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毛主席为什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仅是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全面建设时期的
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深刻总结。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
毛主席在1800多人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土发表的重要讲话。原题目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来经过整理和作了若干修改、补充，于6月19日公开发表，并定为《正处》。
当时，我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1956年9月党的八大标志着和宣布了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由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即敌我矛盾、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基本
解决，而人民内部的矛盾则逐渐大量显露出来，突出起来，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
起一切工作的纲”。周恩来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为什么在现在，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革命阶段过去了，或者说基本上过去了”，“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这个阶段，由于革命阶段过去了，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因人民内部的矛盾就露出来了，这些问题就多起来，就需要我们处理”。又说，“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有许多新问
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列宁指出，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
二十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569
群众自己创立的。毛主席从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再三阐明了这样一个基本方针或战略方针：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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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一切积极因素，
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而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呢？1957年5月2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撰写的《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指出：“所谓团结全体人民，所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无非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里，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动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
这样说，不正确处理人
能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历史也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
当时，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和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状况怎么样呢？毛主席多次指出，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新问题”都“没有精神准备”，“心中无数”，不知道如何处理。
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
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
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等。570
若干
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
有人在闹事过程中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刘少奇同志指出，闹事“表现人民
现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在紧张起来，开始在发展起来”。那么
，闹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1957年2月2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指出：“罢工请愿事件的发生，大部分是由于企业行政上的官僚主义。”“另一部分罢工请愿是由于新工人不断增加，他们缺乏锻炼，思想不纯，而工会组
日借
够。”青年团中央在分
“根据闹事的情况来看，
革命分子捣乱、破坏的是极少数，绝大部分都是些幼稚青年因学校在学习、生活上满足不了自己要求而闹事的。”毛主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不要都讲是反革命。”稍后，又指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
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少奇同志
志也说：“人民群众起来闹事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这些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它说明这些闹事，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问题。然而，当时许多党员和干部却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闹事：一是“怕”；二是“简单处理”，即采取压制和压服的办法，动辄批判斗争、开除，甚至动用武力。举两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一是，广东某县的麻风病
二十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1 防治委员会，要在某乡盖一个麻风病
群众商量，群 众不同意，而县政府根本不顾群众的意见，硬在那里盖了一所麻风病院。这样就惹恼了群众，有400多人在合作社主任的带领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该县公安局的负责人带领8名警察赶赴现场，开枪打死5个人、打伤9个人。二是，兰州一所技校，外省籍学生要求发给寒假回家路费，学校不同意，300多学生闹了起来，学校领导采取强硬办法，抓了60多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当
当然，用这种办法对待群众闹事是极
的则所在多有。毛 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曾尖锐指出：“现在，有这么一种空气，有相当这样的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个批评一针见血。当时，有许多党员和干部在掌了权后，不知如何对待群众，一遇到问题，一遇到群众的不满，习惯用革命战争时期对付敌人的办法对待人民群众。正如毛主席所说：“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
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办法来对待新的问题。”又说：“
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
革命是“得天下”，建设是“治天下”，“治天下”与“得
对此，古人多有论述。例如，西汉的陆贾对刘邦说：“凭武力固然可以夺取天下，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见
《史记·陆贾列传》）贾谊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推此言之，取与守不同术也。”（《过秦论》）唐太宗与侍臣论周、秦的修短，说：“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通
（《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然而，历史上
上常有人袭用“得天下”的办法“治天下”，结果酿成这样或那样的祸乱，教训良深。毛主席深知这些道理，并经常教育干部要以史为鉴，他在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时期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以为是从更深刻的意义上阐明这些道理，用以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学会“治天下”即建设好人民自己的国家的办法。
当时，有没有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多。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领导是一个好的例子。1956年9月初，昆明市发生了由广东来昆明上中等技校的3000多名学生向省人民政府请愿，要求提高助学金和生活待遇的事件。但是，同期到达昆明航校的500名湖南学生，没有受影响，而且很少怨言。其实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比其他学校还差。他们并没闹事，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团省委写的材料说，其原因就
收政兑日期
工作是做得比较具体切实的”。校领导说老实话，把学校的困难情况如实地告诉学生，动员学生共同克服困难；校领导和师生同甘共苦。学校没有饭厅，师生都吃“露天食堂”，每逢雨天，干饭成了稀饭。但是学生说：“看见老师的干饭也变成了稀饭，我们年轻人还怕这些困难？”发现个别的坏人坏事，严肃
二十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573 处理，并让大家讨论，受教育。就这样，“困难重重的昆明航空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毛主席十分称赞他们的做法，说：“这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如果办学校的人，都照这个办法办，那就好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办学校的办法。”许多党员和干部对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不理解，还表现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思想和精神生活方面。随着“双百”方针的提出和倡导，思想文化界开始活跃起来，在出现一些好的作品的同时，也“鸣”、“放”出一些错误的东西，有毒的东西。这时有些同志就坐不住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陈其通等4位同志，在1957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文章。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就可以不必强调了”，结果“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篇文章的实质是反映了很多人对“双百”方针的怀疑和抵触情绪。它一出来就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在1至4月的几个月内曾多次批评这篇文章。他一方面明确指出和充分肯定陈其通等同志“立场很好”，“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另一方面又尖锐批评他们“方针不对”—“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法
不对”——“粗暴不讲理”。还说他们“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力量”等等。《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后长期不表态，也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说他们是“死人办报”。此外，我们党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许多人思想也不通。有人说：“革命几十年都没有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显然，这种狭隘的不正确的思想情绪，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是同正确地总结和吸取当时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分不开的。
我先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谈起。斯大林的问题，不单是苏共一个党的问题，而是牵涉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我们党有自已的看法。毛主席在《正处》的讲话中指出：“批评斯大林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实在有好处，一方面是不好。揭破对斯大林的迷信，揭掉盖子使大家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因为他揭的方法不对，没有做过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这么一个方法引起全世界去年下半年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匈牙利、波兰事情。”我们党认为斯大林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对斯大林的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在肯定和维护他正确方面的前提下进行。这种看法，集中地反映在《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
二十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575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毛主席一再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在斯大林当权的很长时间内，不准人们对党和政府表示不满，更不准批评党和政府的工作，谁批评，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杀头的危险。苏联30年代后期的肃反扩大化就是这样造成的。斯大林这个错误（以及其他错误）是应该批评的。但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时候，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全盘否定的办法，则是错误的，也是混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斯大林。这样搞，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世界性反共风潮以及波匈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波匈事件引起了我党的极大注意。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其中心议题之一也是讨论波匈事件及其教训。全会后，仍多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波匈问题，并根据讨论的意见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撰写和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央这些会议绝大多数我都参加了。当时，中央的工作日程排得很紧，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这里可以介绍几天的情况。
—10月21日，政治局常委于21时30分—23时576
若干重人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45分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有关波兰问题。
—10月22日，中央指示我国驻波使馆“收集波兰近况”，指示驻苏大使刘晓为中央代表团收集各国关于波兰问题的动向。凌晨1时20分至2时55分毛主席接见苏驻华大使尤金，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同志在座。随后，毛主席和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同志谈波兰问题，并决定由少奇、小平、稼祥同志组成代表团去参加苏共中央的一个会议。23时至翌日零时40分，毛主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兰问题。
—10月23日，凌晨1时—2时10分，毛主席约见尤金大使，在座的有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稼祥、乔木同志。随后，毛主席和在座的同志谈话，至2时40分。23时至翌口2时，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谈波兰问题。
—10月24日，23时至翌日1时30分，毛主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谈波兰和匈牙利问题。
—10月31日，9时30分—12时20分，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问题。19时20分—20时15分，常委举行会议谈波匈问题。20时20分—21时30分毛主席接见波驻华大使基里克，恩来、朱德、陈云同志在座。翌日零时30分至1时20分毛主席和恩来、李维汉、吴冷西同志谈话。
—11月1日，16时—18时，常委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宣言的声明（草稿）》。20时—23时40分，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宣言的
二十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577 声明》。23时15分少奇、小平、稼祥、乔木同志由莫斯科返抵北京，11月2日零时，毛主席、恩来、陈云、彭真等同志即听取他们去莫斯科的情况汇报，至5时5分。
毛主席和党中央为什么这样关切波匈事件？因为这两个事件不仅关系着波匈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影响，在我们国家也发生了一些罢工、罢课等闹事问题。波匈事件连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揭露，极其尖锐地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问题，是摆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所谓波兰事件，是指波兰波兹南市于1956年6月28日发生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关于这件事情的原因，7月18日波兰党召开的七中全会指出，“寻找事件的原因时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煽动者和帝国主义走狗的阴谋上去，那是错误的”，“极大部分的责任要归中央和地方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和愚昧无知”；波兹南事件“证明在党同人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错误”。为此，波兰党采取措施，克服缺点，扩大政治民主，改善人民生活，并在10月19日举行八中全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改组了领导机构。我们党赞赏波兰党的做法，认为他们“比较有力量，能控制局势，使不满逐步得到解决，对坏分子的利用能够逐步加以批判”。
匈牙利事件的情况就不同了。
所谓匈牙利事件，是指195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578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旬在布达佩斯等地发生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其原因也主要是由匈牙利党的错误引起的。少奇同志在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匈牙利党在执政后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去进行阶级斗争，反对地主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牺牲农业，一直到现在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关于匈牙利党的错误，毛主席指出：“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事件发生后，匈牙利的党既没有力量，又不能正确地对待群众，当时党的第一书记格罗大骂群众是“法西斯”，把群众当成敌人，再加上国内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和利用，使一部分人民群众受了欺骗，于是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就演变成对付政府的骚乱。匈牙利事件表明，能否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人民政权的存亡。特别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尤为重要。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只有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巩固人民政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历史经验之一。
总之，不论中国的现实，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证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主席在《正处》第一部分“两类不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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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矛盾”的结尾写道：“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