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逃亡

进入1976年，第一个闯进耳朵并闯进心中的声音就是哀乐，随同这声音是一个天塌下来的消息：周总理去世。在那个年代里人们把社会的希望与出路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一两年来随着批林批孔、批儒家、批水浒、批红楼，一波紧于一波的思想批判，谁都明白剑尖直指总理。连工厂街道都大骂孔子骂宋江骂贾政，总理摇摇欲坠和岌岌可危。人们天天担心着他，他忽然死了，像黑暗中唯一一朵火焰忽闪忽闪，忽然灭了。这件事从天而降。我第一次听到哀乐，感受到这支曲子彻骨的悲伤。它一直陪伴人们三个月，跟着是“四五事件”的到来。在这一阵子，人们又把希望放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可以改变时代。我常到海河广场去看那里摆放着的一个天津最大的悼念总理的花圈，它显得非常有力量，有一股正气。可是很快天安门前那种浩浩荡荡的场面归于一片肃杀与冷寂，全社会的期望又回到一条死胡同。前面仍是一道无法穿透的墙，后边没有退路。

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的第二天，我爬上废墟般的破楼，发现日历居然还挂在残垣上，我便把这页日历撕下来，留做纪念，这是我又一个黑色的日子

生活好比提早进入了苦夏，每一天都扛着毒日头，灼热、郁闷、漫长又煎熬。此时，我已将那部义和团长篇的初稿拉出来，原先起名《义和团》，由于老舍先生用过，便取名《拳海》，接着又改一稿，基本成形了，大约三十多万字吧。定兴在出版界的朋友多，他张罗着书稿的出路，一时还不知该把这稿子寄给哪家出版社看，唯有出版社的意见才能决定我们何去何从。

我带着学生去了泰山，住在山里写生。我曾在1964年跟随溥佐先生来过泰山画画，这次再来发现泰山大变模样。山间极少见人，有种荒芜感，山坡的草丛里常常可见被砸毁的古碑的碎块。一些庙宇在“文革”初被摧毁，没毁掉的庙宇封着门。庙墙上涂写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虽然这些口号也是“文革”初期写的，经过数年，字迹都旧了，却还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

在山中一周，收获甚大，回来下笔，发现自己的画有了惊喜的变化，所画的山明显有了分量感，笔墨的层次多了，很想带着学生们画一些大画，那时美院的空楼挺多，沈尧伊正在一座空楼里画他那些巨幅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油画。

1976年7月27日那天热得出奇，热得人无处可逃。原本想晚上构思一些大画的草图，可是稍稍一动就流汗，心里奇怪怎么会这么热。于是一家人坐在那里等着入夜，很晚才躺下睡觉。太热了，三人分开睡。儿子睡在屋子一角的小铁床上，我在地上铺一张破席子，躺在上边，同昭睡在那个小小的储物间里，入睡得很晚。

猛然，我的整个身子向上一弹，感觉离地面有五公分高，然后平平地摔在地上，我下意识地翻身坐起，眼睛正对着窗户，只见远处闪起几道极亮的蓝色的光，好比暴风雨时巨大的闪电，没等我明白过来，整座房子强烈地一拧，发出大批东西翻倒在地的声音。我已经明白了：地震！

我们一家三口就是在这样的废墟里逃生的

我大喊一声：“同昭，地震！”同时，几乎本能地手一撑地，向儿子那边扑去。我做过运动员，反应和动作都极快。瞬间，我扑到儿子的小铁床上，并在抓到儿子之时，把他拉起来抱在怀里。

屋里一片漆黑，房子疯狂地摇晃，屋顶上的东西哐哐向下掉落，当时我只想翻过身，把儿子放在身体下边，但房子摇得太厉害，怎样也做不成，我就用双腿和双脚把他夹在怀里，双手紧紧护着儿子的头。

剧烈的摇晃，巨大的声音，强烈的砖土气味，我已经看见从屋顶砸下来的砖块了。我呼叫同昭的声音完全被淹没，我怀抱里儿子是否在叫也听不到。事后，我楼下的邻居说他们听到我一声声不停地惨叫。我说我不知道自己喊，只觉得房子一直在剧烈地摇，我感觉时间太长太长，怎么也停不住了，谁也无法止住它，房子很快就会散了，我感到绝望，我要完了。

可是，奇迹突然发生，好像一辆剧烈颠簸、狂奔、失控的车猛然刹住，在刹住的一瞬又有一些东西栽倒，跟着所有声音都戛然而止，静得出奇，好像回到人类的初始。我们神奇地活过来了？

这时我听到后胡同求志里有人大声呼喊，还有声声惨叫。

我大喊同昭，她答应。她还在，就在门口。后来知道在地震开始时她曾经往楼下跑，听我叫喊又跑回来，到了我的屋门口就站不住了，栽倒了，门框保住了她。

我赶紧抱着儿子跳下床，也不知道怎么穿上的鞋，三个人绝地逃亡。楼道的顶子已经震落，上边露天。上边的东西掉下来，把楼道的橱柜、桌案和锅碗瓢盆全都砸到下边的楼梯上，我们就踩着这些碎砖断瓦破盆烂罐跌跌撞撞走下去，至于哪儿割破刮伤全不知道。这时候只要再来一小震，上面七零八落的东西就会掉下来，我们肯定没命。到了大门口，门外又一堆乱砖乱石，应是从大门与楼顶上边震落下来的，我们再次翻越过去。待到胡同里，才强烈感到那种重获生命的感觉，我们死里逃生了！

我们必须立即往外跑，胡同里两边都是高楼，不安全。胡同里不少人也往外跑，到处是人叫人喊。我把儿子放在地上，三人拉着手往外跑。跑到长沙路上，路灯已灭，全是跑来跑去的人影，还有完全光着身子的人。我明白大灾难降临了！

在不远的黄家花园西口，有一个五条街道交汇的路口，比较开阔，四边没有较高的建筑，已有百余人站在那里。我们走到街心站好，我跑到街旁一家菜铺门口拉过来一个空竹筐，叫同昭和儿子坐在上边。这时我发现我们三人的脸全是黑的，原来是从顶棚上震落下来的陈年的尘土。我对同昭说：“你和宽宽待在这儿别动，我去我父母家、你父母家看看。”我担心两个家里的人。

我先回到思治里取了自行车，从邻居老吕那儿借一条劳动裤。这是条背带裤，老吕矮，我个子高，穿上去像短裤，光着半截腿。我骑车进入贵州路时看到了极其可怕的景象，地面完全变形，马路像搓板一样波浪状地卷起，卷起的高度有一尺，像凝固的大浪。两边很多树都倒了，躺在街上，电线杆带着电线横在头上。这一带很多楼都东倒西歪，有的楼坍成一堆废墟，有的楼在起火，一些人在中间慌张地奔跑，那情景像是地狱。我艰难地穿过这条街奔到父亲和岳父家，谢天谢地，他们都幸免于难。我就势去看看朋友们，一连看了许多处，只有住在西开教堂后边平房的一个朋友腰部被房坨砸伤，我帮着赶紧送他到医院。两个朋友不在家，一家房子被夷为平地，人还活着，其余都还好。太阳出来的时候，街边已经有急救站，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朝我喊：“你腿都破成这样了，还不过来上药。”我停住车，低头一看，两条腿全是伤，脚也破了，有的地方伤得挺厉害，流出的血都干了，我怎么不知道疼呢？过去上了药，伤重的地方简单包一下。我还要赶紧回到妻子和儿子身边。

穿行在街上时，常碰到朋友，我的朋友一向很多，见面一说，朋友们知道我的家完了，掏出钱塞在我劳动裤胸前那个小口袋里。那时人都穷，两三块钱就很不错了，一个朋友还把口袋里的钱全塞给了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多了就硬往里塞，胸前的口袋渐渐鼓起来，像个球儿。九点来钟赶回黄家花园那个路口，看见妻子和儿子坐在筐上，可怜巴巴等着我，心里冒出一点酸楚。我跳下车跑过去，告诉同昭家里人都没事，然后说：“同昭，咱们有钱了。”她很惊奇：“哪来的钱？”我拉她到道边一个铁垃圾箱前，把胸前口袋里的挺大一团钱放在箱盖上，像一个纸球。同昭问：“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我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将震垮的房屋清理完。那时真感到无家可归了

这些钱是朋友们不断塞进口袋里的，一路出了不少汗，纸团成了一个很硬的纸球，打开一数，竟然有七十一元钱！许多年没见这么多钱了，对于当时的我们这可是一笔救命的钱呵。这一刻我们又成了富翁？

是生活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富翁，这也是我今天对所有富豪排行榜都不屑一顾的原因。

我们三人坐在菜筐上，现在已是无家可归了，急迫的问题是投奔何处投奔谁。我们从来不愿意麻烦家里人，只有找朋友。同昭说她的小学老师徐绪如心地善良，也很乐于助人，父亲是民国时期大收藏家徐世章，住在她原先的家——睦南道58号的对面，家里房子大，房间多。她跑去一说，没想到徐老师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们。徐家姐妹仨，同住一处，关系挺好，“文革”中由于家庭原因整个家族全都被抄家，但楼下仍有一小间空房可给我们暂住。地震中徐家虽受灾不重，人却受惊，不敢住在屋里，我就在睦南道花园找了一块空地，从徐家运去一些油毡、塑料布、凳子、木杆、铁丝、绳子，在几棵树之间搭起一个棚子，好避风遮雨。大家钻进去，心里才觉得安稳些了。那时空地上已搭建起许多临时简易的帐篷，都是来避难的人。这个选择真是正确的，傍晚时又发生一次很强烈的余震，眼看着远处几座建筑倒塌，那里烟土腾飞，被夕阳映照得好像中了炮弹，同时全城的警报笛声全拉响了，叫人紧张不安。我想，我思治里的家该彻底完蛋了吧。

入夜之后下起小雨，帐篷小，我们叫儿子睡在里边，我和同昭靠外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半个身子在棚外，任凭凉凉的雨浇。妻子倚在我肩上睡了，我睡不着，心里在想，什么是我的明天？我的家，我画了一年的《清明上河图》，写了至少两年的《拳海》全毁了吧？我多年苦苦建设起的心爱而温暖的小巢已经彻底粉碎，现在又被这雨一淋，肯定彻底完了。我没有任何凭借的力量，怎么活下去？我忽然又想到，我的家是从1966年“文革”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在又是一片废墟，算一算，从废墟到废墟，从1966年到1976年，一个轮回整整十年！命运对我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我还能从这个废墟再站起来吗？怎么才能站起来呢？我无法回答自己。

转天，我回到思治里，胡同里一片狼藉，两边楼房的顶层全都震毁，我冒着余震的危险爬上楼。地震时跑出来是夜里，什么也看不见，白天里第一次来，看清了自己家的景象，惨不忍睹！走廊完全塌了，楼梯堆满碎砖烂瓦，房间整个屋顶没了，掉下的房檩像许多巨型的箭，横七竖八插在屋中；旁边一座楼的水泥烟囱竟然掉在我的屋中。最令我惊心的是儿子小床上端堆了很多砖块，如果我当时没把他抱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令人后怕——我的儿子，我们生命中的生命——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我从废墟中找出几件很重要的东西，包括《清明上河图》《拳海》手稿和户口本，还有儿子最心爱的东西——小人书和一纸箱玩具小汽车，如果他失去这些东西，会太伤孩子的心。我们所有的被褥都压在废墟里，经过昨夜一场雨，满是泥污，挖出来也无法再用。我不能在这摇摇欲坠的危楼里待得太久，随时可能发生余震。临走时发现一堵断墙上还挂着日历，上边写着7月28日——我们一家死里逃生的日子，我伸手把它撕下来，放在衣兜里。

又转过几天，我向朋友借来一架海鸥牌相机，带着我两个学生再次爬上危楼，把我受难的惨状一一拍下来，拍了整整一卷——我只有这一个胶卷。对于灾难，我需要正视它，记住它；它已是我历史的一部分，它也是不可重复的；而且，只有接受它，我才能继续往前走。不管灾难多重，我接受下来之后自己就有多重。

这一段日子我主要做的事，是帮助父母在我大姐夫教书的学校四十一中的操场上，盖一间防震屋。那时整座城市差不多一半人，已经住到在空场、院子和街道上建造的防震棚里；我帮助徐家也盖了一处，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回到楼里。我家三口人便住进徐家一楼那间空房，过起客居友人家中的生活。

这房子在五大道的中心，睦南道77号。

此间，我还不断地跑到思治里的废墟中，找些尚可用的东西。一天，街道代表大崔对我说：“现在上边通知了，要尽快清理地震废墟，我们正组织人一起清，你得参加。”

我说：“我找几个人自己干吧，靠北边这几座楼我们全包了。”

她听了很高兴，同意我的自告奋勇。其实我有我的打算，我有许多艺术品，全埋在废墟里，需要仔细挖寻，尽可能挽回损失。更重要的是，这破房子里说不定还有秘密写作的残稿呢，需要自己细心清理，不能叫人发现。

我从朋友和学生中找了两三个人帮忙。我们从胡同靠外的楼房开始一座一座地清理。这些人家早都把有价值和有用的物件弄走了。那时人穷，一个家庭没有多少东西，在我们动手清理时只剩下砖头瓦块，可是邻人不好意思叫我们代劳，还是参与了进来，大家一起干，先用铁铲把震后废物从屋顶抛到楼下院中，再用小车运到街上。一两天清一座楼，到了第十一天清到我家。我就把邻人谢绝了，只剩下自己和两学生边清理地震废墟，边寻找艺术品，像文物出土那样将这些劫后仅存的遗存细心挖掘出来。每找出一件，就带来一阵惊喜。我的不少艺术品都是地震后在自己家“出土”的，就像我的一些书全是抄家后在自己家“出土”的。大地震和“文革”对于我——何其相像！我有些书和艺术品是经历过这两次“出土”的。

同时，我自己悄悄地做另一件事，连我的学生也不能知道，就是细细查找还有没有秘密写作的残稿。我秘密写作太多，藏稿子的地方太杂。我的担心没错，这次我真的找到一些。尤其是在一把砸毁的椅子的坐板夹层里还发现了1967年和1968年写的几篇小说、散文和一些诗稿，从今天看便是我个人极其珍贵的写作文献了。我还试图从楼梯侧面的墙洞里去挖曾经掉进去的稿子，但这次努力仍未成功，那堵墙的上半截已经被震散了，弄不好会倒塌，只好放弃。我的一些残稿可能至今还在那座建筑里。

寄居在妻子的老师徐绪如家两年间的留影

我悄悄把这次找到的残稿装进背包带回去，藏在寄居小屋壁炉的烟道里。看来这些文字才真正与我生命相关。

虽然在1976这一年，写作还没有进入我的人生，但我与它已经纠结一起了。那部长篇小说《拳海》一直还没有找到出路，定兴托朋友联系，却得不到反馈的消息；秘密写作已经基本终止了，因为我住在友人家，没有私密的氛围。

1976年9月9日那天傍晚，又传来天塌下来一般的消息——毛主席逝世。

龙年真是一个灾年。从埋葬了几十万生命也几乎要了自己全家性命的大地震，到几位当代政治巨人接连辞世，家国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全都集中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压得人无法喘息。

此后的一个月，所有人都关切着国家的何去何从，“文革”何去何从，生活何去何从。“文革”十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充分地政治化了，每个人的命运都随同政治起伏。人们最关切的自然是政治。但这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只是被选择。人们心里都期待着，但会不会还是愈期待愈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