：95）
一下午的观察，使我再次体验到了“给钱就收，不给就走”的无奈。正是面对这样一种无奈，村干部的协税积极性不高，反正钱是帮政府收，又不从自己手上过，何苦去得罪人？村干部不积极，身着制服的财政所专管员便有些力不从心，毕竟村民不缴，财政所没有制约的手段，结果，任凭你挂村干部怎样“擂”，征收的成效总也不显著。
看来，在新的征收政策下，乡村干部放弃行蛮斗狠、牵猪撮谷的“硬武器”，并没有换来农民纳粮缴税的自愿配合，相反，它倒使乡、村两级实际上失去了对部分农户的征税能力。遇到那些软磨硬泡都不缴税者，除非村里正好有一笔需要下发给他们的钱物，以此折扣充抵，或者以不给拖欠者办某件事相胁迫（如果农民正好有事找村里），乡、村两级政权实际上已经拿这部分农户没有办法。不过，镇政府拿农户没有办法却不等于拿村级组织没有办法。前文说过，乡镇对村里的“擂”虽然主要是以拉关系、套近乎等柔性方式展开，却不能由此即认定这种柔性就是“擂”的本义。就乡村关系的本质来看，柔性的外包装毕竟还是以某种类似于科层化关系的行政硬核为支撑的，以对村庄权力资源的各种渗透性控制为纽带而建构起来的乡村体制性连接，仍然使得当“擂”的柔性一面不再奏效时足以确保其作为国家正式权力势能的硬性的一面能够发挥效用。而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硬性权力势能的展示未必一定会以摘帽子、换班子相威慑，它更为经常的倒是通过经济手段发挥效用，其中最为现成的就是运用“村财乡管”机制，通过控制村干部工资收入的发放权来促使村里完成征收任务。结果，村干部虽然也不再是征收主体，但完不成财政征收任务就拿不全工资的压力仍然将村干部“连捆带绑”地推上了征收的第一线。而当村干部也同样拿不缴税的农户没有办法，垫税成了村庄无法回避的唯一选择时，当初曾经对税费体制改革寄予期望的村干部们就无疑会产生深深的绝望。
对于像秦家畈这样尚有一定经济积累的少数村庄，垫税虽然十分不情愿，但至少暂时尚可应付。老罗告诉我：“7月份的任务我们根本完不成，不想再垫下去了。”但是，连老罗自己也清楚：“如果政府逼得紧，还不是只有垫？”老罗说：“账上还有二三十万，但这样垫下去也垫不了几年。”“那几年以后怎么办？”“没有钱我也不干了，还管那么多！”的确，村级经济空壳化必然催生村干部的“撞钟”心理，老罗坦承无钱的干部谁还有兴趣当。也正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只要村里还有一些钱，这干部也就仍然值得当下去。（参见附录1：96）[2]
秦家畈这些年没有开发，它依靠的主要是小城镇建设的一些收入，而一些依靠土地占压获得积累的村庄，就用占压补偿款来垫税。大陈村的钱秉贵书记说：“去年下半年，建京珠高速公路的绿化带占压了村里400亩地，政府给到村里的补偿可能在每亩2500元左右，但我们不可能按这个数字下发给农民，我们给到农户是每亩2000元左右。我们必须这样，如果村里不留点钱，就无法办事，不要说村里的日常开销，垫税就没有办法。实际上，留在村里的钱大部分都垫税了：去年我们垫了6万，今年已经垫进去3万，可能还要垫4万。”（附录1：97）
有钱可垫算是幸运，那些既无积累又无开发的村庄就惨了，为了完成任务，就只能由干部自己出钱垫。挂村干部、村支书带头，或借款垫税，或以工资相抵，先把钱缴上去，然后再想办法从农民手里收回来；收不齐的，就转化为村级债务挂在账上，什么时候缓过来就什么时候还。于是，税改在保护了农民利益不被公共权力不法侵犯时，却并不能够防范乡镇权力对村庄的挤压，正如一些村干部在总结税改之后区、镇、村三级所面临的互动格局时所说的，“区里不能少，任务要确保，村里来兜倒”。结果，必然造成乡村之间的利益裂隙，致使村干部们从自身的利益境况出发转而对税费改革持否定的态度。
前张村挂村干部程列说：“税改实际上是国家故意为难乡镇政府，一方面不强制农民缴税，另一方面却又把税费完成的情况作为考核干部工作的指标，与干部的工资相联系。按规定，征收主体是财政所，却还要考核我们，可我们管不住财政所。昨天开会，林书记说要对财政所的同志实行考核，但实际上无法实行，他们的工资不由政府给，政府管不了他们。”所以，程列恳请我写文章为乡镇呼吁：“现在，为农民说话的多，为基层干部说话的少，媒体想当然地认为矛盾是由基层政府造成的，乡村干部的形象不好啊！”（附录1：98）
财政所干部严和平说：“现在上面不允许向农民强制收税，但税收从法律上讲本来就带有强制性，(2)一旦不具有强制性就不好收了。现在的情况颠倒过来了，是我们向群众说好话，话说尽，口说干，路跑平，人搞生，狗搞熟，效果仍然不好。”
“谁说专管员的工资不与征收挂钩？如果完不成任务，工资照样受影响，今年是兑现的第一年。当然，从全镇来看，最后的账总要做平，但那都是垫的，镇里垫一些，乡村干部垫一些，水旱灾情等还可以减免一些。”
“我是老财政，快退休了，每月就1000多块钱收入，老婆原来是粮食部门的，早就下岗了，每月只有120元生活费。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有工作，不要我管，小儿子还在读大学，我的经济很困难。没有办法，老婆只有在家里开牌场，星期六、星期天邀一些朋友来家里打牌，每人交10块钱，我们就给他们办伙食，这样一天下来能搞50元，如果一天有两桌人，就更多一些，一个月能够搞七八百元，如果不这样，就完全揭不开锅。农民难，我们也难啊。”（附录1：98）
镇党委委员王崇昊说：“既然不允许强制收税，还不如干脆砍掉农业税。农业税一砍，财政所的人就可以大幅精简，政府这边也可以减员，像现在这样是最麻烦的。”（附录1：98）
小陈村挂村干部程文启说：“农民苦，生活在最底层，但他们的思想境界还是有问题，上面高估了农民的觉悟。比如税改，减负是应该的，你不收也行，但农民根本就没有纳税意识，你不强迫他就不缴。以前，对不缴的我们可以强制执行，现在不行了，但老实人又缴了，这就不是一个工作能否搞上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公不公平的问题了，现在是教好人学坏。”（附录1：98）
前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昭烈说：“国家的政策好得有些过了头，对农民完全没有约束力了。本来，种田纳粮天经地义，但农民实际上已经把土地看作私有财产，地是要种的，钱是不把的，这样一来，村干部就不好当了。”（附录1：98）
无疑，乡村干部是站在利益本位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他们未必对宏观局势和中央决策有全局性理解，然而，如果你深入乡村，随干部们下乡去多体验几次征收，也就只能承认，至少站在乡村干部的角度，你无法反驳他们的意见。
不久，我又去了小岳村的程古庙，再次体验收税的困难。
程古庙这个湾子包括小岳村的六、七、八、九4个小组，据说也是小岳村最不好收税的一个地方。干部们和我打赌，说今天能收到500元就不错了。当我们吃过午饭，上农户家收税时，情况果然很不顺利，绝大多数农户向我们叫苦，说晚谷还未收割，哪里来的钱？或者说伢们要读书，没有钱，下回再把。问下回是几时，又多回答晚谷卖了就缴。现在的村民都学乖了，他们不会硬扛着不缴，但是一句没有钱，就噎得干部没有办法，气得几个随行的村干部说：“上面不下死命令，下了死命令，你看我收不收得上来？”闻此言，我接过话：“是不是又要比谁更狠？”干部说：“农民就是这样，你不斗狠，他不理你；你一狠，他就缴。”专管员小谭则总结了一句：“农民既可怜又可嫌，你给他送扶贫款，他笑嘻了，什么好话都说；你找他要钱，他就是没有。”
遇到一家，只有一个小伙子在，两个村干部轮番动员，结果把小伙子说冒火了，要轰我们走，说是要钱找他爹，不要找他，他还未成年。就这样，两个小时过去，整个湾子转了一圈儿，只有两户人缴税，共收钱220元。小谭告诉我，今年她到这个湾子来了好几趟，每次都是这样，“其实，这里的老百姓条件并不是很差，许多人家都得了土地占压补偿款，也不至于没有一两百块钱”。而我从此时正在吃饭的农民碗里的菜来看，也认为小谭讲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我对小谭说：“昨天政府开会，林书记还说，要想办法把别人包里的钱哄出来，就看你的本事了。”小谭说：“说得轻松，他来试试，钱在别人的包里，不给你有什么办法？”（附录1：99）
“农民既可怜又可嫌”是我在征收中听到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农民可怜是我们一直知道并且深为认同的，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无权无势，经济贫困，靠外出打工为生，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农民留在城市人心目中的经典形象。所以，一提及收税，人们所能想到的就是前些年那种“牵猪子，撮谷子，扒房子”的悲惨场景和“干部进了屋，数字一公布，大人吓得筛，小伢吓得哭，有钱就把钱，无钱就撮谷”的“动漫印象”，而有些农民调查之类的报告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迅速火遍神州大地，大概也与它们向读者所展示的若干收费惨境有关。无疑，这一切文学或学术的展示，都既是部分生活真实的再现，同时也偶合了人们心目中关于农民可怜的形象预设。然而，作为农民形象的“可嫌的”一面却是从来不入主流政治与德行话语的，除非日常生活际遇中与作为个体的某个具体农民的交往，在农民作为群体性社会形象塑造和评价性话语生产的领域，人们从来不会从“可嫌”这个角度做出任何正向度的思考。其实，这恰恰是单向性的中国道德与政治文化评价标准占据主流地位的结果，也是泛意识形态大话语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地方性知识”相互隔离与屏蔽的结果。正是这样一种单向度的话语与形象屏蔽，使我们实际上很难从比较复杂的，或者是比较贴近日常生活世界的角度去把握农民作为一个底层社会群体的政治与德行形象之复杂性和多向性，只有当研究者真正愿意并且实际走出政治与德行话语空间，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农民群体发生近距离遭遇，才有可能克服单向度的话语屏蔽，更加真实和复合地把握农民的道义形象。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乡镇干部诸如农民是“刁民”的定位，以及农民“既可怜又可嫌”的双重评价才有可能进入我们的理论视界，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并且也将其视作一个可以讨论和研究的学术问题。于是，我自下乡数月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也应该认真地、主位地和正向地去思考关于“农民可嫌”之评价的生活、政策、学术与政治的多重意涵，如果不能够有机地交融这多重意涵，并且从正反两方面去思考农民的社会群体特性，那么，我们关于农民的形象研究，就仍旧可能是宏大话语与“地方性知识”相互分离的，因而我们关于中国农民的政治与社会研究也仍旧不能脱离泛意识形态与泛道德主义的自缚。[3]
好，还是让我们从政治哲理性的玄思回到小镇征收博弈的具体场景中来。小镇乡村干部对税收政策的不满不能不引起镇领导的重视，后者即便是在私下场合认同前者的看法，但出于职务角度和行政理性的需要，也不能不从正面去给干部做工作，以使他们化解郁闷，从积极的角度去认识当前这种困难局面，在征收中继续保持顽强的斗志。
为此，镇政府于8月中旬专门召开了一次有乡镇干部、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会计参加的征收动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武仁杰镇长对当前乡村干部面临的形势、干部角色转换和进一步强化征收措施等做了分析、讲解和动员，以下是武镇长讲话的部分摘要：
一、要正确看待乡村干部的角色转变。乡村干部与农业税的关系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一是改革开放以前，那时，征收与我们无关，年终时，从小队的账上直接划走；二是从改革开放到税改之前，农业税的征收成为乡村干部的主要职责，乡村干部开始向一家一户要钱，这么多年，这项工作一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而中央之所以这样搞，是以增加乡村干部的工作量、牺牲干部的形象为代价，换取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三是税改以来，征收主体转变，我们由直接征收变为协税，但实际上，全镇两三百万农业税，仅仅依靠财政所是收不起来的，我们不能收钱，不能开票，但完成任务的担子仍然压在肩上，这就是目前的困难所在。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形势转变，不收农业税了，乡村干部的角色还会有一个转变。
二、要正确看待近段时期的征收状况。这种状况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是实际从农民手里收到的可怜。全镇29个村平均起来也只能收50％，差的村只有20％—30％。具体到农户，有的是年年清，有的是年年欠，十分不公正。二是把干部搞得可怜。收税是干部最头痛的事，收得最好的年景，干部也没有一个好的名声，尤其是我们的村干部，从官位来看是品外的，从报酬来看是义务性的，从形象来看是负面的，大家为收税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三是窟窿兜得可怜。村里要垫，干部要垫，乡镇还要垫。乡镇合并以后，全镇已经垫了150多万元，今年又已经垫出10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乡村干部垫的。各村向上面伸手要的钱，垫了，镇里的开发所得，也垫了。好在这几年我们的开发形势好，这个情况要是落在农业乡，早就垮了。
三、要弄清农业税难收的原因。这包括：（1）村风湾风不正。“大包干”后的头几年，没有这个情况。（2）干部的形象不到位。我们现在的村干部，实际上就是“阴阳保长”，两头儿不讨好，两头儿不是人。（3）服务不到位。除了收税，在其他方面的管理我们跟不上去。（4）思想工作不细。每出一次农民负担征收事件，上面的文件总少不了这么一句话：“乡村干部工作作风粗暴。”作为一个乡村干部，听起来自然不服气，农民不缴，上面又不能少，你要我们怎么办？但是，仔细想想，也不是说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5）征收状况不均，造成农民中的不公正。有的湾子农户年年清，有的则年年不清，我们又没有办法，时间长了，老百姓不服，相互攀比，工作就更不好做。还有就是土地面积难得落实，不能排除村干部、队长家里有“黑面积”的，现在搞村民自治，主张村务公开，但真要是公开了，村民还不答应。所以，我们是左也难右也难。
四、要坚持正确履行农业税征收的职能。虽然目前存在着种种困难，但既然吃了这碗饭，站在这个位置上，再难也要上。所以，第一，我们要进一步理解征收的意义。在农业税没有免征之前，征收说得大一点儿是国家利益的需要，说得小一点儿也是村级经济正常运转和确保干部利益的需要，收起来虽然不归村里，收不起来却要由你们垫。任务是一级压一级，区里找镇里，镇里找村里，村里找农户，农户不缴，村里就得兜。各级考核，也是考核镇、村两级，不会考核财政所。第二，征收也是保护农民利益、维护社会公正的需要。它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干部办事是否公道，收了这户不收那户，对纳税的农户就是一种伤害，一种不公。第三，要进一步探索征收的办法。现在的纪律约束多了，但工作还照样要做。我提一点建议，以情感化。省里领导讲了四句话，叫作“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无钱就走”。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放下架子，有的农户家我们上门多次都收不起来，好话说尽了，那么，我们能不能有下跪的心理准备？有没有给农民当儿子的心理准备？说句不好听的话，只要哄得他把钱掏出来就是本事，就是能力。税改时，大家吃了苦，当时有一种期望，以为负担减轻了，政策也交给群众了，我们的担子会轻一些，但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回事儿。怎么办？还是只有反复擂，夜以继日地死搞。从现在起，挂村干部必须住到村里去，日日收，夜夜收，专管员也必须住下去，村干部必须配合，这是一条纪律。从时间上看，除去12月份，8、9、10、11这四个月，还有60％的任务，要按2、2、1、1的任务进度给政府结账，即8、9两个月各20％，10、11两个月各10％，要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完不成任务只能扣大家的工资奖金，没有其他办法。理解万岁。（附录1：100）
武镇长当过中学语文教师，讲话流畅生动。他虽然没有过多地站在全国和中央的角度去把握农业税征收的问题，但多年乡镇工作的经验使他对乡村干部在征收中的苦衷体验深刻，一席话下来，让干部们深为折服。毕竟受党多年的教育，又端了这碗饭，关键时刻总要有些责任心的。武镇长真切、朴实的语言虽然不能减轻干部们遭遇的现实困难，但也总算帮他们把这些日子积郁在心头的苦闷宣泄出来。于是，会议以后，干部们又自我解嘲地调侃着下到了村里，继续这份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他们默默地承受着自上而下的“擂”的压力，继续去收，收不上来就继续垫……
中午在食堂吃饭，与姚学明和几位干部在一起，我又一次问起乡村干部为何会长期承受垫税的压力。姚书记说：这一方面是长期以来思想工作的能量，当干部就得讲奉献；而另一方面，村干部是农民，当干部多多少少总会有些额外的收益，所以，利益驱动也是一个方面。因为从总体上看，垫出去的钱多少还是可以收回来的，得到的总比失去的多，没有收回来的也挂在账上，村里私下里还会承诺给利息，虽然上面禁止这样做，但真不这样干，又有谁愿意垫？至于乡镇干部，则不能不垫，“米袋子”（意指工作）抓在别人手里，不敢不垫。另一位干部说：按说，把任务与工资挂钩不对，但下面的领导又只有这个资源可以掌握。现在的主要干部，一般在一个乡镇干几年就要走，他们急于在自己的任上出政绩，也不会顾忌给后来者留下什么困难。一般干部走不了，就只有老老实实干，现在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再怎么困难，在乡下当干部还是比农民强，所以，垫也就垫了。（参见附录1：98）
与几位干部的交谈，使我对基层乡镇在征收政策的高压之下仍然能够照常运转的原因有了几分明白。事后，我把维持这一运转的基本动力机制归纳为“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自下而上的政绩取向”的互动。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一直贯通到乡镇，乃至村，虽然它遭遇到农民社会的抵制，但在官系统内部（包括村）却能始终得以维系，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体系内部自上而下对各级政府（包括村组织）主职干部任免权力的掌握。上级对下级干部任免权力的掌握必然导致行政行为的奉上取向，即下级主官通过制造政绩来博取上级主官的关注，从而获得提升机会。所以，我在前面也提到，上级政府只要抓住了乡镇党政一把手，也就等于抓住了完成任务的龙头，主官们争取提升的动机是他们极力完成上级任务的最大动力。而在新的干部制度下，村干部虽然没有进入正式体制的机会，但他们的官帽实际上也仍然掌握在乡镇主要领导手里，除非这顶帽子已经完全不能带来收益，他们自愿选择出局，否则，为了自身利益，他们也仍然会骂归骂，怨归怨，骂完怨过之后，照旧自觉地去维护这一体系的运转。在这个意义上看，目前的村民自治体制实际上早已经被更为宏观的科层化体制所拆卸。
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与自下而上的政绩取向的互动，还部分地吞食了国家以各种途径下拨的农业发展资金。这些资金往往是乡村以各种建设和发展项目的名义争取下来的，但是，钱到位以后，实际上都主要用于填补农业税的窟窿，结果，拨下来的钱最后又都返回到了上面，并没有真正用于农村，资金发生了空转。然而，资金的空转并不仅仅意味着它消耗掉大量的时间和管理成本，造成行政浪费；实际上，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争取资金需要动用各种关系网络，打通相关关节，结果，可以想象，资金在不停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往返流动中，必然会发生总量损耗。损耗的这一部分或者是被干部们以各种名义吃掉花掉，或者是以礼物等其他方式送到了那些能掌握项目或资金审批权的相关组织和人物手中。结果，这种被小镇干部们比喻为“资金空转和损耗”的过程，虽然没有解决农业和农业税的问题，却给压力型体制与政绩取向的反复互动增添了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