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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死局”这种恶性循环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趁着1639年的大干旱大饥荒再次起事后，农民起义的燎原规模越卷越大。

就在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的农民军横扫河南和湖北北部之时，当年，张献忠的部队也横扫安徽，先后攻陷舒城、六安、庐州（合肥）等地，并在巢湖训练水军。为了避免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发生碰撞，张献忠又转攻进入湖北，并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农历五月攻克华中重镇武昌，处死了楚王朱华奎，与部下分食其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也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大饥荒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对于经历大干旱、大饥荒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剧照：闯王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