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星辰昨夜风——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刘辉宣•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战歌”就是我谱写的。
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
“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那口号流行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错的。他的被捕让我不解：是我们错了，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一九七零年他被枪毙时，我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红卫兵喊出那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首该死的歌，让我对不住周围的很多人。我们班主任叫田佣，是个青年教师，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后来当了四中的副校长。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点名要见我这个班长。徐金波他们和我一合计，说干脆给老师祝寿吧。寿宴中拉起家常，当我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时，十分惊奇，于是问：“您什么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点点我鼻子，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歌，害得老师好久找不着老婆！”
“文革”中我们一指头也没动过田佣老师。他很有威信，同学们都喜欢他。但政治上的魔咒比什么都厉害。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
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
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
红卫兵运动有其复杂性——怀疑过，思考过、反抗过，其中包括不少当年的学生领袖。我称他们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相对而言，红卫兵中另有一帮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冲突碰撞，就土崩瓦解了。当时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他“文革”前就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文革”中写文章、办报、组织团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精英，像马凯、薄希永、秦晓和李三友等。我们这些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可见其威信和影响了。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的理智派。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充满无奈和不屑。我校有个徐小岩，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凡事不卷入，不闻不问。
孔丹他们热情洋溢，本想在“文革”中有所作为，结果差点儿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判决书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前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一个多月了，四中就一直顶着，全校都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八一八”前夕，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才匆匆成立了。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际那三四个月中，形势变化莫测，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起家的。一些学生对教育体制有意见，“文革”一起，率先罢了课。不久工作组进校，他们就跟工作组顶了牛。工作组在共产党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是钦差大臣的角色，谁敢惹？可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天不怕地不怕，在圆明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写了篇《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这就是红卫兵的由来。
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打倒刘少奇。因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下来的。除了工作组全数撤回，毛主席还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于是这把火烧遍全中国，刘少奇遭到重挫。乱天下者红卫兵也。
那一阵，江青对红卫兵那股亲热劲儿，让人肉麻，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暗示这些红卫兵：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当然指的是刘少奇。可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心里明镜儿似的——坚定地站在刘少奇一边。最早揭竿而起的海淀区的红卫兵，已经跟江青暗顶了起来。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
“文革”初起时的气氛，在很多方面暗合了人们的普遍情绪。但“中央文革”那帮人，包括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城区的红卫兵做事的风格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如果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我们只能算第二拨，而第二拨对开创者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对“红卫兵”三个字就瞧不上——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显摆什么？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盛装游行似的。所以我们四中就是不成立红卫兵，还照旧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那时连团中央都不存在了。
四中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而是随运动的到来自动瘫痪，工作组进驻就交了权。不久工作组被撤回，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完全是另一路。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群龙无首，其中的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洛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红卫兵”就是他命名的。可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的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小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
红卫兵运动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比如抄家，“破四旧”，开批斗会，而在红卫兵高层，却有过非常理智的核心。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中提供了可攻击他人的材料，这是各地档案大量失散的主要原因。而接管四中档案的是马凯，他看管得很紧。四中档案完整保存下来，马凯功不可没。后来李敖从台湾访母校，还找出当年的成绩单给他看。在一个疯狂的时代，简直是奇迹。
理智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属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而我在“文革”中不是理智派，凭冲动凭本能干事，犯了不少错误。要说那年头人人都犯错误，但人家错得不丑不混不烂，这就是品格。在“文革”中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品格，就令我深怀敬意。四中有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对立面。其中有个同学叫杨小青，与我们积怨甚深，见面总是怒目而视。有一次外校武斗打进四中，我在混战中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性命把我救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而我心里一直都很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救了我。
城区的红卫兵兴起后，势头一下子就盖过了海淀，“中央文革”整天催原创“红卫兵”去打倒刘少奇，他们磨磨蹭蹭，躲着闪着，死活也不上套儿。城区红卫兵却是一番气象，由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城纠察队”，是专管红卫兵的。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声动海内，各地批斗浪潮一时有所收敛。而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出专门的办公地点作“西纠”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成了“西纠”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最混乱的期间，周总理通过“西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是煤碳部长张霖之，打手主要是煤炭学院学生，事发仓猝，令总理措手不及。不久冶金部长吕东又要被带到冶金学院批斗，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西纠”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赶到“西纠”。董良翮集结了一批队员待命，我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后来他们跟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惊心动魄。“纠察队”只有十几个，面对数千群众，居然挡住那股洪流，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还有一件事很离奇。宗教学院的学生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扬言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纠察队”正缺人手，于是值班的赵胜利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身份，群众与和尚居然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塞进书包带了回来，交给西城公安局。
更重要的是，陈晓鲁受周总理之托，前往海南岛筹办红卫兵农场，准备将北京红卫兵都送到那里种橡胶，这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结束方式之一。我们都手舞足蹈，跃跃欲试，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一些人就到越南和缅甸打仗去了。“西纠”的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揣摩分析，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对四面楚歌的总理，手边有这么一股可左右形势的力量又是多么宝贵！
但后来“西纠”却在群众中留下恶劣的印象。除了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外，我们自己也有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后是我编的那首烂歌，再有某些纠察队员不不仅不管红卫兵，反而跟着一起折腾，直到纠察队员打死了人，事儿就闹大了。
先说说我的朋友唐双津，他为人大度豪爽，一身侠气。“文革”初期，他带着一帮同学把他邻居的家抄了。唐的父亲是共产党中将，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那邻居是旧将领世家，从前清到北洋到国民党杂牌军，三四代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这两个中将之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吧。“文革”爆发不久，唐和谁都没打招呼，就把人家抄了。四中“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于是我就去了。当时校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
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十几个中学生把老军人绑起来，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里听。老将军说起的往事，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那是一个不眠之夜。老将军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端给他一杯茶。唐双津后来当了兵，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一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
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着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Ｑ那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
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
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
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四中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总体来说，大家都很友善。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希永、薄希来、薄希成三兄弟，北京市长彭真的儿子付洋、付亮两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父辈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没人歧视他们。刘少奇被打倒，清华的刘涛，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都受到迫害，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待他好，对立派的同学，还有“革委会”、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对他怎么样。
马凯在四中的身份有点儿特殊。他应在前一届毕业，保送北大，但因生病休学一年，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看来，他是老师，当然也就是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眼中，他还是学生。他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谁让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呢？后来他被高年级同学选进革委会，让我们莫名其妙：这老师怎么也成了红卫兵？马凯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偏偏又坚持原则，一急满鼻子的雀斑就会红起来。
马凯常常被我们捉弄。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在“血统论”的辩论会上，我们就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涨红脸说：“同学们，我坚决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我们哄堂大笑。其实早就知道他的立场，其实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不赞成“血统论”，不想招惹他们，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教师背景。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我初中上八一学校，高中考进四中。这两所学校毫无可比性，四中号称天下第一中，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个三流中学。其实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强多少，也不比其他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师资还是设置并无特别之处，关键是高质量的生源。八一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固定单一的生源，决定了一般化的教学质量。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老师讲课不用费劲，课本内容往往简略带过，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我哪儿见过这阵势？眼见着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当上班长，王来强担任团支书——原因很简单，曲明光的成绩掉下来。其实我的成绩更不灵，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干事的那股劲头，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成绩一落千丈，根本顾不上班里的工作。我们班同学你追我赶，成绩最好的都不是班干部。在我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平时不哼不哈，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是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尽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再就是朱之鑫，此人做事极有章法，风格洗练。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一次化学试验中，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要心灵手巧，用滴管滴得极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有沉淀物，最后全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一般！”我才头一次知道香槟酒的颜色。我自信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可那天我的试管里一片浓雾，让我丧气透了。
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未见过的。曹一凡最有意思，他满嘴讲得都是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眼中，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狡猾的教授，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课本去找。“文革”中，他告诉过我一个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谜底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学里的大字报上看来的。
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纯粹是靠天份，而不是靠努力。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这是我在八一学校体会不到的。
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唱起来的，一直唱到今天。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接班”，八一学校想出个办法，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的口号是“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掀起一股学习热潮，那年八一学校几乎全数考上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考进重点高中。但考进去的往往都感到巨大的压力，自然包括我在内。
四中的学生成份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包括朱之鑫在内。党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我们按党的要求努力了——可见我们当时的思想有多么狭隘、扭曲。
四中的学生成份确实很复杂。我们在“文革”中曾认真统计过同学的家庭出身。奇怪的是，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不报“高干”报“革干”；“知识分子”子弟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声要“坏”。象陈凯歌他们就要报“高知”，只报“知识分子”似乎有隐瞒之嫌。当时四中的学生成分中号称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外加高级民主人士。“民主人士”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也就往“坏”里报。四中有个出身统计表，同学们“踊跃登记”，五花八门，什么名目都有——有填“军阀”的，大概是起义将领。还有一个填“奴隶主”的，简直就象是从数千年的坟墓里蹦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过去是西藏的领主，这么填也没错。
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后来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原教导主任赵济敏老师，和我根本不熟，见到我紧紧紧握手说：你表现得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
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班主任田佣老师我没有保护过，我只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赵济敏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统一口径——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嘛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看来文化革命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济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不仅没修后算账，反而设法把学生保护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有报应。我参军后，我们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革”中带着众多红卫兵抄了李莲英的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
这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自然也就有孙子。我在“文革”中从未抄过家，那外调函上的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四中旁边，我隐约记得去过那地方。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极坏，尤其是在部队。可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雄心勃勃，入伍不到一年就入了党。可外调函差不多把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队航空兵报道组，组长刘桂枫是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似乎看出我的困惑，于是给了我一次出差机会，让我“顺便”核实一下。他说：“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
我回到北京，找到刘兰塑胡同的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来，说明我确实来过。我敲开门，主人是中学教师。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顿时眼中充满敌意，说他手里有证据。我请他拿出证据来。他取出一张纸，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但看过后我快炸了。那上面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虽出身不好，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得到过政府奖励，请不要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大印和我的签字。
我这才想起前因后果。六六年“红八月”，此人拿着他的奖状到四中请求保护。当时掌管大印的徐东熙正接待来访者，就让我去看一下，于是我陪着他转了一圈，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反倒恩将仇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所有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他是红卫兵的受害者，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凡报应总得有人来承受。
在“文革”中，学生保护老师的例子也不少，但往往需要某些条件，比如当时冲击较小的军界干部子弟，象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明，张国华上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四中的薄希来和薄希成，身在困境中帮助过老师。他们的父亲薄一波被打倒，他们从中南海搬到一个小地方。在那里他们保护过老师，特别是他们在实验二小的老师霍懋征，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曾是他们的班主任。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拜访过霍懋征，当我提起认识薄家兄弟时，她动情地说，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他们兄弟曾把她藏在自己家里。
我要为中国的红卫兵说句公道话。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红卫兵打人有很多因素，毛主席以及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作用。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什么“要武”，什么“红色恐怖”，都有过“最高指示”。六六年的八九月武斗成风时，军事院校群众代表就该不该打人问林彪，林彪还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虽然“十六条”也有不许打人，不许武斗的条文。这在最高层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这么说不是在推卸我们红卫兵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象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这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暴行，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背景，特别是离开世界暴力革命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允许红卫兵的暴力是很难解释的。
另外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我们这代人都是看革命电影长大的，和上一代人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在我们最熟悉的镜头中，当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等反动角色被押出来，群众不都是涌上前去挥动拳头么？这就是群众运动的仪式。而在这些电影中，当群众纷纷挥动拳头，有红军、八路军或者民兵在维持秩序，但在“文革”中，这一角色却缺席了。武斗的失控由此而来，直到打一个死一个，中央还不控制，这就不那么简单了。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最初就是想扮演红军、八路军的角色，但又存在着悖论：归根结底，红军和八路军是更加暴力的武装力量，战绩使他们拥有维持秩序的权力，那么“纠察队”的战绩在哪儿？普通红卫兵又凭什么要服从他们呢？在这个意义上，孔丹他们成立“纠察队”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红卫兵，连同三个中学甚至西城的红卫兵就跟着他们走了，当然是只走了一段路。但这把火炬还是被上面无情扑灭了，孔丹的母亲甚至为此招来杀身之祸。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其中有个老叛徒，好象是因彭真作保才没被枪毙，也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那个叛徒够老的，跪在卡车上，屁股撅得老高，露着裆。就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要了老家伙的命，我一脚插在他两腿中间，护住他的命根子，这样我离他最近，气不打一处来，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够呛，进会场时，一个个东倒西歪，群众中有人高喊：不许武斗！要说我们确实不像话。押解犯人应维持秩序才对，自己倒先动手打起人来，触犯众怒。
离开会场后，因受到群众的指责，那几个红卫兵心里窝着邪火。那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在红灯前停下。有个过路人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被这帮红卫兵叫上了车，一顿臭揍。那人被打蒙了，索性扬起脸，让他们打，直到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那几个家伙毫无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把他踢下车，又把自行车砸在他身上。在他们的叫骂声中，那人一瘸一拐推着车走了。那是一个普通过路人，很天真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记起他的眼神——困惑、绝望、听天由命。
这几个红卫兵都是外校的高干子弟，心肠之冷，下手之狠，操控他人生命于股掌之间。这完全是禽兽行径。而我也深感羞愧——我和其他在场的人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甚至生出一丝恐惧，怕他们掉过头来把我们也暴打一顿。这件事一直让我很窝火，后来我和某些军队高干子弟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打得天昏地暗。
还有一种人就是鬼魅，这才是群众中最可怕的角色。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栗钧，平时不太爱说话，老实本份。当时校内满是串联的学生，不知他说了句什么话，被团团围住。我们班的李惠敏跑过来说：“栗钧出事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红卫兵头头。待我赶了过去，栗钧已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事的原委我一直没搞清楚。我根本不懂抢救知识，和大家一起把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伤在哪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人群又围了上来，我们只好再把他拖到宿舍。这时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挤过来，手握尖利石头，朝着栗钧的眼睛戳下去。当时根本腾不出手来制止，我只是瞪了他一眼，他收回手，转眼消失在人群中。这样的男孩就是鬼魅——势单力薄，来无影去无踪，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混乱中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但历史中最深的创伤却往往就是他们留下的：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折断，新凤霞差点儿被破相，与其说是群众，不如说是混在群众中的鬼魅造成的。杨丽坤的精神病主要来自幻听，那是受到恶言恶语的刺激。能讲出如此恶毒语言的，这就只能是鬼魅了。
如今我们这些“老红卫兵”说起往事，大事就那么五六件：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反教育体制反工作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是这时写的，这是我们的躁动期：七月，停课“大批判”，主要由学校组织跟着报纸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让我们很不耐烦；八月上旬，毛主席的信透露出来，纷纷成立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八月下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造反规模扩大并失控，开始抄家，批斗中出现打人现象，“纠察队”为整顿秩序应运而生；九月，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二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在大约半个月内，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泄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的暴力主要是为人熟知的皮带，这是唯一的刑具，从未使用其他手段。在这方面，中国红卫兵是很缺乏想象力的。
如果记忆准确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那是我对他母亲的承诺。这个流氓从家中被抓时，他的父母追出来，又打又骂又踢又啐，央求我们狠狠打，好将这个逆子教育过来。尤其是那父亲咬牙切齿，恨不得有人把这个儿子打死。但临押上车时，他母亲悄悄拉住我的手央求说：“别打坏就成！”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我没有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这样的母爱。我打人时手很重，特别是听到那些罪行时。我履行了对那母亲的承诺。我每天都要打一顿那个流氓，不让别人染指，每次都转述他母亲的央求。我心存幻想——为一个母亲让浪子回头，但除了虚伪的告饶和对父母的怨恨，一无所获。我抽他抽到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假设给你一根皮带，让你每天抽同一棵树，没几天你就会累趴下。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培养职业打手。
十月，红卫兵陆续离开北京去“串联”；十一月，由于对打倒刘少奇的极力抵制，被毛主席一脚踢开。“造反”、“破四旧”、“抄家”和“打流氓”这四件大事，构成红卫兵运动的高潮，贯穿始终的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红卫兵运动以“冲击公安部”事件告终，此后一直处在被历史清算的地位上。这构成了北京红卫兵历史的基本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