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如果在四十年前或更早，杜凤治这样的人物恐怕不易入研究者的法眼。现在研究者虽然很愿意关注这类“中小人物”，但要做深入的个案研究，足够的相关资料可遇不可求。因此杜凤治留下这部数百万字的日记弥足珍贵，这部日记是一个晚清中下级官员的“夫子自述”，通过这部日记，我们可以对杜本人及晚清官场进行深入研究。

杜凤治当知县、知州十几年，处于整个官场的中下层。一方面，他标榜忠君孝亲、修身治平、守法循规、勤政廉洁，也算精明务实、恤孤悯贫、好学不倦；另一方面，他又不遗余力地谋取功名利禄，为当官补缺使出浑身解数，巴结上司从不怠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放过收受贿赂的机会，他时时强硬对待平民百姓与一般士绅，对敢违反王法、轻视官威的人毫不手软，惩处无辜者后也并无愧悔。鸦片战争后，外国势力不断深入广东州县，他不无忧虑、期望抵御外侮，但同上司一样既害怕又不了解“洋鬼子”，在咄咄逼人的外国在华官商面前无能为力，不得不经常妥协退让。上述种种矛盾表现集中于杜凤治一身，其思想、行为方式在晚清士大夫、州县官中都有一定代表性。日记还记录了很多其他州县官有血有肉的形象。这些详尽的记录，为今人提供了大量研究素材。如果我们要研究晚清士大夫、官员群体，乃至研究晚清社会、思想文化，都可以在这部日记中找到有用的史料。

杜凤治是官场中人，在日记中、细致地记录了晚清官场的方方面面，从中可见晚清官场的真实生态。我们以往都知道晚清官场“无官不贪”，但贪到何种程度并不了解，日记提供了大量具体的例证。清朝的制度设计决定了所有官员都无法靠“法定收入”（俸禄与养廉）维持正常生活与公务开支，更不用说不可缺少的官场馈赠贿赂与维持自身、家庭、家族的生活了。所以，官员们必须千方百计谋取“法外”收入。从督抚到佐杂的各级地方官员，大小武官，北京的各级京官，乃至“清贵”官如翰林以及学政、乡试主考等，无不千方百计谋取钱财，有时竟到了要钱不要名的地步。“贪”是清朝官场的常态。这部日记有关官员贪污受贿的描写，像《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谴责小说一样生动有趣，且作为史料则更真实可信。

清朝官场处处讲究王法、则例、规矩，官员之间也是等级森严、谨言慎行的，但又有大量与王法、则例违背的“惯例”和“规则”，在实际运作和交往中，王法、则例往往还得给“惯例”和“规则”让路。清朝成文的法规即使对传统的官僚机构运作也有很多枘凿之处，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些法规自然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使官员们时时处于被动之中。作为一个州县官，杜凤治既经常标榜自己按王法、则例办事，也时时对清朝法规的脱离实际流露出困惑和不满，还在日记中痛斥刻板地按法规办事的上司。日记记载了大量公务细节，我们从中可以了解清朝行政效率低下到何等地步。按制度清朝各州县的佐杂、书吏、衙役人数很少，但为了州县政权的运作以及把清朝的统治延伸到基层，实际上参与管治的人数是“法定编制”的数十倍甚至更多，包括不计其数的额外书吏、帮役，再加上州县官自己的幕客、官亲、“家人”，还有已经制度化的士绅乡村基层权力机构的局绅和公局的其他人员。州县衙门以及公局的运作费用绝大部分是民众在赋税以外的额外负担，除官员外，每个州县数以千计的吏役实际上由百姓供养，局绅等人也从百姓处获取多少不等的利益。如果从“百姓负担”的角度看，清朝的行政成本是极高的。但从州县政权到基层公局，其职能主要是维持清朝的统治秩序，以及为官员、吏役、士绅带来收益，却极少为一般居民提供“公共产品”。作为“亲民之官”“父母官”的州县官，对一般庶民的权责也主要是管治而已。

杜凤治日记有关“听讼”的内容十分丰富，案例数以百计，为今人研究清朝各级官员特别是州县官既在王法之内又在王法之外执法提供了大量案例。从中更可看出清朝法律制度脱离实际、落后时代之处，以及实际执法过程中官员、吏役的贪婪残暴。

以上这些，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清朝官僚机构的实际运作、司法实践的认识，从而对晚清政治制度改革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获得更深入的了解。

杜凤治宦粤时，鸦片战争已过去20多年，广东最早遭受外国侵略，也最先接触外国新事物。作为一个关心时局、有见识的士大夫，杜凤治感受到中国和世界都处于一个大变局之中，日记也反映了社会的变迁。从长时段看，近代中国的变迁是迅速的，但就个人的感受而言，物质、文化生活的变化却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官制在内的政治制度、官场运作、科举制度、家庭宗族、人际关系、物质生活等都与鸦片战争前相差不大。在杜凤治笔下，多数官、绅、民对世界和中国大变局的感觉看来并不敏锐。杜凤治本人的思想和行为没有走出前现代，其他人更是如此。日记全面细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变”与“不变”的两个方面。

在杜凤治宦粤期间，清朝的政治制度没有质的改变，统治阶级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极为微弱，官制、官场运作一仍其旧。他宦粤这十几年是晚清相对安靖的时期。杜凤治对清王朝统治的“合理性”没有怀疑，勤奋做官，认真地执行公务，在其治下的州县基本上维持了清朝“正常”的统治秩序。但他一再在日记中提到“广东十年内外必有事”，对日后的“大乱”似有预感和担忧。他当然不会从清朝统治制度等方面寻找原因，只是认为社会动荡是广东风俗不良、人口众多等原因造成的。他不可能认识到引发动乱的社会、经济、政治原因，更不可能想象有太平天国、洪兵、盗匪以外的新式反抗运动。虽然他所说的广东“十年内外必有事”没有应验，但杜凤治离粤后十几年，日记里多次出现的人物康赞修的孙子康有为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波澜；而在杜凤治来粤当年出生的孙中山在19世纪90年代也开始了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动。这些，杜凤治不可能未卜先知，但他设想的广东千万“思乱”人群会被发动起来，却成为现实。广东果然成了冲击清朝统治的“大乱”发源地。杜凤治日记中大量关于社会动乱因素潜滋暗长的记载，也可使我们看到对广东后来成为近代政治改革以及革命运动的策源地的一些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