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那是个很小的房间，滞闷，有一种潮湿的矿物气味。窗户用砖头封死了，又或者这是个地下室，本来就没有窗户，莱昂不知道哪个可能性更糟糕一些。他的手被铐在背后，疼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已经麻木了，头上被枪柄砸过的地方还是隐隐作痛。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灯，正对着莱昂的脸。当审讯者说话的时候，那声音仿佛来自眩目的光线中央。
“你希望我把手铐解开吗？”
还是那种棱角分明的口音，仿佛每个辅音都用剃刀削尖了，问得很仔细，甚至有些担忧，莱昂几乎要相信他真的关心自己的意见。为了躲开刺眼的灯光，莱昂只能盯着地面。阴影移动起来，他与其说看到，不如说是感觉到索科洛夫绕到背后，打开了手铐。他下意识地抬手挡住灯光，但仍然什么也看不清，椅子嘎吱一响，审讯者坐下了。
“在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工作多久了，克里斯滕先生？”
莱昂吞咽了一下，喉咙干得像砂纸。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反审讯训练，国务院只给他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语言浸入课程，有趣的措辞，“浸入”，像是给流水线上的半成品喷漆，再打包送走。“三年。”他小声回答，放下手，揉着手腕上的勒痕，灯光毫不退让地聚焦在他脸上，一只严厉的独眼。
“不短的时间。”
“我猜是的。”
“你为中情局工作的时间也差不多吗？”
莱昂抬起头，想看看审讯人的脸，但面前只有白光和黑暗，“我从来不是中情局雇员。”
“克里斯滕先生，”索科洛夫的声音往下降了一个音阶，像是在责备一只屡教不改、坚持在地毯上撒尿的狗，“钥匙已经回到我们手上，你再没有什么任务需要顾虑了，不如为你和我都节约一点时间。”
“我没法告诉你我不知道的东西。”
“你在贝尔格莱德接应‘乌鸦’，然后带着钥匙到土耳其和已知的中情局特工接头，再逃到这里，现在你想说服我你只是一个发报员。普利斯科特的人通常不会把故事编得这么糟糕，普利斯科特是你的招募人，对吗？”
“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我只是，”他的喉咙像是被石子堵住了，莱昂咳嗽了一下，“我只是按领事的指令做。”
“哪一个领事？”
“斯特拉斯堡的领事。”
“关于我们在西欧的情报网，中情局知道了多少？”
“我发誓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发报员。”
“我也只是个签证处助理，从档案上看的话。”停顿，火光一闪，莱昂闻到烟草的气味，“你抽烟吗，克里斯滕？”
“不。”
“聪明的决定。”
中场休息，索科洛夫转而问起了康涅狄格，想知道那是不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好地方，然后又问他是否喜欢斯特拉斯堡，以及它的阴郁天气和木板筋房。莱昂尽可能简短地答话，越发不安，想不明白审讯的节奏。
“为什么是热那亚，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他最后问道，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讯问，“海因斯的决定，还是你的决定？”
“他的。”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他的手开始发抖，莱昂把手交握在一起，试图制止这种颤抖。他的大脑费劲地运转着，给他展示一系列可怕的景象：海因斯的尸体，随后是他自己的尸体，倒在某栋旧房子的地下室里，额头有一个弹孔。“他死了，不是吗？你杀了他？”
长久的沉默，莱昂盯着黑暗中那点火光，直到它落在地上，被鞋跟碾灭。“回答问题，克里斯滕先生，你们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借道法国，把钥匙送到军情六处的表兄弟手上，我想。别不作声，我没有兴趣把一条小鱼带回莫斯科，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把你放回水里，简单的交易。”
“我不——”
他挨了一拳，血腥味在嘴里炸开，震惊和疼痛一样尖锐；第二拳打在胃部，莱昂弯下腰，发不出声音。索科洛夫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几乎双脚离地。“你有一个小时可以考虑我的提议，克里斯滕先生，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提供一些有用的答案了。”
苏联人松了手，莱昂滑到地上，蜷缩起来。灯熄灭了，门打开又关上，把他留在凝滞的黑暗里。
——
海因斯推开门。
热那亚已经彻底醒来了，贩卖甜食的推车、卖唱者和乞丐占据了广场上惯常的位置。雾气散去了，如果角度合适，能从建筑物的缝隙里看见港口林立的桅杆和船帆。格里夫斯跟在后面出来了，提着野餐篮，软拖鞋换成了一双深棕色的麂皮鞋。
如果有人恰好留意到他们，多半会认为这两位先生是去海钓的。这毕竟是个晴朗无云的日子，风浪有些，但并不足以构成问题。他们沿着坡度和缓的窄巷走向码头，一个有趣的组合，一个高而瘦削，看上去像只脾气不好的鱼鹰；另一个圆胖壮实，所剩不多的白发像棉絮一样装饰着耳朵。就海因斯记忆所及，这位偏爱彩色毛线背心的爱尔兰人一直都是意大利谍报网的一部分，六三年到六七年在罗马，六八年搬到这个西北港口城市，再没有离开。
“要是手头没钱，‘教授’会待在码头上，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只要有点零钱，他会在‘三角帆’咖啡厅里躲着，‘避风’，他是这么说的，‘我的腿疼得厉害’，只要有人听，他会没完没了地——哦，好极了，看，他在码头上，这可怜人最近恐怕运气不好。”
流浪汉看着他们靠近，假如他有什么表情的话，都藏在蓬乱纠结的胡子和头发下面了。格里夫斯在他旁边坐下，打开野餐篮，逐一取出威士忌、乳酪、苹果、面包卷和裹在锡纸里的火腿。“教授”大笑起来，听着像兴奋的狗吠，伸手拿起酒瓶，塞进鼓鼓囊囊的大衣里，对格里夫斯说了什么。
“至少我们知道烈酒让他高兴。”海因斯说。
“他问我们是不是又在找人。”
“跟他说说我们的男孩。”
流浪汉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飞快地说着话，伴着夸张的手势，格里夫斯时不时回答一句sì[2]，催促他说下去。海因斯倚在路灯灯柱上，等这场雪崩般的独白结束。
“他说他从不忘记一张脸，好记忆是他的谋生手段，”格里夫斯开始翻译，“这个叫克里斯滕的男孩，他见过照片，大概两三天前，有人像我们一样在找他，很大方，承诺给他五十里拉[3]，一个他不认识的波兰人，但他大概知道这个人为谁工作。”
“谁？”
格里夫斯犹豫了一下，“他想先要五十里拉。”
海因斯点点头，酒吧老板摸出几张钞票，看着它们消失在流浪汉脏兮兮的大衣里。“教授”撕开锡纸，把火腿塞进嘴里，说了一个名字。
“伊戈·卡扎斯基，”格里夫斯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一只码头老鼠，矮个子，总是戴着绒线帽。他说他不知道伊戈住在哪里，但我们可以问问救世军商店的人，他妹妹在那里工作。”
救世军商店是个逼仄的洞穴，堆满待售的捐赠物，看店的是个穿着救世军制服的老太太，听见卡扎斯基这个名字就皱起鼻子，像是闻到了死鱼的气味。“如果这又是因为赌债。”她开口。
海因斯冲她微笑，向她保证这和赌债无关，声称自己是个从布鲁塞尔来的人权律师，为一个慈善项目工作，正在为战争受害者们寻找失散的家人，卡扎斯基先生和他的妹妹很可能有一个在华沙的叔叔，他十分需要和他们谈一谈。
“但是这不可能，”店员惊讶地挑起眉毛，“卡扎斯基一家是从乌克兰来的。”
您当然是对的，海因斯温和地让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想见一见卡扎斯基先生，以便彻底排除这个可能性，毕竟这关系到一大笔遗产。
半小时之后他们站在了一栋破旧的公寓外面，门前扔着几个长满杂草的花盆，一辆生锈的单车靠在墙边，前轮已经不见了。挂锁形同虚设，海因斯踢开了门，走进昏暗的起居室。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格里夫斯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紧接着是响亮的哐啷一声，他碰翻了垃圾桶。
一张孤零零的沙发摆在吊灯下面，茶几上堆着空啤酒罐和捏扁的烟盒。“现在，亚瑟，”海因斯挪开装着毛线和棒针的篮子，在沙发上坐下来，“我们等着。”
——
外面很安静，仿佛也在屏息等待。偶尔出现的脚步声也匆匆忙忙，急于离开。从落满灰尘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逐渐倾斜，拉长了影子。在黑暗之中，旧房子的各种声响变得异常明显，木板的嘎吱，老鼠磨牙的声音，水管在砖墙里的轻微颤动。
远处有人在哼歌，完全走调了，听不出来是什么。门锁咔嗒一响，没上油的铰链摩擦出干涩的声音。站在门口的影子如此瘦小，像个发育不良的孩子。伊戈·卡扎斯基打开了灯，愣住半秒，转身逃跑。格里夫斯伸腿把他绊倒，海因斯抓住他的手臂，扭到背后。膝盖压着他的后腰。
“幸会，”他用俄语说，“卡扎斯基先生，我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关于你的克格勃雇主。”
小个子挣扎着，脸涨得通红，灰色绒线帽落到一边，“你们是谁？”
“游客。”海因斯回答，“我知道你在为索科洛夫工作。”
“没听说过这人。”
海因斯用力一拧他的手腕，小个子尖叫起来，“想清楚一些，卡扎斯基先生。”
“我只是收了钱！”卡扎斯基叫道，声音发颤，“让赌场守门人转交给我的，一百二十里拉，我敢肯定那条脏狗私吞了至少一百里拉，条件是我和我的小扒手们盯紧码头，帮他们抓一个美国人。”
“‘他们’是谁？”
“苏联人！见鬼。”
“索科洛夫在哪里？”
一家倒闭已久的地中海餐厅，那里有个酒窖，他们把美国人关在酒窖里，其余的他都不知道了，审讯不合他的胃口，而且现在也没什么可以做的了。瘦弱的乌克兰人半边脸被压在地板上，像鱼一样张合着嘴，“苏联人今晚离开热那亚，飞机还有一小时就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