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最后一击

十年来，虽然已经习惯了政治社会的一惊一乍和风云突变，但是一个消息让每个听到的人，都会惊讶得嘴张得一直看到嗓子眼儿。谁也不敢相信、也无法证实这个消息，可是很快连空气也在传播这句话：“四人帮”完蛋了，江青被抓了。我们已经不敢相信好事会来，黑暗会这么一下子到头了？

由于有了“林彪事件”后那个谣言的教训，我们已经懂得对待传言的办法：只听不说。耳朵是从不犯错误的，惹祸的都是嘴。

1976年10月23日晚间11点钟，有人到我寄居的朋友家找我，出来一看三个人，是我弟弟和两个陌生人。一个陌生人说：“刚刚我们学校的同事们聚会庆祝粉碎‘四人帮’——听说明天中央就正式公布了，你姐夫喝得太多了，正在医院抢救。”

我姐夫叫李昆祥，他是我二姐夫，“文革”前美院的油画系主任，一位出色的画家。那一代油画家大多采用列宾、克拉姆斯科依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肖像画很有功力，是位书生气和艺术气质十足的人，率真、随性、善良，容易激动。“文革”时被整得很惨，一直受压，此时此刻好像突然松绑，肯定欣喜若狂，放纵无度，喝多了。

“哪个医院？”我问。

“元纬路医院。”他答道。

我说：“好，我们马上去。”我赶紧取了车，与他们一起骑车奔往医院。路上我忽然感到有点异样，他们一句话也不对我说。我问：“昆祥现在情况怎样？”他们支支吾吾。我觉得有问题，换一种问法：“抢救有效吗？”其中一位说：“好像不大管用。”我立刻惊呼起来：“不管用就是完了，昆祥完了！”街上很静，我的声音特别响。我弟弟一听忽然加速，冲了出去，像野马一样很快消失在前边的黑夜里。

到了医院，李昆祥已被送到停尸房，我去看他。头一次进阴森森的停尸房，我一点也不害怕，一排十几个砖垒的长方形的台子，中间有四个台子上放着尸体，其中一个尸体只有一半长短，大概是个孩子，还有一个十分肥大，是李昆祥。他怎么变得这么大了？掀开白色的单子，露出昆祥的脸，显得有点怪异，比平时大了许多，苍白、臃肿，据说是酒精中毒的表现。那时我的感情好像死了，脑袋真空，但我还是想到与他握握手作别——并且依照他的习惯握手时左右摆两下。这一摆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我问：“我二姐知道吗？她在哪儿？”他们说：“就在医院的监护室里。”我赶紧去监护室，看见二姐围着一条被子坐那儿，好像痛苦的高潮已经过去，一脸迷茫。她见到我之后又哭了一通。我知道说任何话也劝不住她，心中东西太强只能由着她宣泄。这样直到天亮，二姐不知不觉睡着了。

弟弟对我说，昨晚美院的人去找他时，父母知道昆祥醉倒了，但没想到会出事。弟弟一夜未归，二老肯定不放心，这事必须告诉父母，怎么说？谁去说？我想了想便说，只有我去告诉他们。

此时，我虽一夜未睡，却一点也不困，甚至不觉得疲劳，可能因为我重任在身——我要让父母听到自己的女婿突然死去的消息时，不出任何意外。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天津的海河边

一走出医院就听到了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愈到市中心声音就愈大。原来今天电台发布了“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这意味着“文革”的结束，于是憋在人们心头的喜悦像井喷一样爆发出来，整个城市、整个中国发狂了。我去父母家的路线必须穿过市中心最大的干线——和平路，那里已是人头涌动，老百姓全都跑到大街上，开始了自发的大游行。游行的人群打着一条条巨型的横标穿街而过，“彻底粉碎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一行大字令人激动万分，还有一幅横标“揪出王洪文、踢死张春桥、棒打江青、砸烂姚文元”更解气，特别是这几个杀气腾腾的人名上都打上红色的大十叉！

在百货大楼下边，我被和平路上的游行队伍拦住，我急着回去见父母，必须穿过游行队伍，我推着车挤进人群，要穿街而过，几个负责维持秩序的人跑过来拦我，坚决不准我过去，我急得朝他们大喊：“叫我过去啊，我家死人啦！”我这一叫把他们吓住了，不知我出了什么事，他们看了看我这半疯的样子，便放行让我穿过去。

粉碎“四人帮”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奔上街头庆祝

那时父母住在我大姐家楼下，弟弟从石家庄回来探亲也住在那里。我先上楼向大姐要了两片硝酸甘油，左右手各攥一片。然后下楼进了父母的房间。母亲一见我便焦急地问：“昆祥怎么样？”

我说：“没事了。”我装得挺轻松。可说了一会儿又改口说道，“还没完全清醒。”我见母亲神情专注，马上再转口说，“总得用些时间，喝了那么多酒，要醒过来就得费点劲。”随后就扯了些刚才在路上的见闻。

母亲忽然问：“见到你二姐了吗？”

我说：“见了，二姐还行。现在二姐怕他醒不过来，怕成植物人。”我又给母亲增加一些压力。

母亲问：“有可能吗？”

我说：“医生说是酒精中毒。我不懂酒精中毒会不会成植物人。如果真成植物人，二姐就惨了。”

母亲说：“昆祥就更惨，生不如死。”

我见母亲比较沉得住气，便乘机讲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植物人的悲剧。我一点点夸大这种事的悲剧性，一点点消磨掉母亲的期望。我一直说得口燥舌干，甚至说下去有点费劲了。这一切都在母亲的眼睛里。母亲是明白人，她突然问我：“昆祥是不是没了？”

我一怔。她的目光在逼我实话实说。我便说：“妈妈，您这辈子经的事太多了，您什么都扛得住。现在您既然已经知道了，何必非要由我说出来。”

母亲流下泪来。父亲垂下头，父亲不善表达。我对母亲说：“您就哭吧，反正二姐已经哭痛快了，认头了。毕竟昆祥不是叫人整死的，是高兴得开怀大笑走的。”

一个可能激化的情感高潮就这么无惊无险地过去了。这时我张开双手，两片硝酸甘油已经融化在手心里。我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我从父母家出来时，才感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有点垮下来的感觉。“文革”在它崩溃的最后一刻，还是没饶过我，又拉走我一个亲人，给我重重的一击。

在回自己家的路上，我已无力骑车，推着车慢慢走，想起姐夫的不幸和不幸的二姐，任由眼泪淌过脸颊，也不去抹。没想到，我竟然是带着剧烈的伤感来迎接这大地回春的一刻。街上不时有游行队伍走过，可以看到人们忘乎所以的欢蹦乱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团结里那一侧的街边失声痛哭，呜呜地哭出声来。他一定有一个痛切难言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真是太多太多了。此刻，他用痛哭宣泄着痛苦，也宣泄着心中无比的欢乐。在当年春节除夕之夜，鞭炮声震耳欲聋，整座城市就像打起仗来一样。记得我还听得鞭炮声中有人嗷嗷地叫，叫得狂喜，也叫得哀伤。

还好，我活到了今天，就像渡过一条危难四伏、布满急流险滩的大江，最终能够站在彼岸上，应该也是一个奇迹。

2016年1月27日初稿

2016年3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