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提出

从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来看，都要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经历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武装斗争，才能取得国家政权。而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对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则总是想通过武装侵略、干涉和经济封锁，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经历了14国的武装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长期的“冷战”和经济遏制。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就大举出兵朝鲜，封锁台湾海峡，并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这说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还要经历一场与国外敌对势力的武装较量和其他形式的尖锐斗争，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

实践表明，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干涉和经济封锁，虽然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很难达到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因此，它们在使用“硬”的一手的同时，又采用“软”的一手。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出地强调了“和平演变”的战略。他提出应该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奴役的人民”得到“解放”，成为“自由的人民”，而“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它必须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他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要求自由化的力量”感到满意，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还攻击“中国共产主义是一致命的危险”，“是一种要消失的现象”，宣称美国及其同盟国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要“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

毛主席十分注意杜勒斯的这些言论，十分注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策略、方式的变化。那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刚取得胜利，美国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和禁运还在继续；我们国内政治稳定，“一五”计划正在全面展开，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毛主席当时没有马上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后来提出这个问题，是同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反斯大林，引发了国际上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兰、匈牙利事件接连发生。1957年，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进攻。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要同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并公开反对我们党提出的“三面红旗”，反对我们“炮击金门”的正义行动（毛主席曾经说过：向金门打炮也好，停止炮击也好，主要的都是为了支持台湾人民和台湾当局守住台湾，而不被外国侵略和并吞—作者注）。这些事件，都引起毛主席的高度警惕。

在这同时，美国积极地推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

1

演变”战略。1957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和平取胜战略”，鼓吹要通过“和平演变”，以促进“苏联世界内部的变化”。1958年10月24日，杜勒斯在接受英国电视公司记者采访时说：共产主义“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现在“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

联系到苏联和国内的情况，毛主席对杜勒斯的这些言论极为重视。1958年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毛主席历来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密切注视国际形势和国际社会矛盾与斗争的发展，审时度势，见微知著，以利做到心中有数，未雨绸缪，一旦有事，不至于因毫无准备而惶然失措。提出这一要求十分必要。毛主席是每天都要亲自看《参考资料》的。对我们领导干部来说，不仅脑子要有国内政治和国内全局，而且要有国际政治和国际全局。这样才能头脑清醒，从容应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领导艺术。

到1959年，中苏关系更加紧张，分歧进一步扩大。这年1月，苏联正式通知中国，片面废除帮助中国建立原子能工业和制造原子弹的协定；9月，在中印边界事件中声明中立，实际是支持印度一方，随后又公开指责中

国；同月，苏美戴维营会谈前后，赫鲁晓夫一方面同美国拉关系，一方面激烈地攻击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所有这些，都促使毛主席认为苏联领导已经变质，赫鲁晓夫已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变成修正主义。而在这年7月至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毛主席错误地认为这是国内外的敌人联合向党进攻在党内的反映。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毛主席深深感到“和平演变”的危险性，于是在这年年底把这个问题明确提了出来。

1959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有周总理、彭真、王稼祥、胡乔木等同志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和研究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毛主席要他的秘书林克同志，找一些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讲话送给他看。林克同志选了三篇，即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的证词，以及同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毛主席从前看过这几篇讲话，这次看了之后，同林克同志谈了他的看法。随后让林克同志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林克同志将批注拟好后，毛主席便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的三篇讲话全文印发给到会同志。

杜勒斯的这三篇讲话，都贯穿着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思想。根据毛主席的谈话拟的三个批注，点明了杜勒斯每篇讲话的要害，指出要警惕美国的1

“和平演变”。第一个批注中指出：“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第二个批注在指出杜勒斯证词的主旨后认为：“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第三个批注在引用杜勒斯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的话之后指出：“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11月12日，毛主席在会上又对杜勒斯的讲话和批注，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他说：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

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毛主席在谈到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的演讲时说：

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

……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毛主席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论是属于杜勒斯讲的“和平演变”的性质的，我们的方针是：

我们现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采取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硬着头皮顶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赫鲁晓夫，一方面是对艾森豪威尔。顶上五年到十年。对美国还是要全力揭露，用事实，要有说服力。我们不说赫鲁晓夫，也不影射赫鲁晓夫。我们只揭穿美国的欺骗，揭穿美国的所谓“和平”。

1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明确提出并深刻论述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从此，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在一系列会议上一再提醒全党，并逐步展开了所谓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

从1960年起，中苏两党的分歧进一步加剧。4月22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一文，点名批判南斯拉夫的铁托同志，实际上是不点名地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在内部，则明确指出苏联已经变修，要吸取他们的教训，并认为国内也已经有了“修正主义者”，就是彭德怀等同志，要警惕出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1960年5月28日，毛主席在接见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的时候说：“我国也有修正主义者，以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为首的修正主义者，去年夏季向党进攻。我们批评了他，他失败了。跟他走的有七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连他自己八个。我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92个，八个人当然是少数。”

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在代表中央所做的“书面报告”中，专门讲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毛主席在谈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时也说：“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

“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145

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2—823页）在这里，毛主席正式向全党敲响了警钟。1967年2月3日他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卡博和巴卢库时曾说：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同年8.9月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8月9日，他明确提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9月24日，他又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9月27日发表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重申了毛主席讲话的精神，强调“无论在现在和在将来，我们党都必须提高警惕，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

从1962年底到1963年春，我们党连续发表七篇文章，批判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的多列士和美国共产党等所谓“现代修正主义”。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苏论战进一步公开化。从这年9月到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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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年7月，我们党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点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大论战进入高潮。与此同时，国内加紧了反对“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

1963年2月25日，少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做了关于反修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我们国内防止修正主义思想的发展”。他说：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也不蜕化变质，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在报告的过程中，毛主席插话说：蜕化变质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可能的，一种是不可能，如蜕化变质，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化为资产阶级专政。28日毛主席又明确提出：“国内的修正主义也不少，要反对我们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这些牛鬼蛇神。”当时，大家对这些精神都是一致拥护的。27日我在东北组的发言中，表示拥护少奇同志的报告，并提出了所谓防止修正主义的十条措施。3月14日，中央根据少奇同志的报告，发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提纲》，3月29日又将报告全文作为绝密文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或党组书记。与此同时，开展了农村“四清”、城市“五反”运动及文化战线的批判，以从根本上挖掉所谓修正主义的

根子。

在这年5月召开的杭州会议上，毛主席在主持制定《前十条》的过程中，一直把防止修正主义与“和平演变”作为一个重要指导思想。5月7日，他在吃饭时举杯祝酒说：“为城市五反，农村四清，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干杯！”5月9日，他在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注中，描绘了一幅如果“党变修”、“国变色”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毛主席的心中，防止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占了多么重要的位置！

1

1964年1月25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基层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教育的通知》（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宣传提纲》），决定对全党全民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运动。从此，全党全民的反修教育迅速展开。

到1964年上半年，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烧向北方。在这种形势下，于1964年5，6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突出地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的重要性、迫切性，并从反修防修和防止世界大战的总体战略上布置了各项工作。6月8日，在毛主席讲话时，少奇同志插话说：光有南斯拉夫，还不足以教育全世界工人阶级；一定还要加上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领导的，它搞了四十年，出了修正主义！因此，也想想我们会不会搞修正主义？毛主席接着说：已经搞了，像白银厂、小站，不是么？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拿在我们手里。他还郑重发出号召：省、地、县传下去，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少奇同志接着说：各省可以独立。6月11日下午，少奇同志在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报告，他说：恐怕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都可能产生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插话说：如果不注意，准出。注意了也可能出。康生更进一步把出修正主义看作不可避免的现象，他说：“看起来，大概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是这个规律，不注意要出，注意了也还要出。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掌握领导。”

上“和平演变”和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149从1965年起，毛主席越来越重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这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反复强调：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应该造反，几个省可以联合起来，搞独立；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你们要从实际出发。

这次会议以后，毛主席路经天津、济南、蚌埠南下，巡视南方各省。在南京、杭州、广州、南宁、长沙等地，他除了找当地的党、政领导谈话以外，还找了一些大军区、省军区司令员谈话，向他们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12月5日，他不顾71岁高龄和旅途的劳顿，重上井冈山，并写下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句，表达了他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心。

接着，毛主席从组织上采取一系列措施，撤换了他认为有“问题”的领导人。1965年12月，他根据林彪、叶群的诬陷，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罗瑞卿同志，随后撤销了他的军委总参谋长等领导职务。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停止或撤销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同志的领导职务。为了打倒少奇同志及一大批中央领导同志，最后不顾后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为了防止中国发生“和平演变”，毛主席还曾设想请外国党来进行帮助。1964年1月5日，他在接见日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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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顺 下卷

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曾说：如果将来中国修正主义占了统治地位，你们就要举起反修的旗帜。日本和印尼党有这个资格，那时的希望就在日本和印尼党身上。1965年9月17日，毛主席在接见日共中央袴田里见时又说：要准备中国出修正主义。那时候，你们要帮助中国工人阶级同人民群众反对这种修正主义。

前已说过，为了防止“和平演变”，毛主席发动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关于这些运动，本书的其他章节已经详谈，这里只谈一谈当时采取的其他两项措施：

一是号召学习解放军，设立政治机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这是从学习大庆油田开始的，后来中央把它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一条重要措施。当时，大庆油田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培养出了一支过硬的石油工人队伍，克服巨大困难，使我国的石油工业取得显著的成就，成为各行各业学习的榜样。其他工业部门的同志也提议学习解放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把这种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1963年12月16日，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致信林彪和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同志，做出《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指出：“国家工业各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到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

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按石油部学习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至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

还有商业部 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会议对毛主席的批示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学习解放军的初步措施。

这次会议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和中央书记处的决定，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组织部、国家经济委员会

九位同志，组成起草小组，起草了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九个条例的草案，提交1964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讨论。16和17日，我在会上对这些条例草案做了几点说明，指出：毛主席的批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所要解决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方向性、根本性的问题”。4月19日，中央将我的说明连同条例草案，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进行讨论。6月4日上午，我又

建立政治机关的决定（草稿）和政治工作条例（草稿）做了几点说明。

1965年5月11日，中央做出《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构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从中央到县委都设立了工业交通政治部，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

立了政治机构和专职人员，甚至生产班组也设立了不脱产的政治宣传员。按照工交系统的这种做法，农业、财贸等部门及高等院校等，也都设立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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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 治部等机构。

二是改革有关制度，缩小三大差别。

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措施，其中第十一条就是：“绝不

色不要实行 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1965年5月22日，三届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的军衔制度。1966年1月3日，中央批转文化部党委关于进一步降低稿酬的请示报告。后来，又干脆取消了稿费制。

类列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

题，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的认识和采取的措施，确有正确的方面和可取之处。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以后，从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和经济竞争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总是处于“弱”势，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因此，警惕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是完全必要的。前几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剧变，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是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回避而且必须注意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人民取得的政权就可能重新丧失，整个的革命事业就会付之东流。30年前，毛主席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斗争的战略策略的转换，及时地提

出这个问题，并教育全党同志长期保持应有的警觉，这是很必要的，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深谋远虑。

然而，历史也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当年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认识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显然是过了头了，捕风捉影的色彩甚多，因而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这就不能不付出很大的代价，留下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训。

首先，对当时形势的估计发生了严重的偏差。60年代初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加紧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对国内一些人可能会发生一些影响，但当时我们党和国家并不存在“和平演变”的

在“以阶 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在中苏分歧扩大，美国侵越战争升级，党内由于“大跃进”等工作失误造成的思想分歧增多等因素的影响下，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性，错误地把党和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当成了当时最严重的政治问题，甚至认为即使注意了也可能发生。这就完全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

其次，对于什么是修正主义，认识并不明确，甚至把很多本来是正确的东西也当作所谓修正主义、“和平演变”来加以反对。对外国许多党及其领导人，我们曾进行连续几年的大论战、大批判，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论战和批判有许多并不是正确的。对国内，毛主席曾几次指出：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

级投降”。所谓

本来是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同志1

中央的正确建议，即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抓紧国内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

这本来是正确的，毛主席却说这是要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尼赫鲁）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

”（1963年5月22日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所谓“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本来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和集市贸易、调动农民积极性、克服农村困难的一些正确主张，也被错误

大大义”“修正主义”，所谓“向资产阶级地认为是搞

投降”，本来是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同志提出

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也被当作修正主义受到严厉的批判。结果，三位部长被撤职，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凡是不符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的，不积极进行所谓“阶级斗争”的，都被

这当然是错误的。

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毛主席对于修正主义是怎样产生的，哪些人容易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也有很多是不正确的。例如，他多次讲过：穷则变，富则修。说穷则思变是对的；但不能说富裕了就要变修，这中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把这变成一个公式，似乎成了带规律性的社会现象，这

在实践上则是有害的，就很容易走到把贫穷和社会主义

连在一起的错误路子上去。毛主席还多次讲过：书越读越蠢，越是知识分子越容易产生修正主义。这种说法，从总体上来看，也是不对的。在文化知识

越显得重要的年代，对知识分子这种缺乏充分理解和信任的看法，显然也是有悖于实际和不公正的。

再次，当时防止“和平演变”所采取的措施，有许多是不正确的。例如，开展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及文化战线的批判，虽然规定了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措施，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效

总的来说，都不 同程度地犯了阶级

的错误，打击了很多不应该打击的人。至于后来为所谓反修防修而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更造成长达十年的大动乱，后果就更加严重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说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站得住，会不会垮，关键在于自己的经济建设搞得好不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不是强大，人民生活是不是不断得到改善。如果这方面工作搞得好，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谁要“

演变不了。但是当时毛主席只是

来的“和平 集中精力在政治上考虑问题，考虑如何反对外来的“

演变”，如何防止所谓内部出修正主义，不适当地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党内问题的严重性，大搞阶级斗争，而没有抓住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这个问题的根本，因而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直至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后果。实践已经证明，在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前提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中心任务是一心一意、聚精会神地不断推进国家的经济建设。只有把经济

1

建设搞上去了，大大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才是防止“和平演变”的正确途径和根本措施。

当然，我在这里指出60年代初期在防止“和平演变”方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表现的不成熟性，以至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失误，并不是说不应该重视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问题，更不是要否定警惕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是说应该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处理好防止“和平演变”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关系，并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决不能放松警惕。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非常正确的。在当今国际局势发生剧变之后，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注意警惕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始终做到心中有数，加紧做好我们国内的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正确处理了防止“和平演变”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既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始终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发生以后，党正确地处理了这个事件，没有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国际局势发生剧变以后，党按照“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方针，坚持把注意力集中在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仍然没

有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后，我们更不能动摇这个中心。邓小平同志提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核心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