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降低钢铁指标

“大跃进”提出“以钢为纲”；赶超英国，也是以钢的指标为标志的。因此，钢的指标成为党中央、毛主席关注的焦点之一。八届六中全会时，钢的指标虽然降下来了，陈云同志觉得还是难于完成，为慎重起见，建议以不公布为好（这个建议没有及时反映给主席，毛主席直至4月2日上海会议期间才知道陈云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返京后，1959年1月上旬，曾找陈云同志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彭德怀同志，谈经济问题和工业问题。陈云同志表示今年的生产计划难于完成。毛主席说，那就拉倒，甚至于这个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同志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检讨。2月1日，陈云同志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1月初，总理，小平叫摸一下计划，富春8号回来，10号开始讨论。在钢的问题上，一种认为可能，一种认为困难，我在计委、财经小组发言，都对困难看得多了一些，后跟主席反映过，说1800万吨好钢是不是能够完成？恐怕有点问题。在讲了这些话后，接着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了一番。因而，北京会议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

2月15日，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党组关于国民经济发

展计划几个问题的说明。根据计委的测算，要确保2000万吨钢的任务，需生产2700万吨铁，开采9000万吨以上的矿石，而现有生产能力仅5000万吨，扩建后可提高到6800—7000万吨；需4000万吨焦炭，也就需要6400万吨洗煤，而现有机械化洗煤能力仅2000多万吨，机械化炼焦炉的生产能力仅900万吨；完成2000万吨钢的运量是6.2亿吨，而现有铁路运输能力约5.7亿吨。原有轧钢能力是900万吨，按1400万吨的轧钢任务，需新增生产能力500万吨，这就需要增加261套中小型轧钢机和98套大中型轧钢机。

2月24日，我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冶金、机械、煤炭三部生产情况和计划安排的汇报提纲，反映了钢材、设备分配不足的情况，建议中央召开第一书记电话会议并由负责同志挂帅，下去督战（因为计划是中央和各地共同商定的，国家经委不能改变计划，故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3月9日，中央批转了我的报告，指出：今后工业生产发生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责成国家经委负责解决。由于洗煤、炼焦、矿山设备、电力设备和运输设备等薄弱环节没有及时调整，计划完成情况并不理想。

为了讨论经济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3月25日晚，我给毛主席写信，报送《当前工业战线上的形势》的发言提纲，讲了一季度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执行情况，预测了年度计划的三种可能（全面完成、基

本完成，出现比例失调），对轧钢机安排不落实作了检讨，建议二季度按重重急急排队，缩短战线等等。26日下午，我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在谈到炼钢设备未能按计划完成时，毛主席当即借题发挥，对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以及工交各部的工作，痛痛地批评了一番。他说：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98套（指大中型轧钢机—作者注），2月底还报可完成31套，结果只搞了16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搞那么多干什么（指基建项目—一作者注）？削它500项，如果不够，再削，削600项。这时周总理机智而风趣地插话：要有决心，头上要沾点血。毛主席说：根本不要决心，干掉就完了。周总理说，这句话就是决心。小平同志插话：1000多个项目，一季度只有20多个投入生产。毛主席说：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

3月28日，李先念同志作《关于当前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在毛主席讲话之后，小平同志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现在提出一个计划问题，计划要放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中央、地方都觉得有些问题，主

要是肩膀上的担子重得很，感到为难。讲出来

实事求是解决。总的情况就是原材料不足，又主要是钢材不足。武昌会议是按钢材1400万吨（加100万吨进口）来订的计划，王鹤

到2000万吨钢，钢材不会超过1200

95万吨，不到1300万吨。问题摆得很明白，即使1500万吨钢材，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存在危险。大家一致赞成这样一个办法，把计划定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宁肯超过，大心

门的计划放在1100万吨钢材的基础上，包1800万吨［钢］。保重点，冶金部18个企业，是1200万吨，赵尔陆的企业是100万吨，吕正操的企业是40万吨。不

一个决心，计划有危险。

毛主席、周总理赞成小平同志的意见。毛主席说：现在看，人心所向，横直没有东西，我们从前讲过的，钱只有这么多，现在是钢材只有这么多，看办多少事。

4月2日，少奇同志主持会议讨论钢、煤、粮、棉四指标。小平同志说：经过中央三委（计、经、建委）和各省摸的结果，加上原材料不足，究竟能搞多少，从冶金设备、焦煤、采矿等方面考虑，今年只能搞2550万吨铁。最后核定钢的数字是1640万吨。即使搞不到1800，搞1600万吨洋钢，那也比去年翻一番，钢材1100万吨也比去年增加80％，也并不丑。会上，周总理讲了三条经验：一定要有保险系数，统统打满不好，要留有余地，藏一点。从北戴

河以后步步退却，就是因为不落实；逐步提高定额，超额完成；实事求是。

4月4日，李富春同志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指出，决定把原来2000万吨钢的计划调到1800（好钢1650万吨），基建投资原安排360亿元调为260—280亿元，项目原安排1500个，现削500个，剩下1000个。少奇同志说：1650万吨，还有很多问题，如烧

煤、矿、专用线、调运，需要有很多措施。武昌会议的2000万吨是比较困难达到的，要努力争取1800万吨。

4月5日，毛主席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从工作方法的高度，作了长篇讲话，提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波浪式前进”、“要善于观察形势”、“当机立断”、“与人通气”等重要问题。据我的观察，大凡在我们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矛盾以至偏差、混乱现象比较多的时候，毛主席常常就要向大家讲工作方法、讲领导作风、讲唯物辩证

法。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工作中出现这些情况，往往是与我们的同志工作不细、不扎实、不了解下情、想当然、搞片面性，不讲方法论，不讲唯物辩证法，密切相关的。这个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和重视。

八届七中全会后，李富春同志和我，又召开了两天会，4月15日，我们两人向毛主席写了《关于今年钢铁生产问题给主席的报告》。报告中说：“

席在七中全会上 对我们的指示和批评，我们还在进一步思索和检查。我们的心情是沉重中包含着愉快。沉重者是工作没有做好，愉快者是思想比较开动了。这半年来，特别是武昌会

州会议开始纠“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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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后，我们的脑子有些僵了，总往好的一面想，在许多问题上摸得不深，材料掌握不确，抓得不狠，少谋无断，以致在计划工作中犯了主观片面的错

毛主席的确比我们计高一筹。七中全会后，他

后，他并没 有满足于钢铁指标已经作了压缩，对压缩后的指标能否实现仍然放不下心。他委托陈云同志进行研究。4月29日和30日，中央书记处根据上海会议拟定的二季度分配钢材250万吨的方案，由于生产上不去，只有205万吨可供分配的新情况，责成中央财经小组在研究钢铁指标时，分成可靠指标和争取指标。于是，陈云同志连续听取了冶金部的六次汇报（钢铁方面总的情况一次，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等各一次），经过认真的计算和综合分析后，5月11日，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财经小组经常参加这次汇报会议的几个同志，富春，一波、赵尔陆同志和我，都同意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九百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一千三百万吨。”（《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121页

同志就钢铁指标问题给毛主席的信中，针对有的同志认

出：“说把生 为钢材定为900万吨太少的说法，勇敢地提出：“说把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同上书，第130页）

从1949年下半年起，我就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做经济工作，长时期的共事，使我深深感到，他常常在关键时刻，对经济工作提出真知灼见，是与他平时深入细致的调查

研究，特别是对一些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反复思考、论证分不开的。以这次落实钢铁

标为例，陈云同志是这样论证的：要生产900万吨钢材，就要求生产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生产一吨铁需

要三吨半铁矿石，生产2000万吨铁就要7000万吨矿石。现有14个有机械装备和铁路运输的大型采矿企业，今年可采铁矿

石5300万吨，现有19个中型采矿企业，全年可采铁矿石800万吨，现有214个小型土法生产的采矿点，全年共可采铁矿石1000万吨，以上大、中、小三类企业合计，可以生产铁矿石7100万吨，能够运出的是7000万吨。炼一吨铁，平均需要一吨半焦炭；炼一吨焦炭

炭，平均需要一吨半洗煤；一吨洗煤，平均需要两吨炼焦煤。因此，生产2000万吨生铁，就需要3000万吨焦炭，折合4500万吨洗煤，或者9000万至1亿吨炼焦煤。洗煤能力的情况是，大型的机械化洗煤厂今年大约可生产1950万吨，新建的洗煤厂可生产550万吨，还要用土法生产洗煤2000万吨。炼焦能力的情况是，原有的大型洋法生产可以达到1000万吨，新建的机械化炼焦炉和简易炼焦炉如能如期建成，可以生产1000万吨，尚缺1000万吨，仍然需要用

决。关于耐火材料，全年需各种耐火材料420万吨，需原料600万吨。这些

料，用机械 化开采的只占20％，其余80％基本上是手工操作的，因此，在开采和搬运方面都需要用很多的人力。关于运输，为了生产2000万吨生铁，除了要运输炼焦煤9000万到1亿吨以外，矿石、耐火材料等物资的运输量也是很大的。冶金部要求：铺设铁路支线和专用线共500公里，铺设轻

便铁路500公里，增加机车150台，增加车皮1500辆，还要增加一批小机车和矿车。陈云同志在作了这样周密的分析之后，才得出结论：“今年生产九百万吨钢材，相应地

，是有可能的，但是还需要做很大的努力。”（同上书，第125页）

我所以用近两页的篇幅介绍陈云同志对这个问题的，不仅因为这是一项重大决策，而且也是想介绍一下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毛主席讲过，经济工作不像写诗，要越做越细。我体会，所谓越做越细，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做细考察、细比较、细论证，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而不能人为地去改变它。规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周密的调查，通过计算，掌握充分的材料，研究它们内在的联系，经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才能能

地制定出反映客观规律的计划。否则，主观和客观相脱离，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我们吃这方面亏已经不少了，应该逐步聪明起来。

正确反映客观可能性的计划，要把它变成现实，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为了落实1300万吨钢的指标，全党进行了巨大的努力。

5月17日，周总理写了《关于总理和八个副总理分别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的报告》，请小平同志批转主席、刘、朱、陈、林、彭真核阅。报告说：

根据我在中央书记处、政治局和主席处的报告，为了了解目前各地钢铁，主要是地方生铁的生产情况和问题，为六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委

书记会议提供这方面的材料，我已征求陈毅等八个副总理的同意，我们于本月二十日前后分别出发到九个产铁重点地区去视察，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回京。

分工视察的地区是： 周恩来-河北；

陈毅—山西，可能时再去内蒙；谭震林—山东（主要的是注意农业，

兼研究生铁生产）； 习仲勋——河南，可能时再去陕西；贺龙—四川，可能时再去云南；罗瑞卿—湖南，可能时再去湖北；陆定——江苏，可能时再去上海；聂荣臻-安徽；

乌兰夫-包头。

视察的内容，主要是生铁的质量和数量问题，为此，拟到产铁产煤基地，对矿石、煤炭、洗煤、炼焦、耐火材料、炼铁、炼钢、设备、运输、劳动力分配和成本核算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做具体了解，以求实现中央财经小组的要求，先保质量，后争数量。

5月23日，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小组会议，指出：钢铁生产指标，经向政治局汇报，认为应当降下来。书记处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5月28日，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我

在会上发言：指标落实不容易。落实后，生产日日升，情况好了。不落实，好像坐喷气式，不能坐稳谈心。落实问题，是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以及地区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退指标本身就起了鼓干劲的作用，过去是你计划你的，我生产我的。小平同志说：

思想上应从一千八百万吨钢中解放出来，注意力放在全局上，不仅要搞工业，而且要注意整个国民经济，要眼见四面，耳听八方。中央下了决心，退到可靠的阵地，在落实的基础上，积极增产。原来那种作法，只会上不去，最后还得下来。主席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材料，只有下来，理所当然，没有议头。现在的问题是，究竟一千八百万吨钢完不成事情大，还是国计民生和市场问题大？市场和出口的影响是根本问题，比一千八百万吨钢问题大得多。从北京、武昌、上海会议始终站在一千八百万吨钢中突不出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工业方面来个解放思想，一千八百万吨钢既然办不到，索性来个精神解放。全面安排，解决工农、轻重关系，眼晴只看到一千八百万吨，就会把全面丢掉，包括丢掉人心。

小平同志这番话讲得鲜明果断，言简意赅，充满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唯物辩证思想。他着重讲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想问题，办事情，当然离不开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本岗位着眼，但同时必

须考虑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全局中是什么地位，对全局有什么影响，小平同志强调“要眼见四面，耳听八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有全局观念，而不要只钻在一个局部里面出不来，不要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不要去做那种影响全局即使一时上去了最后还得掉下来的事情。丢掉全面，也就“包括丢掉人心”，这个话是讲得很深刻的。条件具备、做得到的事不敢去做，当然不是解放思想，不是实事求是，而条件不具备、做不到的事硬要去做，背个大包袱，弄得处处被动，也不是实事求是，索性不做了，思想和精神也就解放出来了。所以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合乎实际，也就是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

有中央这样明确的指示和支持，我们工作起来，胆子也就大了。5月30日，我在全国煤炭管理局长会议上作了题为《做计划要留有余地，生产指标要落到实处》的讲话：

今年一至五月份，大家尽了最大努力，鼓足干劲去做，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提高了百分之九十，但还没有完成计划。钢铁、电力、机械工业的生产都没有完成计划。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就是完不成任务，压得大家情绪都下来了，总是感到欠了债。

工业生产出现这样的局面，不能怪各部，首先我有责任。从中央领导机关起，连我在内，原先都希望指标能高一些。我曾经说过：树上有

果子，要跳一跳才能拿下来。这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树上的果子，而是天花板上的电扇，怎么跳也拿不下来。既然是办不到的事，那只得退回来，这样有好处。

原来订的一千八百万吨钢的指标就是虚胖的，有“空气”，是虚假现象。把虚假现象去掉有什么不好呢？一千八百万吨钢的指标把我们整苦了，天天忙着一千八百万吨。现在解放出来了，可以想一想农业的问题、市场的问题，这样有好处。农业不抓不行，去年大丰产，可是农村劳动力却集中去搞大办钢铁和水利，没有把丰产的粮食全部收起来，损失很大，今年一些地方没有饭吃；去年大跃进，今年王府井商店的货架子上没有东西。现在钢的指标落实下来了，可以腾出手来搞农业，搞商业，想想化学工业、轻工业，好好调整一下各方面的比例关系。

同样内容的话，这期间我还在外交部、冶金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讲过。这些话，比较真实地表达了作为工交战线指挥员的我的看法。

6月29日，国家经委党组趁降低钢铁指标的东风，向中央作了《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三季度拟针对“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严重失调现象，进行整顿和巩固，调整比例关系和整顿生产秩序的意见。可惜，庐山会议后期的“反右倾”，使这个过程中

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