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撰写回忆录的问题
杨尚昆是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他长期身居要职，20世纪80年代还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很多鲜为人知的要闻轶事，他了如指掌。1993年他从国家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很多老同志建议他撰写回忆录。后来，他经过认真考虑，接受了这个意见。按惯例写回忆录一般是由本人口述，别人做文字整理，而他是把一些老同志请来，大家共忆往事，在此基础上，梳理出一批问题，经过必要的准备，作系统讲解。讲解时，大家随时插话，提问题，展开讨论，气氛活跃，好像在开党史研讨会，体现了他一贯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组织纪律性极强，为撰写回忆录，他亲自给中央写报告。经中央批准，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同志的主持下，成立了“杨尚昆回忆录整理组”，才正式开始工作。杨尚昆对“回忆录整理组”要求十分严格，他规定整理组人员不能多，不能住宾馆，不能向任何单位“募捐”，要坚持节俭办事的原则。为了写好回忆录他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撰写回忆录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
1997年10月22日，杨尚昆在住地党支部的支委会上说：
我向你们交心，起初我是不愿意写什么回忆录的。后来，大家又是督促，又是鼓励，希望我搞的人越来越多，那就搞吧。开始是探索性的，做些准备，主要是读点书，看点材料，引起一些回忆，也谈过几次。后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李琦建议我给中央写个报告，我就给中央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我已90岁，很想把一生的经历记下来；这件事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协助完成，并需中央档案馆提供档案；回忆录写成后，在出版前当送中央审定。信是4月29日写的，5月1日泽民同志就批了。随后，几位常委也都圈阅了。这以后的情况就变了，一下子给我搞了个写作班子，叫“《杨尚昆回忆录》整理组”。这样，规模越搞越大。
写回忆录，按照惯例就要求我从童年写起，一直写到我退休，整个回忆一遍。从那年（指1996年—编者注）在青岛开始，每个月谈一两次，一谈最少两个钟头，到现在已经谈了几十次，主要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往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也谈了几次，但不多。谈一次要准备几天，很累。我现在有点后悔，但是事情搞起来了，后悔也不行，还得搞下去。
写回忆录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严肃对待。回忆录也算是一种史书，从个人的经历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大背景。因此材料必须翔实可靠，绝不可望风捕影，尽讲些花花絮絮的东西，哗众取宠；更不可借写回忆录夸耀自己。对于自己应该一分为二，是即是，非即非，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一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给后人以启迪。现在班子组织起来了，基本上是原来中央办公厅的一批老同志，加上中央军委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几个同志，一共有十多个同志参加这件事。现在已经明确新中国以前这一段，就是回忆录的第一册，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完成。昨天上午我还同中央文献研究室原研究员、任弼时传记组成员章学新他们谈了两个钟头，长征这一段谈完了，北方局这一段还没有谈。现在，他们已经写出了前四章，修改了两遍，第三稿改出来了，我还没有看。前两章我仔细看过，觉得还有些问题，主要是材料不够集中，取舍缺乏标准。今年（指1997年—编者注）暑期，我在北戴河的时候，同李琦谈过，我说原来想自己动手写一部分，请你们看，提出意见再修改。后来我想，如果我自己写，不一定写得很好，还等于定了框框，别人不好提意见。说你写得不好就好像对你不尊重。所以我不准备写了，还是先找他们一段一段地谈，让他们写，我提意见让他们去改，最后由我定稿的办法比较好。因为我这个回忆录，你说容易也容易，你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人家对我这个东西期望值很高，写得平平淡淡就很不好。后面，中央办公厅这一段最难写。当时中央的重大决策，我是参与者，又是执行者，比较复杂。还有，不管是哪个党，办公厅主任这个职务由一个人干上20年，恐怕都是空前的。你看，日本的官房长官，一下子换了，一下子又换了。中央办公厅的20年，应该是我的回忆录的重点，但是这一段很难写。第三册，主要是军委这一段，写什么，怎么写，下一步再说。
最近，我跟人谈，如果说原来我们这个支部的同志，只是为我养老服务，那么现在又加了一个写作班子。我想，写回忆录就是我今后的主要工作。这是一项政治任务，要向党负责。我们的党支部，要适应这个新情况，围绕写好回忆录这件事做好工作。
写回忆录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就牵动了我整个的日程安排。比如，我要出去走走，我就得考虑，先要把写回忆录的事告一段落。出去以后又要很快回来，不然那么多人，我不讲他们就没有办法写。本来我退休以后，家里也没什么事，出去了早点回来也可以，晚点回来也可以。现在就不行了，出去最长个把月，不然写作班子没有事做。
写好回忆录，要做很多组织工作。组织班子，组织材料，你们搜集了不少材料，这些材料不管重要不重要，里面总有些东西，不能丢失，不能泄密。还有，我每次谈话，你们都录了音，这些都要有专人管。这么一弄，很多人都知道我写回忆录了，有些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事，或者还有争论的问题，都不断有人来找我，要我回答。比如，有关王稼祥的一些情况，安徽的同志就来问我，前些日子我同他们谈了，这件事算解决了。关于北方局的一些情况，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也想找我谈，我还得做些准备。有的问题，我也不甚了解，也很难回答。
还有一个抢时间的问题。按照现在的进度，回忆录要用三年到五年时间才能完成。不是我悲观，我已经是90岁的老人了，照这样慢慢腾腾地写下去，如果我活不了那么久怎么办？所以要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写回忆录这上面。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进一步摸索，看看怎么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些。比如，原来写作班子是在这里办公、开会的，后来整理组之下又成立了一个秘书组，就搬到圆恩寺那个小院去了。我想，搬到圆恩寺问题就更大了。我就同人商量，把它搬回来。搬回来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保密，第二安全，第三节约。
说到节约，我简单地向你们汇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从中央批准我写回忆录那一天起，我就给你们订了几条规矩：第一，要坚持节俭办事的原则。为了写书，中央批了点经费，我强调，只许节余，不许超支，不许中途向中央要求追加经费，更不许去“募捐”。我写书绝对不允许向人家伸手。哪怕你们只透露那么一点意思，人家就会说杨尚昆写回忆录向我们集资。这样做影响不好，对党对国家的影响都不好。第二，写作班子不准住招待所。应当说，在节约方面，你们是费了心的。比如，请人来，要吃饭，每人每餐只有6元标准；办公用品，尽量把我们办公室的闲置东西利用起来，修旧利废。还有纸张尽量两面用等等。应该精打细算。
现在我想，为了写好回忆录，将来恐怕还要访问一些老同志，访问一些知情人。我也曾想过，我出去的时候把他们带上，可是这样做人家会说你杨尚昆一出去就带着一大群人，那也不得了。你让他们自己出去，北京到广州一个人来回机票就要3000多元，还要住旅馆，那怎么行呢？八字还没有一撇，书没有写出来，钱就花完了。所以，写作班子只能集中在这里办公。现有的家具、电话、打字机等等都可以利用，开会吃饭也方便。你们在圆恩寺就没有这个条件。天气很快冷了，听说圆恩寺那里取暖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反复考虑，还是搬回来好。
今天我讲的主要意思就是要明确把写回忆录当做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第一位的工作，支委会要保证这项工作顺利进行。
中央办公厅20年是回忆录全书的重点
1998年2月20日，杨尚昆同我和刘吉顺谈回忆录第二册问题时说：
中央办公厅的20年，应该是我的回忆录的重点，但是这一段很难写。第三册，主要是军委这一段，包括后来当选为国家主席。写什么，怎么写，下一步再说。
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并不是我的回忆录第二册要写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回忆录第二册并非要写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主要是为中央服务。李欣查了不少资料，把我在中办20年的情况写了一大本，送给我看，我说，你写书怎么写都可以，我的回忆录就不能这么写。我的回忆录应该写我当办公厅主任期间中央发生了什么大事和中央办公厅怎样为中央处理这些事服务。既要坚持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貌，也不能只罗列一些事件，必须有材料、有观点，文字力求简练。
陈麒章整理的高饶事件那一篇，是写得不错的。但是还要研究一下，高饶问题在我的回忆录里要不要占那么大的分量。高饶问题、财经会议、组工会议、七届四中全会都要说到，因为这在党史上都是重要事件，我也都参与了。但这些都只能简要地写，如果每件事都独立成章，那这20年就不知道要写多少章。
关于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中苏两党关系，我最熟悉，也是我的回忆录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关于这个问题，我对赵仲元说了，你同阎明复两个人商量，情况你们最了解，手上也有材料，可以先去整理一个稿子交给我，然后我们讨论、修改，不像别的问题，必须是我谈了，他们才能动手写。现在我不干扰你们。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党的两位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产生和发展过程。这在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中是有反映的。你要写中央办公厅20年，对这些是无法回避的。但是，怎么写，需要认真地考虑。
如果回忆录第二册只写中央办公厅本身的工作，那很简单，有万把字就够了。办公厅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秘书工作，处理中央交办的日常事务。主要是处理文件和生活服务，还有安全保卫。我在中央办公厅这个岗位上，就是中央交办什么就办什么，所以我常说我是“听用”。比如，1962年精减城市人口，动员2000万人口下乡，就是我办的。我是中央精简小组组长，经常办事的就是马文瑞、郗占元和我几个人，搞了一年多。
中央办公厅有一项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各种制度。过去在延安时，办公厅管的面比较窄，各种制度有也只是个雏形。以后逐步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央办公厅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摊子”，机构和各种制度都逐步健全，如保密制度，机密文件的管理、文书立卷和归档制度，中央档案馆的建立等等。中央档案馆是我和曾三两个人积极筹划，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中央办公厅的机构也是有分有合，时分时合，根据工作需要不断地变化。还有一点，由我那时起直到现在，中央办公厅和地方各级党委办公厅没有隶属关系。那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都提出要中央办公厅领导，我说这不行。各级党委办公厅是为你们的同级党委服务的。你们党委要你们做什么、怎么做，你们就做什么、怎么做，业务上可以互相交流经验，但是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关于中办本身的问题，我的回忆录里可以写一点，也可以不写。如果写，笔墨不能太多。
写中办20年，还是要靠中办的几位老同志。他们都很积极、很热心，更重要的是他们熟悉情况，写起来得心应手。陈麒章也是80岁的老人了，他仍自告奋勇写出了那篇《高饶事件》。他所以写得好，因为他也是亲身经历，熟悉情况嘛。当然就回忆录全书讲，要靠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方面，应该讲李琦已经尽了很大力量，除了章学新、龚希光这些已经退下来的老同志以外，还设法从文献研究室给我们挤出了几个年轻的业务骨干。但是像现在这样搞下去，时间要很长。要考虑他们工作也很忙，不可能长期抽出这么多力量来帮助我搞回忆录。因此，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力争朝夕。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应该取掉，要有一个总体布局。
最后，“文化大革命”写不写？如果写，在我这本书里也只能简单地写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罗织了什么罪名，受了什么折磨就可以了。还有，由于我的问题株连了很多好同志，要向他们表示歉意。
写回忆录最可靠的是历史文献
杨尚昆说：
写回忆录要充分利用档案。我想，周总理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结束以后，要请档案馆的同志来谈一下，可不可以直接同他们建立关系，我们这里的同志可以到他们那里去看点材料。我认为写回忆录最可靠的还是历史文献，比如哪件事发生在哪年、哪月、哪一天，当时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仅仅靠个人的回忆是说不清楚的。原来中办机要室编的《中央工作大事记》可以找出来看看，作为线索，可以引出很多回忆。薄一波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就使用了它嘛。刘吉顺从陕西带回的那些材料很好，我都看了。关于那时胡耀邦和刘澜涛发生争论的情况，现在也可以写一本书。当时西北局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左”的，胡耀邦反“左”反得厉害。胡耀邦的文章很漂亮，他到陕西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个题为《走马到职报陕情》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这次你们到广东去也取回了不少材料，都很好。你们根据这些材料整理的那篇《在改革开放的前哨》我也看了，广东那一段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比较容易写。所以，应当请中央档案馆的同志了解我们这里的工作情况，给我们一点配合。
1998年2月25日，杨尚昆请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来谈利用档案问题。他说:
我打算写一本回忆录。这一来就要查阅很多材料。我手上什么历史材料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自己保存下来的日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人抄家抄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我平反的时候，原来专案组的人说这些东西都烧掉了。但是究竟烧掉没烧掉，谁都拿不出一个凭据来。最近，崔双甫从已经撤销的“中办政治部”遗留下来的废品堆里给我找回来一个帆布箱。箱子里面除了一些信件、照片、杂物外，还有几本日记。日记只有1949年到1967年的一部分，很不完整。我的日记也没有很大的用处，因为日记里只写哪一天做了哪些事，并没有具体内容。但是从日记里可以搜集到我的历史脚印，多少有些参考作用。现在要写回忆录，我想请你们帮助我再找找，看能不能把遗失的部分再找回一些。
我在中央办公厅搞了20年，这20年的档案原来由机要室档案科立卷归档，比较完整，听说这部分档案已经移交给你们了。现在就是要看看你们那里有哪些和我有关的材料，请你们提供给我们使用。具体办法你们去商量，当然要按照你们的规矩办。我们这里怎么保管、使用也要立个规矩，不能把你们的材料随便拿给第三个人去看，那不行。现在大家都在抢材料，抢到一点材料就去写东西。不是叫“市场经济”吗？我们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请你们帮助找些档案材料，要按照你们的规矩，你们的规矩也是过去在我主持下订立的。我不能违反我自己立的规矩。当然，原来立的那些规矩你们已经把它进一步完善了，所以还是按照你们的规矩。你们提供给我们使用的材料，我们向你们负责，严格保密，保证不扩散。
关于回忆录中如何反映中苏两党关系问题
1998年3月24日，杨尚昆同阎明复、赵仲元谈话，他说：
前些日子我约中央档案馆的同志来，商量写回忆录要利用档案，请他们给以支持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们也买了一批苏联的档案，但是还没有翻译，有些什么重要内容还不知道。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从俄国买了不少档案回来。但是买回来以后基本上没有动，就是说没有组织力量翻译。到俄国买档案的单位很多，但是相互间缺乏通气。我现在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关于中苏关系，就是从苏共二十大以后到赫鲁晓夫下台，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只有我们几个人。外交部那时都不大清楚这些事情，因为那时实际上把这一部分工作拿到中央办公厅来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事直接打电话给中办，他们的大使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求见我一两次，很多事情通过我转达，而不是经过外交部。所以中苏关系离开我们这些人，许多情况说不清楚。
中苏两党吵架的时候，斗争最坚决的是阎明复。在会场上，人家有多大的嗓门他就有多大的嗓门，因为他那个时候真动感情了。我现在想，可否由外交部牵头，包括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央联络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各自掌握的东西开出个目录，然后集中起来大家合力把这一段的中苏关系认真地研究一下。在这个基础上，你们两个参加进去，把这一段历史详详细细地整理出一篇东西来。否则，谁掌握一点材料，谁就写一篇东西发表，不但出不了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弄得不好还可能引起许多问题。你们是不是找外交部商量一下，请他们牵头把这件事搞起来，因为这也是外交史嘛！
我觉得我的回忆录不算什么，慢一点也没关系。现在趁你们两个在，我还在，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给他们补一补，叫“补白”。要把力量组织起来，弄点经费，一起搞一下。将来我的回忆录可以从这里抽出一两个问题交代一下就行了。
从中苏两党两国的历史关系上讲，斯大林时代，当然也包括后来的赫鲁晓夫在内，总认为我们不听他们的话。所以他们对我们的做法也有很多是不赞成的。那时苏联确实是大国沙文主义。比如，他们提出不准第三国进入我们的东北、新疆，还有保留在我们的旅顺、大连的特权问题，等等。那时有的苏联专家在我们这里态度也很坏。科瓦廖夫就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里90％以上都是俘虏兵，是农民，纪律涣散。这简直是莫明其妙，不知根据何来。另外，他们还认为中国以周恩来为首，外交部的一批干部都是亲美的，黄华是亲美的，王炳南也是亲美的。为此，我同阿洛夫还吵过一架。我问阿洛夫，你说他们亲美有什么根据？王炳南同美国根本没有关系嘛。他无言以对。还有，阿洛夫在延安时看到我们同美军观察组的关系搞得比较好，也不满意。在他看来这就是亲美，亲美是我们外交的基本政策。有这么一个故事，你们可能不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陈毅留守北京。有一次尤金跟陈毅开玩笑，说现在他们都到山上去了，北京就留下你一个人，你可以大权独揽，你可以搞政变嘛。陈毅把这件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毛泽东就认为苏联有一个颠覆我们政权的计划，寻找我们党里的赫鲁晓夫。后来就认为这个赫鲁晓夫已经睡到我们的身旁了，所以，什么“秘密录音”问题呀，等等，都联系起来了，就是怕他老人家百年之后也有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