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七零届眼中的四中

•白羽•

白羽，北京四中七零届三连五排（按当时名称）学生。一九六八年进北京四中，一九七零年离校后当小学教师。一九七七年进北京广播学院读书，毕业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节目主持人、编辑和记者。自一九八八年起至今，在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和导演。导演电影故事片和电视剧，获得多种国际国内奖项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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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初我进入北京四中时只有十三岁。所谓“进入”，是由于那时已取消了入学考试和男女分校的规定，我们这些“七零届初中生”，连男带女，按居住区域就近分配到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当然，我自认为即使没有“文革”也能考进来，因为我在小学成绩突出，又是少先队大队长，原来的理想就是考四中。虽说就近入学已无昔日的荣耀，可迈进四中大门那一刻还是挺激动的。

辅导员们的精神向导

第一次走进四中校园，到处是西北风撕扯翻卷的大字报碎片。而高年级学生和老师们却文质彬彬、几乎没有社会上革命造反的火药味，我恍如回到“文革”前父辈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感到很亲切。虽有“新四中公社”等群众组织在，但很少在校内搞政治活动，只看过他们的合唱团演出的《红卫兵组歌》、《长征组歌》、《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诗歌联唱。在那短暂时期，政治空气并不怎么浓烈，学校已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进行“复课闹革命”，似乎有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承继了“文革”前四中的传统，我们七零届和六九届以及后来的七一届各班，都有“老三届”的学生做辅导员，正是这些辅导员和他们的同学，把我带入一种全新的精神境界。我很崇拜这些辅导员，他们博览群书，谈吐不凡，善于独立思考；他们在讨论或辩论时，或慷慨激昂，或沉潜深邃，或妙语连珠；他们是理想主义者，或崇尚理性，或性情浪漫，或以天下为己任，或独善其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阅读和讨论的内容，譬如德国古典哲学、国际共运史、世界局势、“文革”内幕以及西方文学名著，令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少年如沐春风，为之陶醉。在思想禁锢的年代，应该说那是我们启蒙的开端。辅导员及其同学们就像大哥哥，他们取代了老师，成为我们的精神向导。

我清楚地记得“老三届”一位同学的文章第一句便是：“法国大革命这个真正的金刚力士……”，读得我热血沸腾。他们传阅的一位高干子弟的文章则开宗明义写道：“中国共产党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历史感。

潘廷宏在老校长室给我耐心讲解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还画了图示。刘志民每天下课后仰靠在窗边的课桌椅上，啃着大部头理论书籍，低年级新生常扔石子骚扰他。有一天，我去郭世杰家，他讲述了美国宇航员登月之举，以及尼克松就职演说提到的“那个蓝色的小球”。“上山下乡”前，他送我一本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化革命大事记》，我至今依然珍藏着。王小平登台讲解“反右”和彭德怀事件。廖致杰听说我家藏书幸免于难，趁夜色专程来翻阅品评。娄宾用复写纸传抄“九大”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讲话以及各种内部文件。王文光读遍了巴尔扎克全部的中文译作，认为其笔下的人物仍活在今天。在我看来，常去他宿舍的曹一凡就长得颇像某个插图中的人物。我常常倾听高一学生在宿舍的高谈阔论，有柏铮、金铮、祝文、褚维春、高中等。马凯每天都打乒乓球，登台为我们讲解马丁?路德?金和美国黑人运动。唐华谱写了许多歌曲，我们排练后去中央电视台（当时的北京电视台）直播演出。还有一位高手常给我讲解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的哲学，穿着打扮像农民，言谈举止像大师，个不高，圆头圆脸，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

“清理阶级队伍”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暂时的平静，很快就被“清理阶级队伍”打破了，一大批教师成了“阶级敌人”。

在我记忆中，留下某些难忘的画面：学生们冲进校长室质问杨滨为什么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她气得脸色铁青，一言不发；刘铁岭在全校大会上批判自己的“反动日记”态度平和；一位中年女教师用剪刀铰断自己的喉咙，惨死在大礼堂后面的夹道里；不久前还登台演唱毛泽东诗词的音乐教师曹会澄穿着破工作服，神情黯淡地砌墙垒砖；有一次，我们在长安街游行，把“打倒刘少奇！”错喊成“打倒廖锡瑞（语文教师）！”让别校的游行队伍莫名其妙；二十多位中老年教师（阶级异己分子）关在“牛棚”里，由红卫兵小将日夜轮流看管，饮食、起居、劳动、学习、批斗、“早请示晚汇报”……

不久，一些学生也受到迫害。我们旁听过对刘源源（刘少奇之子）的班级批判会，刘源源站在讲台旁，面对发言和口号声似乎无动于衷。后听说他挨了打，红卫兵团长张杰（其父是总参军械部某处处长）通过关系把他藏在白洋淀。八届十二中全会刚结束，军代表向全校传达说，周恩来把刘源源兄弟姐妹几人找到中南海谈话，告诉他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们还参加过批斗傅亮（彭真之子）、薄熙成（薄一波之子）、孔丹（孔原之子）等干部子弟的全校大会，他们的“罪名”是“对文革不满”，一共二、三十人，一律“喷气式”……

我还有两位校友也是邻居，一位是电影导演陈凯歌（北影导演陈怀恺之子），一九六六年几个红卫兵抄家，罚他面壁而站。另一位是同龄同学刘平梨，他父亲是老红军、“八一厂”创始人之一，母亲是“三八式”干部、北影的医生。刘平梨把江青三、四十年代的轶事讲给一位要好的同学，结果被揭发出来，打成“反动学生”，在全校批斗并劳动改造。最尴尬的是学校指令我代表学生上台发言批判，我不愿意，老师说：“你是跟刘平梨亲还是跟毛主席亲？”吓得我只好遵命。上台前，站在一旁的刘平梨笑眯眯对我说：“快点儿念啊！让我少站会儿。”他一贯是乐天派，从来不生我的气，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

赵京兴案

最为惊心动魄的是遇罗克、赵京兴案。一九六八年，初三学生赵京兴在校园贴出大字报《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声称要利用宝贵的青年时代饱览群书，将来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虽然我自己对“上山下乡”充满了浪漫想象，却由衷地理解并赞同赵京兴的选择。首先我认为年轻时应该多读书，尽管当时社会舆论鼓吹实践重于读书，甚至“知识越多越反动”；再者我认同使命感：“天生我材必有用”。

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时，公安局逮捕了遇罗克，作为他的密友和同案犯，赵京兴被关进了学校的“牛棚”。巧合的是，我不仅是“牛棚”的看管，还参加了学校“专案组”，专门负责对他的批判，也就是说，无论在北京市任何地方批斗赵京兴，我都要跟着登台作批判发言。这样，我与赵京兴“朝夕相处”，对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

赵京兴当时十七八岁，已是饱学之士，文、史、哲、政、经无所不通。他不仅协助遇罗克办报，并撰写了八万字的《哲学批判》和三十万字的《社会主义批判》。他还对一九六六年以来的“两报一刊”社论逐一写了批判文章。

他在日记本扉页上题词自勉：“卡尔，努力吧！”他在被关押的小屋墙上挂着条幅：“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谈，让我受益匪浅。有时批斗回来，赵京兴会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的！

不久运动升级了，遇罗克被枪决，专案组对赵京兴封锁消息，据说是有利于审讯。一天晚上，我们严阵以待，等来了三个中年便衣警察。他们说奉谢富治命令而来，一进门便厉声喝道：“站起来！你叫赵京兴吗？”赵站起来从容回答：“我是赵京兴。”警察问：“你对你的言论反悔吗？”“不反悔！”警察说：“你被捕了！”两个人上来给赵京兴戴上手铐，押进停在校门口的黑色大型高级吉姆轿车，扬长而去。随后，赵京兴经常在警察的押解下被批斗，我就像他的影子一样，每次都陪他登台发言，不过他从未再看过我一眼，也没再跟我讲过一句话。这类批斗会比从前多了一项内容，就是在会前会后有一拨人在小屋里或卡车上毒打他，拳打脚踢外加扇耳光，赵京兴总是默默忍受着。最后他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三十年徒刑；同时被判的还有一位名叫闻佳的美女，气质高雅，清丽脱俗，令观者无不动容。

七十年代末一个夏日傍晚，我在故宫筒子河边见到赵京兴，他正与三两个朋友散步，谈笑风生。我犹豫再三，没好意思跟他打招呼，至今引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