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在广东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的工作，任命他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协助习仲勋主持广东工作。1979年1月5日，杨尚昆走马上任到达广州。3月，又兼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80年11月9日，中央决定，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免去他们在广东的党内外职务。杨尚昆在广东实际工作大约两年。
1993年，杨尚昆从国家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决定撰写回忆录。我有幸参加了《杨尚昆回忆录》的整理工作。1997年12月，杨尚昆去广州休息，我和刘吉顺随行，为其撰写回忆录到广东省、广州市档案馆查阅档案，走访了杨应彬、刘田夫、范希贤、欧初、吴南生等老同志。回京后，我整理了一份书面汇报请他过目，他阅后说：“那一段，大体就是这个样子。广东这一段是我的回忆录第三册内容了，不忙，那一段材料多，容易写。”下面，我根据当时整理的材料，对改革开放之初杨尚昆在广东的情况作些介绍。
杨尚昆、习仲勋第二次密切合作
“文化大革命”前，杨尚昆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习仲勋是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两人工作上联系密切，长期以来合作得很好。这次他们分别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一、二把手，关系更密切了。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配合，把广东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习仲勋在广州市委召开的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宣布杨尚昆兼任广州市的职务时说：“尚昆同志大家都知道了，要详细介绍他的革命历史，一个上午也讲不完。他参加革命有半个世纪以上了，详细的不讲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他是受迫害最早的一个，出来最迟的一个。他比我出来还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间才给他分配工作。当然，他有这个革命经历，年纪就大一些。年纪大没有关系，我们说老同志，过了60岁人就老了，不管你70岁、80岁，只要你革命意志坚强，革命精神同青年一样，干劲同青年一样，也可以尽点力量，不能因为老就不能办事了。姜还是老的辣。他来广东时间很短，两个多月，一天都没有闲过，比我的工作量还大。广州市的担子是重的，所以广东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广州的问题，广州搞好了广东也就搞好了。所谓祖国南大门，实际上指的是广州嘛，外国人一进来，首先是看广州嘛！省委坚信尚昆同志到了市委之后，一定能把广州市的工作搞上去。”杨尚昆表示很高兴到广州工作，愿和大家一起把工作搞好。他说：“我现在的身体还好，精神也不错，小平同志说，他还能做十年、八年的工作，我比小平同志小几岁，大概还可以干十五年。”他还说：“有中央的方针、政策，有省委的领导，我们一定要把工作搞好，真正使祖国南大门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讲话赢得一片掌声。后来，杨尚昆说，从那时到1993年他退下来，恰恰干了15年。
在广东两年，杨尚昆协助习仲勋认真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发挥地方优势，使广东走在了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
排除干扰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历史上，广东是大革命的策源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尽管在十年内乱中受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遗留问题成堆，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省上下同心同德，深入揭批“四人帮”在广东的帮派势力，一批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得到平反、昭雪，陆续回到工作岗位上。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工作，各方面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全局看，从主流看，当时广东的形势同全国一样是大好的。
但是，要全面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并不是很容易的。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需要一个过程。只有彻底摆脱“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才能认真地落实干部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进行改革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在广州，按照当时市委的统计，96％的冤假错案都已平反。实际上认真一查，问题还很多。很多同志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彻底解决。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给本来应该彻底平反的干部留了尾巴；一种是政治上虽然得到平反，但在组织上不落实，工作安排或者生活安置不适当。广东还有个反地方主义问题，还有“反右派”、“反右倾”的遗留问题。在广东有些人被错划为右派又是与错误批判地方主义联系着的，问题十分复杂，要完全搞清楚，是要花费些时间的。因此，当时省委抓得最多的两件事，一是怎么把农业搞上去，就是解决吃饭这个首要问题；一是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干部的调整。
1979年3月24日，省委决定抽调一批力量，组成工作组，由李坚真、龚子荣负责，分赴各地调查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整顿领导班子。要求在当年国庆节前搞完。
关于为犯地方主义错误的干部平反问题，涉及冯白驹、古大存和一大批老同志。冯白驹在海南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20多年，红旗始终不倒。1950年，他领导的琼崖游击队有力地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立下了卓越功勋。古大存无非是同冯白驹来往多些，就被牵连在一起。对于平反冤假错案，习仲勋的态度是明朗的，但是在干部中认识还不够一致。这样，省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耐心地做工作，达到统一认识，落实政策。杨尚昆在省委常委办公会议上指出：“关于为犯有地方主义错误的干部平反问题，可能有不同的意见，无非是还有一些具体事情，究竟错了？对了？还要弄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作为地方主义应该平反。我们的思想应该解放一点，看问题要看它的本质，是不是地方主义，一不能根据这些同志是不是本地干部，二不能根据他们之间来往是否多。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判断是非，那么同志之间就不敢来往了。我知道冯白驹、古大存他们最喜欢下棋，一下棋就吵架，这算什么问题？‘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广东，有人来看了我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说我们相互勾结，被整得很苦。党内生活这种不正常现象再也不允许继续下去了。”经中央同意，除冯白驹、古大存一案需报中央审批外，一般案件，经过组织、纪检部门复查，大都由省委审批平了反。
实事求是清查“两案”遗留问题
清查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是另一种性质的历史遗留问题。粉碎“四人帮”后，广东的清查工作虽然花费了很大精力，也是有成绩的，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难以取得完全胜利。省委认为，要克服松劲情绪，善始善终地把清查工作搞彻底。
省委对清查工作抓得比较紧，但对“两案”的定性、处理比较慢。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省委工作确实太忙；二是认为慢处理比快处理要稳妥些，匆忙定性、处理，可能有一些案子到后来还要返工。当时，有一些同志批评省委缺乏勇气，处理问题不果断。杨尚昆虽然认为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也主张不能凭感情，不能重复过去“四人帮”整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要恢复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优良传统。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关于“两案”问题定性处理原则的精神，对广东“两案”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不完全套条文、抠文字，而是用每个案子的材料实事求是地去对照中央的政策原则，该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同时，还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要考虑群众影响，某个案子处理下来，群众同意不同意，是不是拥护；二要考虑本人的态度，是不是认识错误，是不是有悔改表现。要做犯错误同志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教育他本人，确有悔改表现；二是确有悔改表现才能得到群众谅解。在处理广东几起较大案件中，省委内部是有争论的，但是省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处理的案子经受了历史考验。所以这项工作拖得时间比较长，到1980年下半年才基本结束。
调动干部积极性注重培养地方干部
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集中精力探索、开辟一条改革开放新路，必须团结广大干部，首先是基层干部，解除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调动起他们最大的积极性。1979年2月7日，杨尚昆在佛山地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要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保护基层干部，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他说：“基层干部，包括县委的同志在内，应该讲是最辛苦的。我在中央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认识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县、公社、大队、生产队。他们确实是风里来雨里去，大多数同志是想把工作搞好，把生产搞上去的。当然，有错误应当批评，但对公社以下的基层干部应该以讲道理为主，以表扬鼓励为主，同情他们的疾苦，了解他们的困难，保护和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当然，也有少数不好的，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但这只是极少数。只要不是反革命，又不是刑事犯，对他们都应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多做思想工作，少处分，更不要动辄开除党籍、撤职。总之，我们要关心干部的疾苦，基层干部有很大功劳。‘文化大革命’最乱的几年，他们还在工作嘛。过去许多政策是中央定的，省委定的，出了毛病责任在中央，在省委。下边的同志辛辛苦苦地工作，是没有责任的，运动一来，什么问题都扣到他们头上，是不公平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县委要认真讨论，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只要他们在勤勤恳恳地工作，就要多体谅，多鼓励。过去批评不当的，县委要主动承担责任。当然，对个别坏人要进行严肃处理。对那些‘造反派’、搞帮派活动的人，有的问题很严重，有的是跟着人家走，这些都要分清楚，分别对待。要坚持实事求是。”
杨尚昆到广东后，首先面临调整各级领导班子问题。领导班子不调整，局面打不开，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一句空话。调整、整顿领导班子，不是只调整一两个人，也不是干部大换班，而是组建一个能联系群众，真正成为带领本地区、本部门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坚强集体。在杨尚昆兼任广州市的职务以前，市委已经有了一个调整方案。杨尚昆到职后，由于对干部情况缺乏了解，就提出调整领导班子的工作向后略微推迟，熟悉一下干部情况再定。这个意见经市委常委讨论一致同意。但是，很多干部职务未定，一些工作无法落实。有人议论说，你这个第一书记来了可以推翻以前的决定，将来再来一位书记也可以推翻你的决定，那不是永远解决不了问题吗？对此，杨尚昆解释说，“这不是‘长官意志’、‘一言堂’，是经过市委讨论同意的。假如明天把我调走了，后天来了一个张书记、王书记，他觉得杨某人在这里经市委同意的部分干部安排得不妥，要改变，提请市委讨论，这也是正常的。我声明，我到广东来，没有带一个干部，是‘光杆’来的，我的班子就是你们大家。现在市委工作的同志就是我的班子。”1979年6月，杨尚昆在市委三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调整和整顿领导班子的工作要继续抓紧进行。在调整和整顿过程中，要以思想整顿为主，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犯有打砸抢错误、整过人，现仍居领导岗位，群众有意见的人，要分别情况进行处理，最低限度要作自我检讨，登门道歉，主动承认并自觉改正错误。对老干部要作妥善安置，组织部门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当时，广东的干部同全国一样，年龄老化。省直机关部、委、办、局以上干部中，56岁以上的占71％，11个地、市委常委，平均年龄55.8岁，56岁以上的占53％，不少老同志带病坚持工作。因为“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多年，恨不得一天就把十年的损失弥补上，快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劝他休息，少做点工作，他还不高兴。但是，毕竟年龄不饶人，培养接班人问题迫在眉睫。对培养接班人，杨尚昆主张“台阶论”，就是说，得有点经历、经验。比如说，一个好的农村支部书记，一下子提为省委第一书记，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缺乏管理全省的经验和水平。接班人不但要品质好，作风正派，党性强，身体健康，还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组织领导水平。同时，对接班人还要坚持不断地帮助、教育，使他们继续得到提高。杨尚昆强调，“这是我们全党当然也是广东省的头等任务”。杨尚昆在广东工作两年，出面讲话最多的是在组织部、纪检委和党校，不外是因为这些部门的工作直接关系着整顿党风，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培养合格的接班人，建设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的问题。
在广东，由于历史原因，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建国前后随军南下的干部占很大比重，大量培养地方干部，帮助他们迅速成长，是省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他们更熟悉情况，更便于联系群众。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也不完全一致。1979年夏，叶剑英在广州接见省三级干部会议的同志时即席讲话，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强调上下之间、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之间要加强团结，希望外来干部要在广东扎下根来，同时又希望本地干部迅速成长。不料，短短几句很好的话却引起轩然大波。一是讲外地干部要在广东扎下根时，只提到习仲勋，没有提杨尚昆，于是就有谣传说你别看杨某人如何如何，他在这里长不了。一是叶剑英在讲话时问今天来了多少地方干部，地方干部请举手！他看到举手的人很多，表示非常高兴。于是就有人跑到杨尚昆办公室，说叶帅又搞地方主义了。这些造谣的人不懂得，要求外来干部在广东扎下根来，并不是说外来干部到了广东就一辈子不能调动了，而是说外来干部应该全心全意把工作搞好，更重要的是带出一批干部，教会他们怎样工作，有了接班人，这才是真正扎下了根。不培养地方干部，什么都要自己去干，一直干到老、干到死，也还是没有生根。
祝贺农民“恭喜发财”
我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广东一些地方，例如龙门县，也出现了包产到户，承包土地搞小庄园、小果园、小竹园等，类似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此省委的态度是因势利导，基本肯定。1979年2月7日，杨尚昆在佛山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还有百分之几的人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卖儿卖女、大量逃荒的，国家搞成这样，令人痛心。当前，我们必须把局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搞上去。现在最苦的是农民，首先是让农民喘喘气，休养生息。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首先把农业搞上去，争取农业大丰收，让人民吃饱肚子。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加强对农村的领导？我想是要的，不要领导，还要你共产党干什么？省委、地委都可以取消了。但是，这个领导不是瞎指挥，农民经不起折腾，因为农民底子太薄，今天这样折腾，明天又那样折腾，越折腾越穷。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要开动脑筋，多花气力。干部要深入到下面去，给农民当参谋，同农民一起商量什么事可以办，应该怎么办；什么事不应该办。有争论的，无非是你说服我，我说服你，不是压服，不要强加于人。当然，这样的领导工作方法，花费的气力要大些，要做充分的思想工作。现在要搞农业现代化，靠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那一套经验是不够的，要学习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每一个同志都要下点工夫，多考虑一些问题。”
杨尚昆在讲话中还讲了陈云概括的“全面、比较、反复”的辩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指出：“我们想问题，要先想想这一边，再想想另外一边，既想过去好的东西，也总结过去的缺点，要把脑筋打开，想得全面一点。还要进行比较，过去的经验，现在的经验，究竟搞得对不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反复思考，我这个点子出得对不对，照这样去做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出了问题怎样去纠正，还有什么办法比现在的办法更好的，叫做深思熟虑嘛！总之，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就把让农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同破除自己的思想顾虑，保护农民积极性、创造性统一起来了。当然，也会有人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不是讲要坚决制止包产到户，决不允许分田单干吗，现在你杨某人又这样说，这是自己否定自己嘛！我说，凡是决定了的东西都不能改，不能随着情况变化而变化，那是‘两个凡是’思想。”实践证明，省委是正确的，广东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广东，佛山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工、副业比重大。1979年，佛山地区南海县农民人均年收入240元，这在全省、全国都是比较高的。1980年春节，杨尚昆同刘田夫、杨应彬等到南海县西樵公社给农民拜年，杨尚昆祝贺他们“恭喜发财”。在当时，省委领导人敢于鲜明地支持农民发财致富，影响就大了。后来，杨尚昆到番禺去，也讲“要发点财”，就是说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富裕一些，提出要善于利用广东的优越条件，把农林牧副渔搞得更多些，发展得更快些，大家要多想办法，怎样富？用什么办法富？要解放思想，不要被老框框限死。当然，致富要靠发展生产，不是搞歪门邪道。
推广“清远经验”
工交战线上的改革，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当时，广东出现了一个“清远经验”。所谓“清远经验”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清远县委针对当时国营企业徘徊不前的问题，在17个企业中大胆推行“超计划提成奖”，实行一年，总产值增长8.5％，利润增长2倍以上，税收增长30％，工人收入增长18.3％。与此同时，撤销了县工业部、交通局等部门，成立了统管全县工交系统人财物大权的县经委，探索工业领导体制的改革。习仲勋专门为此召开座谈会，肯定了清远经验，他说：“‘清远经验’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土生土长的，大家熟悉，学起来也容易。不要总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要让这朵花墙里也香。”当然，清远的做法还很不完善，需要进一步总结提高。当时，四川在这方面走在了前面，已在100个企业中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而广州只有3个企业在试点。为了推动工业企业改革，市委决定派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范华带队到四川参观学习。
1979年9月，杨尚昆在广州市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了话，对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作了一次促进。他指出，同全国比较起来，广东的发展是落后的，而且相当落后。浙江、江苏、四川都比我们好。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赶上去。各单位生产任务完成了，还要补学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这一课。要重新学习，学习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把脑筋打开，因为多少年来，工交、财贸等方面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多数思想上被框框限制住了，不敢想，更不敢干。就是说思想上有些僵化，前怕狼后怕虎。在新生事物面前总会有困难、有问题，甚至会犯错误，犯了错误可以改嘛！我们办工业几十年，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受苏联、斯大林时代这种建设方法的影响，就是中央集权，统得死死的，地方、企业一点自主权都没有，或者很少。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说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话虽然讲了，但是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现在要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企业搞得好不好，制度有没有问题，要看这个企业的生产发展快不快，对国家贡献大不大，工人的生活改善得多不多。我们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不完全是领导的事，而是要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共同来完成。要走群众路线。试点能否得到成功，主要决定于是不是走群众路线，是不是从群众中来，只靠几个领导人关在房子里苦思冥想是搞不好的。
解放思想试办特区
1978年11月，习仲勋在为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广东毗邻港澳、面对东南亚，海外华侨众多，发展经济具有特殊优势，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实行对外开放；建议中央授权广东省委处理问题有较多的机动余地。这些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习仲勋回到广东，立即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杨尚昆到广东后，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后半段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搞补偿贸易、加工装配、合作经营。开始省委想在深圳办个特区，设想叫“对外加工贸易区”。
1979年4月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习仲勋和省委主持经济工作的王全国到北京参加了会议。行前，4月2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省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起草的《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汇报，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请求中央考虑广东的特殊情况，让广东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允许吸引外商来投资建厂，将深圳、珠海和汕头的一部分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考虑到要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写出正式报告已经来不及，决定委托王全国在会上口头向中央汇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肯定了广东省委的意见，坚决支持广东、福建两省大胆实践，特别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并把拟办的“对外加工贸易区”定名为“特区”。会后，中央派谷牧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广东，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并帮助省委起草了一个文件。后来，中央正式批转了这个文件，这就是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指出，“两省实行对外经济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地方有更多的主动权，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项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
在对待办特区的问题上，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有的部门就持反对意见，因为一办特区，这些部门的权力就削弱了。1979年10月4日至10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办经济特区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要广东省委放手搞、加紧搞，要宽些、快些，小手小脚没办法搞。还说，将来台湾回来，香港回来也是特区。过去陕甘宁也叫特区，是我们中国的地方就是了。邓小平澄清了在办特区问题上的糊涂思想，说服了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给广东省委以巨大的支持和力量。
1980年3月下旬，谷牧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几个月来，两省省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积极认真贯彻中央50号文件，做了大量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果”。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两省工作有很大进展，成绩是显著的。”“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作大的改革，广东、福建两省试行新体制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这是前进中的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及时地总结经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的问题。中央认为，这次会议总结的经验和提出的措施是可行的，要认真贯彻落实。”
为建设祖国南大门作贡献
中央批准广东实行对外经济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予更多的自主权，这就为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能够充分体现和发挥祖国南大门作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广州的进一步发展也存在许多困难，如广州的基础设施很差，煤、电、油、运等方面都存在很大问题。面对当时的实际情况，1979年6月，广州市委三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了广州市的建设方针问题。根据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新形势，提出要把广州建设成为一个“以轻工业为主，原材料工业、支农工业协调发展，科学文化、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1980年2月，杨尚昆接见新华社记者，阐述广州市建设方针，介绍广州市对外开放的部署。指出，广州是我国南方最大的城市，有290万人口，工业企业3200个，产业工人60万，轻纺工业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62％。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1979年广州市接待前来洽谈的外商400多人，签订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同600多项。广州即将成立对外经济委员会以促进和协调与外商和港澳商人之间的经济合作，给海外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方便和优惠。这次谈话同时用中英文播发，法新社、美联社等迅速转播，香港《大公报》作为专稿用了较大篇幅详细报道，扩大了对外影响。
1980年4月21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北京市城市建设方针问题，认为首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要有自己的特点，据此，提出了首都建设四条指导思想。参照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方针的指示，结合广州的实际，广州市委于7月8日、11日、12日三次召开常委会，讨论《广州市总体规划大纲》和《广州市发展国民经济长期规划（1981—1990）》，重新认识广州的特点，认为把广州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秩序、道德风尚良好，卫生清洁、文明的现代化城市，在国内外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今后的建设方针应该是“把广州市建设成为一个以轻纺工业为主，对外贸易和旅游事业发达，科学文化先进，环境整洁优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就比1979年6月的提法更科学、更完整了。
7月25日，广东省委常委听取广州市委的汇报，充分肯定了市委的意见。9月2日，省委印发了《省委常委讨论广州工作的会议纪要》，指出：“广州市是广东省的省会和全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华南的经济中心、进出口口岸和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国际通道，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橱窗。广州市的工作做得好坏，对我省四化建设和我国的对外影响关系很大。”“省和广州市是一个整体。省如果不重视广州市，全省工作就没有抓住重点；广州市如果不面向全省，广州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就难以发挥。广州市要求好，必须依靠全省；全省要求好就要重点把广州市建设好。无论是全省离开广州市，或是广州市离开全省，其结果都必然会给经济文化建设带来困难。”“省、市各级党委、各部门和广大干部要统一对广州市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加强团结，互相支持。省各业务部门对广州市的工作要多帮助、多支持。党政军民都要为把广州市建设得更好而努力。”
在中央和省里的支持下，广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迈出第一步。
1980年11月杨尚昆调离广东后，对广东的改革开放一直是关心的。1983年2月，杨尚昆同廖承志一起，参加了广州白天鹅宾馆和华侨酒店的开业典礼，并考察了深圳、珠海两特区的建设情况；1984年1月，杨尚昆和王震陪同邓小平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顺德；1985年8月，杨尚昆到广州出席了花园酒店全面开业典礼；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南方，杨尚昆因有外事活动不能同时前往，1月21日赶到深圳，同邓小平会合，陪同他视察了深圳、珠海，随后又陪同他视察了上海。一路上，邓小平作了多次极为重要的谈话，回到北京以后，在杨尚昆极力推动下，中央迅速整理、转发了邓小平那篇著名的“南方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