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据杜凤治日记的内容及《清代广东官员履历引见折》第5卷,第58页(广东省档案馆藏复印件)。引见单上杜凤治自称46岁,但同年的日记称自己53岁,同治十年二月十四日的日记提到当年接受“门斗诸友”的建议,少报了7岁。关于科举时代谱年与官年不一致的分析,可参看郗志群《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从杨守敬的乡试朱卷谈起》,《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2] 《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下文简称《日记》),“分房另爨条款”,《清代稿钞本》第18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第676~677页。
[3] 《日记》,光绪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123页。
[4] 同治《浏阳县志》卷15,“职官”。
[5] 《日记》,光绪八年正月初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382~383页。
[6] 《日记》,同治七年九月初四日,《清代稿钞本》第11册,第148页。
[7] 《日记》,日记开头之“序”,《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8页。
[8] 《日记》,同治九年七月初一日,《清代稿钞本》第12册,第307~308页。
[9] 《日记》,光绪八年八月十一日,《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605页。
[10] 《日记》,同治五年十一月廿七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101页。
[11] 《日记》,同治五年十一月廿七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101页。清朝有些高龄童生怕被取笑,应县试时会少报年龄。因清朝有对多次赴乡试不中的高龄生员钦赐以举人的惯例,有些老生员为得到这个待遇,就把年龄报大。
[12] 日记中称之为“纹女”“线女”,可能是乳名或小称。
[13] 《日记》,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九日,《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93页。
[14] 《日记》,光绪七年闰七月十四日,《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288页。
[15] 《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清代稿钞本》第16册,第376页。
[16]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第94~96页。
[17] 《日记》,同治五年七月初二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37页。
[18] 《日记》,同治五年七月初六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39页。
[19] 《日记》,同治五年十月十四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84页。
[20] 《日记》,同治五年九月廿九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74页。
[21] 《日记》,同治七年四月十三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562页。
[22] 《日记》,同治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48页。
[23] 《日记》,光绪庚辰九月初四日后补记部分,《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615页。
[24] 《日记》,同治八年八月初二日,《清代稿钞本》第11册,第504页。
[25] 《日记》,光绪三年八月廿七日,《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461页。
[26] 《日记》,同治十年八月十七日,《清代稿钞本》第13册,第360页;《日记》,光绪庚辰九月初四日后补记部分,《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625页。
[27] 《日记》,光绪庚辰九月初四日后补记部分,《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649~651页。
[28] 《日记》,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442页。
[29] 《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十二月十八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232、451页。
[30] 《日记》,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九日,《清代稿钞本》第13册,第27~28页。
[31] 《日记》,光绪元年六月十一日,《清代稿钞本》第17册,第164~165页。
[32] 《日记》,光绪六年十二月廿四日,《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118页。
[33] 《日记》,同治七年九月十六日,《清代稿钞本》第11册,第159页。
[34] 《日记》,光绪元年六月初一日,《清代稿钞本》第17册,第137~138页。
[35] 《日记》,同治八年三月廿九日,《清代稿钞本》第12册,第213~214页。
[36] 《日记》,光绪六年十月十五日、十六日,《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37、39页。杜凤治是派人抄录,显然有错字。
[37] 《日记》,同治七年八月初三日,《清代稿钞本》第11册,第109~112页。
[38] 《日记》,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七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368页。此数人为北齐琅琊王高俨、和士开、穆提婆、陆令萱。
[39] 如他曾因方功惠所请名师教其子写出的八股文“调高响透,满纸琳琅,按之无一字题中语”,认为这种文章完全没有理法,但有机会考中,议论说:“倘仅以博功名,则烂泥砖亦可敲门,闱中盲于鼻者正多,挟此以往,取进士举人有余。”“盲于鼻者”一句就暗用了《聊斋志异·司文郎》的故事。(《日记》,光绪元年七月初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7册,第221页)
[40] 《日记》,同治七年闰四月廿二日,《清代稿钞本》第11册,第22页。
[41] 《日记》,同治九年十月十八日,《清代稿钞本》第12册,第518页。
[42] 《日记》,同治九年七月十二日,《清代稿钞本》第12册,第323页。
[43] 《日记》,同治十年九月初三日,《清代稿钞本》第13册,第393页。
[44] 《日记》,光绪七年二月廿三日,《清代稿钞本》第19册,第172~173页。
[45] 《日记》,光绪三年九月初九日,《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403页。
[46] 《日记》,“分房另爨条款”,《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685页。
[47] 《日记》,同治七年四月十三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562页。
[48] 《日记》,同治七年八月三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1册,第146页。
[49] 《日记》,“分房另爨条款”,《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684页。
[50] 《日记》,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231页。
[51] 《日记》,光绪庚辰九月初四日后补记部分,《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637页。
[52] 《日记》,同治六年十二月廿二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448~449页。
[53] 《日记》,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1册,第92页。
[54] 《日记》,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56页。
[55] 咸丰六年潘祖荫是丙辰科会试同考官,曾推荐杜凤治卷,但杜于该科未中。荐卷的考官与应考者也属于师生关系。
[56] 《日记》,同治九年十月二十日、闰十月廿二日,《清代稿钞本》第12册,第522、569页。
[57] 《日记》,同治十年二月初四日,《清代稿钞本》第13册,第109~111页。
[58] 《大清缙绅全书》(同治七年春),“京师·内阁”及“广东”部分。会稽与山阴为同城而治的邻县,两人籍贯不同,当分属同宗族的不同支派。
[59] 《日记》,同治七年二月二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508页。
[60] 《日记》,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清代稿钞本》第16册,第303~304页。
[61] 《日记》,同治十年二月三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3册,第162页。
[62] 《日记》,同治六年十月十五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324页;《日记》,同治七年十月三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1册,第207页。
[63] 《日记》,同治十一年七月廿七日、八月初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212~213、240页。
[64] 《日记》,光绪二年正月十二日,《清代稿钞本》第17册,第521~522页。
[65] 《日记》,光绪元年正月廿五日,《清代稿钞本》第16册,第463页。元规,指北宋时大臣孙沔(字元规),有军政才能,但不拘小节。
[66] 例如,《日记》第1册就多处记载在北京时与被称为“梅”和“蕙”(或“慧”)的两个人分别“作竟夕谈”,这两个人看来地位不高,杜任官后还寄给这两个人各几元,猜测两人都是“相公”(男妓)。虽然其时官员常狎玩“相公”,但这毕竟不是可以公开告诉别人和让子孙知道的事。
[67] 《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九月廿九日,同治七年二月二十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126、286、506~507页。
[68] 一个例外是杜凤治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其族侄杜元霖(葆初)信中关于翰林院侍讲王庆祺以善唱二黄得同治宠,“已以仇十洲春册及房中丹药进,兼启之以龙阳之好”的传闻以及同治皇后自杀的传闻。(《日记》,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清代稿钞本》第16册,第524~525页)
[69] 《日记》,同治五年十一月廿三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99页。
[70] 《日记》,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清代稿钞本》第10册,第443页。
[71] 吴佩林:《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2013,绪论。
[72] 杜凤治的同僚聂尔康著有《冈州公牍》(光绪己卯刊刻,香港致用文化事业公司1993年出版了影印本)。该书辑录了聂尔康新会知县任上的公牍,其中有不少值得研究者注意的内容,但引用过该书的学者似乎不多。
[73]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何鹏校,法律出版社,2003。
[74] 魏光奇:《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商务印书馆,2010。魏光奇早些时的另一本书《官治与自治——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县制》(商务印书馆,2004)也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晚清县制。
[75]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第5页。其他有关清代州县制度的论著基本沿用此说。
[76] 《日记》,光绪三年六月十八日,《清代稿钞本》第18册,第368页。
[77] 〔美〕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8] 邱捷:《潘仕成的身份及末路》,《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关于康有为祖辈的一些新史料——从〈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所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79] 《日记》,同治十年正月廿六日、廿七日,《清代稿钞本》第13册,第99~100、101页。
[80] 《日记》,同治十一年十月初四日、同治十二年五月初三日,《清代稿钞本》第14册,第323~324、558~560页。
[81] 从民国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鹿园旧址都圈养野生动物供市民参观,是今日广州动物园的前身。
[82] 《日记》,同治七年九月初三日,《清代稿钞本》第11册,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