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水流年
•牟志京•
牟志京，六七届北京四中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九年去白洋淀插队，一九七一年转到山西省山阴县插队，后在山阴县化肥厂和大同铁路分局当工人。高考恢复后，就读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大同铁路分局总工程师室工作。一九八四年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计算机科学博士等学位，先后在美国布兰德斯大学、IBM、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波音公司等机构从事教学、科研和咨询工作。
小学毕业时，对北京的中学几乎一无所知，听老师讲到男四中的好处，不知深浅报了。暑假从海滨回来，收到四中的一封信，想起落考生由第一志愿学校发通知的说法，心头一凉，打开方知虚惊一场。我和四中长达八年的不解之缘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的四中，除了北边那栋不起眼的二层教学楼外，主要由平房小院组成。北面的小院是教研室，毗邻的是少数住校生的宿舍。礼堂兼学生食堂有些残败，座落在校园西南角。藏书可观的图书馆，还有数个设备齐全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分布在校园南边。操场在教学楼北面，标准的四百米跑道环绕足球场，北面靠墙还有几个篮球场。完整的院墙，把四中与外边的世界隔开。校内建筑大多年久失修，从东面正门进来，还是能感到一种肃穆的气氛。
上了中学，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虽难免为作业和考试所缠，最令人难忘的还是那种领会新知识时醍醐灌顶的神奇感觉，特别在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和生物课上，老师就像来自天界的导游，把我们带进满是宝藏的神圣殿堂。我们这帮毛孩子在不知不觉中脱胎换骨，长大成人。
本以为政治和数理化差不多，靠的是不断钻研与质疑，其实不然，那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自己引向是非的漩涡。
一“四清”运动
初中毕业，老师在评语中，把我的政治表现说得一塌糊涂，让我很伤心，看来上高中是没指望了。一九六四年暑假从海滨归来，竟然收到四中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为初三一班升入本校高中的少数学生之一。
一九六五年，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却没什么察觉。一天，我在操场打排球，正在兴头上，同班同学杨百朋走过来对我说：“你还在这儿玩啊！还不快到班上看看，墙上贴的都是什么。”说得我莫名奇妙。匆匆走进教室，才注意到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小字报。
同学们那些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最令我不安的是对事实的扭曲，其次才是那一顶顶惊人的帽子。我奶奶穷苦人家出身，天性善良，出嫁后一直想方设法周济穷人，几十年后，包括党支书在内的村民还时常怀念她。爷爷曾是大连、烟台一带的富豪，早在抗战胜利前，受到汉奸市长的敲诈迫害而突然离世。还没到解放，爷爷的土地资产散失殆尽，家里一贫如洗。虽不是文化人，新社会给穷人带来温饱，让自己家享有福利，奶奶还是看在眼里，心怀感激，怎会有变天之想。爷爷的花园楼宅被弃置多年，后来成了一所学校的宿舍，公私合营后，奶奶领到些微定息。我十岁以前住在大连，有时陪奶奶去领钱。不知这如何演化成奶奶指认大片房地产的“变天帐”的故事。
由于男校的特殊环境，女性自然是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课题。到了高中，受外国电影和文学的熏染，对爱情有了朦朦胧胧的意识。有一次骑车，一位小学女同学迎面而来，见到我毫无缘由地噗嗤一笑。我也许对同学讲过这“艳遇”，就成了我的“资产阶级恋爱观”的有力证据。
那一阵我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有一次在学校附近的护国寺影院看堂吉诃德，深受感动，当晚在日记中自我抒发一番。有人对我的日记表示兴趣，我毫无戒心，拿出来与之分享。“四清”时给我戴的那些帽子，有不少取材于我的日记，结果是在批判中被歪曲和亵渎了。
除了文字讨伐，还开过面对面的批判会。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十几岁孩子，如何熬过那些令人难堪的场面，我真的记不清了，只记得承受力几乎到了极限，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在西什库大街北口的小铺，我买了碧绿的青酒，一饮而尽，虽伤感有余，但还是没找到足够的勇气和决心。而“四清”的风波也慢慢平息了。
后来战死在缅甸的同学张育海，在“四清”高潮时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讲了不少令人费解的道理。他还找我到操场东墙边，坐在石头上促膝长谈，其中玄机多年后我才领会，无非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道理。杨百朋也给过我类似的劝导。可惜我那时悟性差，白费了他们一片苦心。
二《海瑞罢官》的辩论
一九六五年后半年，报刊上开始出现关于《海瑞罢官》一戏的文章。家里订了《光明日报》，其中有不少相关的重头文章，我饶有兴致读进去，慢慢看出其中一方的蛮横，心中不平起来。姚文元就是我当时最反感的笔杆子之一。几个月下来，我一篇不漏细细地读下去，在报上留下的批语也越来越长。到了六六年春天，语文课竟然出了这题目，在作文中，我趁机把几个月的激愤发泄出来，结果当然再次成了众矢之的。不过经历“四清”的风雨，这场闹剧就算不得什么了。让我不解的是，在讨论中，大家似乎对实质内容并无兴趣，都在关心我这个迟钝的人捉摸不透的某种东西。
一年后有人帮我解开这个谜，他就是我后面还要提到的遇罗克。相识不久，我们谈起《海瑞罢官》。说到语文课的作文，罗克马上问我时间，我说大约六六年的三、四月吧。他脱口说出让我惊讶的一句话：“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写那样的作文。”难道真理有时间性吗？我狐疑满面，等待着他的解释。
他从屋角找出一张一九六六年二月的《文汇报》，上面有一篇署名遇罗克的文章。读下来，明明与我的立场一致，更加深了我的疑惑：难道只许他在大报上发表文章，不许我在课堂上写篇作文吗？
觉察到我的疑惑，他说他那篇文章投稿时间早在头年十二月，几个月后发表前并未再与他商酌。在大报发表文章让我暗自羡慕，不知其不满从何而来。“编辑把我的文章篇幅消减了三分之二，文字上改得面目全非，显得咄咄逼人不说，更重要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在六六年的春天发表一篇这样的文章。”到底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看出这一‘辩论’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在那样的时候发表这样的文章无异于自投罗网。”
我终于恍然大悟。
三血雨腥风
进了高中，学校的政治气氛越来越浓。每年都要去农村生活几天，除劳动锻炼，还有政治教育。对我们这些没见过世面的男孩来说，倒也不失为有趣的经历。
上高一时，我们去了北京远郊区的桃山。据说那是抗战期间所谓“拉锯地带”，开忆苦会，副校长刘铁岭把一位白发苍苍、情绪激动的老太太搀上台。谁料到，这位没文化的老太太哪懂政治，讲到痛心处，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把八路军和日伪军统统都骂了。台上台下全都懵了，还是刘铁岭校长镇定自若，把老太太当即扶下台去。
六六年春，我们被送到郊区的农场劳动，睡在大马圈里。夜里被蚊子包围，浑身是疱；白天在烈日下干农活，挥汗如雨。日子过得很苦，我迅速消瘦下去。幸好校方突然宣布提前结束农场劳动，我们长途跋涉，一路高唱“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回到学校才知道，世界已变了样——“触动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校园变了，变得让我难以辨认，恍惚如梦。教研组小院南墙贴出许多大字报，针对北京市委和北京教育局。我觉得很神奇，身为学生，他们从哪儿得知那么多校外动态呢？
某日，校领导和部分老师被拉出来游斗示众，他们胸前挂牌子，头戴高帽，一路被抽打推搡，还有学生往他们身上泼墨汁。我回到教室，从室内扩音器听到老师们带哭腔的发言，支持“小将们”对自己采取的“革命”行动。
某日，在总务处小院，我看见教地理的汪老师被剃了阴阳头，坐在书堆上默默流眼泪。第二天就听说她和丈夫在香山一同自尽了。某日，在校园有人用担架抬着教历史的朱老师。他一脸平静，问起来，据说是自杀未遂。
新成立的红卫兵身着军装，武装带要么系腰间，要么在手中挥舞，威风凛凛。校园到处是娇艳的美人蕉，一夜之间，被抽得七零八落。南院堆着大量图书馆的书籍被点燃，化作青烟缕缕，升空而去。
不知何时，校园竟出现了“小监狱”。解放牌卡车进进出出，从车上推下被反绑的人，从“小监狱”传出一阵阵惨叫声。某日，我见有人扒在校长室后窗往里张望，也凑了上去，眼前竟是一排跪在地上的女生的背影。一个持武装带的人，时不时吼叫，那些女生把屁股纷纷抬起来，任他抽打。
一位同学带全班去批斗他父亲，我实在不忍看那父亲所受的侮辱，便溜出去到颐和园游泳，没想到回到班上，竟受到他本人的严厉指责。由校领导和部分教职员工组成“牛鬼蛇神劳改队”，时不时被拉出示众，低头弯腰请罪，还要唱所谓“嚎歌”。此歌含半音，唱不准，就要受辱被罚。刘铁岭副校长唱得最好，经常躬着腰领唱作示范。
我走在校园里，耳闻目睹这一切，不禁疑惑起来：这是个什么世道啊？
四荒谬的“对联”
有一天，我们被召集到教室听重要讲话。演讲者是北大附中女生彭小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最初就是从她口中听到的。
这怎么可能对呢？我查阅了毛选和中央文件，为自己找到理论根据，写了批判“对联”的大字报，骑车到红卫兵发祥地——清华附中。原以为会受到红卫兵阻挠而发生冲突。但那天校园十分清静，没什么人影，我把大字报贴好，安然离开了。
八月一日，听说中央音乐学院正开“对联”辩论会，我和同学李家柱一起骑车去了。在音乐学院校园，我们偶然碰见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他胸前挂大牌子正在铲煤。会场内外人山人海，几乎都是身着黄军装的红卫兵。主持大会的是个梳两把刷子的女生，我报名发言，她先问明我的立场。在我前头报名的不少，看起来且轮不上我呢，可没过几分钟，就有个女生过来让我准备上台，我感到意外，她解释说发言大都是支持对联的，让我这反对派上台，好增添大会的辩论气氛。
几个主持会场的全是穿黄军装的女生,我在后台等着前面的发言结束时，她们毫无粗鲁表示。没想到，我上台还没几分钟，那几个女生就冲上来，满嘴脏话，抢夺我的话筒。我双手攥住，她们使出全身力气也没用，接着她们拽我，用拳头在我背上乱捶，也没什么效果。让人讨厌的是，几个女生转到我面前，朝我脸上吐唾沫。我的发言就在这样有点滑稽的场面中结束。
下台后借来纸墨，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留下大字报，并署了名。过几天回去一看，居然有不少回应，大多是无理谩骂，只有一篇还算相对讲理，领头署名的居然与我同姓，是红旗学校的学生。明明是一帮女生，却在结尾处学男人的粗鲁腔调：“你xxx要是有种，就到我们学校来，让我们给你点教训。”
有约在先，我只好去赴“鸿门宴”。她们非但没给我什么教训，谈话气氛反而颇为友善。那位同姓女生容貌姣好，临别她象对待好友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竟有些恋恋不舍。作为一个男校学生，那是我第一次与同龄女生打交道。
一天我在家中葡萄架下读书，一位同班同学找上门来，以班“文革领导小组”的名义，“勒令”我立即去开会，宣布全班同学都正在教室等我，要跟我清算反“对联”的罪行。“你不但公然反对，还在外面到处散布反动言论，象什么话？”他愤然对我说。
全班同学果真在教室等待。一场所谓的辩论开始了。我发言后，一位高干出身的同学发言，讲到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井冈山出发三十万，到延安只剩下三万。“我问你们，那剩下的二十七万人上那里去了？”他激动得尖声细气吼叫着，以此证明“对联”的正确性。
最难忘的还是一位出身“不好”的同学的讲话，结尾时他情绪高昂地喊道：“我出身反动，我就是xxx。你不承认我是xxx，那你就是xxx。”讲到那最后三个字，他满面通红，脖上青筋暴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老兵”推波助澜的运动打倒了“走资派”，于是“老兵”中的核心人物成了“走资派”子女，按他们的逻辑，就是成了“狗崽子”。然而，“老兵”们断然拒绝这一逻辑的合理性，并组成以“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为首的威慑力量，活跃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与造反派抗衡。
五“大串联”
“对联”辩论结束了，听说兰州“文革”形势激烈，我和同班同学刘捷、赵颐庚和王建复一行四人，取道呼和浩特前往兰州。谁料到，在包头被一伙当地红卫兵查问出身，以非“红五类”出身为由，将我们押送回京。一到北京，那些包头红卫兵就溜掉了。我们要继续“大串联”，却遭到学校和班里红卫兵的阻挠，于是来到中南海北门等待，盼着能拦到一位中央首长为我们作主。
一天晚上，在中南海北门外等得太久，赵颐庚担心他家院门已锁，我把他领到四中学生宿舍，打算介绍给别人，安排好留宿再回家。
我俩刚坐定，宿舍里一个熟人突然恶狠狠地问赵颐庚：“你什么家庭出身？”赵颐庚不快地答道：“你管得着吗？”那人便说：“好，你在这儿等着。”转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宿舍小院人声嘈杂，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冲了进来，高声叫喊：“是哪一个？”带路人指指坐在床头的赵颐庚。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他上去就给了一拳。
我见状便朝那打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着我说，“看你满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语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我本能地举起拳头，突然想到前不久有人反抗红卫兵而被公审的案例，立即止住。那几个打手却认定我要还手，一拥而上，把我掀翻在地，拳打脚踢。我当时没有任何感觉。从小院出来，我感到牙齿有些异样，于是来到四中旁边的口腔医院。一位女大夫检查后，把一颗门牙复位再用钢丝箍好，她轻声问道：“这是怎么弄的？”我回答：“骑车摔的。”她叹了口气说：“唉，这年头啊。”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
此后我们不再寻求红卫兵的许可，在北京站找到站长，开了一张乘车纪录，在八月三十一日，一行四人搭乘十五次特别快车，从北京直抵广州。在越秀山下的农村参加了几天劳动后，刘捷只身返回。其余三人离开广州继续旅行。我们在桂林游饱览了漓江山水，在遵义拜访了革命遗址，在贵阳吃到大馅汤圆，在闹市碰上被小孩们围追的巨人穆铁柱，在重庆参观了“中美合作所”，在成都目睹了刘文彩的“收租院”。
再沿宝成线，窗外闪过诸葛亮挥泪斩马稷的街亭。在宝鸡过夜，第二天搭上开往乌鲁木齐的火车。
一个多月在路上，早已习惯了列车的拥挤，但这装满学生的列车还是远远出乎意料。车厢挤得水泄不通，我只能“金鸡独立”，好在夹在人丛中，无须保持平衡即可放心睡去。上厕所是最大的问题，只能抓行李架，脚踏座椅椅背从空中穿行，没有点真功夫不灵。厕所也挤满了人，勉强钻进去，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如厕。
快到新疆，车厢一下子宽松了，我躺在过道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发现周围睡着好几个男女学生，脸贴脸，手脚互相交错，令人哭笑不得。
在哈密逗留后，游览了乌鲁木齐和石河子，再搭上东去的列车，我撺掇两位同伴去我向往多年的吐鲁番。火车停靠处，我们从车窗跳下来，四处张望，一片荒凉的戈壁滩。一打听才知，城镇还有几十里。仅有长途汽车，而红卫兵并不享有免费搭乘的特权。两位同学打退堂鼓，而我自费买了车票，与他们分手。在戈壁滩颠簸了几个小时，景色突变，汽车驶进充满异国风情的吐鲁番古城。
在街上游荡，不知当夜在何处栖身，见到县委的牌子便闯进去。侯书记是汉人，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把我安排在招待所，并打电话到吐鲁番火车站，安排王建复和赵颐庚与我会合。我提出到维吾尔族村庄劳动时，他满口答应下来。
走出县委，心里踏实多了。来到唐代遗迹苏公塔，只身爬到塔顶，从小窗孔眺望这低于海平线的吐鲁番盆地。回到招待所，被悠扬的歌声吸引，在另一房间，几个青年男女弹琴唱歌，与北京听到的汉人编的新疆歌曲几无相似之处，格外动听。
第二天，候书记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主食是一种叫“馕”的面饼。我把面饼转圈咬了一遍，竟连个牙印也没留下。只见旁人挥斧先砍个缺口，再用牙齿扩大“战迹”，我如法效尤。除了一碗粗茶，无菜，饭后端上本地西瓜，沙甜可口，这是我一生中吃过最好的西瓜。
从县城步行约一两个小时，来到红星公社前进大队——维族人村落。我寄宿在塞提老汉家，彼此言语不通，靠手势交流。第二天跟二小队下地，收割当地特产的白高粱。队长利普兹个不高，但身体健硕，天性开朗，一边干活一边唱歌。一起干活的大多比我们年纪还小，也喜欢唱歌，有个满头小辫子的姑娘，歌声最甜美，她叫玛尔江。每当夜幕落下，村里阵阵歌手荡漾回旋，仙境一般。
一天，队长利普兹请我到他家吃饭，在炕上盘腿而坐，当热气腾腾的羊肉饺子端到桌上，出于礼貌，我等候主妇共餐，一番比划，利普兹明白了我的意思，便告诉我女人与客人不同席。那顿饺子特别香。饭后，他提议轮流唱歌。我很喜欢他唱的歌，问歌词大意，他摆摆手，用生硬的汉语说：“男的，女的，不好。”
我跟一起干活的孩子学了点维语。每天早上，人人以“亚格西”彼此问候，模仿起来并不难。两位同学从村庄撤回到县里，我独自留下又住了几天。临行那一天，在塞提老汉家整装待行，心里竟充满依恋的感情。
正独自伤感，忽听到门外有动静，推开门，只见玛尔江泪水满面站在院中。她见到我，擦掉眼泪，面色凝重地递给我一本维文小书，其中夹着维文的信。盯着我的眼睛，她说出一串连一句也听不懂的维语。我示意让她等一等，冲到屋里，解开刚刚打好的背包，找到一本汉语书，递给玛尔江。
在回吐鲁番县城的路上，一想到村里那些纯朴的人们，眼泪就止不住上涌。县城在望，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调头往回走。在田里找到利普兹和那些孩子们，我终于哭了出来。
离开吐鲁番，到达西安，从那里徒步“长征”八百里，终于来到延安。一路上，以每小时十二里的速度，每天走一百里。途中拜碣了保存完好的黄帝陵。一路在老乡家的棚屋过夜，吃的是小米饭加盐粒和辣椒粉。第七天我发起高烧，幸好赶到某空军基地，得到及时治疗。休整两天后上路，第十天终于看到巍巍的宝塔山。参观了革命遗址，我们响应中央停止“大串连”的号召，带着一身虱子回到北京。
六《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的诞生
“大串连”归来，京城风向已变，老红卫兵不再是天之骄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收缴了“老兵”行使“党卫军”权力的牌照，出现造反派（或称为第二代红卫兵）诞生前的真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大会，周恩来、江青等出席。我们班同学王祖锷和高二（五）班汤池分别作了《宣判反动对联死刑》（同班同学朱景文起草），和《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西城区纠察队》的发言，其中提到我反“对联”的经历和代价，周恩来在随后的讲话中，对“这位同学”予以赞扬，让我十分感动。
十二月底，在北京西什库一根电线杆上，我读到油印的《出身论》，极其钦佩。在“对联”的辩论中，我的勇气来自本能的反感与义愤，仅此而已，几乎没有什么理论武器。《出身论》的作者却把出身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逻辑严密，正气凛然，文风清新，让人为之振奋。我当即按油印稿上的联络地址，找到六十五中的遇罗文。他是遇罗克的长弟，身材硕长，带几分书生气。我们相谈甚为投机。第二天他到四中回访，聊到扩大宣传途径，便产生了把《出身论》铅印传播的念头。
在校多年，固执的天性总给我带来重重险境，谁想到反“对联”之举，竟在新的形势下赢得正面的名声。靠这点政治资本，我向学校总务借贷，五百元轻易到手。我小学同学朱大年，是男三中造反派“刺刀见红”的头头，与“三司”（“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宣传部长有交情。我们骑车去地质学院，开出盖着“三司”大印的介绍信。
回家路上，经过北太平庄附近的解放军一二零一印刷厂，乘兴闯进去。负责接待的是业务部金科长，他戴金边眼镜，笑容狡黠，但一看介绍信，态度立即变得严肃认真。那时“三司”如日中天。印刷业务很快就谈成了。
那年头纸张极紧。六部口纸张批发部缺货，柜台后的职员，建议我们去地安门的农工民主党总部试试。那里果然有货，但很贵，终于买到十五令上好道林纸。这就是《中学文革报》创刊号用纸与众不同的缘由。
罗文从“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取来《出身论》新手稿，那是一叠白底兰格的超长稿纸，字迹小而清晰，让人望而生畏。可拜读后，我感觉行文中透着一股怨气，文字也显刻薄，大大削弱了理论客观性的份量，会让人对作者的个人利害关系产生猜疑。我虽对“小组””充满敬意，却并不妨碍我对《出身论》新稿刀砍斧伐，作了大量修改。在理论上我了无新意，但无疑改变了文章的色彩与基调。不料遇罗文读罢，一反他温文尔雅的风度，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回到四中，他又向我道歉，说“小组”很欣赏我的改动。《出身论》修订稿就这样敲定了。
再到一二零一厂与金科长商酌，决定采用四开版五号字，本以为差不多，没想到排好版竟多了个“天窗”。金科长问如何利用这一空间，办报的念头油然而生。
我起了个毫无创意的名字——《中学文革报》，拉出“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唬人的大旗，并请擅长美工的三中学生朱维理拼出毛体报头。
我从小学同学朱大年和刘姜仁处各征一文，还有四中同班同学李宝臣署名“敌敌畏”的杂文，再选用师大女附中陶洛诵和汪静姗编的一组动态消息，准备完毕，我在原四中语文教研室连夜撰写《出身论》的编者按，和署名“司令部”的“坚决砸烂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公告。天近拂晓，我把版面、字体、字号、花边等编排好，把坐在椅上打呼噜的罗文唤醒，打了招呼，只身骑车去一二零一厂交稿。第二天我到厂里拿到清样，校订后签字付印。《中学文革报》（以下简称《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正式发行。
七《中学文革报》的历程
《文革报》问世，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我们设在四中的办公室总是门庭若市，来访者络绎不绝。其中索买观望的最多，而热情支持和恶意相向的也不少。支持者讲述他们受“血统论”迫害的亲身经历，反对者在联络处外墙贴满侮辱性的标语和大字报。
北京气象学校的李金环和纪亚琴来到接待室，要求参加我们编辑部的工作。我问起来，她们居然还没看过《出身论》，但从反对者的言论，她们坚信这是一篇好文章。在她们前后加入的，还有十三中的闫世钧和帖汉，师大女附中的陶洛诵，二十五中的遇罗勉和王嘉材，某校的陈加华，五十三中的韩基山，无线电学校的魏雷，轻工业学院的郝治。我们报社不断发展壮大。
《文革报》虽然只在北京发行，与官方支持的《兵团战报》、《清华井冈山》相比，印数微不足道，但全国的读者来信与日俱增，到了连邮递员不能负载的程度，我们只好每天蹬三轮车去邮局领取。处理读者来信成了艰巨的任务，其中多数为附款邮购，但也有不少是为了向我们倾诉的。遭遇之惨烈，心声之真诚，往往让我们沧然泪下。
在一个贵阳市青年的信中，讲到他在市中心见到人们簇拥在长篇累牍的大字报前（不知哪位热心人抄写《出身论》一万五千字的全文，要多少纸张和功夫！）出于好奇，他从头读起，刚读了一小部分，就再也抑制不住眼泪，嚎啕大哭起来。为避免尴尬，跑回住宅，哭罢再赶回现场，读了几行又忍不住哭了。就这样，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才终于读完《出身论》。
除西藏和台湾外，读者来信在全国各省分布均匀，来自北京的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突出。在《文革报》出版后短短几个月，各类小报纷纷出世，其中多数滞销缓销，而《文革报》刚好相反。每一期仅在市面出售半数，其余半数留给外地邮购和来访者。从读者来信中得知，有人花两块钱买一份《文革报》。一个小报交易市场在北京西单应运而生，其中《文革报》成了“硬通货”，可用来换任何小报，还出现过比值达一比五十乃至一比一百的交易。
我因杂务缠身，很少参加卖报。有一次跟着去了，我们的三轮车被围得水泄不通，无数只手伸过来，我的手中塞满大把钞票，刚递出的报纸，不知被谁一把扯去，甚至来不及找钱。转眼间报纸被抢购一空，我双手不停哆嗦，才知卖报的艰难。遇罗勉——罗克的小弟弟，也向我讲述过他卖报的类似经历。
据我所知，《中学文革报》是第一家没有官方背景的小报，此后非官方小报如雨后春笋。不少卷入《出身论》的辩论，有的为政治利害，有的为开拓销路。仅北京一地，就有《东风报》、《旭日战报》、《红鹰》、《教工战报》、《雄一师》、《文化先锋》、《大喊大叫》、《首都风雷》、《中学论坛》、《只把春来报》、《湘江评论》、《北京评论杂志》等。李冬民的《兵团战报》曾以“首都兵团”名义登出“取缔〈中学文革报〉”的“通令”。
其中《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分别由我小学同班同学朱大年（三中）、刘姜仁（京工附中）主办。在《文革报》问世前，我们仨在大年家偶遇，看了我带来的《出身论》，一致认为值得广为传播，对出版、印刷和发行有过商讨与策划。后来果然各自推出报纸，互相配合，《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各为出身问题留出一版，由我负责编辑。从策略出发，这两家报纸对出身问题采取中立态度，同时刊登赞同和反对的文章。罗克对此十分欢喜，特地采用辩论文体为两家报纸撰文，以活泼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暴露反对派的荒谬。
《只把春来报》是我们班张育海、杨百朋、李宝臣、何大明和吴景瑞等人办的，高三的沈大伟和他弟弟沈大智，还有杨百朋的弟弟杨百揆也卷入其中。他们个个都是非凡人物——业余爱好多，擅长体育，平常不用功，但学习成绩好，头脑机智从报名就能看出来。在班里的“对联”辩论会上，他们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表示反对。对《出身论》的作者，他们都很敬仰，曾有意加入《文革报》。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使他们在佩服之余，也意识到出身问题背后所涉及的特权利害，便急流勇退了。他们那些文风晦涩、立场暧昧的文章，难免让读者猜疑与《文革报》的关系。
第三期出来后，我们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大会，由罗文上台发言。但开场不久，就有一伙人点燃鞭炮，朝主席台冲上来。负责保卫是一帮初中小孩，吓得呆若木鸡。有个汽车司机组织刚与我们结盟，头头问我要不要把他们在场的人调上来。为避“挑动工人斗学生”之嫌，我谢绝了，报社成员从主席台一侧的通道溜出会场。《文革报》第四期五、六版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并刊登了未宣读完的发言稿。
冲击会场的很可能是“老兵”和“联动”的人，我们在四中的报社也不断受到骚扰。有一次回到四中，有人告诉我彭小蒙刚率领上百之众，骑车呼啸而来，把在场的王建复吓得夺窗而逃。
其实，“老兵”也有比较理性的一派。创刊后第三天，几个身着黄军装的学生来访，通报学校姓名，原来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头目。他们态度平和，跟我谈及“配合”与“协作”，让我深感意外。办报后期，有些“老兵”在兵马司胡同开办“出身论”的辩论场所，气氛严肃而健康。反而在校内外造反派中有少数人深怀敌意，作过损害我们的事情，在此也就不谈了。
《文革报》多次惊动有关领导人。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与红卫兵会面时，被当众问到对《出身论》和《文革报》的看法，他说没看过，人们就递给他一份，他当时读得入神，直到有人提醒他回去再读，才把会继续开下去。不久在另一场合，人们再问他的看法，他圆滑地回答：“太长了，没时间看。”
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我参加过一次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会晤。我当场解下鞋带，把一套《文革报》捆起来，请前边的人传给江青，只见那捆报纸辗转递到她手上。帮我开过介绍信的“三司”宣传部长，向我索取全套《文革报》，他说这是受“中央文革”之托，为毛泽东本人准备八种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他认为《文革报》应在其列。另有传闻，中央政治局曾以大号字体翻印过《出身论》。
自《文革报》创刊起，就有两名自称《红旗》杂志社记者的神秘人物定期造访。第三期出版之际，他们郑重向我转达“中央文革”成员关锋的传话：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
“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讲话中，点名批判《出身论》和《文革报》，从而为我们的命运画上了句号。林彪在同年五月一次讲话中，大谈出身问题，他讲到社会上流传着一些“反动”的观点，虽未点名，看来并非空穴来风。
八《中学文革报》的终结
由于出版一再受到“联动”等势力的严重干扰，我们不得不寻找新的途径。到了第七期，在北京出版已不可能。我独自乘火车去天津，在火车站外蜷身露宿，终于联系上一家小厂。再次赴津，我正在厂内小屋校稿，抬头看见李金环和纪亚琴二位女生站在院中，神色沉重。她们告诉我戚本禹的四月十三日讲话，并说罗克建议我立即返京商议对策。
回到北京，我从火车站径直去罗克家。罗克把我迎进他的“冰窖”，讲了一下大形势，他抱歉地对我说：“你这样年轻，就由于我而置于这种形势，真对不起。”我不以为然，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心里惦记的还是报纸的前途。罗克问起来，我说：“我看一共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对抗，原定第七期照印不误；二是投降，在第七期上作检讨；三是停止出版，既不对抗，也不认错。”“那你准备走那一条路呢？”“走第一条路是不识时务，走第二条路有违良心，我看只剩下第三条路还可以走。”“我的看法和你完全一致。”随后，我召开报社全体会议，宣布这一决定。《中学文革报》由此告结。
《中学文革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八日创刊，同年二月二日、二月十日、二月二十一日、三月六日和四月一日分别出版了第二至六期。这六期先后在解放军一二零一印刷厂（第一、二期）、西四印刷厂（第三期）、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第四、五期）和西便门印刷厂（第六期）印刷。第一期印数是三万份，其他几期印数在三万到六万份之间。除了这六期，还在景山胶印厂影印了一万五千份创刊号，另外还出版了以《出身论》为主要内容的特刊，先后付印两次，总数约六万份。除第四期为六版（售价三分），其余每期都是四版（售价二分）。全加在一起，总印数共三十万多，销售总额在六千元以上。
在我们报社，大家都尽力而为，谁也没有正式头衔。卖报时各自拿一垛，回来把钱交上，无人点过报，数过钱。大家因公外出办事，从来没想过报销这回事。这在当时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其实很不寻常。
遇罗克作为特邀主笔，以“北京市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六期报纸上分别发表了《出身论》、《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和《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六篇文章；此外，他在《中学论坛》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发表了《谈鸿沟》；他还在《首都风雷》创刊号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署名“步曙明”的反对《出身论》的文章，另一篇则是以“小组”名义驳斥步曙明的文章《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罗克还以二十五中“齐声唤”的名义，在《中学论坛》发表了以对话形式讨论出身问题的文章《〈出身论〉对话录：翻案篇》。而第五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略评〈雄一师〉报的四个版两万字》，则是罗克和我不约而同各写的一篇同主题文章然后合成的。
九《中学文革报》成员及其命运
报纸创刊时，我们只有三人：罗文、同班同学王建复和我。我的语文老师毛宪文当过技术咨询（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他婉拒了加入的邀请），他曾任《内蒙古文艺》编辑，我向他学了不少编辑知识，受益匪浅。《文革报》的版面设计美观大方，显然与毛老师有关。王建复“大串连”与我同行，跑遍大江南北。罗文初次造访，建复在场，就这样成了创办人之一。
创刊号问世后，不少人陆续加入报社，前面已提到。到了后期，女五中张颖和王玲，女十二中张君若和张富英也加入进来，报社成员一度接近二十人。
在创办之初，罗文是“小组”和报纸之间唯一的链接，没有他办报是不可能的。后来出特刊，与“老兵”在兵马司辩论，也都有赖于他的操持。
财务最初由我掌管，办到第三期赚了钱，如数还清学校贷款后，还有足够的流动资金。王建复毛遂自荐，从此由他接手财务。
李金环、纪亚琴负责处理读者来信，并为订户邮寄报纸，工作繁重，却从无怨言。从名字到相貌都不像汉人，贴汉矢口否认有外族血统，虽是初中生，却显示特有的稳重与才能。他是唯一与我分担过编辑工作的人。阎世钧出身“革干”，憨厚实干，为报纸各种杂务跑前跑后，总是笑嘻嘻的。韩基山社交广，举手投足带江湖气。我一到会场，他总是喊“司令到”，在危急时刻他对我说：“司令先行，有我护后。”在联络等事务中他功不可没。王嘉材和陈加华头脑灵，点子多，腿脚快，在后勤与卖报的分工中贡献最大。
郝治是罗克的朋友，高个子，一张喜剧性的长脸，化名马列。按他的话，这名字别人不敢喊“打倒”。由于年长智深，他常在会上对我的决策表示嘲讽。魏雷年岁稍长，唇上留髭须，每逢棘手事，最是老谋深算。张颖、王玲、张君若和张富英等女生加入时，我们已陷入逆境，她们没领略报纸昌盛的风光，倒甘愿与我们分尝这最后的苦果。
有一次，陶洛诵和阎世钧在清华碰到“三司”司令蒯大富，一场舌战把蒯大富说得哑口无言。他问洛诵哪个学校的，“好厉害的一张嘴”。他们二位随后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讲起这趣事，大家笑弯了腰。
由四中“红旗”战斗队写的《我们为什么支持〈出身论〉》一文，登在《文革报》第五期第四版上。罗克从不干涉报务，但读了此文，深为赏识，极力劝我邀请“红旗“加入。谁料到”红旗“第五期后加入，第六期还未出就倒戈了，他们在四中校园贴出大字报“出身论是大毒草”，还到西便门印刷厂，企图抢走刚要出厂的第六期。
还有一个小插曲。“首都兵团”派了个间谍打入我们报社。此人第一次面我就起了疑心，罗文却极力推荐。随后其他成员也都觉得可疑，最终查清他的身份，于是用各种方式捉弄他。我们常在景山和北海会面，却故意把他引到别的地方，还屡次向他提供假情报。在严峻的形势下，给大家平添不少轻松快乐的时刻。
《红旗》杂志社记者向我传达关锋的话后，我陷入激烈的内心冲突中，几天未在报社露面。然后我召开全体会议，向所有成员转达了关锋的话，指出再往下走，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请求对牺牲没做好准备的成员离开报社，而别人对他们“没有理由予以任何指责。”让我难忘的是，全体成员无一人畏退。
一九八零年夏天，在全国各大报刊纷纷为罗克平反正名后，我召集报社成员在陶洛诵家相聚。我这才知道除罗文在六十五中受到严重迫害，其他中学生大都未遇到太大麻烦。而郝治、李金环和纪亚琴几位大专学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分别在轻工学院和气象学校被残酷批斗。
那次见面，本以为看到的是大家的无悔与自豪，没想到更多的是看破红尘的自嘲，令人怅惘，但我永远忘不掉当年那集体的勇气。
我们也为少男少女提供了浪漫场所。遇罗文与陶洛诵之间有过恋情，后与另一成员张富英结婚。陶洛诵与四中“红旗”的赵京兴结为连理，他们的罗曼史被传为佳话，并历尽重重艰难。在此不谈。
由于主办《首都风雷》和《中学论坛》，我的小学同学朱大年与刘姜仁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刘姜仁曾很长时间被关在校。《只把春来报》成员中，张育海和沈大伟越境参加缅共人民军，先后战死。吴景瑞（毛子）和我一起去越南从军未遂，不久赴东北后失踪。何大明在张育海一案的调查中受刺激，一度精神失常，幸好后来完全恢复，并写过办报的经历。
十遇罗克其人其事
《文革报》创刊号出版时，我并不知道“家庭问题研究小组”的身份，随后去罗文家拜访，初次与罗克见面，哥儿俩全无相像之处。他身材瘦小，面色苍白得难以置信，深度近视，扇风耳，大驼背，其魅力却在动态之中。他一张口声音宏亮，言辞清晰明朗，妙趣横生，一圈圈厚镜片挡不住那犀利的目光。
罗文把我介绍给他，他开玩笑地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就大笑起来。一张口就让我感到绝非一般人物，并开始猜疑他与“小组”的关系。第二期出版后，交往渐深，他向我讲明他就是《出身论》作者。基于形势，他请我对此保密。多数成员在办报期间，从未被正式告知“小组”的身份。
罗克在写作上不愧为突破时代局限的巨匠。“文革”对中文造成的灾难，直到今天在政论文章中仍清晰可辨。而罗克的文风却出污淤泥而不染，自成一体。读过其文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其思路宽广，条理清晰，广征博引，文辞犀利，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遗风。
他的写作速度惊人。由于出版上困难重重，往往无法预知下一期的出版时间。罗克放下话，只要头一天告诉他，他能第二天交稿。他在报纸发表的所有长文，都是这样一夜写成的。
罗克非书痴，小脑也很发达。和我玩一种打手游戏，他总把我的手打得噼啪响。他能同时下两盘盲棋。我试图捉弄他，告知他说的棋子不在其位，他沉吟片刻，坚称我所言不实。
他独自住在正房与院墙间搭成的小屋，严冬无法取暖，号称“冰窖”。我与他常在“冰窖”对坐，彻夜长谈，直至天近拂晓。他兴趣广泛，跟我谈的主要是哲学、历史和文学，而非当时的政局或报纸的命运。
他是一个机敏的人。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们同去东北。在火车上，一个面相凶恶的人突然问他：“你还认识我吗?”此话不知从何而来，让人莫名其妙，但他毫不迟疑地巧妙答道：“我看你面熟。”
罗克对自己的口才相当自负，蒯大富曾讲过我们成员的坏话，罗克一再托付我向蒯下书，在公开场所辩论，而蒯从未应战。
他一直在不断思索。我们同游北戴河、秦皇岛和沈阳三地，并约好各写游记一篇。在沈阳街头，看到大量日伪时期的建筑，他不快地问我，为什么解放多年的建筑，竟不能与日本在某占领地短期留下的痕迹相比。
在报纸停办后，罗克开始写一篇新作——《工资论》。他向我列举论资排辈的贻害，并以此为起点，提出工资政策的建设性方案。可惜那时此文已无处可刊载，他被捕后不知下落。他进一步观察到工业管理体制的弊病，并设想改革的方向。郝治曾讲罗克是“东方的曙光，宫殿的一角”。我常想，十年后在中国开始的体制改革若有罗克的参与，不知会获益多少。
有一次，我注意到他书架上有一本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提起我也有一本。他听后很兴奋，当即与我拟订共同攻读此书的计划，并交换读书笔记。
他批评斯大林的思维方式，必定借助语言垄断。“猫睡觉做梦时，四腿有时会作出跑的姿态，胡须也会颤抖。难道它也使用某种语言吗？”有时他会问我从未想过的问题，比如“你作梦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罗克问到我对鲁迅的看法。他把鲁迅的作品比作一盘珍珠，每颗都很明亮，却没有串成一条彼此相关的项链。他喜欢杰克•伦敦，提到濒死的狼和一个人的搏斗，最后以人饮到狼血而获胜。“他的人物在逆境中表现的毅力，在别的作品中是难能看到的。”他向我推荐梅里美的《卡门》，并把书借给我看，谈起女主角那奔放自由的性格，极为感叹。
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很有见地。谈到《浮士德》一书的翻译，“郭沫若的译本比起冯至的拙劣错讹之处甚多，但被出版的却是前者。”他对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成就非常钦佩。他讲过一些朱生豪的故事，如何在战乱逃难的途中不缀译笔，但终未实现译完莎士比亚的弘愿而早逝。
在他的小屋，我们一起不知度过多少时光。有一次我情不自禁地感叹：“你的知识多么渊博啊！”他听后拉进我们之间的距离，一反他平日的诙谐，用严肃的语气说道：“等你到了我的年龄，你的知识会比我更渊博。”虽然我对他无比信服，但还是不相信这番话。
讲起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他找出一张鲁迅赠给瞿秋白的手迹：“人生得一知己足已，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他神情郑重地把它送给我。
他对毛泽东相当尊敬，对毛泽东诗词的造诣尤为钦佩，特别喜欢《蝶恋花》一词。
十一遇罗克之冤案？
从东北回来后不久，形势越来越紧。罗克告诉我他已被跟踪，出于幽默，他转身找到跟踪者，开他们玩笑，弄得他们很尴尬。凌晨从他家离开，我也被跟踪过。有一次我骑得飞快，把跟踪者甩下一大截，再转身慢悠悠迎面骑回来。在昏暗的路灯下，跟踪者看看我，又看看前方，一时拿不定主意，最终还是朝前方骑去。
一九六七年年底，罗克告诉我，他感觉自己被捕的日子不远了，建议我从那一天起，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终止往来。他还请求我在将来的调查中，不要犹豫，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因为“不管你承担什么责任，他们要加给我的‘罪责’是不会减轻的。”他把事先写好并封口的一封厚厚的信交给我，请我“在今后情势允许时，交给毛泽东。”罗克于六八年一月被捕。此信屡屡更换藏匿地点，但插队多年后竟不知下落，实有愧于他的在天之灵。
那时四中在“军宣队”掌控下，我与负责我们班当兵的和指导员常常激烈辩论，反倒给他们留下坦诚的印象。有一天，当兵的在操场找到我，说有人来“外调”，又说“指导员让我告诉你，不用紧张”。进了指导员小屋，两个穿警服的坐在里面床上。指导员把门关好，对他们介绍我说：“他一贯忠诚坦白，你们可以完全信任他。”那两位听了这话，满脸不快。但那时解放军的势力远在公安之上，他们也只好忍气吞声。
此后一两个月，这二位多次来四中找我。我一口揽下自身的责任，这态度让他们诧异。我讲话时，两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意识到，他们的调查无非是两条，一是罗克是《文革报》的幕后操纵者，二是罗克的“反动”言论。这两条均非事实，我毫不费力地挡回去。
他们要我揭发罗克的“反革命”言论，我回答“一句没有”，无可奈何，他们退而求其次，要我写下他的言论。几日后他们当面一读，勃然大怒。“照你这么说，他是无产阶级革命份子了。告诉你，他是中央定了性的反革命份子，你还包庇他，你可知道性质的严重吗？”其中一个把掏出枪来，朝我晃了晃，又“啪”地拍在桌上，显得十分滑稽，我忍不住失声大笑。
相持一阵，他们的调查忽然转向，集中到“手榴弹事件”上。我对此事一无所知，心里不禁一惊。与罗克停止见面后，出于同一考虑，所有报社成员也都停止来往，我无从了解原委。他们试图把他说成这一事件的指使者，却发现在我这里找不到任何线索，便对我失去了兴趣，从此不再打扰，竟让我多少有被冷落的感觉。
罗克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被捕，一九七零年一月九日的公告中被列为二十几名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除了遇罗克，公告中所列死刑犯当日都被枪决。而他的死刑延至三月五日，在另一次名单中并没有他的公审大会后执行的。在六八年他先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拒绝签字。据内部消息，他的死刑是经最高层亲自指示，并委托重要人物办的。在最后关头，罗克保持一贯的机智和幽默，在一月二十七日公审大会后，他声称有重大案情未交代，作为“五•一六”份子，他与某某单线联系。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月多的时间。
为何从十五年徒刑改判死刑？在判决书上，主要罪名是“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出身论》却只字未提。
罗克是如何涉嫌暗杀的呢?一九六七年夏天，东北武斗正盛，部分《文革报》成员结伙北上。一到长春，在火车站就给每人发武器，离开长春时，我曾嘱咐大家将所有武器退还，以免留下祸根。后来才得知，罗文并未退还领到的手榴弹，把它带回了北京。
罗文是个酷爱化学的人。他曾对我说，对他来说搞政治纯属误会。他曾热衷于恶作剧，比如在我家撒下几滴威力极大的催泪剂。他还为报社成员表演火箭发射，火药想必就来自那颗手榴弹。私下带回手榴弹也罢，他却在风声正紧时，找了几个靠不住的人去香山埋藏。当局一恐吓，有人就招供了。他们试图让我证实罗克是其幕后操纵者，我当时尚不解，直到读到判决书，才知道当局的企图。罗克、罗锦、罗文、罗勉兄妹虽个个聪慧，但办事往往有失周全。罗克当年托罗锦藏日记，她竟藏到中山公园公厕。罗文从东北带回手榴弹，罗文、罗克拒绝销毁读者来信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不过，把罗文的手榴弹归结为罗克的暗杀阴谋，并非愚蠢的推理，而是懦弱的陷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十三年后的夏天，为罗克平反的时机终于到来。我和罗锦在《光明日报》社与记者王晨数次会面后，《划破夜空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于一九八零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纷纷登载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他成了广为人知的英雄。
十二峨嵋山
一九六七年四月报纸停刊，我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不久，我和杨百朋、吴景瑞（毛子）、王建复、陶洛诵、遇罗文等四中同学和报社同人一起抵达成都。
从成都搭乘慢吞吞的长途车，我们来到了峨嵋山，下车就去报国寺投宿。大殿有三尊佛的立像，全然不为尘世纷争所动，安详地俯瞰人群。早听说蒋介石国难当头时曾在此隐避，对这座寺庙格外好奇。虽是动乱年代，在庙里挂单的游客却不少，大多数是学生。到斋堂用饭，师父先问每人饭量，据说饭越少，菜越精，收费都一样。菜端上来，见到鸡蛋很惊奇，这才知道素食的涵盖比想象得广。在报国寺还吃到“雪磨芋”，味道和口感让我想起北京的冻豆腐，但更鲜美。
翌日起了个大早，草草洗漱后开始上山，抵达洗象池天色还不算晚。大家决定在此歇脚。庙里住宿费本来就不高，我正要交钱，被百朋拦住了。在寺外与一群猴子逗耍一番，百朋招呼我再去登记，果然又价钱又降下不少。名不虚传，果然有白象在池中，混沌不解其义。一夜平安，早上发现厕所悬空架在悬崖边上，方便时往下一望，让人心惊肉跳。
离开洗象池不远，山路在云雾缭绕之中。离开上山正路，拜访了几个小庙，殿中无人，经书满地，显然遭过破坏。但象峨嵋山所有寺庙一样，佛像都是完整的，这在那年头也算得奇迹了。
一路上林茂竹密，鸟叫猿啼，此起彼伏，令人惊心动魄。与几位同伴钻进林中，很快被枝蔓纠缠，无路可走。只好用菜刀开路，没过多久，我们已筋疲力尽，并完全失去了方向感。绝望中齐声呼救，本以为无望，却意外听到回答，在不断应和声的引导下，我们终于回到正路，对周围草木有了敬畏之心。
暮色降临前接近金顶，浓雾中，下起瓢泼大雨，未带雨具，很快就成了落汤鸡。到了庙前，一位比丘尼迎上来，把我们引到生着火的殿堂，帮着烘烤衣服，让我感到亲人般的温暖。耳边雷声滚滚，闪电的蓝光不时照亮殿堂。有人喊看神火，从山门口望出去，果然有蓝色荧光在暗中游弋，灿烂夺目，实为奇观。
翌日晨，为看日出早起。第一次见到云海，汹涌澎湃，几座天际的雪山如海中仙岛。太阳跃然而出，苍茫云海瞬间换了颜色，由铁青到雪白。稍晚，无人应邀同行，我独自去了千佛顶和万佛顶。海拔三千多米山顶，植被与山腰不同，依然赏心悦目，散发浓烈的草木香气。
为观看天下闻名的峨嵋光，我和建复留到下午四时后下山，然后与他人在九老洞汇合。这一奇观定点定时，在上有阳光下有云海时才会呈现。一位比丘好心引路，岂料头上阴云密布，只好败兴而归，那师父忽在我们身后喊道：“有了”。只见阴云裂开一道缝，阳光射下来。待我们赶上去，阴云又合上了，可惜终未看到这一奇观。
从金顶到九老洞本是一天行程，我们却在下午四时后才出发。上路不久，天色渐渐暗下来。在黑暗中穿过峨嵋山有名的险路，坡陡路滑，到处都有坠入悬崖的危险。天完全黑下来，仍看不到九老洞的影子，我们早已精疲力竭。而鸟鸣兽吼，被夜的寂静放大了。眼前又是个大坡，我俩认定翻过坡再看不到九老洞，就只好死在这里了。爬到坡顶，居然远处有几点昏黄的灯光。
用餐时间早过了，僧人还是为我们备了饭菜。夜宿的大堂有几十张床，只有我们一行。说不清为什么，大家不约而同产生强烈的恐惧感。陶洛诵是同行中唯一的女生，她不敢独宿，请求我们允许她与大家一起过夜。我煞有介事把菜刀枕在头下，但很快被疲劳征服。再睁眼，一片光明，夜间的恐惧显得非常可笑。
在火车上听到九老洞的传说：几个和尚备了七天食物，打着火把，走了三天未达洞底，又折返回来。如此神奇的洞，我非进不可。听僧人说洞口离寺庙往返三十里，众人都失去兴致。我独自而行，来到洞口，周围尚有大片积雪。进洞没走几步，便是令人魂飞胆丧的轰响——无数只受惊的蝙蝠从洞中飞出。没走几步，陷入无边的黑暗中，用小手电筒照出去，什么都看不见，只好跌跌撞撞摸回洞口。
从九老洞下山，一路从容，与同伴们在报国寺相聚。当晚与毛子商定去越南的计划，次日便踏上东行之旅。
十三越南之行
越南之行其实目的不明。过去虽在政治风波中屡遭批判，政治信仰并未动摇。办报的失败，才使我真正陷入迷茫。莱蒙托夫的诗句“他在疯狂之中祈祷风暴，／幻想着风暴会带给他平静”，或许正是我那时心境的写照。
与峨嵋山之行的同伴分手，我和毛子踏上去广西凭祥的旅程。按照计划，我们买下几斤巧克力和一把快刀。
“如果我的手指被毒蛇咬到，你一定要毫不犹豫帮我把它切下来。你答应吗？”毛子严肃地凝视着我。虽说彼此承诺，但这还是心理上的严重挑战，我问毛子如何作想，他却摆出不屑的姿态。
北上成都，东抵重庆，与几位各地游客凑在一起，步行至九龙坡扒货车。九龙坡是个大编车场，几十股轨道上机车呼啸滑行，让人目不暇接。我在一条轨道上行走，陷入暇想，对人们的呐喊和调车员的哨声毫无反应。突然有人猛然把我推出轨道，我正要发作，只见一节车厢从我身边悄然滑过，这才意识到是一位铁路工人救我一命。他追上那节车厢，跳上去，没给我一个道谢的机会。
从九龙坡搭上的货车，在贵州某站被查处，我和毛子自恃一路练就的本领，漫步到车站数里外，等开动后再扒飞车。那火车司机早把我们的意图看在眼里，列车一起动就全力加速，汽笛长鸣不已。不顾毛子的呼喊，我奋力疾跑，几次伸手抓到车厢扶手，可每次都被魔术般反弹回来。列车驶入前方隧洞，轨道上只剩下我们俩。我看出毛子对我的失败而庆幸，果然，在他估算出车速后，并未像我那样尽力。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我买下两张短程车票，搭上一列东去客车。在靠窗座位上，我要了杯热茶，安然坐下，读起史第文森的小说集，毛子在我对面昏睡过去。几个小时后，列车员查票，我和毛子将在下一站被赶下去。
对列车员的粗鲁很反感，我心生一计，叮嘱毛子留在原地，车一靠站，我就跑到售票处买了两张票。还买了些食品，待回我们车厢门口，在我出示车票后，列车员仍拒绝让我上车，毛子也被两人从车厢架到门口，他拼命挣扎着，拒不下车。列车起动了，我扔掉手中食品强行登车。经过一番搏斗，我被踢下车门阶梯，我们的背包被扔出车外，而列车载着毛子消失在远方。
我向站长报怨，讲述了刚才的遭遇，他把我请到办公室，挂了几个电话，建议我到车站附近用餐后再来找他。在小饭馆昏暗的灯光下，满耳犹如异邦之语。沮丧和屈辱之中，想起史第文森笔下一对老夫妇的悲惨遭遇，感到十分凄凉。再次见到站长，他告诉我已安排好毛子在贵阳下车与我会面。他语调平淡，面无表情，刻意掩饰那与时代相悖的善意。
在贵阳车站候车室见到毛子，让我欢欣不已，毛子却摆出无动于衷的嘴脸，仿佛这重聚早就在他神算之中。
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广西凭祥。一踏上站台，便感觉到浓重的战争气氛。南下的列车满载大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人。让人惊讶的是，从制服、帽徽和肩章上看分明是越南人民军，在饭馆吃米粉时发现他们讲的竟是中国话。一位同桌的士兵向我们眩耀说：“美军在越南五十万，我们人数从不在他们之下。只不过说起来一个没有，因为我们是人民军，不是解放军。”讲到此，他诡秘地一笑。我心中甚是羡慕，他忽然叹口气加上一句：“剩下半年，咱回家看媳妇喽。”顿时让我扫兴，怎么会有人在媳妇与打仗之间作出那么糊涂的选择。
从凭祥到越南的捷径不是南下而是西进。在无区域地图的情况下，我们靠指南针一直向西走，一路上绕开有人烟的地段。傍晚时分，进入茫茫无际的山区。每座山丘虽不算高，但陡峭危险，满山齐腰高的野草，茂密得迈不过去，每一步都要把脚抬到草尖上，再踩下去。举目望去，周围是一望无际的苍山绿海，让人怀疑是否能走出这无人地带，再度回到人间。
夜幕降临，下着毛毛细雨，在半山腰踩倒一片草，铺好塑料布准备安营扎寨。由于坡度陡，必须用脚蹬地才不至滑下去，再加上湿衣服贴在身上，看来这夜难熬了。伤感之余，也为境遇的荒唐与危险而兴奋。我探出头，瞥见一串摇曳的光点向我们移动。我唤醒毛子，用食指放在嘴边示意不要作声。我们屏息观察，断定那是一支打着手电筒的巡逻队。不一会儿，这些光点接近我们的宿营地。令人不解的是，光点的大小亮度并没有因距离的变化而变化。我下意识伸出手去，居然抓住其中一个。毛子打开手电筒，我松手一看，吓个半死。原来是一种带萤光的丑陋飞虫，与常见的萤火虫毫无相似之处。
第二天一早，吃上几块巧克力，我们又踏上行程。我浑身都是蚕豆大小的蚊疱，不时停下来抓痒。毛子手持木棍在前边打草开道，反复嘱咐我准备好刀子以防蛇咬。有一回我刚要落脚，瞥见草丛中盘着一条蛇。它仰头与我对视，毫不示弱，最后还是我绕道而行。下午时分，在山谷中遇到一条小河，我们脱衣洗浴，毛子身上的蚊疱还不及我三四成，心中有些不平。
晚上宿营时，估计已进入越南，百感交集，我在手电筒下写了很长的日记，其中有对父母的歉意，对祖国的离别之情，以及对前景的期望。夜里梦到西贡，梦见电影院门口有许多外国电影海报。再上路，草丛没那么密了，坡度也平缓多了，我们加快了行进速度。忽然在山脊看到一条蜿蜒小道，穿过漫无边际的山丘。我们坐在小道上，正享受美味的巧克力，忽然有个人从坡下冒出来，让我们一惊。我故作镇静，先后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跟他打招呼。他专注倾听，却只是连连摇头。我和毛子不禁欢呼雀跃，庆祝我们越境成功。那人受我们感染，也咧嘴笑了，然后弯着腰朝山下指去。沿着他指的方向走下去，来到一个仅几户人家的小村子。
在村口碰见一位年轻农妇，模样标致。她招手示意，让我们跟她走。她家是架在几根木桩上的竹棚，地板和墙到处是缝隙，透光漏风，对我们来说，异国情调十足。语言不通，但她的微笑充满善意。她升炊做饭，又围过来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好奇地打量我们。她端上热汤，又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长者，能磕磕巴巴讲几句汉语。看来他把我们从北京来这事说清了，围观的人不禁唏嘘。农妇问到我们此行目的时，他似乎未听懂我的回答，农妇听了翻译照样满脸疑惑。喝完汤后，并没有再上饭菜，让我大失所望。
与农妇道别，踏上山间蜿蜒的公路。不知为什么，毛子在后面越拉越远，我知道没有岔道，便大步先行。走了一两个小时，忽然有人在我肩上一拍，是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他把夹在后座的书递给我，示意让我搭车。我跳上车，翻开书，首页是托尔斯泰画像。再一翻，是沃伦斯基与安娜在火车站分手的插图。在这战火中的国度，遇见一位托尔斯泰的热心读者，让我无比感动。我们开始用英语简单交流，他对我所说的一切都理解都认同，似乎远比我见过大世面。我们来到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年轻人放下我，我们告别。
我在街上东张西望，一个小姑娘凑过来，用标准普通话大大方方问我：“你饿吗？你要吃东西跟我走。”我感到惊讶，问起来，她指指胸前的毛泽东像章说自己是中国人，问她什么地方，她说谅山。我告诉她在等一个同伴，她向我保证会领他与我会合。跟她走进一个院子，全是身穿制服的武装警察。一个中士能讲流利的中文，我向他讲明去河内参军再南下的意图。他摇了电话，告诉我第二天有车带我们去河内。大约一小时后，那小姑娘果真把毛子领来了。
晚餐除了清汤只有一小碗米饭，我们饿坏了，就是十份也填不饱肚子。大堂里，不少人在烟雾缭绕中围观下棋，居然是中国相棋。毛子在旁观战，时不时摇头叹息，很快就被请上去。毛子的棋艺在四中是有名的，那帮越南人那是对手，不甘认输，又到镇上搬来援兵。毛子不失大将风度，不动声色，越杀越勇。我感到无聊，倦意袭来，便独自去睡了。
数日来第一回头上有顶，肚中有食，这一觉睡得香甜自不必说。醒来，毛子还在梦乡。我到院中漫步，碰到会讲中文的中士，问起去河内的车何时能到。不料他态度粗鲁，让我起了疑心，回去摇醒毛子，提议逃跑。可不管我说什么，他只要睡觉，终于误了大事。
一辆吉普车到了，一位英俊的少尉跳下来，向我们行了军礼，把我们请上车。他讲的中文无瑕可击，却绷着脸不与我们交谈。问起我们是否正去河内，他说先带我们见一位首长再说。一路上时有石峰拔地而起，有桂林山水之秀。一两个小时过去了，吉普车拐入一座戒备森严的军营。我们被领到一间厅堂，不一会儿，连汤带肉外加米饭端了上来。虽有不祥的预感，我们吃得好香，只是牛肉太老，把腮帮子都嚼酸了。勤务兵收走碗筷后，一位有首长风度的胖中校走进来，坐到我们对面。他和颜悦色，通过少尉翻译听完我们的陈述，对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表示欣赏。接着他讲到抗美援越要经由政府安排，我们应回国申请。绝望之余，我言辞越来越激烈。那少尉停止翻译，居然直接与我争吵起来。毛子拉拉我的胳膊，说了句很可笑的蠢话：“别那么说，要注意中越两国的外交关系啊。”转念一想，抗争也不是出路，便假装认输，盘算在回中国的路上另想办法。
两位军官消失了，一个头戴瓜皮帽的下士进来，示意跟随他走。我以为他就是司机，可从厅堂走到营外不见车影。问起，下士只咧嘴微笑，露出一颗金牙。没走几步，路一拐，前方忽然出现一座城楼，上面刻着“友谊关”。下士走到关前，与中国士兵互敬军礼，然后金牙闪闪与我们道别。刚一入关，我们被一个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拖进小屋，不由分说地在胳膊上扎了一针。走出来，又到另一处登记，并递给我们一份中央文件，是专门写给自发去越南的“革命小将”的，又是那些套话。本以为天下去越南的，只有毛子和我二人。吃饭时遇到好几十个学生，才知道在那个年代，亡命之徒大有人在。回凭详的卡车上，我打量其他学生，发现胳膊和腿也满是搔破的蚊疱。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都穿着红卫兵的黄军装。
我们从越南回来不久，张育海和沈大伟成功地越境到缅甸，加入了德钦巴登顶领导的人民军，先后战死在沙场。
十四长春三日
一九六七年夏天，我与《文革报》大部分成员外加遇罗克，一行十几人去北戴河，当夜步行到秦皇岛，搭上一列无点运行的列车北上沈阳，游览北宫后与罗克分手，我们继续向北，抵达长春。
我们刚下站台，脚跟还没站稳，就被一伙全副武装、戴袖章的人领到站台一端。与上百个年轻人一起，莫明奇妙成了他们的兵源。有人发言致谢，然后把枪枝、弹药和手榴弹发到我们手中。
对我们的款待包括一顿丰盛的晚餐。我把武器搁在一边，正大快朵颐，同行的王嘉材面色凝重地凑到我桌旁。“嘿，你知道站台那些席垛下边是什么吗？”“粮食呗，”我信口说。“不是。跟我来。”
到了席垛跟前，四面张望，他猛地掀起苇席一角。我心一沉：哪里是什么粮食，而是一具具尸体。“昨天夜里抢武器库给打死的。”有人凑上前来，扔给我们这么一句。
晚餐后，我们被唤上了几辆卡车。每辆有六七个保镖，驾驶舱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侧站着自动枪手。我们这帮学生蹲坐其中，车队以疯狂的速度向城区驶去。出于好奇心，我刚试着站起来，被大声喝住。另一保镖见我不快，侧过身来歉意地向我笑笑：“上一趟死了两个，不能大意啊。”
目的地是长春地质学院。晚上与嘉材住同一间宿舍，睡得正酣时被他唤醒，只见夜空被焰火般的弹道切割，传来一阵阵柔和的爆炸声。我刚要走到窗前探身出去，嘉材喊道：“你疯啦！趴下。”第二天早上，在走廊里听说两个与我们一起的学生死于半夜的流弹。大院里在开追悼会，十几个死者都是二十岁上下的汽车司机。一个悼亡者在喃喃自语：“妈的，拼了！拼了！”
嘉材在追悼会场转了一圈，双手围拢在我耳边说：“嘿，你知道他们怎么开车？蹲着开，看见电线杆子拐弯。”在白花圈和黑袖箍的包围中，我感到极度麻木。
下午时分，我被唤去处理一个不快的事件。我们同行的几个，发现附近文研所无人看管，顺手牵羊拿走几本西方小说。而遭殃的只有君若，她被剪了头发关起来。她来自女校，受过舞蹈训练，长得美身姿也好。从北戴河步行到秦皇岛，她一路向我倾诉，关于黑暗的现实和绝望的心境。此后我有意无意避开她，没想到这回倒霉的偏偏是她。再见面是在回京的火车上，她头戴假军帽，见到我默默无言。
第二天嘉材和我找到一个自由市场。国营商店全部关门，自由市场反倒繁荣起来，玲琅满目。走着走着，忽闻一阵枪声，一辆吉普车载着几个全身武装的人，在人群中疾驰而过。有位老汉摆摊卖蒜头，我上去问价，老汉满面堆笑说：“老总，看上就随便拿。”不管怎么说，他死活不肯收钱，最后我拿了两个蒜头走开。心里正纳闷，嘉材在旁冷笑说：“不看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原来我手握折叠水果刀，削过罗卜忘了收起来。没走多远，只见前面聚众成群，围着一个倒在血泊中的人。有人感叹道：“唉，就为了跟那帮人要苹果钱。这年头。”
听说长春有座大楼原是伪满州国的银行，坚实到连大炮也啃不动。一路找去，四周渐无行人。远处有一座雄伟建筑，我抬手一指，一阵枪响，在头上方的标语牌留下一排弹孔。我和嘉材立即扑倒在地，敏捷地匍匐前进，向附近的墙角爬去。速度之快，超乎我自己的预料。越过大楼的视角，我们站起撒腿就跑。
当晚我把大家召集起来，决定次日去哈尔滨。临行前，我说：“重要的是所有武器一律上交，以免招嫌。”我带头把武器上交，以为大家也都跟着做了，后来才知并非如此。
第二天赶到火车站，才知道因武斗客车不敢进站。候车大厅拥挤不堪，我跑到站外，刚在一个门洞躺下，就昏睡过去。不知睡了多久，被密集的枪声惊醒。一个枪手藏在我的门洞，向斜对面的铁路局大楼射击，大楼上闪烁着还击的火光。“进站里去，这儿不安全，”那枪手头也不回地说。“别跑，慢慢走。他们专打跑的。”他补充道。我犹豫着迈出几步，周围的枪声格外密集起来。身不由己，我飞快地跑起来。那枪手朝我大喊：“别跑，别跑啊！”
车站大厅，人们围着一位老汉，他胸口被炸开碗口大的洞。他大口喘息着，在众目睽睽下咽了气，身边留下一箱没卖掉的冰棍。这场枪战，更让我怀疑搭乘客车的可能，便决定带大家搭货车。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一列北上的货车。车长好说话，让我们坐在守车里等着发车。两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同行中有人不顾我的反对，非要去买食物充饥。走后不到一刻钟，列车哐当一晃缓缓驶离车站。嘉材和我对视一下，随即把他们的背包推下守车。我们终于离开长春。
在武斗的硝烟中，我和嘉材游历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连。我们在哈尔滨横渡松花江；我在大连看望亲戚和童年好友，在宁静的海滨游泳、抓海砺子。途径沈阳时，竟奇迹般与长春分手的同伴会合。
据洛诵说，最后一次与毛子见面，他说要去东北找我。从此渺无音信，如果他真去了，很有可能在那里丧生。
十五插队之际
六八年年底，辍学两年的中学生开始去农村插队。一位小学女同学到山西绛县，我和刘姜仁到北京站跟着混上“知青”专列。站台上，车厢内，哭声震天，连欢送的锣鼓声都被淹没了。列车启动，这告别的一幕达到高潮。
在晋南与列车上的“知青”分手，我们南下渡黄河，西进抵华阴，在严寒中游华山。再回山西，跟着姜仁去他老家。那是晋南襄汾的小村。两个北京学生到来的消息传开，招来一些好奇的老乡。其中有个原北大的学生，打成右派后下放到这里。他个头矮小，衣衫不整，满脸稀疏的胡子，戴着厚厚的眼镜，他滔滔不绝，连讲了好几个小时，从农村的贫苦到政策的失误，能看出他心中无尽的苦楚。
村边有三嶝山，孤零零坐落在平原上，并不算高，但很有气势。我和姜仁爬到山顶眺望，在薄雾下，村落星星点点，阡陌纵横，方整的田地一直延伸到天边，令人心旷神怡，一时忘掉心中的烦恼。
我们来到山顶的古寺。听村民说，虽寺舍残缺不全，一位法师却拒不下山。踏进山门，那法师双手合十迎上来。他清矍安谧，黑色髯须飘逸，真有如仙人一般。
古寺不大，院中有各朝代留下的石碑，不少已毁，但文字尚可辨认。我边看边向法师请教，他回答简要。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对话离开碑文，涉及到宗教本身。
我对佛的认知大致来自《西游记》，实在少得可怜。问到佛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佛象你我一样，是一个人，如果你发愿，你也可以成佛。”他又告诉我，人生有八苦，一个人通过修行，达到不以八苦为苦的境界，那他也就成佛了。
只身离开襄汾，我又到盂县看望刚插队的小学同学，下了火车，才得知长途汽车因大雪停运。在雪地徒步三日才到目的地，在那里，我对插队生活多少有了些体会。
在太原火车站搭上回京的夜车，座席已满。我站着，注意到一位坐窗口的姑娘满面泪水，不断用钢笔在小桌上画画。待我坐到她身旁，聊起来，发现她也是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在周围乘客的阵阵鼾声中，我们一直聊到北京。她转乘去唐山的火车，我陪她在车站等候。即将分手时，我们突然变得沉默。把她送上火车，走到天桥上，望着那列火车冒着浓烟消逝在天际，十分惆怅。不久收到一封厚厚的来信，一张是《牛虻》中亚瑟的肖像，另一张画的是在火车站两人分手时相对无言的情景，其中的我戴着那顶黑色狗皮帽子。
十六尾声
罗克的被捕，使我失去了良师益友。而我的交际由此扩大了，逐渐形成新的圈子。“文革”的疾风骤雨，无情摧毁了我的政治信念，在心里留下一片空白。即将步入成年，发现自己对人世间几乎一无所知。与新结识的朋友一起，我们开始如饥似渴的读书生活。其中包括“白皮书”，诸如《新阶级》、《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赫鲁晓夫主义》，在政治上增添了新的视角。在哲学上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企望从中找到社会与人生的“元素周期表”。与此同时，我陷入文学狂热中。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契科夫等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家，尤其让我着迷。而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莫泊桑、斯汤达、拜伦、雪莱、莎士比亚、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霍桑等欧美作家也开始进入我的生活。
我在四中的最后一个冬天，晚间时光大都是在冰场度过的。与八年前不同，我的冰鞋从三十五号换成四十三号。幸运的是，四中的八年时光，在自然科学上让我打下坚实的基础，政治上的磨难为我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
一九六九年春，姜仁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同学鲍有悌。他俩收到白洋淀一个叫吴世陆的同学的邀请，姜仁不能赴约，由我替代。我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在徐水站下车，步行到安新县城，在城东码头搭上去郭里口的六艙渔船。从县城到郭里口十几里水路，碧波荡漾，煞是好看。到了那四面环水的岛村，刚坐到炕上，一个陌生人闯进屋来，莫名其妙拉着我们去大队部，显然被误作他人了。一位村干部拉长脸嘟囔着，给我们开出户口迁移证，所在地是安新县王家寨公社郭里口大队。将错就错，我从此离开四中，开始了在白洋淀的插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