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大潮边上
•唐晓峰•
唐晓峰，北京四中六七届高二（二）班学生。一九六八年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插队。一九七二年五月到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一九七五年秋毕业，先在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后到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工作。一九七八年考入北大地理系做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一九八一年留校工作。一九八六年到美国Syracuse大学地理系读书，一九九四年获地理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五年回到北大，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书至今。
在那个年代，对北京的中学生来说，考上男四中，是“前半生”一大功名，不管后来运势如何，这份小小的骄傲或虚荣都不会泯灭。
一、上四中
我初中在四十一中，也是个男校。一九六四年考进四中上高中。那次考试，数学考得不好，移项时把负号忘了，错了一道大题。院里的刘羽关心我，听罢说：“咱们这辈子都上不成四中了。”刘羽比我大，在十三中。
万万没想到，发通知，四中要了我。那时考高中，报三个志愿，如果都没考上，据说也由第一志愿的学校发通知。在传达室拿到四中的信，心里悬着，打开信大喜过望，旁边的女孩儿扑上来打了我几拳。
我琢磨可能是作文把分数补回来。考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如获神来之笔，写一句是一句，一挥而就。我这辈子，状态超好的感觉有过两次，一次是写这篇作文，还有一次是插队时到县里比赛乒乓球。在决胜盘比分落后的关键时刻，我气壮如牛，连得七分，反败为胜。
还没开学，一个叫赵永明的“老四中”同学来电话（我们宿舍院有公用电话）。“老四中”同学，是指那些初中就在四中的。我们高中班，由原来两个初中班的同学，加上新考进的外校同学组成。在学号上，头十几号和后十几号分属两个初中班，中间十几号是外校来的。我学号二十九。
赵永明找我，是要筹备“十一”活动。我填写的各类表格中，家庭地址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宿舍”。尽管没见过面，他认定我可以做文艺骨干。
我果然帮了大忙，从北影免费借来十几套红军服装（拍电影用的）。在赵永明带领下，我们班排练了舞蹈“长征”，在学校评比中，成为最优秀的两个节目之一。另一个是高年级的“水兵舞”。那年“十一”晚上，我们在天安门广场跳了好几场。
第一天进四中校园，看见有人在树下读《毛泽东选集》，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天下真有这样的人！”不久又发现身边的同学都有些本事：赵永明朗诵，十分专业；陈哈尔推铅球（北京市少年冠军），铅球在空中横行好一阵；朱景文游泳（北京市少年冠军），姿势不怎么样，但速度极快；刘捷测向二级；李宝臣夜读《史记》；邵立功摇头晃脑，讲述各种大道理。
二、开头的日子
“文革”前，我只喜欢自然科学，对文科毫无兴趣。上了高中，我参加北京业余体校航模组。这是个很正规的少年体校，拿出大量精致薄木板，任我们锯开粘合，制作机动模型飞机（配有小发动机，真可以飞天上）。寒假还要集训，天天泡在木屑和化学胶水气味里，但伙食好，按正规运动员标准，竟有油焖大虾。夏天，我还参加了后海舢板训练班，在大太阳底下“一二一二”划舢板。旁边的何大明提醒我：“小心硌破屁股。”
无论航模还是舢板，我都没长性。我最爱的还是攒半导体。几年前，在邻居郑保民叔叔（常演匪兵角色的演员）家见到他自制的小木盒居然能出声。“这就是半导体收音机，”他说。我从此着了迷，开始自攒半导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一管耳塞机到七管超外差，还设计万能电表，自制多刀开关。深更半夜，焊好最后一个线点，接上电池，飘出美妙的声音！
转年班上来了王大理，他因病休学一年，插到我们班。他才是半导体行家，有一天，他拿出自制的线路板，小板焊接得极其精美，导线塑料皮统统剥掉，精心布局，互不交叉，真把我镇住了。从此我跟王大理摽上了，常去他家欣赏他的新成果，课上也偷偷交换线路板设计图。
几乎每礼拜，我都要骑车出去，趴一遍电器商店的柜台。商家深知我们业余爱好者的心理，把新款收音机后盖打开，亮出“内脏”，摆在玻璃柜里，让我们看个够馋个够。
身边尽是有本事的同学，老师讲课引人入胜（刘钊老师的物理课我最喜欢），这是进四中最初的印象。四中也重视体育。我个儿不高，但投篮准，也成了班上篮球主力。虽说学习成绩不像初中那样总排前头，但眼下的日子倒挺合胃口。
三、政治来了
生活总不会由着我这样玩乐下去。学校空气中潜藏着什么，浓度越来越大，我是渐渐意识到的。首先是听报告。印象最深的两次是听李瑞环（劳动模范）和李晨（北京市教育局长）的报告。费尔巴哈这奇怪的名字，就是在李瑞环的报告中头一次听说的。
奇怪的是，政治课女老师讲课像报告，班主任开班会也像报告，把人说得热血沸腾、心情沉重。校一级的报告就更不用说了，往往通过有线广播，我们坐在各自教室，屏息凝神，鸦雀无声。
原来在四十一中，没这么多能做报告的老师，只有大队辅导员贾老师的时代感比较强，校长则老气横秋。四中大不一样。那些报告，道理夹着声势，声势夹着道理，搅得人灵魂深处不得安宁。核心是解决“做什么人的问题”。做什么人？不是做科学家，而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学习不重要，斗私才重要，因为做接班人要从斗私、斗自己开始。人人要过这道大门槛。团员应该算过了一道小槛，接近接班人的标准，没入团的自然是落后分子，落后就证明还有私字，就得斗（起码自己斗自己）。好在我到家就把这些事忘了。
我有一张幼时的照片：五官端正，学生头，蓝制服，红领巾，左臂有臂章。有这副相貌的学生，都会受老师表扬，在班里总有一官半职。我从小学到高中，总是当官儿（只是级别越来越低，小学三道杠，初中二道杠，高中退队，在班上是课代表，算最低级职位），但不会有大政治，大政治是入团、入党一类，所需的条件我没有。初中时，我是中队主席，学习成绩优秀。一次，一个很淘气的同学对我说：“别看你，我入团肯定比你早。”我一笑而已。没想到，那同学不久果然入了团，而我一直没入上。后来上四中，政治开了窍，才意识到，那同学的父亲是“革干”。
那同学的家庭背景比起四中许多人实在算不了什么。四中的高干子弟多不淘气，我刚进校时，根本看不出来。他们工作积极，穿着朴素。我见同班的任志上衣有针补的痕迹，还以为他家庭困难呢。伍贻龄家离我家不远，放学常一块回家。路上，他一一告诉我，哪个同学（不光是我们班的）家里是哪种高干，让我连连吃惊。我那时想象干部家庭，天天夜里给儿子讲革命大道理，就像《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家史”。我对革命大道理敬而远之，革命不是我的事。我想求进步，但进步是件很难受的事，最难受的是谈心，当年英语课本上译成“hearttohearttalk”。我平生头一次谈心，是与一个要帮助我的干部子弟，我俩在校园找了个背人角落一坐，那种感觉，比头一次搞对象还别扭。
革命无私心才能上战场，才能不怕牺牲，才能受得住老虎凳。我暗自想象自己坐在老虎凳上，肯定受不了，这说明自己不够革命标准。
我一直是满脑子科技人生模式，全然不知有政治一途。还有，虽然我们大院子都是拍电影、演电影的，但从来没有往那个方向去计划人生。一次晚上叫我去帮着配音，我老大不高兴，导演叔叔看出来了，只好白送我一顿夜宵，让我回家了。
那年头时兴“忆苦思甜”。对旧社会不能忆出甜来，但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必须忆甜，忆完了好接着批判。一次全校大会，有个外班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大会上自我革命，先忆甜，说他们家当年吃的猪肉有“这么厚的膘”，说话间，他五指并拢，横立手掌，比划了一下。他的手势太形象，我一直记着，每次看到肥膘猪肉，都想到他的手掌。总的说来，城里人“忆苦思甜”不易，苦都在农村。
某次班会，出身好的讲光荣，出身不好的讲罪过，表示划清界线。那是第一次气氛紧张的班会，不知是怎么开的头，几乎人人要表态。别人不知道，我知道自己的爷爷是富农，也糊里糊涂站起来讲了几句。我忽然知道富农意味着什么，心里吓了一跳。开始还没有什么，这和做半导体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学校的气氛，就是要把我心里这一角放大，再放大，直到成了一块心病大石头。看得出来，周围不少同学都有心病，脸色气质渐渐变了样。
中学也搞“四清”。“四清”运动告诉人们，你身边就有敌人的思想，甚至活动的敌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活人，挖不出来不算完。终于有一天，我们班教室后面墙上贴出了进步同学写的小字报，批判某落后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学校的政治压力是从政治老师、校领导那儿蔓延过来的，某些进步同学也加入鼓动，于是乎，校领导和进步同学（多为干部子弟）渐渐拧成一股劲儿。
四、讨论《海瑞罢官》
这件事开始还有点儿学术成分，引发了爱思考、爱发言的同学的兴趣。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组织讨论，同学发言挺热烈。讨论很快变成辩论。辩论时，站在报纸立场比较容易，现成的词儿很多。“反方”就不容易了，但因此也才有意思，学习好的、能言善辩的都愿意做“反方”。他们说的有意思，我们听的也有意思。
这次讨论不是脱离实际的课文中的陶渊明之类，而是外面社会上鲜活的大题目。有些同学又让我吃了一回惊。许健康引经据典，范泰林满嘴演说词汇，何大明情绪激动，观点出人不意。他们个个像小大人。校长杨滨大概听了汇报，在校园见到许健康，说：“许健康，你可真健康啊！”关于《海瑞罢官》的报纸文章我一篇没看过，但同学们讲得都很神乎，各有各的道理。抽象继承论对不对？真理有没有阶级性？清官能不能推进历史？我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没有答案的问题。
后来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看来还是姚文元水平高，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击中要害。
五、“文革”爆发
我永远记得作为“文革”爆发标志的头两篇社论题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牛鬼蛇神”一词，早在近几年的政治词汇中就被使用了，现在升了级，要“横扫”，而且是“一切”。这“一切”里面都有谁？报纸上点名的除了吴晗，还有几个文人，他们已经被扫了，还要再扫哪些人？“触及人们灵魂”，据这两年经验，凡是触及灵魂的事，没有什么是好受的。多数人的灵魂自带三分罪，因为都达不到雷锋、坐老虎凳的水平。
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公布了，北大成了革命焦点。一天傍晚，我和几个同学骑车去了北大。大饭厅（后来叫大讲堂）门口有把门的，我们自称来取经，就混了进去。大饭厅很大，人很多，里面满是大字报。有的贴在墙上，有的顶端粘在绳子上，下面悬空，随风飘。
由于是晚上，气氛有点阴森，你一转身，不定看到哪个熟悉的大名竟是“牛鬼蛇神”。“啊，李晨？！”“啊！这还有彭真！”北大的人是得了内部消息，还是水平高，自己看出来的？半夜从北大回来，几个同学到我家，和衣过后半夜。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这不一定是上级指示，但“枪声就是命令”，革命号角已经吹起来，受了多年革命教育、一直等待革命机会、要实现做革命者梦想的各色群众们，投入革命大潮中。每个单位都要揭盖子，盖子揭开，没有“牛鬼蛇神”可不行。我们的运动向来是：抓右派，没有不行；找活雷锋，没有也不行。现在是揪斗“走资派”，哪能没有！
革命的首要标志是揪斗领导，校长、班主任就是眼前的领导，即使今天没揪，迟早也得揪。报上说要认清革命潮流，跟上形势，于是北京几所中学（有四中、八中等）联合召开了揪斗教育口“走资派”的大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只见一个个教育口的“当权派”被押上台，随着会场革命温度的升级，他们被勒令下跪、挂牌子、自我招供。张文松的声音纤弱，回话文绉绉的。“到底是领导，毕竟有些水平。”我心想。上台押送或主持会场的是根红苗壮的同学。记不得从谁开始，因为招供“不老实”，开始动武了！台上有人流血！这是我害怕但预感一定会出现的事情。
忘记是哪一天，我们班也把班主任史老师的头发给剃了。当时把课桌排成方阵，大家坐在周围，让史老师坐在中心，由会用推子的同学执行。当时心情很复杂：我们终于也革命了，可实在对不起史老师，同时暗自庆幸，得亏我不会用推子。
六、废除高考
“文革”开始那几天，高三的同学还在看书复习，准备高考。但忽然一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联播节目中广播了北京四中、北京女一中同学“废除高考”的倡议书——嘿，到底轮上我们四中了！“文革”开始好几天了，一直没四中的事儿，习惯当老大的四中人有点儿着急。
当天晚上，北京各界革命群众敲锣打鼓来四中祝贺声援。我到学校看热闹，灯光中见到去年刚考进北大的老四中同学，站在高处向母校致意。大家知道倡议书是高三五班少数人写的，但身为四中人，也沾了点儿革命的光。
准备高考的人收心了，这可能是永远的改变。对善长考试的四中人来说，算是断了门路。课早就不上了，现在课本也不看了，同学们每天坐在教室聊天、辩论。
后来听说，是几个干部子弟先知道上边精神才写的倡议。看来革命需要有背景，普通人要想革命，只能懵着来。
七、学马列
大家心中的革命样式主要有这样几种：“五四”运动（上街游行喊口号）、农民运动（造反不怕过火）、武装斗争（政治的最高形式），钻研革命理论（做革命导师或党内理论家）、革命檄文（以大字报一鸣惊人），构成了“文革”运动的基础。
不过这不是人人学得来的，许多都要有资格（比如上街斗人）。对于出身不够好的同学来说，革命的路其实很窄。读马列、研究革命真理，成为某些四中同学（不得不，只能）选择的进步道路。况且，上边也在号召“认真读书，弄懂马克思主义”。
毕竟是书生，不少同学相信马列书中有人类终极真理，可征服世界。赵京兴、许健康是这方面的厚重代表。赵京兴在同学中很有知名度，他以理论见长，善于独立思考，质疑流行观念，马列语录张口就来，辩论时拿他没辙。对这样的人，我们即佩服又担心。当时有人把满口经典理论词汇的人称作“克思”，去掉“马”字，换上个人的姓，比如“赵克思”。克思，代表诚恳、厚重，开玩笑地说，中国的“克思”们只恨缺少大胡子。
“文革”初期，我与郭海军“一对红”，这是从部队学来的，一个先进的帮一个落后的。郭海军是我们班团支书，约我认真读毛选，逐字逐句读，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读这类书。因为认真，小有感觉。我后来自己读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读读到深夜，真是读进去了，顿悟开窍，激动万分，在桌子前头直转悠。由这本书，我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是“主义”。以前感兴趣的都是看得见摸得着可实验的东西（物理、地质、生物等自然科学），现在打开一片抽象的天空——“原来这就是辩证法！”
也可能是学得不彻底而落下了毛病，辩证思维害得我黑白不分，左右难辨。每件事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英语“ontheonehandandontheotherhand”，很亲切）。见那些同学爱憎分明、言语痛快，很是羡慕。对我来说，真理越想越乱。多年后读陈独秀所言：“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真不愧是廓清云雾的大时代先驱！
赵京兴日后评论自己说，他的思想习惯是从怀疑出发，遇事先生疑问，然后证实。这又是我所不及的。我的特点是接受现实，遇事倾向于理解，寻求解释，这大概是从自然科学那儿来的。
我发现领头的干部子弟其实不读马列，而是读内部政治书，甚至是敌人写的书。我明白了，这才是真政治，而书生与政治无法同步。
学习归学习，话又说回来，在革命大潮中，比的是疯狂，不是理性，要“忠”不要“理”。那其实是个不讲理的时代。人们舞文弄墨、摇唇鼓舌，只是学会了豪言壮语，学会了挖苦损人，学会了诡辩上纲。
不过，写传单大字报，倒也是个练字的机会。有一阵，我负责刻蜡版、印传单，摸索出一种快速字体，像隶体，扁扁的，看着很整齐。有一回形势紧急，伍贻龄口授，我刻蜡版，一张传单转眼完成。还有一回写大字报，因为毛笔顺手，那字迹连我自己都吃惊。宋德镇在旁边边看边夸：“你小子肯定是一笔一划练过。”我自然很是得意。
八、“老子反动儿混蛋”
某天，学校里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我看了，心里一紧。我出身职员，不算“反动”，但那股杀气照样令我战栗。那明摆是错的，我们都摇头，但也知道，此刻已经没有地方讲理。从“对联”得到好处的人，正在社会上疯狂造势，别人没有吭声的份儿。
校园里传出《鬼见愁战歌》。关于“对联”，社会上很快生出变种，原来横批“基本如此”，有人觉得不够狠，改作“绝对如此”、“永远如此”，“鬼见愁”等。《鬼见愁战歌》是我们班陈小田与高一五刘辉宣作曲，我现在还记得那曲子：
1•155|5312-|1•153|215-|6•655|1512323|6•65-|31221-|（注：红字下面加点，是低音。）
歌词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唱到此结束，接着是叫喊：“滚——滚——滚，滚他妈的蛋！”最后的“蛋”字喊得最响亮。这是仅次于《造反歌》的中学生“革命”流行歌曲。无论男生女生，张嘴“他妈的”，成了革命激情词汇。
“文革”开始了，我们照样下乡劳动，没干两天，突然接到回校通知。校园气氛异样。教室里播放北大附中彭小蒙的讲话录音：“江青同志感动得哭了……”什么什么的，声调激昂。又出了什么大事？原来是撤消工作组。
一天，有个同学（干部子弟）冲进教室说：“海淀红卫兵受压，我们得去支持……”这是我头一次听说“红卫兵”。没几天，清华附中红卫兵名声大噪，引领时代潮流。
某天下午，忽见穿旧军装的同学云集操场转圈喊口号，不用说，他们都是“红五类”，都是“好汉”。原先班里除了几个身份明确的干部子弟，还有谁是“红五类”，我并不清楚。他们现身操场，我依次查看，噢，他，还有他，原来他们也是“红五类”。其中好几个人，原来都很谦和质朴，如今夹在气焰万丈的队伍中，也跟着挥舞臂膀，高呼口号。
阵营变得泾渭分明，我从教室望着操场，感到一道深深的沟壑出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
那几天，干部子弟纷纷换上旧军装，腰系武装带，足蹬将校靴，佩戴红袖章，显出逼人的英姿。比如刘辉宣，他虽然不是我们班的，但我对他印象深刻。那年春天筹办校运动会，我注意到有个身材不高的人反复苦练跳高，直到黄昏仍不罢休。他朴素执着，还以为是工人子弟。可如今他戎装一身，在校园风风火火，判若两人。
起初非“红五类”不准带袖章，后来成立“新四中公社”，才人人有权戴袖章。我的“新四中公社”袖章现在还留着。
在“红五类”、“黑七类”之间，按张育海的说法，还有“麻六类”。我听了，觉得好玩，也对，中间的混乱如麻，左右不是人。
许多地方都搞起“对联”辩论会，那根本不是什么辩论，而是以势压人。我去过灯市口中学的辩论会。强烈的灯光照在台上，“红五类”排队上台，在麦克风前厉声叫喊：“我出身革军！”（欢呼声热烈）“我出身革干！”（欢呼声热烈）“我出身工人！”（欢呼声一般）。台下出身不好的都沉默着。沉默干嘛还来？是要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最好是“红五类”）能站出来说两句公道话。基本没有，绝大多数没这个胆儿。
四中干部子弟中有头脑的人私下说过：“谁真把对联看成是党的阶级路线，谁才是真正的混蛋，但现在需要这么说说。”潜台词是：过去对“狗崽子”们压得还不够（虽然早就受到限制，比如不准上大学），非得叫他们彻底屈服不可。
从“对联”开始，我对干部子弟这个群体，原有的敬意全无（与个别人还是朋友），他们身上再无父兄折射的光芒，只剩特权带来的狂傲与利益。而在另外的群体中，却有着真正的智慧、才华、幽默与尊严。
“红五类”与“非红五类”，这两大群体间的冷战热战，渐渐成为中学生的主旋律。要说这两拨人根基都不弱，成熟干练，满嘴马恩列斯毛的大道理，背后可大不一样。差异不是嘴上决定，是背后决定的。一边是说对了也没用，另一边是说错了也没事。高干子弟中的党员不再是学生，他们早就准备接班了。“文革”一开始，从校一级到班一级，领导都换成干部子弟。工农子弟虽属“红五类”，但地位不高，他们的父辈是老干部的群众，自己则是干部子弟的群众。
“对联”在社会上逞够了淫威，才被上边叫停。此后人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明戏，每次填写人事表格，上面都有“出身”一栏。填表填到这里，不同出身的有不同滋味。出身一直是沉重的政治包袱，党的政策虽然不“唯成分”，但还是要“讲成分”。这包袱直到改革开放才卸下来。
九、“八一八”
前一天得到通知，要去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说有大首长出席。校方要求每班先确定参加者名单。我们班坐在教室桌子上开会评选。我是一般人儿，没问题，但说话尖刻的刘捷没选上，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他是团员，还一直是我的入团联系人呢。
那天排队出发，一早来到天安门广场，四中被安排在正面偏东的位置，离城楼很近。我在一个灯柱下，眼见着各校一队队人陆续到来。
等了好一阵，城楼上还是空荡荡的。忽听大喇叭喊：“各校派x名红卫兵到天安门下集合，有任务。”当时还以为是叫去执勤，站岗维持秩序什么的，学生领袖们都没走，而是派了些勤快的人手。没想到，他们很快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得意地向下面的人挥手。我非常吃惊：“豁！居然让他们上了天安门！”革命总是出新招。
原来空旷的城楼上显出热闹气氛，渐渐，人越来越多，有些显然是首长。
不记得是否伴有《东方红》的乐曲，身穿军装的毛主席和林彪出现在中心位置。我是远视眼，看得很清楚。刘少奇没穿军装，一身灰蓝制服，也没有与毛、林站在一排，他在前面一排，台阶位置低一点，身边也没有簇拥多少人。周总理的身影很明显，穿浅蓝色短袖衬衫，在上面来回走动，像是在维持秩序。
大会开始。
林彪讲话，显得气力不足，声音尖细，与我期待的差别很大：他是大元帅，名字又是“彪”，应该铿锵有力。好在讲到“立四新”：“一句话，就是要大立毛泽东思想！”声调忽然悠上来，加上湖北口音，有些力量。再就是讲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也是这样。事后看《参考消息》，外国报纸评论，也说林彪这几句话讲得有些力量。
彭小蒙这一阵正出名，她上来讲话，一点也不意外。我记得她的豪言壮语：“前面有刀山，有火海，但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她口齿凌厉，飒爽英姿，皮带一扎，效果比男生强。
还有谁讲话，忘了。
讲完话，毛走到城楼西头，招手，我看到那身姿，十分英武，有统帅的样子。我跟旁边的人说，这个姿势肯定会有照片特写。
散会后，大家自由往回走。我碰上同班的杨英杰（“红五类”，但不是高干子弟），他劈头一句话：“我他妈上城楼子了！”他接着激动地说：“想跟毛主席握手，挤不上去，一回头，看见刘主席旁边人不多，我上去就满手握住……我站在李聚奎旁边，让他签了字，你看——”他掏出小本让我看。我原来不知道李聚奎，从此记住了这个名字。
报纸登出了许多照片，引人注意的是干部子弟们。宋彬彬走到毛主席身前，报上自己名字。毛问“是哪个彬字？”“文质彬彬的彬。”“要武嘛！”几天后，听说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她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八一八”过后，红卫兵小将以革命的名义，在社会上掀起“破四旧”的狂潮。“要武”的社会作用很快显现，大批“黑五类”分子和“流氓”被殴打。北京城充满血腥的恐怖气氛。
一天我进校门，看见花坛被抽得一片狼藉。到处贴着标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力！”“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十、“西纠”
海淀区“红五类”创造了红卫兵的奇迹，四中的不甘示弱。“八一八”以后，社会秩序大乱，一拨拨红卫兵为所欲为，借这个机缘，以四中干部子弟为主，成立了“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最初的目的是要管束街上红卫兵们“无组织、无纪律”的状况。当然，“西纠”的头头自认为比一般的红卫兵要高一等。不用说，比一般老百姓就要高好几等了。
“西纠”发布了一连串《通令》，宣布某些革命纪律和公共政策，印成一大张一大张的，贴到大街上，比警察的话还管用。有些内容我觉得还不错，比如实施多年的晚间骑车要带灯的规定（连侯宝林的相声《夜行记》也提到），被某号“通令”给取消了。《通令》说，北京城大街上路灯明亮，骑车没必要再带灯。我很拥护这一条：晚上骑车总有警察或志愿者找麻烦，没有灯，就得推着走。北京人的车灯，从此成了家中犄角旮旯的废物。
不过，“西纠”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快就与更“革命”行动对接了——“西纠”的性质发生变化，成为比红卫兵更激进、更残酷的组织。比如，六中劳改所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西纠”的名声很快就完蛋了。
我们班有几个人，批判“西纠”最勇敢，最有力。那一阵，我们常聚在教研室小院某间小屋议论时政。一天晚上，王祖锷提出到“西纠”总部门口去贴大字报。这可太悬了，那帮人说打就打，铜头皮带抡起来，很危险，没几个人敢去。王祖锷说：“那有什么，你们不敢去，我去。”他果然去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首都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除毛主席、林彪外，中央首长悉数出席。王祖锷上台做主题发言，批判“西纠”。有人照了照片，前面是念稿子的王祖锷，后面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这次大会标志着“西纠”的终结。
批判“对联”、“西纠”，还有后来的“联动”，令干部子弟大受挫折。很多人不服气，于是喊出著名的口号：“二十年后见高低！”
其实干部子弟中也出现分化，因父辈被打成“走资派”，他们的子弟底气没了。我们班陈小田，大串连出发时还是队长，路上看到批判他父亲的大字报，就地被免了职。最早那批红卫兵不到一年就“老”了，为了与新红卫兵区别，被称作“老兵”。批判“血统论”后，所有学生组织均可自称红卫兵，于是红卫兵满街都是了。
十一、我们高二（二）班
“文革”高压，我们班的“黑五类”、“麻六类”却没怎么退缩，很有几个敢干的人。再有，按何大明后来的分析，因为班里“红五类”的小首领邵立功与学校那些大头头们有矛盾，隔着邵立功，大形势渗透不进来，于是我们高二（二）班的气氛有些不同。
班上辩论“对联”，反对的声音很大。杨百朋反对“对联”，对方称他为“混蛋的平方”，也只不过是借助外边的声势，在班里没什么作用。听说牟志京到外校公开反对“对联”，差点挨打。他坦定、自信，从不大喊大叫，但胆量过人。他从不在班上结伙，独往独来，到社会上结识了遇罗克。牟志京与王建复创办了《中学文革报》，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轰动社会。随后，张育海、李宝臣、杨百朋、何大明等人又办了《只把春来报》（“报”字双意），登了张育海的《论出身》。那阵子，常见张育海等人蹬着平板三轮车到大街上卖报。
我们班的“非红类”成立了三个战斗队：“长征”、“卷巨澜”、“星火燎原”，合称“长卷星”，听起来好像是天上的妖星。三个战斗队合而不同。
“星火燎原”有许健康、王祖锷、伍贻龄、朱景文、黄琪等。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最认真，在批判反动路线、批“西纠”等事上贡献不小。许健康（我们称“老许同志”，是模仿《红岩》中对许云峰的称呼）是北京市“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常委，王祖锷和吴宝麟，都是四中“大联合”后的校革委会副主任。
不少重要的批判稿是由朱景文起草的，他还热爱朗读其文。我们半真半假，夸他的声音像齐越（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男播音员，主念中央文件、重要社论等）。
我和任志、陈小田、王大理、赵永明等在“长征”战斗队，我们最喜欢大串连，打算徒步去井冈山，买了绑腿、“红卫兵长征地图”等，就等开春了，故叫“长征”。比起“星火燎原”的人，我们玩性大些。一九六七年夏去成都，住在西南局大楼，正赶上武斗，在子弹的呼啸中讨论下一步任务。我们说要去桂林，黄琪则批评我们“抓军内一小撮”不认真。
“长征”战斗队占了生物教研室，里面有架钢琴，我在那学会了“乱弹琴”，后来唬了几十年。没想到在那儿的贮藏柜见到杨百朋家的相册和照相机等，估摸是我校红卫兵从他家抄来的。一二零相机好像已经坏了。照片显然都是解放前的，打扮庄重，很有身份的样子。
生物教研室有个大桌案，我们开会，也包过饺子。那次过年包饺子，大家分工，我擀皮，王大理找肉，何大明偷食堂的白菜，他溜墙根偷白菜，我在后面望风。我们常常“战斗”到半夜才回家。
王大理热心，认识各校不少人，他脑袋大，张育海叫他“交际瓜”。任志记性好，尤其善记事实真相（后来在北京市档案馆工作，上级可算知人善用），他是保校长杨滨的重要人物。
杨滨的专案问题集中在一份会议记录本上，有几句杨滨的话很“反动”，有点不像是真的。于是其真假成了侦辨的焦点。有一天晚上，在阶梯教室举行伪造记录“听证会”，是“保杨滨派”组织的，张育海、孙沛都出场为杨滨辩护。张育海还特意穿了件新衣服，带上围脖，像“五四”革命青年的样子。孙沛考证细密，娓娓道来，根据记录本上字迹的颜色、摩擦程度论证其伪。
“卷巨澜”（简称“卷派”），是一帮才华横溢的“痞子”，有张育海、吴景瑞、李宝臣、杨百朋、刘捷、何大明等。这帮人的性情与那个时代反差最大，压力也最大。参加“文革”，他们是半真半戏。
不管什么关头什么事件，只要张育海在场，都是中心人物。赶上班里讨论（或辩论），他既有见解又有乐子。某校运动形势吃紧，张育海偶然在场，大家素不相识，因其见解过人，部署合理，当即被推为司令。但熬完夜到第二天，这位司令却不见了。
杨百朋被张育海誉为“班里最聪明的人”，相对论的原理，就是我高一刚进校时听他讲的。吴景瑞不善言辞，但心大，有毅力。一九六五年参加京密引水工程劳动，挖了一天土，够累的，收工往回走，他却挑着两个土筐，里面各放一块大石头，摇摇晃晃走在队伍后头，为了炼出铁肩膀。他在大串联中神秘消失了，不知所终。李宝臣文科底子好，经常与语文老师毛宪文在课上辩论。我是语文课代表，毛老师私下对我说这个学生其实不错。“斗批改”时，他去颐和园参加“运动”，住当年皇家房舍，我去转了一圈，正值夏天，里面很是阴凉舒适。中学期间，宝臣多次造访西太后御前女官容龄，得知不少清宫秘史。
“卷派”自然而然与遇罗克这样的人走到一起，常听他们讲遇罗克哥儿俩的事。他们的观点、言行，总是与革命主流格格不入。
十二、复课逍遥
一九六七年春天，上面号召“复课闹革命”，大家都被叫回学校，有军代表进驻管理，每班有个排长（其实是战士）。回到学校并没有什么“复课”，“闹革命”也是虚的，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逍遥起来。我也看明白了，这革命，底下怎么“闹”都没有用，一切都是上边说了算。
除了继续攒半导体，还多了一样，我开始拉手风琴。手风琴是从北影借的，120贝斯。我们班一下冒出三个拉手风琴的，除了我，还有陈小田、赵颐庚。小田和我一样是新学，赵颐庚练得早，已有相当水平。陈小田拉琴不连贯，一顿一顿，听着让人着急。杨百朋评论说：“小田拉琴像拉屎一样，赵颐庚拉琴像撒尿一样。”我善拉革命歌曲，只要会唱就会拉，很实用。我和赵永明合作的手风琴伴奏《红灯记》，后来成了保留节目。
我们班，还有张育海拉小提琴，蒋效愚打扬琴，杨百朋吹黑管。一天，杨百朋吹“阿拉伯舞曲”，让军管“排长”听到了，觉得味儿不对，问：“杨百朋，你吹什么哪？”百朋答得妙：“阿拉伯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对面北医礼堂开全校文艺联欢大会，轮到我们班，呼啦啦上去半个班，人人手持乐器，真真假假排出乐队的规模，引起台下一阵骚动。
大家都喜爱文艺活动，于是有人出面组织正式的合唱队。报名的不少，我们班赵永明、陈小田、渠川屿、范泰林、张幼声、伍贻龄、刘勇，还有我，都报了。分高低音部，我们都争当男高音，没人挑低音部。音乐老师曹汇澄动员说：唱高音只是唱主旋律，容易，而唱低音难度大，因为旋律不同，所以唱低音的才水平高。我们几个改挑了低音部。
合唱队还需要一半女生，都是从附近三十九中请的。四中的老爷们没有“处过”女生，于是殷勤备至。张育海赞扬朗诵的那个小女生有“深情”的眉毛。
排练大合唱《红卫兵组歌》（其实是造反派组歌，造反派的狭义概念是指受过“血统论”压迫的），曲调套用流行的《长征组歌》，歌词由语文老师李颐扬改写，有“国防科委擒如璋”（揪斗“走资派”），“何处青山埋忠骨”（大串连），“阴云布，恶风狂”（反动路线），“造反派想念毛泽东”等。唱到“中央文革”，背景大幕上出现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照片。人们认为“中央文革”救过造反派。
在合唱队，我们班赵永明是台柱子，又唱又朗诵，声音浑厚，相当“男一号”。蒋效愚去新疆串连，回来晚了，一个萝卜一个坑，而老蒋凭着一手新疆学来的手鼓，终于挤进合唱队。没过多久，他倒成了主心骨，合唱队头头们开会：“老蒋没来商量什么劲儿，得等老蒋来！”
“老兵”也组织了合唱团，由刘辉宣任指挥，不记得唱什么歌。有一天建校“飞虎队”闯进四中，个个头戴柳条帽，武器有铁刃和螺丝母弹弓。他们找“老兵”寻仇，杀气腾腾，一下改变了以耍嘴皮子为主的校园气氛。“老兵合唱团”正在食堂排练，一见“飞虎队”那架势，四散逃离，逃得最快的数四中的“老兵”，他们熟悉地形，很快从后面翻墙而遁。刘辉宣是指挥，背对“飞虎队”，毅然站立，直到最后一刻。
六斋（宿舍）是个痞子窝，以高一（五）的人为主，我们班陈捷也在住。这里渐渐成为高二（二）与高一（五）两班臭味相投者的窝点。较熟的高一同学有表面文质彬彬的赵振开和大头曹一凡等。赵振开用文雅声调说痞话。曹一凡略施小计，为制作“新四中公社”铝质徽章露了一手，一时成为英雄。我记得到六斋熬夜洗照片，放大机是陈捷借来的，环状灯源，很奇特。
“复课闹革命”期间，也常有游行任务，每班一个方队，全校走成一条长龙。每班有个带头喊口号的，我们班是蒋效愚。他嗓门巨大，别的带头喊，只有本班听到，老蒋一声吼：“打倒某某某！”，只见前面五六个班的人跟着挥手呼应，声势壮观。
十三、又去“串联”
“复课闹革命”不到半年，学校又乱了，我们趁机上路，这是六七年夏天。
头一次“串联”是六六年九月，我们去上海，那次上面最支持，我们最舒服。住在华东师大，白住白吃，每天逛大上海。当然，也要摆出几分革命的架式。我们乘公共汽车，宣读“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不知从哪儿捡的），传单用的都是狠词儿，车上的上海人一声不吭。下了车，我们消失在上海食品商场的迷宫中。
有一次在饭馆吃晚饭，不知怎么与上海人呛呛起来，后来演化为大辩论，招了一屋子人。我们这头有几个“红五类”，目中无人，横竖有理，把上海人气坏了。大概是谁讲了“中央的人也可以反”，有个站在高处的上海青年激动地喊：“誓死保卫党中央！”他的手举在头上挥舞，差点碰到旋转的电扇。
后来还去了北大荒赵光农场，白天坐马车收玉米，晚上访问上海老知青。那是冬天，天气寒冷，我们都在鞋里塞了乌拉草。
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次去西南，上面已明令禁止白坐火车，只有另想别的招数（包括坐车厢顶上、搭货车等），一路辛苦。我们从成都转到桂林、贵阳、昆明、广州，游山玩水，品尝各地小吃，也目睹了武斗场面。从广州回来，火车已被严格管制，扒不成了。出路只有用学生证借车票，事后还钱。我们几个借票时都把学生证上的名字改了，任志改作李林，宋建华改作勇求实，我改作唐逢喜。四中收到催债名单，发现大多数都“查无此人”，我们班只有王大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老老实实还了钱。
从广州回来，不但没车票钱，连饭钱也没有。头一顿饭我们都不买，两位北京铁道学院（后改为北方交大）的大学生问：“你们怎么不吃饭？”“不饿。”第二顿饭我们又不买，大学生问：“你们是没钱吧？”大学生马上给我们每人买了两份盒饭，后来顿顿买（如今连他们的名字都忘了，真是忘恩负义）。到北京下车后，我先到学校，因为头发长，脸黑，衣服脏（现在说，有点像犀利哥吧），进校门把一个同学吓了一大跳。多年后他还老提这件事：“你那回那副德性真吓人！”
十四、离开四中
上面不让我们老泡在学校，开始叫我们到社会上就业了。这是大势所趋，当时的说法是新的革命大方向。有去北大荒的。老蒋在张罗去新疆，但没什么结果。我迷迷糊糊的，工厂对我没新奇感，“文革”中我去过北京无线电三厂“学工”，无聊。
一天早上到学校，门口小黑板写着“内蒙古土默特旗下乡插队，自愿报名”。我看了也无所谓。碰到陈小田、任志，他俩拿着地图，说土默特旗虽然在内蒙古，其实不算远，而且在铁路线上，要去插队，这个地方还行。越说优点越多，越说越觉得合适。
插队看来是躲不过去的“大方向”，插就插吧，当时就这么简单，一个上午敲定下来。我心想，到农村插队也只是个过渡，总不会有去无回。下乡劳动不也好几回了吗？先走了再说。
很快赵永明、黄钧也加入我们的行列。进村不久，蒋效愚、王大理、陈捷也赶来了，形成我们班内蒙插队的一伙儿。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我们登上火车离开北京，前往土默特。车上陈小田拉手风琴，赵永明唱歌，似乎豪情不减当年。
四中的岁月结束了。
一九六九年夏秋，在山西山阴县插队的刘捷来我们村玩。我俩坐在哈素海的岸上聊天。刘捷说：“你们这儿干得还不错，不过你的志向恐怕不会只满足于一个县吧？”我说：“那当然了！”其实我底气不足，但不能说软话。现在回顾我的官运，我这辈子当过的最大的官儿只是生产队长，在农村垫底。后来到学校当教研室小头头，在学校垫底。被任命为教研室头头时，我说：这是平级调动。现在系里的会计还叫我“生产队长”。
那时我妈常说我：“上了四中，尽想一些不实际的事情，还不如不上呢。无线电没干成，手风琴也没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