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 既知足,又强行
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
“知足者富”,什么人最富有?知足的人。什么人最穷?贪婪的人。富足是一种心态,生存的基本条件满足之后,所有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你如果追求身外之物,就永远没有止境。比如炒房子,炒上一套你就会满足吗?不会,你还会再炒第二套、第三套……十套八套都不会满足的。报纸上公布了一些腐败分子的家产,他们有成百上千套房子,在这些地方投入这么多,我实在觉得没有意义。住又住不了,出租也很麻烦。如果一不小心生个病、遇上意外,命没了,这些房子就更没意义了。就算人还活着,还健康,还能享受,贪污腐败事件一旦曝光,这些房子也会立刻被国家收回去。他永远丧心病狂——相对于心能自主而言——就会永远贪婪,永远追逐欲望,永远因为不满足而感到贫穷,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好不知足的呢?
当年,庄子饿着肚子也很开心,让他当相邦他都不当——要知道,相邦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多少人打破了头地想当,但庄子不想,他觉得,编几双草鞋,卖掉能换碗饭吃,他的生活就很好了,然后就逍遥自在地活着,写点他爱写的东西,这就是知足。心态上知足,人就有选择的力量,就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会用生命去填补那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欲壑。
“强行者有志”,“强行”就是强迫自己做一些不习惯做,但是跟理想有关的事情,或者勉强自己做到一些目前的力量还达不到的事情。比如,你不喜欢每天学习,但你勉强自己每天学习;你不喜欢每天早起,但你勉强自己每天早起;你不喜欢每天修行,但勉强自己每天修行。总之,凡是勉强自己做一些对人生有益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叫“强行”。
儒家也提倡强行,《孟子·尽心上》中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意思是,人自身就具备万物之理,只要把心收回来,真诚地反省自身,就能体会到莫大的快乐。推己及人的宽仁之道,要勉强自己为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会无限接近仁的境界。曾国藩也说:“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祥。”意思是,想要做到恕道,就要勉强而行,天天勉强自己,事事勉强自己,最终就会让行恕成为一种生命本能和生活方式。
实际上,孔子本身就是“强行者”。你想一想,他周游列国舒服吗?肯定不舒服。我们现在有小轿车,有飞机火车,还是会觉得旅途劳顿,何况孔子?那时的车没有座位,路很颠簸,还没有高速公路,长途旅行实在是一种折磨。而且,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之间离得很远,有时要走好几个月,无论严冬还是酷暑,都要风餐露宿,你说他辛不辛苦?他难道不知道,躺在大书房里的热炕上,身旁有老婆,膝下有娃儿,这样的日子很舒坦、很幸福吗?他当然知道,他也肯定喜欢,但他仍然没有留在家里,仍然周游列国传播文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这就是“强行”。
看《论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些类似于自我安慰的内容。比如,孔子有时会发牢骚,再这样下去,我就弄一条大船,漂洋过海到外国去。所以,孔子对自己的生活是很不满意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虽然不满意,但还是这样做了一辈子,这就是强行。强行者必须有志,没有志,人很难强行一辈子,有时连强行两年都办不到。大家想一想,如果孔子没有志向,不强迫自己周游列国传播他的学说,还有没有今天的儒家?很可能没有。
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批评孔子,其实中国不能没有孔子,如果没有孔子和儒家,中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如果没有儒家,中国不会像过去两千多年那么稳定。因为,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如果没有秩序,根本没办法治理。所以,中国需要秩序。而儒家建立了一整套秩序,所以中国需要儒家。有了儒家的指导,中国就不会陷入无序。无序太糟糕了,如果无序,任何国家都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混乱、犯罪,然后灭亡。群众很容易变成群氓。群众需要好的文化作为他们的生命程序,需要正确思想——哪怕这种正确是相对意义上的正确,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真理层面的正确——的引导。
法国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著作《乌合之众》中指出了群体的特点:冲动、易变、急躁,容易受到暗示和轻信,情绪夸张、单纯、偏执、专横和保守,道德既可能比个体高尚,也可能比个体低劣——大多比个体低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在群体中时,容易被集体无意识所影响。这种特点叫“广场效应”。群体会影响个体的判断,包括对道德标准的判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好的环境那么重要——因为,环境在倡导什么,容易形成一种潜意识,影响人对价值的判断。你在追求高尚人格的群体中,就容易追求高尚人格;在追求功名利禄的群体中,就容易追求功名利禄。据说,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为了迫害异教徒,就在宗教广场上建了火刑柱,只要有人坚持天主教之外的信仰,就会被处以火刑。这不仅仅是为了杀鸡儆猴、威吓群众,也是为了利用广场效应煽动民众情绪,借助群体情绪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圣经》上耶稣被审判和被行刑,就是广场效应的结果。这也解释了雅典人为什么会判苏格拉底死刑。所以,人群容易变成群氓,群氓是非常可怕的,只要人群中出现倡导暴力的声音,就会形成暴力的集体无意识,暴力的人会越来越多,最后,整个人类群体会变得暴力无比。很多科幻电影中,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都是社会混乱,到处有人在犯罪。为什么?因为战争和冲突影响了人群的判断,本可能善良的人,在一种偏激的群体情绪中,容易变得暴力和血腥。各地的种族冲突、宗教冲突,甚至恐怖主义行动,都可以用这种心理学原理来解释。这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主旋律必须是正面和向上的,高大上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文化为什么必须高于行为。因为,什么样的声音最响亮,社会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那时,围观的人很多,却没有人阻止这种罪行,这是为什么?有一部叫《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电影说出了原因:纳粹利用政府力量教育群众,甚至包括那些年幼的孩子,说犹太人不是东西,就像吃人的猛兽一样野蛮可怕。所以,纳粹对犹太人做出了那么多残忍的事情,却没有人反对,甚至有一些深受纳粹思想腐蚀的人,会忘记犹太人也是人类,觉得这样的行为很神圣。那部电影的结局是什么呢?一个纳粹军官的孩子混同在犹太人里,也被毒死了,而下令释放毒气的,正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只有在自己的孩子也被毒死的时候,这个军官才能体会到屠杀的残忍和死者亲人的痛苦。这就是战争的可怕,也是暴力、偏执、邪恶的集体无意识的可怕。它会把很多原本可以是人的人,变成没有主体意识的、嗜血的野兽。所以,虽然很多人都说,纳粹之所以仇恨犹太人、屠杀犹太人,是为了犹太人的财富,犹太人太会赚钱了,德国需要犹太人的财富作为军费开支,而最方便的掠夺财富的理由,就是战争和屠杀,但还有一种说法是,犹太人的祖先杀了耶稣,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偏激的基督徒想要复仇。这也是有可能的。我的意思是,当宗教群体中出现仇恨的、报仇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很大时,就有可能勾起一种能够啸卷整个群体的情绪。
所以,儒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提倡的很多东西毕竟是对人类有益的,比如孟子的“强恕而行”,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有儒家和没儒家,对中国来说是不一样的。
老子思想和儒家思想的不同,在于老子既提倡“强行者有志”,也提倡“无为而为”。也就是说,他既提倡我们勉强自己,最终达到某个目标,也强调不要执著,不要攀缘。这看起来很矛盾,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既然无为、不执著,为什么还要强行呢?就像有些人不理解佛家,觉得你既然强调出离红尘,就是提倡逃避世间,就是逃避红尘给你的责任。这是不对的。佛家和老子一样,也是强调行为上强行,而心态上无为。就是说,行为上不能随顺自己,要强迫自己形成一种新的习惯,但不在乎这个习惯什么时候才能养成,不在乎自己的目标什么时候才能达成,也不在乎自己能得到什么、结果如何。换句话说,佛家也罢,道家也罢,都不是叫你不要努力做事、努力追求,而是教你如何通过强行,慢慢做到无为——习惯成自然,便会实现无为。如果谁觉得老子和佛家的无为是不做事、当懒汉,就冤枉老子和佛家了。
我就是典型的“强行”。刚开始,我也不想写作,也觉得睡懒觉、沉浸在睡梦中太幸福。如果每天能睡到十一点,我也会觉得很好,但没办法,按凉州人的说法,“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你要想有出息,就必须强迫自己。所以,我还是每天三点起床。我曾把当时的自己比喻成被赶往屠宰场的猪——一边龇牙咧嘴地叹气,一边诅咒自己,一边毫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坐到书桌前面。尤其是写出《长烟落日处》,刚打算写《大漠祭》的时候,我五年写不出一个字,只能每天三点在书桌前坐着。当时,我打定主意要跟自己较劲,写不出也坐着,因为坐比不坐好——坐了,有一天可能就写出来了;不坐,一辈子都写不出来,一辈子就睡过去了。所以,我宁可像挤牙膏那样,每天写几行字——最初是五百字,无论如何都要求自己要写出五百字,但经常会完不成,因为实在不知道写什么好,后来,终于能做到每天五百字了,我又强迫自己每天写两千字,坚持写。这就是强行。强行到什么时候才算成功呢?习惯成自然,再也不需要勉强自己时,就成功了。我勉强了自己五年,五年后的某一天,我的心一下打开了,就再也不用勉强自己写作了,因为,有无数文字都想通过我的手往外涌。所以,勉强是必要的,没有勉强,不会有真正的无为,更不会有后来的无不为。
所以,我们要学习老子,要从老子点点滴滴的文字中,找到对我们有用的智慧。这一章老子给我们的启迪,就是一定要强迫自己做一些不喜欢做、但有益的事情。
有些朋友胸中有很多伟大作品,但就是不写,或者在一个地方给困住了,再也走不下去,然后就停了一辈子,放弃了。我跟他们不一样的,不是我比他们更有才华、更有能力,而是我根本不管可不可能,只管每天都去写,每天都往前走,不在乎结果。走上几年,偶然间一回头,你会发现自己已经走了很远。走上一辈子,再回头,你可能已经记不起自己的起点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