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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当时，此前曾经多次击败李自成的名将孙传庭，在1642年被重新释放后，由于兵少匮饷等多重原因，在河南被李自成部击败后，不得已率部退入陕西休养。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并逼迫当地富户绅商捐款助军，这使得陕西士绅非常不满，纷纷上书朝廷，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对于崇祯着急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辽东边军边军为了对抗满人又无法南下的两难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地说：“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部，随后与李自成军队在崇祯十六年（1643）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继，加上粮道被截，孙传庭所部在回撤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一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崇祯皇帝还怀疑孙传统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以致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在继1630年中皇太极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山之战中惨败后，又一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

尽管崇祯在位的十七年大明帝国内忧外患，但不得不说，即使在帝国末日，从袁崇焕到孙传庭，大明帝国也并不缺乏能征善战的忠勇良将，但志大才疏的崇祯并没有能力驾驶大明帝国这艘摇摇欲坠的巨轮，相反，他是一位不合格的船长，而他在关键时刻的屡屡错误决策，更是促使大明帝国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

才能平庸的崇祯，无法应对明末的大变局