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到八大路线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和中办的一些老同志共忆往事。其间，大家不断地向杨尚昆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归结为一个题目，就是“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到八大路线的形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97年3月5日、4月6日、7月7日，杨尚昆三次同我们座谈。他说，你们提的问题也是目前党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只能根据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谈谈个人看法，大家共同探讨。

七大统一了全党对中国革命长期性的认识

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七大正式确定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式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总路线。七大确确实实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杨尚昆说：“人们后来评论七大，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就是通过七大，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才真正被全党所认识。”

毛泽东在他的《论联合政府》报告里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七大召开的前夕，194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作了口头说明。他说：“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

随后，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上讲了一段很精辟、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

4月24日和6月11日，毛泽东又通过两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阐明了中国革命长期性的问题，他强调要学习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上作结论时，还特别强调要准备克服困难。他列举了可能出现的17种困难，甚至讲如果出现“天灾流行、赤地千里”怎么办？毛泽东回答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困苦是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坏事里面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这段话同他讲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是异曲同工，都是让全党充分准备中国革命要经过很长的历程，要准备战胜各种困难，坚定信心夺取最后胜利。

杨尚昆说：“那时候，参加七大的同志也好，没有参加七大的同志也好，包括延安的几千个高、中级干部都检查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长期性认识不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七大最深入人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解决了全党对中国革命长期性的认识问题。”

当然，中国革命长期性的问题不是七大才提出来的。最早讲中国革命长期性问题的，是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批评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党内一些不懂得中国革命长期性的同志，一遇挫折就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

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在讲到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已经明确了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他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他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后来毛泽东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小册子里，又指出：“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

应当说，关于中国革命长期性的问题，毛泽东讲了多次，讲得很清楚。但是对于多数同志，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却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很多同志坚信中国革命一定要胜利，但不知道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就像红军长征，究竟到哪里，谁也不知道，跟着走就是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很多人都主张赶快杀掉蒋介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速胜论”也很嚣张。这些都是不理解中国革命长期性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七大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杨尚昆说：“还要说明一点，毛泽东在七大上号召建立的联合政府，指的是在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

抗日战争一胜利，毛泽东就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那次谈判，我们是有诚意的，一旦谈判成功，我们就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为此，中央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一是参加政府的人选。南京政府里几个部的部长、几个省的省长，要由共产党选派。比如四川省，就内定吴玉章当省长，我当副省长。二是我们参加南京政府以后，党中央放在什么地方，那时初步打算放在苏北的淮安。淮安是老解放区，离南京也近，一天之内可以往返。但是只有我们的诚意还不行，蒋介石是要独裁的，他根本没有打算让你去嘛！你们知道，还是在抗日战争以前，1944年11月，赫尔利就跑到延安，和我们谈联合政府问题，还签订了一个《延安协定草案》。那个时候我们就准备到重庆去，当然蒋介石不干了，他明白，你共产党一来，我就维持不住了嘛！通过这件事也说明美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蒋介石。”

1946年10月，国民党占领张家口。接着，11月召开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代表大会”，制定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标志着从军事上到政治上彻底和我们决裂。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7月，中央前委在陕北靖边召开小河会议，第一次提出5年内打倒蒋介石。从这时起，我们号召建立的联合政府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它的实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各民主党派为什么拥护共产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奔解放区？因为蒋介石对民主党派压得太厉害，它无法存在，才慢慢地转向共产党。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多是在1948年底、1949年初在我们党的掩护下，从香港转移到解放区的。1949年4月，蒋介石拒不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几位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也留在北平不走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时，中央人民政府真正体现了联合政府的性质。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党外的就有3个，各部的部长，党外的就更多了。

建国时，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也没有讲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对于这个问题，1949年9月22日，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作了解释，他说：“在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以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地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会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当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杨尚昆说：“你们看，那时我们党对待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多么慎重！”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初酝酿

1953年6月15日，全国财经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拿着他写在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意见（未定稿）》这份文件封面上的讲话提纲，第一次口头讲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后来，这条总路线的正式文字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在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批评“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他说：“‘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杨尚昆说：“有人就提出了问题，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中央书记处讨论过没有？对这个问题，虽然到现在还无人从档案中查出讨论过或没有讨论过的依据，但是我不能肯定说没有讨论过。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初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制度已经比较正规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一般是会前印发会议文件，会后印发会议纪要。但是，还有一种会议，就是毛泽东临时召集的小范围的会议。一般情况下，这种会议只有毛、刘、周、朱等几位书记参加，很少有列席人员。这样的会议大多是毛泽东说什么时候开会，就马上叫他的秘书直接通知与会人员到他那里去，有时甚至在夜间或凌晨把人叫到他床头去开会。这样的会议既不用准备文件，也没有人做记录，如果会后没有需要由哪个部门负责办理的事项，那么，会议讨论了什么问题就只有参加会议的人才知道。”

杨尚昆说：“在我参加过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有一次涉及到有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那是1952年9月24日晚，中央书记处听取周恩来关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讲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说：‘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更丰富了，现在工业中私营和国营的比例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5年，私营经济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会怎么样，要想一想。’我们还可以从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参加苏共十九大后受毛泽东的委托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判断中央讨论过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问题。那封信讲了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体设想，和后来正式公布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致的。”

如果要问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对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至少可以追溯到1948年9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九月会议”）。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刘少奇都作了重要讲话。9月13日，毛泽东的讲话涉及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国民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同一天，刘少奇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他指出：“在解放区搞经济工作，除对外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外，就要注意与私人资本家的斗争。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所谓和平转变是指无须经过政权的推翻而完成一个革命，并不是不要斗争，而要进行各方面的斗争、竞争。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他还指出，共产党人要高瞻远瞩，看到前途。只有认清前途，才能够在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强调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毛泽东完全同意刘少奇的观点，他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并明确表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很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

杨尚昆说：“1948年9月，刘少奇还写了一篇题为《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的文章，主要讲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怎样组织合作经济同国营经济一道与私人资本主义和平竞争，保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朝着有利于全国人民的路线发展，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问题。前几年，王光美把刘少奇这篇文章的手稿复制了一份送给我，作为纪念。”

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没有参加“九月会议”，但是，他在1948年9月为东北局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对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思想阐述得十分明确。他指出，“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这条路线是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所必须力争其实现的。只有实行这条路线，才能顺利地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加强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并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以便将来能够顺利地、不流血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刘少奇曾对《提纲》作了若干修改后转报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很好，准备进一步修改后印成小册子，发到全国，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可惜《提纲》最后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印发。

建国前夕，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并提出党在取得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和途径。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提出一个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表，任弼时却讲了他的想法。3月13日，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单有军事上、政治上的条件，没有经济上的条件，没有工业的发展，要想转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有苏联的帮助，转入社会主义时，工业的比重可以不必达到百分之四十几，但大致来说，总不能少于30％。所以，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仍需要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才可转到社会主义。”4个月以后，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团校第一批学员毕业典礼讲话时就十分明确了。他说：“你们学了唯物史观后，就要懂得一步一步前进，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

建国以后，开始步子很稳。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提前过渡的思想，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他说：“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半个月以后，6月23日，毛泽东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讲了一篇安抚民族资产阶级的话，他说：“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对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稳步前进、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方针，刘少奇执行是坚决的。1951年，他有几次重要讲话和批示都体现了这一点。７月５日，对马列学院学员具体地阐述了如何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是那篇著名的“春耦斋讲话”。他估计，“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少则10年，多则15年，20年恐怕不要。”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式提出

原来设想至少10年内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但是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发展，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五反”运动中，特别是上海在“五反”运动中查出资本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漏税的，违法活动相当普遍。尤其是在供应朝鲜前线的军用物资中发现伪劣变质食品、药品，造成我志愿军食用或服用后出现致病、致残甚至被夺去生命的问题，违法行为令人发指。杨尚昆说：“当时，就有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提出立即没收民族资本，搞垮资产阶级的‘左’的主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坚持要保护民族资本家过关。有一次，我到毛泽东那里去谈到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就要搞垮资产阶级那是托派的主张。’”

如何妥善地处理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经过周恩来、陈云等研究并经中央同意，制定了在“五反”运动中对私营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即对工商户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并规定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两类要控制在工商户总数的5％左右，最后处理也是很宽大的。据当时的统计，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八大城市，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户数共42.6万多户，划为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只有1.2万多户，占总户数的2.9％，大大低于5％的控制数；八大城市的工商户违法所得14万多亿元（旧币，下同），而退补罚款仅追回6.2万亿元，约占应追回的45％。当然，个别地方也难免有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出现斗争过火、补罚过重的情况。杨尚昆说：“像荣毅仁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工商户，在‘五反’运动中也发现有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划？根据上海市委的意见应划为基本守法户。毛泽东看了上海市委的报告以后说划为完全守法户。荣毅仁这面旗帜一树，就把工商户中的绝大多数重新拉到我们这边来了。”

运动后期,部分工商户生产经营发生困难，一些工厂停工，工人失业，还一度出现了市场停滞、交易清淡、物资积压等现象。这一方面使有的工商业者对前途信心不足；另一方面，经过“三反”、“五反”，广大干部群众过多地看重私营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在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也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情绪，怕说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丧失立场。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店员则认为，“五反”整了资本家，这下子社会主义快了。

“五反”运动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1953年夏，李维汉在他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意见》（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就是拿着写在这份报告的未定稿上的提纲讲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是这样估计的：“现在，全国私营银行除个别外，已经合并为一个公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银行完全可以控制；1952年公私合营工业生产总值较之1949年增加5.8倍，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包销、收购等约占全部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纽带，国营经济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国家掌握了全部资本主义工业产品的主要部分，从而控制了这部分商品的流通。在国营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之外，正在发展着的合作社商业，也日益增多地抵制和限制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日益增强着国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一切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地受到控制、削弱和割裂，而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则日益扩大和加强起来。”到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得到全面恢复。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扣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增长178.6％，农业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除个别的以外，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53年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城市中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农村中互助合作运动是紧密联系着的。当时，在我国农村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也是有一定基础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广大解放区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怀着极高的政治热情踊跃参军、支前，农村劳力、牲畜极端缺乏，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发展很快，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组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做一件大事去做”。到1952年底，参加农业互助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40％，还试办了3600多个农业合作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则明确规定，到1957年参加现有的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1/3左右。

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讲了一段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他说：“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综观以上所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在1953年正式形成，可以说是大势所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杨尚昆说：“我完全同意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作的评价：‘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毫无疑义，新民主主义一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从什么时候开始过渡，过渡期多长，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表述得十分明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就是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过渡了。对此，毛泽东解释说：“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过渡期需要多长？总路线的《宣传提纲》的回答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15年左右时间（从1953年算起，到1967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3年，则为18年，这18年已经过去了4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是什么？根据《宣传提纲》也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说：“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品和农业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今天看来，想要用短短15年的时间（即使再长一些）完成这些繁重任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八大路线的形成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同年9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从1953年12月起，我们党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掀起了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群众把这条总路线通俗地概括为“一化三改造”，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极大地调动起全民族的政治积极性。那时确实出现了万众一心跟着党奔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

1955年7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批判“小脚女人”，农业合作化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步伐进一步加快了。到1955年底，全国已有65％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1月底，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西安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都实现了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9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上说：“党中央委员会原来预计，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将需要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证明，为了完成国家的工业化，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是必要的，或者还需要更多一点时间。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基本完成，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个别地区以外，就可以全部完成。”

党的八大决议指出：“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硬是有人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八大上作的《政治报告》是背着毛泽东搞的。

杨尚昆说：“这实在太荒唐了。编造谎言的人连起码的常识也没有。”准备召开八大是1955年3月毛泽东首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的。同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为了开好这次大会，1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传达毛泽东关于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保证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的指示。刘少奇提出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八大的准备工作要和各地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两天以后，从12月7日开始，刘少奇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听取工作汇报，直到1956年3月。毛泽东从1956年2月14日起，也开始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听取工作汇报。在系统地听取了方方面面的汇报的基础上，形成了那篇《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的主题也就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八大是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并邀请了外国兄弟党派代表团参加的一次盛会。毛泽东自始至终出席了大会，并致了一个很好的开幕词。刘少奇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作政治报告。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历时半年多，不知道经过多少次讨论和修改。杨尚昆说：“毛泽东没有参加过报告稿的讨论。因为那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照例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不参加这些会议，但是会议情况要及时地向他汇报，八大政治报告的历次修改稿都送给他看过。现在中央文献研究室把建国以后毛泽东手稿整理出版了，你们把1956年那一本找来看看，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稿的修改有几十处之多。在这本书里，还有一篇毛泽东关于批印八大《关于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给我的信，这是中共中央档案，‘白纸黑字’嘛！”

不应该把刘少奇和毛泽东对立起来

杨尚昆说：“当前，有一股思潮，认为建国后刘少奇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毛泽东是错误的。我认为不能这样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具体步骤上存在着一些分歧。在经济建设方面，刘少奇有很多重要思想。对于中国革命长期性，刘少奇也是很清醒的。他不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努力体会毛泽东的思路去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同毛泽东合作得很好。”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当时，全党全国人民，当然也包括刘少奇，确实敬佩自己的领袖，相信他是正确的。第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很肤浅。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那时，老百姓说“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干部们说“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那时，我们缺乏经验，只能“以苏联为师”，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主义要经过一个初级阶段，而初级阶段将是一个上百年甚至更长的历史阶段。

杨尚昆说：“我们不应该把他和毛泽东对立起来。要坚持实事求是，用历史的观点研究历史。”

要重视党史的研究

社会主义事业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占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只能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大胆探索，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会犯错误。我们党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总体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功。积累下来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经验，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示了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无比正确和威力。但是，这一理论探索刚刚开始，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和发展，道路是漫长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前进，我们要认真地总结历史经验。但是，不应该苛求前人，更不能为今天取得的初步成就而骄傲。

杨尚昆最后说：“要重视党史的研究。八大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档案完整，材料丰富，研究的人也多。现在你们退了下来，时间充裕，也可以搜集点材料，写点东西，不成熟也不要紧，摆摆你们的观点，至少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嘛！”

三次座谈，在座的同志深深地感到，认识是个过程。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是当时全国6亿人民的迫切愿望，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那些“左”的错误是不难理解的。回过头去看，10年的艰辛探索，走了一点儿弯路又算什么？现在，我们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漫长过程；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还需要不断深入探索。今天取得的伟大成绩，明天回过头来看，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刚刚迈出第一步，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