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及其教训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

-一九八二年，第 258页）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我赞成小平同志和党中央这种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在这里，我想侧重谈谈从中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据我所知，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结果表明，反右派斗争中

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由于他们被错划为右派，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和不幸，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和不幸。

为什么会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其教训在哪里？我看主要有三条：

第一，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整风运动中，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是不容否认的。但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并不是普遍的、全国性的。毛主席和我们党却把右派的进攻看成是“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等等。正是由于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这样夸大的估计，于是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进行反击。而这样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一起来，简单、粗暴、过火的现象也就不可避免了。比如，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6月29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400人，全国大约4000人。仅仅过了10天，即7月10日，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9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62000多人，据会上的透

“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15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40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总之，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这种政治斗争，弊多利少。当时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刚刚建立，由于缺乏经验和研究，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认识得还不清楚，不深刻。时隔多年以后，有了更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就要清楚，深刻得多了。本来，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取得政权之后，进行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大不相同的。在取得政权前，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斗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政权就成为我们进行阶级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更应该主要依靠法制进行。但由于我们党长期处于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仍然习惯于采用群众性阶级斗争的方式。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前，我们一直缺乏这种认识，这正是从反右派斗争开始形成的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重要根源。这

个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取。

第二，明确具体地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下达晚了。毛主席在6月19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区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但还代替不了划分右派的具体界限和具体标准。7月11日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的标准的建议》，在六条标准的基础上加以解释，虽然具体了些，但仍较空泛，不便于掌握。直到省市以上机关和大专院校等单位的反右派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届三中全会才定出一个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于10月15日下发。《标准》中有一条：“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强调反对“右倾情绪”的气氛下，却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很多这样的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如把说了几句错话，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几个人在一起的自由议论，说成是反党小集团；把对某个或某些领导人的正常批评，说成是向党进攻；把向党交心，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说成是恶毒攻击，思想反动；把在理论问题研究中的不同见解，说成是反对马列主义等等，这就不能不导致反

右派的严重扩大化。

第三，不应把整风和“肃反”弄在一起。在准备整风的过程中，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正确地指出：“整风没有什么可怕，我们在延安做过，它不跟肃反联系起来，就没有什么可怕。”延安整风运动是健康的，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也有段曲折，就是发生过“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当时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的指挥下，大搞“逼、供、信”，十余天中就造成了很多冤假错案。中央和毛主席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毛主席讲的整风“不跟肃反联系起来”，就是指要以这件事情为鉴戒。可惜，这次整风运动恰恰又和“肃反”（反右派）联系起来了，甚至成了整风的一个必经阶段。反右派开始后，毛主席不只一次地指出，“反右派就是肃反”，“新式肃反”，是“清党清团的好机会，也包括各民主党派”。把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捆在一起来搞，斗争的锋芒很自然地就对准了党内和党外的“右派”，这也是造成反右派扩大化的重要原因。

在整风、反右派过程中，毛主席曾经正确地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小平同志也正确地提出：“必须使反右派斗争的结果，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培养人民群众敢讲话的空气。”然而，经过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这个“目标”和“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反而变得更

糟了。1962年4月9日毛主席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右派猖狂进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么办呀？但是带来一个缺点，就是人家不敢讲话了。”承认有缺点是一个进步，但现在看来是很不够的，丝毫没有触及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应该说，从反右派开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达20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提倡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一直未能出现，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通过拨乱反正，才逐渐消除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及其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日益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