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犯错误的根源何在

“七千人大会”上，大家根据当时的认识水平，对1958年“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根源进行了分析，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几条；经验不够；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分散主义严重泛滥；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作风；过火的党内斗争和只反右不反“左”等等。

1．关于经验不够。

《书面报告》提出，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

在会上分组讨论中，中直机关有的同志表示不大同意这个分析，认为“不能把一切缺点错误都归结到没有经验”。有的同志说，光强调经验不足，“不能服人”，因为

1

“一五计划”时期经验更少，为什么没犯这么大的错误。这些意见不无道理。少奇同志在讲话中对此作了解释，认为“一五”时期没有犯大的错误，“二五”时期反而犯了大的错误，原因当然不止一个，除了经验不够以外，还有不够谦虚谨慎、骄傲自满等等，但是，经验还是很不够，不能说不是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在1月17日《书面报告》起草委员会的讨论中，陶铸同志也强调说：确实没有经验。如怎样向共产主义过渡？速度究竟多快？怎样叫有计划按比例？还有以农业为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价值法则、建设和生活的关系等等，我们没有经验。

毛主席在1月30日讲话中，在谈到第四点即关于认识客观世界问题时，从认识论的高度把这个问题讲得比较清楚和比较透彻。

他指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民主革命就经历了24年后才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如果有谁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中国革命的规律，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很长的过程，要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才能比较主动、比较自由。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缺乏经验。毛主席还诚恳地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

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

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

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他还指出：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日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

，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从这些事来看，我们实在是太蠢了。毛主席这段话讲得多好啊！他的态度如此诚恳、谦虚，当时大家听了，无不深受感动。无论干什么事，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处于不自觉的盲目状态，就会违背客观规律，就会干蠢事。干了蠢事，别人批评了要欣然接受，别人不批评，也不能安然无事，也要做自我批评，“自己骂自己”，并真正引以为鉴，从而变得更聪明一些。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光明磊落的精神。毛主席这段话的中心意思就是提倡这种精神。

经过“大跃进”和随后三年困难的挫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毛主席也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说：至1

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100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比起他1958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比起那些“十五

年超英”、甚

的口号来，头脑要冷静得多了，思考要深刻得多了。

建设社会主义是崭新的事业，谁都没有经历过，谁也不可能预先准备好一套经验。因而，只能一边试验，一边前进，在这样的过程中犯错误的可能性很大。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如何减少犯错误，特别是防止犯大的错误呢？我想，一是在敢闯、敢试的前提下，要谦虚谨慎，尊重科学，稳扎稳

一个脚印，先试点，后铺开，千万不可莽撞行事；一是犯了错误就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赶快纠正。1958年以来的这几年，错误犯得这么大，时间拖得这么长，我看就与没有坚持这两条有关。

2．关于违背民主集中制。

毛主席在1月30日讲话的第二点，集中分析了这个问题。

“大跃进”

那几年中，强迫命令、瞎指挥成风，无论在党内，还是在人民群众中，民主生活都遭到严重破坏。干部、党员和群众，都没有发言权，更不能说不同的，反对的意见，以致酿成了大的错误，并且得不到及时纠正。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结合现实生活中的这个教训，毛主席

三十五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03

3 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实行不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如果在人民内部不实行广泛的民主，干部和群众就不敢讲话，正确的意见就集中

内部不实 行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是法西斯专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不可能正常进行下去。

毛主席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很重要的就是要在党内实行民主，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

析。第一书记同 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

数。拿中央常 委或者政治局来说，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他指出，凡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

生，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他批评说，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是“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引用了两个历史人物来说明，一是“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甚至连自己的心腹谋士范增的话也不听，结果只落得个“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一是刘邦，他比

比如，他改变傲慢态度，虚心听取儒生郦食其的意见，攻取了陈留。刘邦打败项羽不是偶然的，是与他“阔达大度，从谏如流”密切相关的。1

而我们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毛主席说，光在党内实行民主还不够，在人民群众中也必须要有充分的民主。就是要让群众讲话，让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犯了错误，就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

地方去做工 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对于那些被错误处理了的干部，一经发现就要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而这些干部也要从逆境中受到益处和锻炼。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不都是曾经身处逆境而有所成就和作为的吗？

毛主席还认为，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充分发扬民主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工作

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这个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唯一可用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说理、讨论。犯了错误，就应该检讨，正视错误，承认错误。

毛主席讲话后，小平同志在讲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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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坚持这个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毛泽东同志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意义很重大。这

三十五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

5 几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搞好民主集中制，以致上下不通气，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严重的现象。”（《邓小平文选》一

九六五年，第294页）他在谈到实行党内民主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对权力实行监督。我们党是执政党，对权力实行监督，最重要

重要的是“对

），应该 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

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那么，哪一种监，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得，对

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

身。”他建议，领导人的党组织生活书记处、常委会去。少奇同志插话提

平同志说，三个月一次也很好。少奇同志表示同意，说：“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

，开党内生活会。这么一个建议，行不行？每一个委员会，省委也好，地

，地委也好，县委也好，一季开一次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党的生活。”毛主席补充说：“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为什么党委会自身的相互监督是最重要的呢？小平同志说：“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邓小平文选》一九三八—一九六五

五年，第 292-293页）

陈云同志在2月

在2月8日陕西小组会上，也是着重谈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

1036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题 下卷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第181、178页）他还提出了认识问题、认识客观事物要掌握“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以使我们的认识比较全面些。

毛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重要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研究如何修改《书面报告》。少奇同志说：起草《书面报告》时，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问题来批评，忽略了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他建议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主席讲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并强调说：我感觉，我们这几年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这一条。如果我们这几年完全根据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完全走群众路线，有许多错误不会犯，即便犯了，也可以早发现。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麦子要割，食堂要办，这个事情人家晓得的，我们不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少奇同志还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党内民主固然重要，但党内民主不能代替国家的民主，1700万党员的民主不能代替6亿人的民主，那就要充分发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他说，社员大会，社员代表大会，人

三十五“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037 民代表大会，真正要建立起来；党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要真正实行民主，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因此，中央决定，要把“七千人大会”上的精神向人大，政协联席会传达，并组织讨论，提出意见。

修改后的《书面报告》，突出批评了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特别是批评了用对待敌人的专政手段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国民党作风”。少奇同志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亲自用铅笔重写了几大段话，加进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

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违背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这也是这次会议的显著特点。历史经验说明，能不能坚持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党和政府的决策是否正确，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否顺利发展。因此，民主集中制是一个涉及党和国家全局、前途的一个大原则、大制度、大问题，任何时候疏忽不得。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应该说把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日益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我认为，这是导致“文化大革命”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十年1038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

“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是违反民主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点，一方面是破坏集中统一的无政府主义达到了极点，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空前的大破坏。这段悲剧的历史说明，要真正坚持和正确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非常之不容易的。我一直在思索，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重大的决策工作中，如何才能确保民主集中制顺利执行，真正成为铁的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得到遵守，不被忽视，不受破坏。但是至今也还未思索得很清楚。不过，从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看，我觉得至少要具备这么几条：一是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一定要完备，并用以武装大家的头脑；二是民主集中制本身所必需的一系列制度一定要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要从制度上保证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它；三是在广大党员和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一定要真正养成遵守民主集中制的高度自觉性和高度责任感。所谓“高度”，就是要使这种自觉性和责任感达到始终不渝、坚定不移的程度。显然，要具备这么几条，并且做得好，也是非常之不容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健全完善和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用这几条来衡量，仍有不小的距离。不仅现在就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不要轻易说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已大功告成了这个话。小平同志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也是最合理最便利的制度。这个问题在报告中要写上一段话，放到那里，将来适当的时候还要展开来好好讲

三十五“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039 一讲。我觉得小平同志这些话和考虑，十分重要，就是要求和告诫我们，要把民主集中制继续研究下去，继续完善下去，此事还任重道远。

3．关于分散主义严重泛滥。

在“七千人大会”第一个高潮的18天里，集中分析、批评了分散主义。《书面报告》第一、二稿的第二部分，也着重讲的是分散主义和破坏集中统一的问题。当时，起草委员会在研究《书面报告》的起草、修改时，大家发言认为分散主义是主要问题，应集中批评分散主义。

今天回过头去看，当时把分散主义作为纠正错误的一个问题来抓，还是必要的。由于头脑发热，盲目追求速度，数量，各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重复建设，浪费惊人。在执行政策中乱提口号，乱放“卫星”，标新立异，虚报浮夸的现象也很严重。“七千人大会”上，各组发言列举了分散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当时反对分散主义，强调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也是为了集中力量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在困难时期，国家财力物力严重困乏，如果各地还像前几年那样胡吹乱搞，力量分散，显然国民经济的调整是无法进行的，国力民力也无法承受。集中统一领导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尤其在渡过困难、调整经济时期就显得更为重要。

4．关于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和作风。

在“七千人大会”分组讨论中，大家分析了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最根本的，就是丢掉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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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风。比如，山西组在1月18日的讨论中，就列举了主观主义，不实事求是的种种表现：不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瞎指挥，办事不听群众意见，不同群众商量；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封锁消息，不让上级了解真实情况；盲目执行上级指示，不从本地区实际出发，等等。《书面报告》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的分析，指出：“最近几年，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决定问题的时候，不调查，不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乱提高指标，说空话，瞎指挥，不同群众商量。这些同志都凭“想当然”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必然是把事情弄糟。”“他们听了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如假典型、假“卫星”等，就以讹传讹，盲目推广”，“根据假报告、假数字来拟定政策、编制计划，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对党、对人民、对国家造成很大损害。”（《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96，397、399页）还指出：“另外有一种人”，“故意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为了争名誉、出风头，不惜向党作假报告，有意夸张成绩，隐瞒缺点，掩盖错误。”（同上书，第398页）这是一种极不老实的欺骗行为，是资产阶级作风。《书面报告》强调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标准。在组织上，那几年存在着对老实人讲真话不但不表扬，还给予打击；对讲假话、做虚事的人不但不批评、处分，反而表扬、提拔。必须纠正这种现象，不能使那些不老实的人占便宜。

周总理2月3日在福建组发言，谈到这次大会检讨

三十五“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041 错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恢复“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0页）

5．关于只反右不反“左”的恶果。

在传达、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中央高级党校有同志提出：“为什么这次＂左”的错误范围这样广，这样严重，时间这么久，又这么难以纠正？……·为什么中央有的部长到下边视察工作，看到了真实情况也不敢向中央反映？对这些问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问题提得是深刻的。

1958年以来，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我们党犯了严重的错误，损失惨重，而且长期得不到彻底纠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几年党内斗争过火，只反右不反“左”，只反保守不反冒进。

反右派斗争和批评反冒进、反“右倾”，实际上形成了这么一种很不正常的政治风气：不容许党员和群众提出不同意见，否则就很容易被扣上有思想政治问题，甚至反党分子的帽子；不容许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特别是各级领导人的缺点、错误，否则就可能被说成是反对党的领导；党内斗争过火，对敢于实事求是，说真话的同志不适当地进行打击、处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面有人好“左”，下面就有一批以“左”的面孔出现的干部，群众把他们称之为“风马牛”干部（即善于看风使舵、拍马屁、吹牛皮），而这些人往往还容易受到赏识、提拔、重用；尤其在庐山会议以后，各地开展反“右倾”、整风整社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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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问顾 下卷

补课活动，人们唯恐沾上“右倾”的边。“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等观点普遍流行，泛滥成灾。

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所察觉。1961年1月18日，他在八届九中全会讲话曾这样指出过：庐山会议反右，把纠“左”打乱了。这年6月12日，他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说过：庐山会议以后，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一反右，就有一个假象。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就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反革命分子。一反右倾，“共产风”又出来了，几个“大办”出来了：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

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关于反“左”反右问题主要讲了两点见解，这两点见解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重要的，仍不失为真知灼见。一是，他批评了“左”比右好、“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错误观点。他认为：“左”派和右派是相通的，“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在党内斗争中，应该是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二是，他认为不应该把经济建设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看作是“左”或右。他说：“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

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问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7、428页）

朱德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参加山东组讨论时强调，不要自上而下地普遍搞反倾向斗争。他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应该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普遍化地进行反倾向斗争，往往造成扩大化错误，这是“左”的错误长期难以制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德同志这番话，也是讲得很好的，也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一种卓识。

建国以来，我们在工作中虽犯过右的错误，但更多的是犯了“左”的错误。“左”是一个顽疾。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流毒全党，祸及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行拨乱反正，主要就是拨“左”倾错误之乱。有了这个拨乱反正，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新实践，才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小平同志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