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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自成扫荡中原之时，位处辽东的清人皇帝皇太极，突然于崇祯十六年农历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暴亡，可能死于中风的皇太极当天白天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就突然病逝，这使得清廷内部的多尔衮、豪格等人为了夺权，暂时陷入混乱。
尽管辽东战场临时歇了口气，但李自成并未停下脚步，就在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攻占西安、随后占领陕西全省后，李自成决定正式称帝。
此前，1643年农历三月，李自成在攻占襄阳后自称为“新顺王”，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一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并宣布定都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至此，在1644年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出现了三个年号，这分别是：大明帝国的崇祯十七年，和辽东满清的顺治元年（多尔衮和豪格经过妥协，最终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6岁的福临为帝，是为顺治帝，并于1644年改元顺治），以及李自成创立的大顺国的永昌元年。
正式称帝后，李自成开始发兵，计划取道山西进攻北京，农历二月，李自成先后挥兵攻克山西汾州（今汾阳）、阳城、蒲州和太原等地，除了在代州（今属忻州）和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先后遭遇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农民军死伤七万多人外，其他地方并未遇到像样抵抗。
宁武关陷落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初一日，此时，距离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崇祯上吊自尽，还有18天时间。
作为拱卫军事重镇大同的门户，宁武关陷落，大同也岌岌可危，由于在宁武关遭遇顽强抵抗、死伤惨重，因为李自成下令对宁武关进行屠城，“婴幼不遗”，这种残酷的屠城政策，使得大同总兵姜瓖极为震撼，看到大势已去，姜瓖立即开关投降，随后，宣府总兵王承胤也向李自成递上了降表，当年三月十一日，李自成的大顺军开进宣府镇，“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满城军民都庆幸自己没有遭遇战祸，免于身受屠戮之灾。
就在李自成取道山西、进攻北京之时，崇祯再次想起了南迁的计划，为此，他与左中允李明睿多次秘密商谈南迁，但崇祯担心像此前计划南迁一样遭遇群臣反对，因此一直不敢公开，一直到农历三月一日宁武关和大同在同一天陷落后，已经接近走投无路的崇祯，决定公开召见百官，商谈南迁计划。
没想到，兵科给事中光时亨率先站出来反对，光时亨激动地说，如果不杀主张南迁的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于是，其他大臣都不敢再公开讨论此事，死要面子的崇祯无可奈何，只得装样子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
见群臣都不敢附议南迁，崇祯只得违心地表示要坚守京城，与京都共存亡：“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有意思的是，激烈反对南迁的光时亨，却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率先投降农民军，在帝国最后的生死存亡关头，光时亨表现得激烈慷慨，但当北京城破之日，他却毫无骨气地屈膝投降。
面对这样不敢担当甚至虚伪无耻的臣子，在某种程度上，也难怪崇祯感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此前，就在李自成于西安称帝不久，崇祯就计划调派宁远总兵吴三桂率领关宁铁骑入卫京师，但如此一来，等于是将明朝在辽东的最后一个重镇宁远拱手让给满清，由于阁臣反对意见甚大，因此崇祯一度搁置了计划。但当三月一日宁武关与大同同一天沦陷后，崇祯已经别无他策，于是只得下令征调吴三桂弃城入关。仓促之间，率领数万关宁铁骑和50万军民南下的吴三桂一行，根本无法迅速赶到，因此，当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城时，进京勤王的关宁铁骑才刚刚走到直隶丰润（今河北唐山），离北京还有几百里路。
南迁遇阻，求援无望，走投无路之下，当年（1644）三月十六日，崇祯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对策，当着众位臣子的面，崇祯泪流满面，文武百官也哭成一团。此时，距离北京城破、崇祯自杀，还有最后三天。
但崇祯仍在做最后的突围计划，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农民军兵临北京城下，无能为力的崇祯只得在紫禁城内绕着大殿不停环走，大声呼叫说：“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为了保留火种，崇祯到此时才决定送走太子出宫南下，随后他召来自己的妹夫、驸马都尉巩永固，让他以家丁护卫太子朱慈烺南下。史书记载，为人性格豪爽、“慷慨多大节”的巩永固深得崇祯信赖，此前他曾经建议崇祯南迁，到了最后关头，走投无路的崇祯才想起这个妹夫，希望他能为大明帝国保留最后的火种，但巩永固磕头跪奏说：“亲臣不准藏甲，我岂敢私蓄家丁？”
君臣二人于是相对而泣，巩永固接着说：“臣等已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崇祯也动了情，说：“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崇祯的八妹乐安公主在明朝亡国的前一年（1643）就已病逝，由于国事纷乱，仍然停灵家中没有入葬，就在巩永固与崇祯君臣二人对话两天后，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巩永固兑现诺言，将自己和几个子女全部聚拢在乐安公主灵柩前，临死前他对孩子们说：“你们都是皇帝的外甥，不能落入敌人手中受辱”，随后他举火焚烧全家，自己也在乐安公主灵前自刎身亡，实现了与崇祯君臣共生死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