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举重若轻，静对万物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这一章主要讲了“静、躁、重、轻”的对立统一。

“重为轻根”，重是轻的根本。

世界上很多看起来很轻的东西，要是没有重作为根本，是立不住脚的。有个成语叫“举重若轻”，其中的轻就是相对重而言的，原本很重的东西，他却非常轻松地举了起来，就像这个东西很轻一样。那么，如果没有“重”，这个“轻”会怎么样？它会失去意义和价值。

老子专门谈到轻重的关系，就是想告诉大家，所有的轻都是以重为基础的，包括社会上的诸多显现。

“重”是什么？是一种分量、容量和厚度，所以我们经常说“厚重”，像大地一样厚重，能承载万物。厚德载物的厚德，就是“重”的一种，它是做事稳当靠得住、老成持重等诸多优点的集合体。我们常说的“重量级”中的重也有这个味道，这个重是有分量、有价值的。只有以这样的“重”为基础或参照系，事物才能呈现出“轻”来。所以，“重”是可以控制“轻”的，有了一定的“重”，就可以制约“轻”。

我们做人做事都要以“重”为主，注重积累和沉淀。“轻”则与“重”相对，是展示和表现。我经常说，谁能做大事，谁做不了大事，就看他的轻重。如果他稳重、老成、厚德，懂得积累，而且非常低调，他就有可能成大器。朱德就是典型的厚德载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他的经历，从他身上学习一种“厚”的东西。

“静为躁君”，静是躁的主宰。中医用药分君药和臣药，君药指的是治疗某种病症最主要的药，配伍的药则叫臣药。对人类来说，心灵就是“君”，肉体就是“臣”，“臣”是用来辅佐君、承载君的意志、将君意转化为现实的。“静”和“躁”的关系也是这样，“静”可以主宰“躁”。

“静”是安详宁静，“躁”是浮躁、肤浅、喧哗、飘飘然、不可一世。它们是对立统一的，有点像《空空之外》中的真心和妄心。其中，“静”对应真心，“躁”对应妄心，真心主宰妄心。但与此同时，真心和妄心又是一体的，“静”和“躁”也是一体的，“重”和“轻”同样是一体的。

我们夸一个人的时候，总会说他“每临大事有静气”，意思是，每逢遇到大事，他都不会浮躁，格外镇定自若，身上有一种沉静清明的气息。为什么？因为他的人格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有了“重”作为基础，也有了“静”的功力，所以他在言行举止间就有了静气。“静气”也很重要，也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所必备的素质。

淝水之战是东晋非常重要的战役，如果东晋战败，就会被前秦灭国，而且前秦的兵力远远超过东晋，形势非常危急，但即使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东晋主帅谢安依然镇静自若，还与友人下棋。东晋打了胜仗，捷报传到他那里时，他也只是看了一眼就放在身边，陪他下棋的朋友问他战况如何，他才淡淡地说了句：“孩子们打了胜仗。”毫不飞扬跋扈、沾沾自喜，觉得打仗和下棋一样。

《菜根谭》中有一句话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就是一种静气。还有我过去非常喜欢的一副对联：“静对古书寻乐趣，闲观云物会天机”，其中有两个要点，第一就是静气，第二是闲。静是心不浮躁，闲是心中无事。心的闲是静的必要条件，心中一有事，就静不下来，心中无事，永远保持一颗闲心，才能自在随缘地做事。所以，得道的第一个标志就是无事，得道者也叫无事道人、无事真人、无心道人、无心真人。心中一有事就是凡夫，就会浮躁。

上学时，我还在房间里贴过一幅字，内容是：“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两句话出自苏轼的《留侯论》，意思是，普通人如果被人侮辱，肯定会怒发冲冠拔剑而起，跟对方决斗，这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者即便死到临头也不会惊慌失措，即使被人冤枉也不会火冒三丈。这就是静气。

佛教也强调静，因此佛教中有很多关于静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特别有意思：有一次，一个日本姑娘跟村里的小伙子谈恋爱，不小心怀了孕，她父母觉得很丢脸，就逼问她谁是孩子的父亲，姑娘不敢说出真相，就说是附近寺院里的一位禅师。她的父母很生气，不但在村里大骂禅师，孩子生下来之后还抱到寺院里交给禅师，说，这是你的孩子，你自己养吧。禅师明明被冤枉了，却不辩解，只说了句“真是这样吗”，就把孩子留了下来，抚养了很多年。后来那个姑娘实在过意不去，把真相告诉了父母，父母知道冤枉了禅师之后也很羞愧，就去寺院里向禅师道歉，还把孩子要回去抚养。禅师仍然只说了句“真是这样吗”，就把孩子交还给他们。这整个过程中，禅师既没有争辩，也没有抱怨，一直非常宁静。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修行，是一种对道的验证。

禅宗有专门的对治方法，叫“报冤行”，意思是，全然接受所有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不平事，认为冤枉自己的人是前世的债主，所以他冤枉自己也没关系，是自己欠他的。佛家相信因果报应，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行为带来的结果，有些结果是前世的行为所致，有些行为是今世的行为所致，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一种思维方式。愿意这样训练自己的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会解释，更不会抱怨，只会全然接受。如果他不能全然接受，还有怨言，说明他修得不够，还没修到家。即使他没有怨言，只有无法平复的情绪，也说明他修得不够。经过长久的训练，达到前面禅师这样的地步，既不会因为被人冤枉而悲伤愤怒，也不会因为沉冤得雪而感到开心，始终安住在自己的境界里，就算是修成了。

此外，禅宗还有三种修行方法，分别是“随缘行”“称法行”和“无所求行”。

“随缘行”的意思是，遇上所有事情都不要执著，随顺因缘。比如，任何一个圈子里都会有人受欢迎、有人坐冷板凳，前者不能沉浸在受欢迎的喜悦之中，后者也不用心理不平衡，只管接受迎面而来的一切，接受命运中一切的剧情，借它们锻炼自己的道心。这有点像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就是不去强求。

“称法行”指的是，所有行为都要如法，都要符合佛教的教义。

“无所求行”，不求任何东西，对治自己的贪心。

禅宗就是用这四种方法，慢慢地做到老子所说的这个“静”字。

达摩就是这样，他遇到梁武帝时，一言不合，发现对方不是自己所找的人，马上就扭头离去，绝不会因为对方是个皇帝而迁就他，或争取他。当然，皇帝的力量很大，如果争取他，也许对弘法有更大的帮助，但达摩不这么想。他不想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对他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找到一个能和他心心相印、方向一致、能放下自己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传承他的法脉，也只有能传承法脉者，才谈得上将法脉发扬光大。而梁武帝不是这样的人，他不是真正的大法器。所以，达摩当下就随缘离去，梁武帝派兵去追，他也不留下，一苇渡江而去。后来他在少林寺的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人称壁观婆罗门，最后终于等到二祖，其法脉也就有了真正的传人。这也是静，他丝毫不会因为发下了大愿，承载着巨大的使命，就沉不住气，攀缘地做出选择。换句话说，他一点都不“躁”。做大事的人必须这样，沉不住气、容易浮躁的人往往会坏事，至少成就不了大业。

我老是对别人说，最近我已经写了多少字，我今天写了多少字。为什么？因为我要给别人做出表率：无论每天有多少事来找我，无论每天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做我该做的事情，而且会尽量多做一些。因为，无论怎么样，一切都在过去，心里没必要装一些很快就会过去的事，更不该让它们干扰自己该做的事。所以，一切都随缘，在随缘的同时积极做事。当然，做与不做，多做还是少做，对我的个体生命来说没什么区别，因为我只是在完成一件事，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但是我做与不做、多做还是少做，对社会有很大的区别，那么我就多做一些，为世界多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积极做事，万事随缘，这也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