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
在“三反”运动38年之后，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深刻指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我觉得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为了便于大家，尤其是青年同志理解这个道理，我想在这里记述几件事情，从中很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历史启示。
一件事是延安整风期间听毛主席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01，902页）当时，正值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郭沫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文章，这就是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把它列为整风文献，让全党高级干部学习，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郭文不乏精采之笔，是脍炙人口的力作。特摘录几段：
“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校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
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竞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就这样在京城里忙了足足一个月，到吴三桂已经降清，并诱引清兵入关之后，四月十九日才由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而在这期间留守京都的丞相牛金星是怎样的生活呢？＇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太平宰相的风度俨然矣。”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
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
·.····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
抚今思昔，毛主席对此是铭记在心的。1949年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主席兴致勃勃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同志也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进城以后，毛主席对党内会不会出现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贪图享乐的情绪，会不会发生贪污腐化的现象，他是非常之警惕的。一发现苗头，就及时敲警钟，严厉批评，要求坚决纠正。他在发动“三反”斗争时，曾经要求“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因而对惩治腐败现象毫不手软。今天人们仍很怀念的50年代那股清新156
若干重大决策与
优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之所以能够形成和保持，应该说是同“三反”斗争的及时开展，全党同志从中受到警醒与教育紧密相关的。
另一件事也是值得我们经常重温和回味的。1945年7月初，黄炎培（字任之，社会人士习称“黄任老”）先生等5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黄任老返渝后，发表了著名的《延安归来》。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情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
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黄先生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接管北平时，傅作义先生也向我们提出过：国民党取得政权后20年就腐化了，结果被人民打倒了。共产党执政后，30年、40年以后是不是也会腐化？毛主席当时对黄任老的回答是充满信心的，因为一个最根本的依据，就是我们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依靠人民民主，必将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40多年过去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
还有一件事，就是1949年10月毛岸英同志写的一
封信。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开国大典刚刚开过，他的一位表舅向三立在来信中谈到他的另一位亲戚希望能在长沙谋个“厅长方面位置”。毛岸英在给向三立的回信中专门就此事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而尤以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我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同时也没有“权力＇，没有“本钱＇，更没有“志向＇来做这些扶助亲戚高升的事。至于父亲，他是这种做法最坚决的反对者，
因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是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
这些话，虽然是出自一个年轻人的笔下，但我以为是句句铿锵，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今日读来，更令人感慨系之。就在写这封信的一年之后，毛岸英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在朝鲜战场上英勇牺牲了。他是这么说的，也真正是这么做的。他用自己的行动，向党向人民也向他的父亲，交了一份共产党员的正气长存、永不褪色的考卷。他之所以能够这样，我想这是同毛主席对他的严格要求，勤加教诲分不开的。
实践证明，建国40多年来，我们党的主流是健康的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但是，也不能不清醒地看到，在执政的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一些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索贿受贿、任人唯亲、权钱交易和官僚主义作风等等，在党内确有滋长和蔓延。有的还相当严重，达到了目无法纪、肆无忌惮的程度。党内发生的消极腐败现象和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影响安定团结、影响建设和改革的严重社会政治问题。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有些人卷入进去，是与此有关的，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反躬自省。风波平息之后，邓小平同志曾尖锐地指出，“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东欧一些国家的党的个别领导人发生严重的腐败，使党脱离了群众，给反对派以口实，结果丧失了
领导权，葬送了社会主义事业。这些沉痛的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在高度重视并采取各种措施，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腐败问题。全党同志都要自觉地经受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和反“和平演变”的考验（杜勒斯在50年代就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三、第四代人的身上。毛主席对此十分警惕，多次向全党敲响警钟，要注意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学会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大海中游泳，而不被淹死。只要我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牢记历史经验的启示，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痛下决心，惩治腐败，割掉痈疽，就一定能够不断增强党的生机与活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