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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婚纪念日
我们的结婚筹备像是一种地下工作，秘密、悄然、不声不响地进行。狗崽子结婚弄不好会招事，何况我们的新房正好就在一个“红卫兵总部”的楼上。这间房子是她家临时借给我们结婚用的。那时，虽然她父亲是高级职员，也没有逃过抄家的风暴，因为她母亲继承的遗产中有“定息”。1956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工商业者的私有财产以定息方式进行“赎买”。“文革”一来，凡领取定息的全部视作剥削，全要抄家。不但相关单位纷纷向红卫兵提供信息，连银行也将定息存款者的姓名用大字报公布出来。她家因此被抄，而且比我家抄得更惨，被“扫地出门”，被“勒令”搬到这里来。
这儿是大理道松竹里2号楼，在一条短胡同的尽头，一幢典型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原本是姓高的一家人独住，高家曾经很富有，所以这次抄家抄得特别狠，传说抄出来一车黄金，其实只是传说而已。抄完之后，高家老少三代被集中在二楼的两间卧室里。其余的屋子都给了其他几家“扫地出门”的被抄户。这些外来的被抄户中，有天津最大的资本家、做过副市长的毕鸣歧；有启新洋灰公司李家的后人；再有，便是顾同昭家。她一家五口人，只给了二楼上的一长一方两间小屋。凡是被“扫地出门”的，只准许带少得可怜的生活必需品，如被褥、衣服、脸盆、暖壶、旧桌椅，别的东西都不准带，所以这两间房屋虽小，仍显得空荡荡的。我们结婚借用了其中更小的一间，不足十平米。
当时我俩两手空空，任何家具都没有，可是那天把房子打扫干净，再用拖布把地板拖过，站在空屋中间，闻着清水擦过的木地板的气味，心中忽冒出一种新生活即将从这里开始的兴奋来，我俩相互露出笑容。但是兴奋也不能出声，因为楼下住着红卫兵。四个月前五大道抄家时，这里曾是红卫兵的临时指挥部，后来一些被抄户住进楼中，它更像一个看守所。然而此时红卫兵大多外出串联去了，主战场已不在这里，人也少了，我们反过来要加倍警惕他们；不能叫他们得到任何风声。
大理道松竹里2号的窗户，1967年1月1日我在这里度过了“新婚之夜”
我从自己家里搬来两件家具，一是小时候使用的书桌，书桌的一角在抄家时被斧子砍去，桌面还有几道挺深的剁痕，把它放在我们小小的新房内，大小刚好；再一件是租界时代的遗物——躺柜，柜门已被砸烂。我便把柜子立起来，用木板钉个柜门装上合页，成了一个别致的小立柜。床是用抄家扔下的烂木头架起来的。没有窗帘，便用半透明的硫酸纸糊在窗户上。同昭买了一盆文竹放在改制的小立柜上边，婆娑的绿叶斜垂下来，这惹起了我们对“新生活”的幻想，跟着便兴致勃勃去到商场，给自己的新房添置了两件真正的家庭物品。同昭是生活的唯美主义者，这两件物品都是她用心挑选的，一台是造型别致、漆成天蓝色的浪琴牌木匣收音机，另一个是小小的夜明钟。于是，一个在废墟上构筑的小巢就这么温馨地成形了。这台收音机还能收短波，但我不敢去拧。我知道，只要短波的电台一响，叫人听见，就会让我立刻送命。我们要分外留心把自己的小巢藏在自己的身后，对谁也不说。
那时，我母亲躲在家中不敢出门，因为她头发被剪，一时长不长，出去就会暴露，遭人攻击。直到天冷，可以用块布做头巾把头发包上，她才敢提篮子去买菜。母亲只有不多的一点钱，她交给我二十块钱，叫我给同昭做件红褂子。同昭哪敢穿红的，就买块蓝雪花呢的布料做件棉袄的罩褂，母亲见了就哭了，说哪有新娘子不穿件红的，又拿出二十块执意叫同昭再买块红色的。这样母亲手里可就没多少钱了。同昭执意不要，我却接过钱来，又拉着同昭去买了块深洋红的雪花呢，再做件罩褂，穿了去给母亲看。依从母亲，叫她顺心。那时候所有的事都是戗着，只有自己能叫自己的心气儿顺着。
结婚那天晚上，同昭的父亲在劝业场附近惠中路上的红叶饭店请我们吃饭。那是一条窄街上一家很小的饭店，店门不过五尺宽，三层小楼，但这里专营的四川菜却做得有滋有味。记得那天“婚宴”的菜有一碟鱼香肉丝，炒得很香，后来只要一吃鱼香肉丝就自然会想起“结婚”二字。当时她的母亲住在北京，她弟弟妹妹都来参加我们的“新婚晚宴”。她父亲举起盛着葡萄酒的酒杯轻轻说了一句：“祝贺！祝贺！”跟着六七个酒杯丁丁一响，她父亲送给我们一小束淡粉色、很优雅的康乃馨花——那是同昭最喜欢的花，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了。我们一边吃，一边不时扭头看看是否有人发现我们，好像我们在偷着干什么事。这感觉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
在我离开家来赴“晚宴”时，母亲给了我一个布包，里边有一套秋衣秋裤，还有内衣和袜子。我出门把这布包夹在自行车后衣架上，跨上车，一心去往“晚宴”，饭后骑车到新房，忽然发现布包没了，掉了吗？那可是我带到新房的全部家当！是掉了。因此我说我人生的新阶段是真正从零开始的。
新婚之夜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美梦，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更残酷的现实。
我们从外边回家、锁车、上楼、开门都是小心翼翼，几乎没有出任何声音。进屋开了灯不一会儿，外边忽然响起喇叭声，吓了我一跳；声音很大，好像就在窗跟前，再听原来声音出自外边院里，跟着有人喊：“狗崽子，你们干什么哪？”是红卫兵！他们知道了？我们突然感到极度紧张。被发现了吗？我们没出一点声音啊！难道走漏了消息？反正是糟了。
跟着，一群红卫兵，五六个或七八个吧，站在院里又吹喇叭，又喊又叫，又唱革命歌曲，又喊口号，又念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同昭吓得赶紧把灯关上。他们反闹得更欢，夜里静，声音显得分外响分外清晰。喇叭声像火车汽笛那样震耳。不一会儿，他们想出更具侵犯性的法子——用手电筒往窗子里照。他们的手电都是长把儿的，电池放得多，光极亮。他们在下边往上照，我们没有窗帘，电光就直接照在屋顶上，手电晃来晃去，许多条雪白的光就在屋顶上乱划，好像夜间空袭的探照灯。那种紧张感难以表达。我们哪敢再去生炉子，只能穿着棉袄坐在床上。我紧紧搂着她，感到她在发抖，我知道她更怕的是突然的砸门声和一群人破门而入。
还好，他们没有上楼来，只是在院里闹，闹了一阵，尽了兴，便回去了。冬日外边毕竟很冷，然而隔一段时间他们又来了兴致，就会再跑到院里吹喇叭、喊口号，用手电的强光朝着我们的“新房”攻击一阵。整整一夜我们就是这么度过的。到了后半夜，他们大概也累了，没劲儿了，睡了？反正没动静了。我们便穿着棉衣卧在床上。屋内没有炉火，太冷；又怕他们突然袭击，闯进来。我感到她一直在打战。我悄悄地吻了吻她的脸颊，她的脸像冰凉的玻璃罐儿；她是木然的，毫无反应也无感觉。
我们的结婚照
后来，我们也睡着了，睁开眼时天已亮了。没有窗帘的屋子亮得早，其实这时还不到七点钟。我第一眼就看到桌上那几枝插在玻璃杯里的康乃馨，却感觉不到它们优雅的美。它们精致的花瓣漠然开放在冻人的晨寒中，这就是我们的“新婚之夜”了。
五十年来，我一直把自己这个遭遇视作我的一个人生财富，一生都不会丢掉。我妻子却从来不把每年的12月31日作为结婚纪念日，她要挪到转一天，改为1月1日——元旦。她想从生命里切掉这一天，或者跨过这一天。
跟着应该是“蜜月”了，但我们也不可能有蜜月，因为“一月风暴”开始了，否定红卫兵、骂红卫兵的声音出来了，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吗？怎么忽然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了？跟着造反队纷纷揭竿而起。前一阵子一些被打倒被批判的人，又起来拉一帮人马，专和原先正统的“主义兵”作对。一天，我去文化馆办事,撞到美术组一个姓韩的干部，他说：“你怎么不参加咱们文化系统的造反队？”我说：“我能参加吗？我出身不好。”他说：“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愿意跟着毛主席造封资修的反，造当权派保皇派的反，都欢迎参加。”我听了很兴奋，表示愿意，他带着我上楼去报名，还领了一个大红袖章，足有半尺宽，上边只印了两个黄色的大字“造反”。我把它往胳膊上一套，立时感到威风八面。几个月来最有威慑力、令人震悚的红袖章，竟然“合法”地跑到了我的身上。我从此变了一个人？
从文化馆出来，我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先去母亲家，想叫母亲感到一种保障与安全。一路上觉得很多人在看我，好像碰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可是到了大理道只听几个在路边玩耍的孩子惊奇地说：“瞧，冯大个儿当上红卫兵了。”这些孩子肯定都参与过抄我家，现在一看不妙，一哄而散，都跑掉了。
我有点诧异：我怎么成了红卫兵？我到家，母亲见我戴着大红袖章，问了半天我也说不明白，母亲露出担忧。不过，她也不必担忧，第二天文化馆就来人找我要走了袖章，据说他们的总头说我出身不好，容易叫对立面挑刺找麻烦。虽然后来不少出身不好的人都参加了造反派，我却从此认定自己还是做超然世外的逍遥派最好。
我结了婚，到了现实生活里，才发现我们乘上了一只很单薄和无助的小船，而且这只船正在沉没。我俩在同一个单位——书画社里从事古画的临摹。她喜欢花鸟和仕女，习画时师从天津美院的两位老画家溥佐和张其翼；我长于山水，老师是惠孝同和严六符。我俩都从宋画入手，临摹也多是绢本，在书画社里都算是高手，靠画画吃饭应该没什么问题，可是“文革”一来，古画成了“四旧”，临摹古画是宣传封资修，我们书画社立即把所有的画，包括临本、范本、粉本以及各种资料全堆在街边上烧了。可是临摹古画被废止，马上断了我们的粮草。结婚后第一个月两人的工资是七元二角五分，不光是我们，单位二十二人全部都站在经济的谷底，像一群无奈地站在干涸的河床上的禽鸟。
结婚十年后大地震中，所有结婚纪念物都丢失，连结婚证也砸在废墟里，只有结婚时我俩精心选购的夜明钟幸存于世。但玻璃面碎掉，表针已停住不动。这时间曾停在我人生中的哪一刻？不得而知
触发我的自救之谋的还是红袖章。
这期间我在街上发现戴各种字样袖章的人愈来愈多，能不能给他们印袖章上的字呢？我向一位做工艺美术设计的朋友打听，得知印袖章的工艺极其简单，经过一通努力，很快将书画社改行为丝印作坊，专印袖章和各种旗帜。我们书画社只有一间房子，在营口道临街的一幢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是一个做糨糊的车间，街上人车往来，画画有点乱，招揽业务却是个好地方。丝印一开张，天天各种红卫兵和造反队爬上楼来印袖章队旗。那时社会各种群众组织揭竿而起，我们只要对方出示单位证明就给印。一天，有个学生来印袖章，“红卫兵”前边加“千钧棒”三个字。那时红卫兵已不是铁板一块，分裂成各派，各立名号，多取于毛主席诗句，如“风雷激”“金猴”“云水怒”“从头越”“追穷寇”“全无敌”“在险峰”等等。这学生与我办理完手续，我送他下楼，他边走边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了。”我不认识他，忽想他是不是抄我家的红卫兵？着意看他一眼，有点像曾经那个跟着周队长的高个子，待回来拿他的介绍信一看——十二中，没错！这时再看用一排排竹竿晾了满屋子的红袖章，对红卫兵的恐怖感立即消失了，人像松了绑。
随着形势日益复杂，袖章愈加五花八门。有时对立的两派都来印袖章，在我们这儿遭遇上了，没说几句话就要打架，我单位的老邢对他们说：“你们要打到街上去打，我们是逍遥派，没观点，不向着任何人，谁来印都给印。”单位的同事们说这样最好，管它哪派，给活儿干就好。
可是这种超然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天上班来忽见人人脸色都有些异样，抬头看，迎面墙上两张大字报，竟是写给我的。题目是“揭发冯骥才的十大罪状”，小标题是“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冯骥才”，我的名上居然用红笔打着叉。再看署名是我单位一位姓王的同事。怎么会是他？
这个王姓的同事是刘奎龄的徒弟，擅长走兽翎毛，功力不错，我和他平时关系挺好。他喜欢向人借钱，常常借了还不上，债主就找上门来要，逢到有人向他讨债，都要靠我去帮他周旋和解围。再说前两天下班还同我一起去喝酒，有说有笑的。
他为什么突然对我反目？当时的我，尽管已经二十五岁，由于此前的家境还算富裕，人生过于简单，喜欢把生活想象成小说，对待人际关系过于理想化和感情用事，世事所知甚少，或者说不谙世事，“文革”让我一下子突然看到人赤裸裸的另一面；我惊愕、意外、不可理解，但必须接受，因为现实是强制性的，人生存在现实里，不管现实变成什么样，你首先得承认它。“文革”前书画社由三个人组成的社委会来管理，这三个人是区文化科指派的，管理社里的行政、财务和业务往来。我是其中一个。那二位都是年老的画工，管行政和财务；我年轻，比较能干，负责与社外的业务联系，过去是接洽书画业务，现在便是联系丝印了。别看在这个小小的书画社管这点事儿什么也算不上，却叫这王姓的同事看上了。突然扯去平日熟悉的面孔，露出杀气。
那天下午，他来到书画社时正好和我面对面，他的目光立即躲开，再没瞧我一眼。屋里的人都不说话，没人跟他说话，也没跟我说话，气氛异样。那时的生活可是说变就变。我脑袋有点乱，同昭的一句话却使我清醒过来：“人家当权派都是国家派的干部，是党员，你什么也不是，光是跑跑业务就能算当权派吗？”我便找朋友去打听我是否算当权派。有的说：“你算屁当权派。你那单位自负盈亏，说垮就垮，垮不垮都没人管。你别再给他们联系活儿干了，没人上班，看看谁是当权派。”有的说：“你那个小作坊都算不上是一个正式单位，甭说公费医疗，连工作证都没有，你是当权派？不是太无知了？”有的说：“人家是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是党员吗？你单位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哪来的当权派？你还真把你自己当回事，瞧把你吓的，脸都白了。”他们说得再有理、再好，却没人认可，这些道理也无法拿到书画社去说。于是，我到文化馆和区政府的文化科去问，但是过去管我们单位的文化馆吴主任和区文化科的卞科长都被打倒靠边站，再去问别人，别人只是笑笑，没人解释，也没人肯解释。有人告诉我，现在各地政府都被打倒了，没人主事，很多问题没人说了算；据说在天安门广场上临时建立了一些地区的联络处，有不明白的事可以向他们咨询。天津的事归“华北地区联络处”管，这个联络处也在天安门广场上办公，可以去找。
我和同昭马上到火车站买车票奔往北京。那天阴天，赶到天安门广场，昏昏沉沉，天气很冷，黑压压到处是人，人群中间立着一些临时办公的帐篷，人们挤来挤去，多是进京告状的人。运动初期大量挨整的人现在没人管了，便跑来申冤；一个老人拉着我就喊冤叫屈，他的手死死抓着我的胳膊不叫我走，我说我不是政府的人，我也有麻烦，我比你还冤，老人才松了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东边终于找到这个“华北地区联络处”，我们钻了进去，里边只有一个人，干部模样，穿着厚厚的军大衣，头戴“三块瓦”棉帽，两边的两块放下来垂在面颊旁，人有五十多岁，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小桌前，阴沉着脸，见我们进来，只说一个字：“坐。”桌上一支笔，一个登记本。他指指登记本叫我把自己的姓名、单位、地址都写上去，然后只说两个字：“说吧。”我便把书画社的情况一五一十说来，这些话我昨天想了一夜，复习了无数遍，来北京时还想了一路，记得清清楚楚，可是张口一说却乱了，愈想说清楚就愈乱，最后把一句最想得到答案的话说给他：“我到底算不算当权派？”然后着急地等着答案。
我为自己“新房”画的速写
这干部在我说话时好像根本没听，我说完他立刻说：“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算不算当权派应该是本单位革命群众说了算。”说完这两句，不管我再怎么问，他翻来覆去只这两句，最后说：“回本单位去吧。”
我从帐篷钻出来时，心已凉到底了，和广场一样凉和空空荡荡。忽见妻子站在我对面，身上裹着一个大棉猴，斜背个军包，绿色的背带斜在胸前，嘴上扣着一个大白口罩，口罩上边一双大眼睛直望着我，绝望，茫然，不知所措。我忽地涌起一阵怜惜的情感，作为男人我不能把压力放在她身上，我应比她强，给她力量。我用胳膊上去一拥她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不在乎。最多就是不再管事嘛，更好！咱们回去吧。”我们踏上了返回的火车。
火车上很乱，有进京告状的，有各派之间相互串联的，也有全国大串联的红卫兵；这些大串联的红卫兵是可以不买票的，但他们常常会和列车员吵起来；还有一些卖各种“红卫兵小报”和“战报”的人在车厢里挤来挤去，叫着：“一分钱一份！”
我和同昭上车晚了，没有座位，就坐在车厢连接处的地上，肩靠着肩。我的腿长，常给走来走去的人踩着。忽然车厢里的喇叭广播一条没头没脑的新闻说：伟大领袖的身体非常健康，经医学鉴定，伟大领袖至少活一百四十岁，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车厢里立时被一片高呼万岁之声淹没。我和妻子对视一眼，传达彼此心中的惊愕：这运动还要搞多少年啊，一直要搞到我们老了，要搞一辈子吗？我感觉火车好似载着我们正在一头扎入无穷的黑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