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爸爸妈妈不同意，我更不能去做强盗，但我可以去做偷儿。然而，偷儿毕竟在乡间容易得手，乾坤朗朗的城市里有警察。我的“中华”和“茅台”并不能打动知青办的心，反而招来了斥责。爸爸为此大发其火，说我比林育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下去如何接革命的班。并得出结论：与妈妈的娇惯有关，是阶级敌人作祟。

我看透了，看透了世间的虚伪与滑稽……而我自己也包括在内。

偷儿无需再做了，小秀儿走了，再也没来信，阿姨搬了家，并嘱咐邻居不告诉我新居所在。做得真彻底，一切可能向我泄露秘密的地方，都向我翻着白眼儿。

我和爸爸妈妈闹翻了，也为了不让那些旧景戳痛我的新伤，我再也没回家，再也不去走那条狭窄的胡同，看那盏昏黄的街灯。

暑假，我回了一趟兵团。尚在兵团的人们都羡慕我的当时，祝福我的未来。他们告诉我，小秀儿已转回北京去了。一个有办法把她转回去的人爱上了她，只是因为不久前阿姨忽然得了半身不遂，而反革命家属自然不易享受“有一个子女在身边”的革命待遇，小秀儿才同意了那门婚事儿。

回到北京不久，我收到了小秀儿一封没留地址的信。信中说，她正准备和一个比她大十五岁的人结婚；说她此生此世只在心底爱着一个人，就是我；还说她也渐渐感到自己是那么软弱、庸俗、甚至卑鄙。她求我忘记她，愿我幸福……

信是这样结尾的：“我相信了命运，当然不是因为我发现了造物主的确有，而是因为当我在数学界寻求安慰之际，懂得了有限的系数无论多大，在无限面前也等于零。世界上的矛盾和规律是无限的，而人们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

小秀儿如今怎样了，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向别人讲起她。几年来，我靠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来度日，来苟安，来麻醉。我爱上了做梦，在梦中能见到小秀儿，我要唤醒她的理想和激情，我要她恢复那属于我的纯洁的爱。

1978年4月24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